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存档：2015年6 月

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会主义”。

安妮塔

阿妮塔去世了。她是我在海德堡大学住学生跟宿舍时的邻居，她先生克劳斯学医，她是体育系的。为了让克劳斯安心攻读，安妮塔辍学相夫教子。她爱张罗活动，又能跟大学沟通，是个不可多得的社会人才，大家都喜欢她。
我刚来时，德语远不够母语水平，给各方面写信，全由安妮塔修改。不管多忙，她总是有求必应，给我帮了大忙。其实还远不止语言方面，安妮塔对我们娘儿俩有一种本能的关爱，人权观念在她血液里。(本刊首发)

「等埋发叔」事件的深层意义

政改表决对中央政府来说是那么重要的事，但建制派却为了一个看来不太重要的理由而导致此错漏，表示了建制派与中央政府的价值判断存在不少的落差。
建制派一直批评泛民主派在政改问题上捆绑投票，这次建制派吴亮星的心态正反映出建制派才是捆绑式做事情。公众可清楚看到建制派是说一套做一套，自己才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我认为这事件暴露更重要的事实，就是在事件发生后，建制派与中联办的关系。建制派差不多是把中联办视为他们的上级，做错了事要向上级汇报解释，做对了事因得到上级赞赏而感安慰。

政改後的一國兩制

事實上，回想30多年前，由研究在港實施「一國兩制」到起草《基本法》，中央不分左中右地廣邀香港各界人士參與，終於達致一套港人信任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繼而願意回歸。在後政改時代，當我們開始思考「一國兩制」何去何從之時，中央或許應該要以當年提出、港人也接受的「一國兩制」的原意為共識，建立溝通平台，作為反思「一國兩制」的實踐及探討其延續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