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德”黎元洪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黎元洪是安徽商人的子弟，缺乏科举文化的熏陶，这是他报考北洋水师学堂的重要原因。依据当时的标准，北洋水师的待遇是相当优厚的，但因为不是“两榜正途”，通常只有无心或无力走士大夫路线的家庭才会考虑。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容易被主流社会视为胸无大志或走投无路的表现。<div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color: #454141;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Heiti,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font-size: 14px;"><img src="http://www.21ccom.net/uploads/allimg/150624/13592_150624094506_1.jpg" width="165" border="0" height="220"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cursor: pointer;" alt="" align="right" /></div>        英国顾问说，北洋水师主要有两种人。第一种是福建人，多半是商贾的子弟，一向遭到中央帝国和儒家士大夫排斥。他们讲官话还不如讲英语流利，对朝廷和战争都毫无兴趣，把军队当做赚钱的另一种方式，但至少还熟悉水性。严复、萨镇冰和方伯谦都来自这个集团。第二种是中原人，多半是黄淮地区的游民冒险家，属于宋明以来主流社会“好男不当兵”的典型代表，在天下太平的时候比较可能做江湖好汉，在天下大乱做皇帝或反贼都有可能，如果皇帝和反贼当真有任何区别的话。李鸿章招募他们原本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但由于新式海军人才奇缺，以及解散流氓无产者军队具有极大的社会危险性，也就是说无饷可领得士兵除了做贼以外，通常什么都做不了，朝廷很可能不得不尽快招募新军，镇压这些老兵组成的盗匪或帮会，因此把他们塞进任何有饷可领得地方，都不失为大臣公忠体国的证明。这些人在智力上属于大清社会的最底层或接近最底层，训练他们掌握包括汉文在内的任何文字，都会面临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即使他们真有任何学习欲望，但这一点并不确定。较之畏战如畏虎(其实只是经济理性人的正确计算)的福建人，他们具备彪悍不畏死的好处，然而这种特征来自底层人命贱的残酷现实和掳掠发财的宝贵希望， “破城大掠三日”的渺茫希望对流氓无产者而言就像马票中大奖对劳动阶级、一举中状元对读书人一样不可或缺，不可能稍加损害而不影响战斗力和社会结构，贵族绅士为荣誉而战的勇气对他们比外星人更加不可理解，戈登将军绝不会欢迎他们加入自己的军队。可惜他们是一批不可救药的旱鸭子，怕晕船的程度常常超过怕死，因此发挥不了这个仅有的优点。丁汝昌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较之大多数同侪，他至少为人比较厚道，但以任何标准衡量，都绝对称不上廉正或能干。他们的蛮横和彪悍几乎构成无法分割的整体，往往将报复社会和阶级斗争视为正义的体现。由于他们的存在，北洋水师的官兵很不愿意接受英国提督的要求，大部分时间留在水上。由于提督丁汝昌同样或更加害怕晕船，他们的愿望以维护国家主权的名义得以伸张。自从不识时务的琅威利滚蛋以后，帝国主义不再干涉大清内政，北洋水师的训练水准也就相应地降低到符合大清基本国情和淮军骑兵传统的程度，直到吉野号出现为止。黎元洪准备托付终生的对象，就是这样一支军队。　　1883年，黎元洪来到天津。他体现了本分商人最好的家教，敦厚实在，处处替人留余地，勤勉踏实，重视细节，不爱多管闲事，没有士大夫夸诞虚浮的习气，但是对抽象知识的智力和学习能力实在不能令人恭维。