中国的政权稳定：维持还是倾覆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最近，随着温哥华商人程慕阳被确定为是生活在加拿大的若干逃犯之一，中国反腐运动轰轰烈烈的迹象已经出现在加拿大。中国希望将这些逃犯遣返回国，让他们面对腐败指控。这场运动相当程度上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才得以扩大规模并增强打击力度，一些人将其视为恢复中国共产党影响力与合法性的关键举措；其他人则认为，考虑到其展开的规模和不透明的运行方式，以及打击到用来维持政治系统团结和睦的庇护关系网络的核心，这场运动的效用适得其反。而且，该党对权利活动人士和公民社会日渐加码的镇压，或许实际上正在深化而非削弱公众的不满。最终结果是，该党正在为它自己制造某种源源不断的脆弱性而非加以祛除。 中国的政权稳定：两种观点 关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观察人士往往形成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将习近平视为邓小平（35年多以前中国改革计划的设计师）以来中国最强势的执政者，并且恰恰是该国需要的那种领袖：在推进棘手的经济改革举措过程中，他可以平衡相互竞争的多方利益。在他们看来，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在腐败缠身的中共党内形成了一种亟需的政治文化；这一运动试图维持该党的合法性，并防止其逐渐分崩离析。而且，他们还经由他在以下方面展示的能力来评价其实力和成就：通过清除反对者和潜在的竞争者，并担任负责规划重大经济、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多个“领导小组”的组长借以集中其制度化的权力，习近平巩固了他的人事权。 第二个阵营认为，这个以其适应性著称的共产党政权显示出分裂的迹象，而这种分裂在习近平领导下反而加剧了。持有这种看法的最重要学者之一是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他是资深中国观察人士，一般是以对该政权适应性的乐观评价而著称。近日，沈大伟在一篇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挑衅性文章中转变了看法，这篇文章收获了相当多的注意力。根据这一派人士的看法，愈发缓慢的经济增长，伴随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和大规模的环境问题，已加剧了民众的不满程度。无可否认的是，据估计，中国目前发生的社会骚乱事件一年至少达到18万起， 这些观察人士还注意到习近平铁腕反腐运动明显的消极面：通过将反腐矛头既指向“老虎”又指向“苍蝇”（也就是说，既包括高级领导也包括低级官员），习近平已打击到了在每一政治级别维持党的体制团结和睦的那种特有的庇护关系网络。从那一意义上讲，当该党展示其表面实力的同时，它实际上正以其自身的行动从内部弱化自己。 党内出击：反腐运动 自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伊始，习近平就将打击党内腐败视作最优先事项。在中共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筚路蓝缕的岁月中，党的干部的艰苦朴素并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其治理理念。这些实践和原则还帮助共产党从其对手国民党那里赢得了民心。 但眼下，中共的形象寓意无法再由这些原则更进一步。今天，这个党让人们联想到腐败、红色贵族以及滥用权力和公帑。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称贪污腐化构成对党的执政的“生死攸关的威胁”，是恰如其分的。（引号内是意译，未找到习近平的原始表述。——译注） 而且，只要不同派系在现存体制下均是既得利益阶层，习近平的反腐斗争就可以被视为具有建设性意义，因为它削弱了那些有动机阻碍改革的人士的权力。比如前政治局常委会委员、迄今为止被拿下的最高级别党的官员周永康，他执掌了一个控制若干能源企业的巨大网络，这些能源企业是该国最大规模的一些国有企业。考虑到这些国有企业目前对重要经济领域的垄断性控制，它们同时还是反对经济改革最起劲的若干力量之一。就此而言，通过清除周永康这样的人士来对贪腐行为宣战，在为亟需的经济改革举措开路方面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但就反腐运动正在推进的方式，人们的忧虑与日俱增。观察人士指出了若干令人忧心的方面。 ·反腐过程太具有选择性并且不透明：负责推进反腐败运动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的组织，它的地位高于法律。其调查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其程序注定是不公开的。我们知道，过去两年间有数千官员被调查，并且，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其中一些人被公开羞辱。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被调查。