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产值、GDP与股市股指——一点反思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1981年我从经济系毕业留校，第一学期就接手教统计学。不是现代统计学即国内所谓“数理统计学”，而是主要解释指标含义的抄自苏联体系的经济统计学。这个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建立的统计体系只承认物质产品的生产有价值，排除第三产业，所以被称为“物质产品体系”(MPS, Material Products System)。那时联合国特地采用这个体系，发布苏联、东欧、中国等国家的经济统计资料。这个体系的核心指标是“总产值”。其含义是，一个企业生产中用了70元物质消耗（原料、动力、机器折旧等），20元工资，加10元利润，其总产值就是100元（其中工资额、利润额均由计划确定）。这个指标的问题有二：（1）概念定义：其汇总包含重复计算，例如，煤矿企业的总产值计入用煤的机器制造企业的总产值，后者计入使用机器的食品企业的总产值，后者计入卖食品的商业企业的总产值，等等。（2）操作定义：一个企业的产品“验收入库”就算完成产值，与产品最终命运无关。因此就会发生“工业报喜，商业报忧”的现象：生产厂把产品送抵仓库，就上报实现总产值计划；产品卖不出去，商店叫苦不迭。政府以总产值为核心指标管制经济,其弊病与总产值指标扭曲经济运行真相有关。正是为了消除指令型经济体制的弊病，1978年开始了经济改革。       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中国放弃了总产值MPS体系，采用了联合国制定的世界通用的“国民核算体系（SN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对企业来说，只计“净产值”，即“销售出去的产品”的总产值减去物质消耗的价值，也就是工资加利润（所谓“增加值”）；对国家来说，则汇总所有企业（第三产业也包括在内）的净产值，形成国内生产总值（GDP）。从支出角度看，GDP也等于总消费＋总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这个改革意义重大，使得市场机制的运行有恰当的核算测度，也使得中国统计与国际接轨。中国经济的进步，是靠市场机制、特别是出口产业的贡献取得的。其中，采用GDP指标体系，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但后来政府又把GDP当作总产值来运作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启动了四万亿刺激计划，通过拨款、银行借贷等渠道，大笔资金涌入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以后几年，GDP保持高速增长，政府的增长率目标总能实现。当然，统计局的上报数字要经党委批准，而党委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以政府干预管制为特色的中国模式被“证明”优于西方市场模式。现在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恶果显现，表现在买不出去的住房，烂尾工程的投资，产能过剩的制造业，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等等。当初只求有企业投资、政府支出高涨，得以计入GDP、支撑GDP的高增长率。现在那种刺激出来GDP恰如计划体制下入库而卖不出去的产品总产值。       不具备中国特色而拥有比较成熟（但绝非完美）的市场机制和民主体制的国家，不可能实行中国这样的刺激计划。在那种体制下，行政当局无法独断地、快速地拨款行事，议会媒体公众在虎视眈眈地监督问责，企业在市场机制下必须对生产和投资的后果负责。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也曾大力抢救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不是救股市）。但一旦避免了市场崩溃，市场机制就恢复正常运作，走过了调整、复苏、增长的过程。现在和中国相比，美国经济增长势头高，稳健有活力。欧洲整体来看的态势也比中国好。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中国的GDP，不等价于那些国家的GDP。中国的GDP增长率，不等价于那些国家的增长率。以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成就为显例的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如今安在？       不幸，这种政府干预、管制的故事今年又在股市上演。为了解救GDP减速、实体经济的种种困局，政府促发“政策牛市”，通过种种政策手段、金融杠杆，启动了据说九万亿（说法不一，有说更多）的资金入股市，把股指从两千多推到五千多。6月12日起股指大跌，政府又“暴力救市”，紧急推出一连串非常举措，用警力调查来威慑卖股票，用行政指令来要求股东大户增持股票、半年不得卖股票，在一半上市公司停牌情况下用大笔资金推高确定指数的蓝筹股大公司的股票价格，等等。这样一来，股市已经不是经济学所定义的市场机制下的股市，股指也不再是统计学所设计的反映股市波动的工具。       一切由政府来决定。政府有无限权力用一切手段实现其目标。这样的政府干预、管制，这次即使能“维稳”股市股指于一时，对股市的制度性破坏，对股民的利益和信心的伤害，已经造成。其全面的恶果，自当逐步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