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國的精神堡壘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div><div><table border="0" cellpadding="0" style="color: #222222; font-family: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12.8000001907349px; background-color: #ffffff;"><tbody><tr><td style="margin: 0px;">                                                          近日，網上流傳中共外戚文職將領劉亞洲文章，吹噓毛澤東眼光遠大，總攬抗戰云云，其狀如毛孫新宇之顢頇頑劣。如今初解抗戰者皆知，蔣中正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完全能夠獨立抗擊日本，沒有中共，只減去許多糾纏。至於毛，抗戰八年，窩在保安縣，偏安延安小朝庭，所干幾件事，都與抗戰無干：每周舞會，休賀（子珍）娶江（青），練毛筆字，發表文藝講話，整風，並發福，肥碩到死。劉迷醉毛詩，八年抗戰，毛沒有一字入其詩，劉何解？       下文為10年前為《浩氣長流》卷三《精神堡壘》所撰文字。中國抗戰，自有其足夠豐沛的精神源泉，根本無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類勞什子，更不是劉亞洲之流嘔啞嘲哳難為聽的胡言亂語可以污瀆。——2015，7，7        二戰諸國，德意日法西斯為帝國之擴張征服而戰，野蠻殘暴，毫無道義可言。美英蘇為捍衛其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而戰，唯中國抗戰，不僅為土地、家園、財產、性命，亦為國際正義與人類公理而戰；為獨立、自由、平等、正義、文明、和平而戰；為續存光大世界惟一悠久、博大、深沉、純樸之文化而戰；為聯合世界上平等相待之民族共同奮鬥，以建共和、以進大同而戰。         凡中華文化濡染凝聚者，無論舊式士大夫之陳三立、全盤西化之胡適之、皈依佛門之李叔同、左翼文人之郭沫若，無論游歷歐西，負笈東瀛，留學北美，取法俄蘇，無論東西南北中，漢滿蒙藏回，文理法商醫，成百上千學貫中西之鴻儒碩彥，博通古今之泰山北斗，成千上萬風華正茂之才子佳人，意氣風發之青春學子，遙承春秋大義，直接漢唐氣像，篳路襤褸，含英咀華，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投身民族聖戰，擔負天下興亡。他們深懷“天之未喪斯文”之不易信念，倜儻郁結，舒憤垂文；躬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之聖賢理想，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持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無悔誓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遵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永恆理想，以昂藏之民族正氣與優勢之精神力量，壓倒並粉碎暴日之戰爭思想，為中國之道德重建、文化復興壘築起鳳凰涅槃之精神堡壘，恰似十級浮屠寶塔，巍然屹立中華大地。         抗戰因其存亡續絕之艱苦悲慨，亦必玉成中國現代道德重建和精神復興之開端。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陳寅恪、錢賓四、湯用彤、張君勱、馮友蘭等靈心善感、秉賦卓異的道德君子、哲學宗師、史學巨擘、學問大家在天地色變、晦盲否塞時分，動心忍性，發憤運思，著書立說，開壇講學，會通古今，融貫東西，上達天冥之形上境界，下撫民族生命之歷史命運；往溯中華三千年大本大源，以圖中華道統不墜，以立中華文明之世界地位，以使中華固有之聖賢氣像流布九州，以助國人卓立天地並躋身世界強盛民族之林。一代學人堅守教職，旁搜遠紹，鉤深探微，為中國現代哲學、歷史、倫理、法律、社會、經濟、宗教、民族、心理、語言以及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醫學、農林、考古、工程等領域與學科，完成開創性工作，中國現代學術思想、體系、流派、方法從此得以奠基。         