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塔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电话里是安妮塔的独子米特拉斯的声音：“妈妈不在了，后天下葬……”我一下子被击懵了，打断那沉重的不能再沉重的电话：“怎么回事？妈妈怎么了？什么时候去世的？在哪里去世的？”“妈妈是癌症，胰腺癌，两周前在海德堡大学医院去世的。我一直守在她身边。”“你爸呢？”“他去看过两次，说病情好转了，以后再没来过。” 阿妮塔是我在海德堡大学住学生跟宿舍时的邻居，那宿舍是给有家庭的学生住的，我跟9岁的女儿住两间小屋，厨浴齐全，房租低廉，是大学的一种福利。阿妮塔两口子跟4岁的儿子住楼下三间一套的。她先生克劳斯学医，她是体育系的。为了让克劳斯安心攻读，安妮塔辍学相夫教子。克劳斯很争气，读完本科，又去玛格德堡读博。安妮塔虽然不上课，但仍然注册，以便能留在学生宿舍。她爱张罗活动，又能跟大学沟通，是个不可多得的社会人才，大家都喜欢她。 我刚来时，德语远不够母语水平，给各方面写信，全由安妮塔修改。不管多忙，她总是有求必应，给我帮了大忙。其实还远不止语言方面，安妮塔对我们娘儿俩有一种本能的关爱，人权观念在她血液里。有一年圣诞节后，在外面碰到她带着米特拉斯送母亲回家。安妮塔很孝顺，每两周去特里尔看母亲，这回则接老人家来海德堡过节，然后再一起去特里尔母亲家过年。我问他们怎么走，老人家回答：“我们坐火车站”。安妮塔气得嗔道：“老年痴呆！昨天还说，楼上的中国女士上电视了，她看中国女士都是你。”我说：“那真是我。可别说老年痴呆，坐火车站算什么，我们中国人还有说买中国店的呢。”米特拉斯蹦着唱：“坐火车站，买中国店……”打这以后，我们走得更近了，安妮塔关注中国人权，参加了一个德中友谊半月会。 后来我搬出了学生宿舍，安妮塔还留在那里。再后来，我离开了海德堡，安妮塔还在那里。我们之间时而通个电话，逢年过节报个平安。后来安妮塔搬到特里尔，照顾母亲，有一天打了个长长的电话，说的全是夫妻分手的苦话。我听出她愿意克劳斯浪子回头，便自作主张，给克劳斯发电邮，从社会学角度给他上婚姻家庭课，家庭稳定是事业的基础。发了几封，克劳斯一封都没回。他已经是黑森林里一家大医院的精神病科主任了，可是，没有安妮塔的牺牲，他能做到这一步吗？我仍旧希望他与发妻重归于好，每次与安妮塔通话都问起克劳斯。安妮塔终于说了真话：“他已经跟另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了，不理我还好，连米特拉斯都不管了，电话也不打了。”她知道强求不得，愿意成全他们。结局却让她遗憾到不能再遗憾，克劳斯扔了黑森林医院科主任的职务，跟着那女人去了瑞士，在一家疗养院打工。安妮塔为了他扔了自己的学业，如今他却什么都不是！ 不幸总是伴随着安妮塔，刚离了婚，母亲又去世了。安妮塔有个妹妹，住在南方，安妮塔一个人照顾母亲，一直服侍到老人离世。早在十几年前，娘儿仨就协商好了，母亲和母亲的各项事宜均由安妮塔一人照管，包括经营一座老房的维修和出租，房租是老人的生活来源。妹妹放弃了责任，也放弃了继承权。这事我在海德堡的时候就听安妮塔说起过。如今妹妹拿出一份老人签字的遗嘱，那房子姐儿俩一人一半，她告到法庭，坚持要她那一半。安妮塔认为母亲在老年痴呆状况下的签名不能算数，可是母亲没有看过精神病科，法庭认为痴呆一说没有证据。律师找到克劳斯，让他出示证明。克劳斯很不情愿，还是写了一份他当年的观察。妹妹说他作为前夫无权出示这种证明，要求法庭拍卖房子。安妮塔为了保住祖传老屋，愿意出钱给妹妹。 2009年，安妮塔带着米特拉斯来看我们，娘儿俩开一辆破车，发动时像大地震，儿子在后面推。街坊四邻跑出来看，都为长得帅呆了的米特拉斯叹息。那时房子还在，安妮塔正跟妹妹协商私了，当年学生宿舍里的强人风采荡然无存，穿着奇异，像中世纪的卖菜妇；说起来没完没了。无论换任何话题，都是她一个人说，如果不打断，她会说上三天三夜。我说起营救朝温家宝扔鞋的剑桥学生马丁·杨克的活动，安妮塔格外兴奋，出了许多点子，都不怎么沾边。米特拉斯注视着母亲的眼睛，像仰望圣母一样，微笑着听她絮叨。 回去后没几天，安妮塔打来电话，说妹妹不接受私了，坚持由法庭做主。这就开始了漫长的拍卖过程，法庭委托鉴定师看房子，估了价。老房子本来就不值几个钱，第一次拍，落到专家作价的70%，还是没拍出去。过了俩月再次开庭，以不到50%的价钱卖出去了。安妮塔拿到手的那一半，还不够付律师费。病就这样坐下了，在她胰腺里种上癌细胞的是她的至亲。 电话里，米特拉斯告知：妈妈后天在海德堡苍山公墓下葬。我说：“苍山公墓里住着一百多位海德堡大学的教授，马克斯·韦伯也在那里。”米特拉斯轻轻笑了：“我知道，也看见了韦伯墓。妈妈那么喜欢海德堡，就让她留在这里，跟教授们为邻吧。” 安妮塔总算有个孝顺儿子，陪她一生，为她送终，也算是人世给她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