他在学校最喜欢引擎，跟他的出身和为人很有关系。从他的性格特征看，他做工程师比做军人合适。相比之下，著名的严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充分发挥了文人好高骛远、不务正业、尤其不爱体育和军事的特长，把西洋文学和政治理论钻研得很透彻，尤其酷爱越级批评国家大政，仿佛不是学海军而是学新闻，日常生活不像活泼好动的少年士官生，倒像一动不动的菩萨像。这种性格即使没有遭到上司不出所料的打击排挤，也不像是能发展成勇将的材料。历史往往比小说更离奇，严复居然恰好是黎元洪的教习。他给这位学生的评价是“德高才疏”，的确很有知人之明。　　黎元洪既不是淮系，又不是福建系，为人又老实不善钻营，得不到美差肥缺是很正常的。毕业后，他在广甲舰任职。这艘军舰是福州船政局的产品，由马尾船厂生产。由于技术和经费的限制，左宗棠和沈葆桢的继承人没有能力生产铁甲巨舰。广甲舰用现在的话说，是山寨货。船身基本上是木制的，只在机舱中部覆盖龟甲。这样的配置对付海盗足够了，对付镇远这样的铁甲巨舰只能坐以待毙。即使在穹甲巡洋舰当中，广甲舰也是劣质产品，航速和马力不过致远、靖远舰的四分之三左右，150mm的主炮只有一门。广东水师之所以需要这样的产品，是因为他们没有承担拱卫京畿的重任。黎元洪之所以派驻这样的地方，是因为没有人打算栽培他做第二个刘步蟾，他自己又是太安分守己的人。然而造化弄人，广东水师虽然认为甲午战争是李鸿章私人的活动，仍然不得不出兵支援，选中了广甲舰。这艘军舰像大多数过时的山寨货一样经得住折腾，临时安置了三门克虏伯大炮，江南制造局又补充了四门副炮，产生了一块古今中外俱全的大补丁。黎元洪就在这块补丁上担任二管轮(轮机长的首席助理工程师)，由于进攻时火力不足，逃跑时速度不够，终于全船覆没。黎元洪水性很好，浮海得救，但朝廷迁怒残兵败将，下令他们自行解散，仿佛以后再也用不着海军似的。　　这时，广州水师的创始人张之洞代理北上勤王的刘坤一职务，驻节南京摄行南洋大臣职权，兴致勃勃、眼高手低地编练“自强军”。黎元洪投奔这位理论上的老上司，奉命修建狮子山、幕府山炮台。黎工程师发挥谨慎周密的特长，花钱少而办事快，使志大才疏的浪费大王张之洞不得不服，称他智勇深沉。工程完竣后，黎元洪顺理成章地接任炮台总教习。刘坤一从山海关返回南京，张之洞很不乐意地返回武昌任所，留下了炮台，带走了黎元洪。此后湖北新军的缔造，黎元洪厥功至伟。他的湖北军界的地位虽然不及张之洞的“丫姑爷”张彪，但他做的具体工作比任何人都多。湖北新军和舰队的核心(包括所谓“六楚四湖”)、汉阳兵工厂和钢铁厂都在他手中成型。湖北陆军小学堂和留日学生大多受他提携，包括他理论上的同乡蓝天蔚。黄陂其实是黎家侨居的第二故乡，黎家原先也不是书香门第，但该地在清末文风颇盛，黎元洪大有附庸风雅之意，培养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成就，至少成功将他的后人变成了士大夫的同侪。重文轻武的旧思想或自卑感在清末民初的武人当中非常普遍，以致于他们的子孙经常弥补先辈的遗憾，反功利地挤进行将灭亡的士大夫阶级。民国早期的门面之所以能够维持，与其说是因为舶来的法统神圣性，不如说是因为武人将针对士大夫的习惯性敬畏移到了民国身上，随着旧思想老将的凋零，少壮军人越来越轻视法统和一切文治。　　1906年，黎元洪就任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这个军衔比较接近光荣革命时期的上校，是能够独立作战的最小军事单位。在此期间，他再次证明了端谨的品性。他不擅长钻营，除非别人主动把权力送进他手里。张之洞离开湖北以后，陈夔龙和瑞徵无法复制他在士绅当中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张之洞的粗疏和浪费变得可以原谅了。如果以技术官僚的标准衡量，大清最后五年的执政能力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辛亥年湖北藩库的白银之多，跟张之洞留下的巨额债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政治主要是沟通和协调的问题，张之洞的继承人在这些方面确实非常低能。