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公安帮倒忙，李俊小舅子跳窗逃生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在重庆“唱红打黑”运动中出了名的李俊民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近日又跃上與论焦点，从6月23日开始，承建“香格里拉”地产项目的建筑商—重庆万州建安公司的老板操控数以百计的民工，以诽谤和暴力手段，围堵俊峰置业有限公司，推搡和撕打李俊企业员工，已使该企业无法正常经营，原本，以维稳为头等大事的公安局石井坡派出所与此近在咫尺，多名民警接到报案后，进入现场观察，却选择性执法，对闹事民工姑息养奸，对自卫的李俊企业员工却抓了又放，重庆新闻界消息人士说，表面看这是两个企业的经济纠纷和民工维权事件，实际上，它是薄王余党精心策划的一场反攻倒算，其折射了中南海的激烈权斗，民企成了两派官员内斗的筹码。 众所周知，薄熙来倒台前，在重庆曾包装，虚构了640个“黑社会”，抓捕无辜民企老板数千人，判刑数百人，处死和非正常死亡数十人，所谓“追逃”上万人，抢夺民企资金2000亿，引起了人心恐慌的移民潮和资金转移潮，使重庆民企以至全国民企蒙受巨大打击，官员的穷折腾，使山城财政困空5000亿，总之，重庆资不抵债，已经破产，但官媒不敢彻底披露真相，也不想真正地平反冤假错案，使社会上的“恋薄情节”纠葛，民心动荡，薄熙来，王立军加罪的彭治民，李修武，曾智强等人，还在继续坐牢，其家属对法院的申诉，无人理睬，不仅如此，由于黄奇帆，张轩，钱锋，余敏等薄熙来的党羽，依然操控“唱红打黑”的重庆“堡垒”，千方百计地毁灭证据，恐吓受难者家属，左右公检法司，故李俊的通缉令没有撤销，虽然一部分财产返还，但他还是无法返回家乡，只能勉强遥控企业，形成决策和指挥，经营和管理“两张皮”，资金困难，举步维艰，黄奇帆采取暗中支持承建商的办法，继续给俊峰不断制造麻烦，而法院形同虚设，又不主持公道，使他进退无路，黄奇帆的险恶用心，是逼迫李俊的民企破产，为薄熙来翻案和报仇。 按照合同，俊峰至今应支付承建商百分之八十的工程款，因为还有200万平方米的建筑工程未完，但实际上，已付百分之九十，所以，俊峰不欠建安一分钱，该公司应将结算等资料完整交给档案馆，但他们讨价还价，拒不合作，因为违约和欺诈，曾被多家企业告上法庭而陷入困境，其为了转移矛盾，欺骗一些职工说，由于俊峰拖欠工程款而无法支付工资，激起他们的愤怒，其公司总经理梁国平花钱收买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和弟弟梁国春等人一起，以暴力手段封堵公司售楼处大门，致使俊峰售楼业务全部停顿，总经理，李俊的小舅子罗浩只好跳窗逃生，而在场的公安人员，奉黄奇帆之命，纵容包庇建安闹事者，却对扯下他们横幅的俊峰两个员工采取抓捕行动，并诬陷他们吸毒，而拘留10小时后放行，这样一来，李俊企业员工都不敢出门，打横幅，挂标语，殴打俊峰人的闹事者更加嚣张，消息人士说，这次规模超前的反攻倒算行为，充份证明孙政才所言“依法治市”是骗局，薄王余党已把他架空，此事与同时发生的沙坪坝区金科廊桥水乡业主的游行一样，都是近期地方官抵御习近平，王歧山反贪打老虎运动的一种绝招。 无疑地，重庆国安，公安都是高效率的维稳大军和强有力的专政工具，遍布城乡的50万个摄像头早把真相记录传输给了市领导，但黄奇帆用“财政无底洞”和“经济危机”绑架了孙政才，他从中南海近期左转的动向中，看到了为薄熙来翻案的一线希望，故精心策划了这场闹剧，早在2010年，配合薄熙来取悦于张海洋搞的“黑打抢钱”运动，震惊世界，俊峰民企的30多名员工被抓，大部份财产被冻结，李俊逃往香港和柬埔寨，黄奇帆找了一家叫迈瑞的国企，正等待吃掉李俊的全部财产，并自己从中贪占渔利，但由于“王立军叛逃事件”而胎死腹中，但黄奇帆不服气，把乱草的纠缠藏在心里，现在，终于抓住了时机，其打压民企一举多得，既可报当初一箭之仇，又可以消耗“老王”反腐的精力，转移平反冤假错案的视线，一旦事败，便把责任推到建安老板或下级官员头上，装作一付无辜而不知情的样子，但“狐狸再狡猾斗不过好猎手”，重庆新闻界消息人士说，黄奇帆操控地方官媒，不准披露李俊企业的困境真相，但我们为了中国民企和国家的未来，还是勇敢地通过自己的途径转达实情，重庆公安帮倒忙，选择性执法的恶行，只能进一步搞乱山城，因此，判刑了薄熙来和王立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要把黄奇帆等党羽一网打尽，更要铲除滋生徇私枉法，抢夺民企财产恶行的土壤，否则，重庆的悲剧不会落幕。 在笔者看来，重庆俊峰企业是国家纳税大户，养活职工500人，每月缴税200万，6月25日，又上缴政府配套费1211万元，被“黑打”之后，企业垂死挣扎，没有垮掉却缴税总计已上亿，难道就应当用这些血汗钱来豢养政府的“白眼狼”吗？李俊盖楼千百间，自己不能分享一隅，却颠沛流离，四处躲藏，这是什么“依法治市”？黄奇帆，孙政才掌管下的公安，过去积极参与“黑打”，就算上当受骗，如今的选择性执法的举动又如何解释呢，难道纳税人用钱供养他们就应当这样“不作为”和“乱作为”吗？“俊峰”已成为中国民企的晴雨表和“依法治国”的试金石，它的艰难窘境和血泪史说明了什么呢？ 2015年6月29日于多伦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