海牙《陸戰法規慣例條約》等國際法，多次明文禁止交戰各國對一切文化教育機構施行破壞。中國智識教育界受命民族精神與歷史文化，高等院校多為抗戰思想之堅固堡壘，日本因之以摧毀中國高等教育為其「對華總力戰」之重大目標，中國因之遭遇史所空前之「文化浩劫」。中國戰時教育當局因應國難深重，根據「抗戰建國」之方針與「戰時須作平時看」之主旨，制定戰時教育綱要，推行戰時教育運動，堅持民族生存與復興國家並重。中國半世所創所積之學術精神與教育思想薪傳火播，大批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思想宗師、學問大學、教育巨子秉持「兼容並包」之精神、「校政自治」之原則、「嚴謹求實」之學風，堅持學術民主，倡導思想自由，實行教育獨立，中國教育界於山河破碎之際、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學派林立，大師雲集，英才代出，蔚成大觀。為保存中華國脈民魂，一百余所高校、八十余萬師生員工揮淚辭校園，銜恨別寒窗，顛沛流離，篳路襤褸，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講學危途，弦誦不輟。北抵甘陝，南窮雲貴，中入湘桂，西溯巴蜀，轉徙崇山峻嶺，周流春寒秋肅，遷播二百余次，行程百萬余里。空前絕後，為中國五千年文明絕地重生之世紀再創；彪炳千秋，書世界歷史最悲壯輝煌之文化奇觀。         中國文人素以天下為己任，抗戰文學不僅是救亡圖存的重要戰場，而且是中國現代文藝復興的重要領域。一九三六年，上海文藝界魯迅、林語堂、王統照、郭沫若、茅盾、巴金、包天笑、洪深、夏丐尊、赵家璧等發表《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一九三八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和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先後在武漢成立；一九四O年，軍委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在重慶成立。二十余年間營壘分明、派別對立的文學研究會、左翼作家聯盟、南社、獨立文學家和自由主義作家第一次聚集在抗日救亡旗幟下。《抗戰文藝》、《文藝陣地》、《文藝先鋒》、《七月》、《文藝雜志》、《文學月報》、《野草》、《中原》等文學刊物成為時代的號角、民族的神經、抗戰的前沿陣地。大量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散文、特寫、通訊，把前線和後方、城市和鄉村、中國和世界聯為一個戰鬥的整體。抗戰文學的方向、性質、任務、口號、風格、題材、理論、創作、形式得到自由、充分、廣泛地研究與論爭，中國現代文學界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繁盛，並與世界文學發生歷史性聯系，開始了中國文學的現代進軍。         音樂是民族的心律，歌曲是時代的脈跳。烽火十四年，無數音樂家、詩人、歌者、鼓手創作了無數救亡歌曲，其規模之大，成就之高，影響之深，中國現代音樂無出其右。它們是哽咽、呻吟、啜泣，更是吶喊、高腔、怒吼；是小曲、長調、大呂，更是號角、鼙鼓、火炬。哪里在逃亡流浪，哪里就有《九·一八》、《長城謠》的凄厲蒼涼；哪里壕塹起風煙，哪里就有《旗正飄飄》、《救國軍歌》的雄強豪邁；哪里有中國人，那里就有《我是中國人》、《中國不會亡》、《義勇軍進行曲》的慷慨激越。無論眾多音樂大家合創的「中華全國音樂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歌詠協會」，還是黃自、肖友梅組織的杭州「鼓舞敵愾後援音樂會」，陳歌辛、張昊成立的孤島上海「歌詠指揮訓練班」；無論劉雪庵、江定仙、任光牽頭的「歌曲作者協會」，李凌沨、盛家倫為首的「新音樂社」，還是沈知白、譚小麟、夏之秋參予的「中央訓練團音樂干修班」，冼星海、賀綠汀、呂驥執教的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班；無論馬思聰、鄭志聲、蔡紹序指揮的重慶三大交響樂團，還是張曙指導的長沙國際音樂會；無論《黃河大合唱》、《犧盟大合唱》的齊唱、對唱、獨唱、輪唱，還是《流亡三部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的復調結構和高音領喊；無論進行曲、安魂曲、思鄉曲、搖籃曲、征夫曲、迎春曲、凱旋曲還是民間小曲、說唱、戲曲、歌謠；無論白山黑水、揚子江頭、嘉陵江上、黃河岸邊的風吼馬叫，還是無數「救亡歌詠隊」、「戰地服務團」、「兒童抗戰宣傳團」傳唱四方的救亡之聲，都是中華民族驚醒奮起的主旋律、現代中國的最強音。         