这令很多人相信，目前的反腐败运动既关乎习近平清除对立派系，也事关系统性铲除腐败。一个显著例子是中国最高军事领导人之一徐才厚，他近日因“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而落马，这便于帮助习近平巩固其对军方的控制权。（徐才厚于2014年10月被提起公诉，引号内是新华社播发的起诉事由；2015年3月15日，徐因膀胱癌病故。——译注） ·反腐败运动的最终结果将不会有助于经济改革和增长：调查官员时的这种不透明和选择性做法正在普通干部当中灌输恐惧和不确定感。没有人知道谁是名单上的下一个人，或者下一只斧子何时劈落。这与习近平正试图营造的改革氛围背道而驰，并且该国需要维持其增长势头。任何大规模的经济改革都要求地方的贯彻执行。然而，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各级政府中的党的官员都有动力裹足不前。任何出众的表现都可能引来某人对手的注意，并鼓励他们向反腐机构汇报该人以往的任何不法行为。每一位政府官员都可能有家丑会被曝光。这不仅妨碍经济改革举措的贯彻执行，而且有害于地方的创新和增长升级。 ·官员被拿下的规模和突然程度正在动摇体制：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政治升迁基于任人唯贤（特别是带来经济增长的能力）和庇护关系。一个人在党内权力位阶中攀升得越高，庇护关系网络在决定升迁方面的作用就愈发重要。在中国这种威权体制下，体制的基础稳定与否，不是源自人民投票选出的官员，相反是来自庇护网络。独裁者获得支持的方式是承诺与其追随者分享掠夺所得，而这正是笼络政治内部人士的手段。这样来看，对党控制权力而言，侵蚀这一体制就是具有高度破坏性的举动。而且，一些党的高级领导被公开羞辱，在电视上忏悔，在人民眼中，这样的事件恰如“皇帝的新装”这种时刻一样，对加强党的合法性来讲，效果适得其反。 党外出击：“维稳” 在2012年（原文如此，当为2013年——译注）接掌国家主席一职后，习近平很快就将其权力中心转移到了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是掌管外交事务和国内安全。习近平本人担任了这个强大委员会的主席一职，这使他得以集中控制国内安全资源，并清除党内高层负责这一职务的任何潜在的有力竞争者。 结果是，对社会进行政治压制的目标、范围和强度都在不断增加。党的高压机构（或者用官方修辞来讲是维稳机构）在胡锦涛治下显著扩张，尽管其起源要追溯到1989年之后的镇压行动。但这种维稳机构的范围早已扩大，甚至进一步将互联网监控和内容审查机构、公安部门、政策和国家情报机构、人民武装警察、准军事力量、地方“维稳单位”和城管部门包括在内。另外，习近平继承了一笔“维稳”预算，据报道，自2002年到2012年间，这笔预算从1328亿元人民币（162亿美元）增加到7020亿元人民币（1110亿美元），增加了五倍以上，超过了官方公布的军事预算。（从1328亿元增加到7020亿元，后者是前者的大约5.28倍，等于是增加四倍以上，作者计算有误。——译注） “自由之家”组织（Freedom House）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注意到，自2013年以来，包括草根权利活动人士、网络意见领袖、互联网用户、商业人士、党的干部、劳工领袖、学者和教授、平面和电视媒体记者、基督徒、藏族人士和维吾尔族人士在内，范围广布的团体感受到压制的增加。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九号文件命令所有相关机构根除任何肯定“西方”普世价值如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和司法独立的言论。（自由之家成立于1941年，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际性监督机构，致力于在全球拓展自由，以对各国民主自由程度的年度评估报告著称；文中所引该组织报告发布于2015年1月，题为“The Politburo’s Predicament”。九号文件发布于2013年4月，同年8月由海外中文媒体全文详细披露其具体内容。——译注） 严厉的镇压也施用于商业媒体和社交媒体。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于2014年建立，用来协调信息技术安全和互联网内容审查工作。互联网内容审查过去大多外包给互联网企业，由这些企业监控其用户。这个领导小组也由习近平负责，这预示着信息控制的高度优先地位。对内容的过滤和管理目前越来越多地由中央控制和协调。《南方周末》多半已失去光彩，而这份报纸曾经内容火爆，充当了商业化媒体推动新闻自由的最重要榜样。诸如博客作者慕容雪村这样的网络意见领袖见证了他们的言论自由遭到大幅度剥夺，慕容雪村一度在社交媒体上拥有数百万追随者。新浪微博类似于中国的推特，这里一度是喧闹的社会事务讨论平台，也早已平静下来。遍布商业界、学术界和媒体行业的普通互联网用户悲叹，中国的互联网很大程度上已变成内联网。 然而，日渐加剧的互联网内容审查和对社交媒体的镇压并未吓倒中国网民。越来越多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正在运用虚拟专用网络和其他规避工具来攀登“长城防火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网站的萧强认为，目前的镇压鼓励了互联网用户寻求替代性方式表达他们的意见，而并未增加他们的恐惧感。