张之洞的诗“君臣末世自乖离”一语成谶，官府、绅界和军界似乎变成了几个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各个王国流行的话语相去甚远，以致于荣辱赏罚丧失了正常的功能。克雷洛夫寓言当中，天鹅和梭子鱼一起拉车的故事应验了。武昌起义与其说本身非常重要，不如说只是在东倒西歪的大车上随意扭了一下，最后一点点平衡立刻就垮台了。黎元洪作为众所周知的体面人，自然不会愿意收拾并非自己造成的残局;然而正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体面人，所以互不信任的各方都相当积极地把责任推给他。　　武昌起义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军政府主要关心两件事。第一是无所不在的财政问题，第二是各府县的权力问题。军事问题表面上重要，其实却是财政问题的一个侧面。北京之所以没有立刻发兵南下，抢在各省响应之前，一举荡平叛乱的源头，关键就在于湖北藩库的大量银两。武昌军政府能够迅速将军队扩大五倍，主要依靠这笔资本。北京的参谋人员发现：为了应付如此庞大的敌人，需要动员的人力和财力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案。他们为此耽误了异常宝贵的几个月时间，等到大军准备就绪，革命军已经攻占了十八省的三分之二，包括主要的税收来源，列强控制的海关和盐务不愿介入战争，置北廷于绝境。这时，北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财政丰裕是清末新政的重大成就，不是湖北独有的现象。林则徐或曾国藩如果拥有这样的资源，历史的走向就会完全不同。然而各省绅士跟朝廷离心离德，原因恰好就在这里，应验了儒家“财聚则民散”的古训。当然这里的“民”不能解释为革命党动员的游民无产者，只能解释成产生了罗泽南和汤寿潜的地主资本家。黎元洪出山的重要性在于：他具备有产阶级赞赏的德性，是议绅们可以信任的对象。叛军如果拥戴纯正的革命党人，很可能会出现焦达峰在长沙的局面。都督府挤满了沐猴而冠的帮会弟兄、江湖草寇，活像黑社会组成的草台班。商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得不得保障，纷纷关店逃走。租界里挤满了逃难的民众，恳求列强出兵维持秩序。这种脆弱的中间状态不可能持久。革命政权要么一不做二不休，依靠无产者组成的主力军，彻底粉碎私有财产的条条框框，镇压有产阶级的消极抵抗和公开颠覆;要么干脆将政权交给有产者能够信任的人。湖南和贵州的军政府两者都做不到，很快就招致了谭延闿和唐继尧的政变。谭人凤正确地指出：鄂军在政治上的审慎，主要体现于及时选择了黎元洪。黎元洪在辛亥以前和以后的表现都证明，他相当厌恶权力的负担。跟有些(企图抹杀他的贡献或罪责的)说法相反，辛亥以后的一年时间是他最活跃和最关键的时期。他迅速完成了集中财权和军权的任务，不仅证明了他的管理和组织才能，更证明他擅长理解自己的地位和任务。鄂军收编各地军政分府，异常顺利。军政分府大多是自封的，许多掌握在敌视有产者的激进分子手中，例如詹大悲的汉口军政府。黎元洪跟汤化龙和议会争夺财政权，手段和成效同样惊人。他证明自己只要愿意，并非不具备玩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能力。所以他后来的克制和退让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庸懦，更有可能出于顾全大局的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独立各省大多在这两大难题上陷入可悲的混乱，都督满街走、司令穷如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没有什么比对照更能说明问题了。　　鄂军的模型并不是没有问题，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后患无穷。鄂军都督府作为起义各省推戴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示范效应不是黎元洪个人的低调所能限制的。