國難方殷，外患日亟。中國美術界在民族解放聖戰中，蛻變生命，變法自我，升華超越，構成中國抗戰悲愴壯麗的封面。現代主義、學院派、寫實主義、左翼美術運動、國粹主義，各種藝術流派、思潮、理論自覺以「民族」為大義，以「救亡」為旨歸，以「現實主義」為主法。中央大學藝術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摒除門戶和意識形態藩籬，在「民族救亡」大旗下攜手合作，先後成立「中國美術會」、「中華全國美術界抗敵協會」、「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全國漫畫界抗敵協會」，先後舉辦三屆全國性抗戰美術展覽。重慶、上海、北平、武漢、長沙、廣州、延安、成都、桂林、昆明、金華、洛陽、西安、廈門、福州、香港、贛州、襄樊等市先後成為抗戰美術中心。無數美術家走出像牙塔，告別「芙蓉蜻蜒」、「秋山蕭寺」、「海棠芭蕉」，水墨烽火，丹青鐵血。張善子、齊白石、黃賓虹、張大千、徐悲鴻、林鳳眠、倪貽德、蔣兆和、潘天壽、陳之佛、張書旂、吳作人、傅抱石、李可染、黃君壁、常書鴻、唐一禾、王臨乙、葉淺予、豐子愷、張樂平、古元、張光宇等中國畫、西洋畫、版畫、漫畫、雕塑、攝影、工藝、書法界大師，或閉門罷硯，拒任偽職，或怒繪獅虎，以壯國威，或精描百鴿，輸誠和平，或洗刀鑿石，奠忠譴逆，或堅守執教，續傳畫脈，或寫真流民，寄情蒼生，或敦煌臨摩，葆存國粹，或攜篋遠游，交通中外。宥於局限，抗戰美術雖未產生堪稱不朽之偉大作品，畢竟以其整體的受難與創造，書寫了中國現代美術史質樸壯麗的篇章。         戲劇是中國舊藝術，電影為現代工業化新形式。此舊此新，都成為抗戰文藝的生力軍。門戶森嚴、派別聳立的戲劇界，同為喪亡之音，國殤之腔。暴日臨頭，再難分海派京派、川劇粵劇，題材、劇本、舞台、道具、演員、導演、觀眾，俱變共進，一齊成為抗敵鼓吹的喉舌。在「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號召下，「中華劇藝社」、「中國萬歲劇團」、「中央青年劇社」、「孩子劇團」、「中國實驗歌劇團」、「中央劇團」、「中國藝術劇社」、「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新中國劇社」、「東方劇團」、「怒吼劇社」等社團共同走出積弊叢生的舊藝苑，走進陽光，走進生活，走進社會，走進血肉搏殺的民族解放戰場。獨幕劇、多幕劇、歷史劇、現代劇、街頭劇、活報劇，大師薈萃，新秀輩出，佳作紛呈，壘起中國現代戲劇史詩般的大舞台。「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組織電影藝術家對電影內容、形式、手法、技巧、風格進行了全新變革。「中國電影制片廠」、「中央電影攝影場」旗下大批電影人士以「一寸膠片一粒子彈」自勵，生產大量故事片、紀錄片，力促電影下鄉、入伍、出國，力促電影大眾化、通俗化、民族化。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電影放映總隊」走遍前線各戰區與後方城鎮。大量西方反法西斯電影引入，中國從此成為世界電影大國。         中國現代新聞出版界素來『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自命『天下公器』、『社會公人』，堅持「獨立、客觀、超黨派」和「文人論政」立場，奉行「大公主義」、「史家精神」，期以「國民喉舌」、「民族公產」建設現代公民社會和憲政國家。抗戰軍興，世界大戰繼起，中國新聞界空前抖擻，秉持國民公意，傳布國家本位，評介全球趨勢。《中央日報》、《救亡日報》、《群眾周刊》、《大公報》、《《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申報》、《新民報》、《陣中日報》、《掃蕩報》、《益世報》、《世界日報》、《老百姓報》，中央通訊社、中國海外通訊社、國際新聞社、軍委會國際宣傳處、中央廣播電台（XGOA）、國際廣播電台（XGOY）、中國電影制片廠，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正中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世界書局、文通書局、三聯書店共同發表、制作、出版了巨量優質的抗戰建國作品。