镇压还加剧了对审查机构的不满。（据其官方网站介绍，“中国数字时代”是一个中、英文双语的新闻聚合网站，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逆权力实验室”提供技术支持；萧强为该网站创办人及总编辑。——译注） 自由之家业已观察到重重镇压之中公民社会所展示的弹性。一些公民社会组织或许已被迫走入地下，但并未放弃为它们的事业进行抗争。压制扭曲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导致政权的合法性降低。尽管公民或许并不拥有资源或者动员结构来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但目前，可用来动员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不满情绪相较于以往更加强烈。 到达转折点？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公民与政权之间存在一种隐形社会契约：公民同意以一种政治上的顺从换取共产党政权带来济繁荣。迄今为止，该政权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这项交易的结果：尽管是否买得起住房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城市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还是一直在增加；并且，过去十年间，流动工人的工资增加迅速，这令他们比上一代人富裕了很多。然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眼下，该政权维持其执政绩效合法性的能力，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细究。加上日渐加剧的镇压造成的政权合法性流失，这样的细究似乎正在带领民众比1989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接近于转折点。 究其实质，习近平正在体制内外实施严厉的压制。截至目前，看起来他得到了作为党的权力之巅的政治局常委会其他常委的支持。但是，目前的反腐败运动正在制造指向官僚阶层、党内普通干部和各个级别领导的寒蝉效应。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他们持续生活在恐惧当中。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士被党的领导层褫夺权利的事实并非不可预见。然而，他们恰恰也是习近平那些打压体制外人士的诸多行动的执行者。这使得同时进行的两类打压举措在时机上欠缺明智，至少从维护党的执政的视角来看是如此。假如存在共通的路线或利益，围绕这些路线或利益，那些体制内外的人士有可能携手合作，那么对这个政权的威胁将会增加。自由之家对一些活动人士的访谈表明，出于同情或者良知，一些安全机构的人士已打定主意不执行他们上级的指示。 对加拿大的启示 眼下，中国已将其反腐运动扩展到国界之外，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有可能容纳一些被通缉逃犯。加拿大是来自中国的逃犯最常见的逃亡目的国之一，因为北京和渥太华之间没有正式的引渡条约。如同久拖不决的赖昌星案件已充分昭示的那样，对任何被通缉名单上的人发起正式指控都将令双边关系走向紧张。 考虑到其经济和人口的绝对规模，即便其经济增长可能已进入平稳发展期，对加拿大企业来讲，中国依旧是展开投资的魅力之所。然而，鉴于宏观环境愈发呈现高压态势，在很多领域，从获得政府的项目批准到加强财产权再到解决纠纷，外国企业将持续面对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的国家，习近平的铁腕反腐运动恶化了这一局面。<div> </div> （本文作者王惠玲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Prosper or Peris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edit and Fiscal Systems in Rural China[2012年]，目前致力于研究中国的社会稳定及威权政府的持久性问题。听桥译自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网站，2015年6月2日发布，原题：“China’s Regime Stability—Sustaining or Collapsing?”。翻译时略去原文关于“领导小组”的一个注释。加拿大亚太基金会[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是一家非盈利机构，致力于研究加拿大与亚洲的关系，总部位于温哥华市。） 出处：http://www.asiapacific.ca/canada-asia-agenda/chinas-regime-stability-sustaining-or-collap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