他毕竟是一位优秀的专业军官和组织者，觉得良治和集权没有明显的区别。财权和事权的集中将湖北变成了一个法兰西式集权共和国，允许武昌中央政府对各地行使专断权力。这种模式最初的推广与其说是刻意设计的结果，不如说是首义威望造成的盲从效应，但还是造成了自相矛盾的宪法问题。各省对南京或北京的中央政府行使类似日耳曼邦联主体的权力，包括战争和议和的权力;对自己的州县行使雅各宾专政的权力，包括武断任免和武断征敛的权力。这种上层美国、下层法国的宪制确实是世界宪法史罕见的怪胎，国本不定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我们必须对黎元洪的处境有同情的理解。他习惯于低估自己，有理由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威胁非常严重。只要能够避免了江湖流寇对士大夫的逆向专政，没有什么代价是不值得付出的。他毕生的特征是超乎寻常的仁慈和宽厚，对冒犯自己的人缺乏报复欲;然而对危及社会稳定和良民安全的张献忠洪秀全式人物，即使是朋友也要坚决镇压。章太炎心满意足地颂扬他屠杀了一万多名不可救药的盗匪，解江汉人民于倒悬。他集中权力，主要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会，随时愿意让位给更加胜任的人。他认为袁世凯是这种人，其实是当时体面人士的共识。袁世凯辜负了他的信任，正如辜负了段祺瑞和蔡锷性质相同的期望。当时他和段、蔡的政治诉求差别很小，只是他的个人表现欲望比后二者小得多，正如他的机会和实力大得多。他如果有意做吴佩孚、唐生智一流人物，无论个人军事能力和政治素质都要强得多。我们不要忘记：后来的军阀大多是半路出家的业余军官，成功的原因不是专业军事能力而是不肯错过任何机会的虚荣和自私。相形之下，不断主动放弃机会的黎元洪就显得格外高风亮节。　　南京光复后，各省代表会议迁往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意味着鄂军都督府丧失了代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职权。临时参议院缺乏必要的审慎，在大元帅和副元帅的人选问题上出尔反尔，激化了宁汉之间的矛盾。同盟会用并非完全正当和体面的手段，在沪宁杭三角区击溃了光复会的势力。陶成章一死，朋友和余党相继投入鄂军的怀抱。陈其美运用他的江湖关系，挤走了淞沪士绅青睐的前盟友李平书。三吴士绅和前清旧吏痛心侧目，不逊于湘楚士绅看到焦达锋招徕的哥老会弟兄登堂入室。他们虽然已经有了程德全和汤寿潜，但仍然缺少具有全国声望和革命正统性的代理人。承担这种任务，谁还能够比大元帅和首义英雄更合适呢?苏鄂合流，势在必行。1912年5月9日，民社和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合并为共和党。民社是鄂军的政治组织，由首义功臣黎元洪、孙武、张振武等人组成，接收了旧共进会的大部分班底。统一党由章炳麟、张謇、程德全等人创立，几乎就是三吴绅商的政治代理人。新共和党吸收了民国公会、国民党、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国民协进会等小党，隐然形成对抗同盟会的局面。民国公会大体上是旧光复会的残余。国民党不是宋教仁后来创立的同名政党，而是三吴教育界人士的清谈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大多是法国人所谓的“政略派”，行为模式比较接近后来的政学系，喜欢以高超的政治技术员自居，却致命地缺少基本盘。国民协进会大多是北京的立宪派人士，在思想上亲近梁启超系统，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却并非如此。新党大量借用梁启超从日本引进的国家主义理论，自然会跟梁启超的民主党接近。宋教仁的新国民党成立后，共和党和民主党终于合并为著名的进步党。黎元洪以副总统之尊，出任理事长(名义上的党首)，但他始终满足于将自己的威望借给这几个政党，无意经营党务。　　