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復旦大學新聞系、上海聖約翰大學新聞系、北京燕京大學新聞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新聞專業、廣州國民大學新聞學系、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培養了成千上萬職業記者、編輯和經營人才。合眾社、美聯社、路透社、塔斯社、法新社、哈瓦斯社、《紐約日報》、《泰晤士報》、《巴黎日報》、《消息報》、《時代》、《生活》周刊向全世界播發抗戰中國的真實情況。張季鸞、胡政之、王芸生、成舍我、史量才、雷鳴遠、儲安平、陳銘德、程滄波、葉楚傖、潘梓年、華崗、邵力子、曹聚仁、陶百川、鄒韜奮、胡愈之、羅隆基、王造時、王雲五等獨立報人、出版大家和新聞巨子廣延中國名流、學者、教授、作家著書立說，一時讜論林立，宏文流布，共同塑造了戰時中國獨有的新聞景像、出版大觀和民族精神的磅礡氣像。         科學屬於全體文明世界，科學思想與現代技術不僅是中國反對專制、鏟除貧困之嶄新文明因素，亦為中國反抗侵略、重建國家之強大現代力量。中國與西方盟國科學家胼手胝足、殫精竭慮，共建中國戰時國防、科技、工程、經濟、交通，堪稱東西文明正面交流一大典範。科學精神和方法運用於中國歷史、語言、考古、心理、民俗、地理、建築、氣像等領域之現代重建，為抗戰時期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開出新路。中國開始運用科學、理性精神客觀分析中國命運、抗戰建國、中國與世界關系，並衍生出新的思想體系和新的民族力量。         和平無國界，正義不可分割。得道多助，中國抗戰攸關亞太及世界命運，深得國際同情與援助。一九三八年二月，「國際反侵略大會援華特別會議」在倫敦召開，要求各國政府停止對日貸款並禁運軍火；八月，「國際紅十字大會」呼吁制止日軍飛機轟炸中國城市；一九三九年七月，「第八屆國際工會聯合會」在蘇黎世通過《加緊制裁日本，援助中國》案；法國各黨派眾議員一百八十八人組成「同情中國委員會」；英國倫敦、曼徹斯特等十三個城市市長、英國牛津大學各學院院長聯名致電中國政府，對中國表示敬意；加拿大溫哥華「援華委員會」禁止太平洋各埠運輸軍需物資前往日本；澳大利亞堪培拉碼頭工人拒運廢鋼鐵到日本；美國七十七名著名作家將五百萬美元版稅捐贈中國；紐約、舊金山、波士頓、華盛頓舉行大規模援華反日示威游行。成千上萬美、歐、蘇各反法西斯盟國科學家、學者、新聞記者、詩人、藝術家、傳教士從世界各地前往中國，在道義、學術、思想、精神和靈魂上與中國並肩而立，融為一體。         每當危急存亡時分，中國總有道德文章名世，有泰山矗立蒼茫，北斗高懸陰霾，國人知所矜式，民族精神有所憑藉。陳三立於北平淪陷之日，與叛臣鄭孝胥絕交，誓不逃難，絕食五日而亡；馬相伯高齡九秩，奮書《為日禍告國人書》，吁立息內爭，共御外侮；章士釗拒任汪逆偽職，蔡元培發起民權同盟，謝無量奔走抗戰募持，章炳麟撰《十九路軍死難烈士墓表》，馬一浮開設國學講座，李叔同提倡念佛救國，陳叔通淞滬募捐勞軍，周樹人倡導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口號，歐陽竟無攜國寶佛經輾轉後方，太虛法師率佛教訪團往印度緬甸宣講抗戰。前清遺孑、辛亥元老、國學宗師、革命先驅無不拂髯激昂，大節高標，宏布國魂士氣，中國雖山河破碎而道術未裂，精神常新。         1938年1月，27歲的唐君毅在抗戰陪都重慶寫道：故此中國之抗戰乃為保存此世界唯一博大悠久之文化而戰也，為保持人的文化而戰也，為保存擔負創建世界未來文化之責之民族而戰也。故此次抗戰意義之神聖，遠過於人類史上任何戰爭。抗戰中國，乃春秋、漢唐以降一陽來复之大時代，民族精神鳳凰涅磐式的重生。即使遭遇蘇聯染指、山河淪陷的曠世浩劫，其輝光也將永耀史冊，弈葉不磨滅。         1941年12月30日，中國抗戰最艱危時刻，在曾數度一片火海、斷壁殘垣的重慶民族路、民權路和鄒容路三條主干道義叉中心，修起一座蜚聲中外的木質紀念建築物，公議定名為“精神堡壘”。“精神堡壘”通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戰之意，頂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內貯燃油、棉條，每遇重大集會，即倒入酒精點燃，焰火熊熊，像征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浩然正氣。<div> </div><div>2005年10月14日 重慶  </div></td></tr></tbody></table></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