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年前的随想

编按: 这篇文章出自中国福建一位十五岁中学生之手。也就是说,六四屠城十年之后,他才出生。但这并未影响到他对历史上重大罪孽的追索,并未阻遏其正义感和良知的确立。虽然,鉴于当局对真相的严密封锁,文中显示其殚精竭虑寻获的材料中仍有一些史实误差——如 天安门是其提及的唯一镇压地,如 将王维林挡坦克视作镇压后的事件等。然这并不损于作者追求公义的热忱,适足以彰显中共涂抹历史之罪恶。我们相信,此少年作者之文,将如清澈澄明之光洒向神州。恰如文末所言:希望正在前方。(本刊首发)

南水北調和我的中國夢

成本已經花出去,變成一條近3千里長的水渠,其中相當部分也以各種名目落入了個人的腰包,轉移到美國、加拿大、瑞士。按照清朝的法律,重大水利工程出了問題,要往前追訴三屆責任人,那是要殺頭的。現在水賣不出去,殺頭也賣不出去,如何是好?出路只有兩條,一是中央及地方政府再花錢補貼,一是銀行收不回貸款,划為壞賬。而這所有的錢,不管是補貼還是壞賬,都是從老百姓口袋裡掏出來的。如果是私立銀行,這一下將導致大批銀行破產。官辦銀行不存在破產問題,他們就開足馬力印鈔票,最後是貨幣貶值,還是百姓遭殃。(本刊首发)

中共謀求社運激進 港人如何將計就計

自梁特上台之後,特府內外的反民主能量有所增加,投入的資源更是源源不絕,兼且收編了不少主流媒體,宣傳能力提高了,儘管也因此鼓動了、增加了反對這個政權的人士特別是年輕人。但是,正能量的增加受到嚴重障礙;問題在於此期間民主派內部的「安內」搞過了頭。時不我予,但如果第一步本土左翼、本土右派和各反專制學生組織能夠做出某種相互承認,在抗爭策略上能夠做出必要的協調,第二步本土派能與換代年輕化之後的各泛民政黨之間的矛盾降溫,則三方總能量便能及時倍增(民主力量如何調校與本地商界的關係以借力打力,是同樣重要的一個課題。

殇·城——一段被抹去的历史

1989年6月4日对我来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事件,也是一段被抹去的历史,作为80后,我感到很悲哀,我不知怎么去形容此刻的心情,26年来,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一直在寻找自我,可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段空白的记忆,应为出于某种原因,我们不能公开谈论,不能祭拜死难者,不能查到相关资料,不能……总之,就是不能了解真相。 后来我得知真相后,就有了一个想法,想通过自己的笔,来写一部我们80后90后对89学运的作品,它不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时代的勇气,我们无权选择自己的出生,却有权利寻找真相。(本刊首发)

当“中国梦”遭遇“权贵资本主义”

今天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与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