南北和谈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主要因为各方都指望将真正困难的问题留给以后的选举。于是选举自然变成了麻烦的开始，而非终结。从财政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是一场灾难。清末新政以牺牲儒家藏富于民的旧观念为代价，实现了丰、亨、豫、大的梦想。宣统年间，朝廷岁入经常超过白银二亿两。乾隆年间自鸣得意的四千万白银岁入，相形之下不值一提。新型财政主要是客卿的功绩，关税、盐税、厘金和田赋各居四分之一，但前两项无疑构成朝廷的真正命脉。(邓绍辉：《晚清赋税结构的演变》，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方面，西洋专业人员的廉洁和效率无人能及。另一方面，贸易的飞速发展不断扩展了税收基础。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收入能够以整数交付中央政府。厘金和田赋的征收充满了腐败和混乱，没有多少增加的余地，而且过于分散，落入各级地方政府手中，难以整顿和利用。辛亥军事扩张，一下吃掉了来之不易的新增岁入。比较负责任的政治家(或者说有产者的政治代理人)自然会觉得，裁抑军人乃是恢复健全财政的不二法门。黎元洪在裁撤鄂军的过程中，领略了太大的痛苦，自然会同情袁世凯的类似努力，希望他能够担起自己不能胜任的重负。共和党和进步党的国家主义，无论在梁启超和他的日本老师心目中是什么意思，在黎元洪和蔡锷这种人眼中只能而且只应该是“秩序党”的商标。国民党在善后大借款当中的搅局表现增加了“秩序党”早已存在的不安，促使他们倒向袁世凯。孙文、陈其美误判形势，指望支持辛亥革命的力量自动支持二次革命，结果一败涂地。袁世凯误判形势，指望反对二次革命的力量自动支持洪宪帝制，结果同样一败涂地。在这一系列震荡中，黎元洪和蔡锷的效忠对象其实都是相同的，但前者总是低调，后者总是夸张。　　第一次法统重光将黎元洪推上了大总统的位置，相当于各方默认以“秩序党”为最大公约数的共识政治。这是黎元洪毕生事业的最高峰，也是中华民国曾经拥有的最佳机会。然而，宪法危机和军事政变接踵而来。黎元洪每一次复位，都会落入比前一次更加脆弱的地位。在这些纠纷当中，黎元洪并不是没有错误，但他总是比欺侮他的人错误更少，没有辜负“黎菩萨”的名声。他的垮台给社会留下了极坏的示范效应，对他自己却不失为幸事。中华民国不再需要黎元洪，实际上就预示她很快就不再需要法统了。黎元洪把自己的信用和名望借给中华民国，其实是一种没有多少回报的公益活动。他为人稳健，待朋友厚道，办事周到细致。这种性格和行为模式最适合经营实业，只要有稳定的环境和公正的法律就不大可能不成功。当时，租界无疑是最符合这些条件的地方。黎元洪退出政界后，在天津租界经商。他的人格和信用引来了大批投资者，包括许多蒙古王公。“黎菩萨”没有让他们失望。只要在他能够控制的范围内，信任他就是发财的保证。然而好景不长，驱使他逃离北京的洪水仍在继续上涨。最后，租界避难所不复存在。黎元洪曾经竭力镇压(这是他唯一心狠手辣的行动，张振武就是为此而死的)的江湖人物以革命家的名义攫取了政权，以任意解释的政治理由侵犯财产，夺走了他的大部分家业，从反面证明了他当年的担心多么英明。厚道人难以生存，掠夺者却理直气壮。这时愚夫愚妇都很清楚黑暗的时代即将来临，知识分子却很可能自欺欺人地将底线的螺旋下降解释成历史的新纪元，嘲笑不肯抢先破坏底线的好人愚不可及。黎元洪在此后的几十年内，遭到的就是这样的待遇。他黯然去世时，仍然深得人心。国民政府还不敢公然毁弃中华民国的名义，为自己的受害者举行了国葬。洪水在他死后继续上升，终于将当年的革命先锋变成了落伍者和斗争对象。在中华民国的名义都不能维持以后，他的坟墓也没有逃过红卫兵的侮辱。在曾经为民国效力的众多名流当中，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代表民国最好的一面。“章疯子”(章炳麟)鄙视几乎所有的同时代人，唯独钦佩黎元洪的“纯德”，将他视为华夏衣冠和民国法统的最后传人，在挽联中表示︰“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倭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