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本質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Jul/7122015xm.jpg" width="369" height="466" alt="" /> </div><div> </div><div>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十四億人口居住在世界第三大的國家領土上，被人類歷史上和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專制政黨統治，建立起了人類前所未有的極權主義體制。這是中國人和人類共同體在二十一世紀面對的共同挑戰。</div> 紅太陽帝國 有人把習近平執掌權力後的當下中國稱之為“紅色帝國”。“專制主義”和“帝國”在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上就已出現並綿延不斷，但極權主義的帝國卻只是二十世紀後的產物，它有精神和物質的兩大支柱來撐掌：前者是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後者是現代科學技術（包括大規模殺傷武器和監控、鎮壓機器）。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包括法西斯主義（二戰中的意大利、日本和德國）、德國納粹主義、蘇聯和中共的共產主義，以及在當今二十一世紀世界蔓延的作為意識形態的伊斯蘭主義。他們的一個共同點是具有在空間上和時間上無限擴張以求實現一個同質實體的權力意志。而這種無限的權力意志似乎又被科學技術的進步所證實，並作為一個載體工具試圖實現從有限到無限的征服和控制。 何為帝國？《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是，“由帝王控制，實行君主制的國家，”“後特指實行君主制而擁有殖民地或無君主而恣意向外擴張的國家。”簡ˑ伯班克和弗里德里克ˑ庫珀（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在《世界史上的帝國：權利和差異政治》一書中，把“帝國”界定為：“帝國是龐大的、擴張主義的或是具有權力在空間外延記憶的政治單位，隨著它們併入新的人民依然還維持差異和等級的政體。帝國的概念預設政體中不同的人民將被區別治理。”而且，他們的書以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為切入點。可見中國在帝國研究中的分量和地位。 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一個帝國嗎？首先我們可以明確地說，“人民共和國”是中共政權的對立體，而不是它的實質。最早在古希臘，“共和制”（Politeia，英文的Republic）與“民主制”（democracy，當時更是後來所說的“暴民制”，Mobocracy）是對立的。在政治學之父亞里斯多德那裡，政體首先分為“正義的”（或者叫“自然的”）和“不義的”（“變態的”）兩大類。所有服務公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方利益）的政體就是“正義政體”，根據統治者人數多少，它又分為三類：君主制（一人統治）、貴族制（少數人統治）、共和制（多數人統治）。與此相對應，統治者只為自己個人或統治集團謀利而犧牲被統治者利益即為“不義政體”，它也包括三類：暴君制、寡頭制、暴民制。中共六十多年的統治，從未跳出不義政體的類別，只是在暴君制（毛的個人獨裁）、寡頭制（鄧小平的“八老治國”、胡錦濤的“九龍治水”，即所謂的“集體總統制”）和暴民制（“文革”串聯和武鬥時期）之間循環。 其次，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今天的版圖基本繼承了清帝國的遺產。由於清帝國是由滿人征服漢人、納入蒙古人、藏人和新疆地區的回人而形成的多民族帝國，民國和中共都試圖建立一個“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概念，來整合各民族成為一體。一百年的時間過去了，台灣失而復得、得而復去，西藏和新疆以宗教、文化為動力的反抗和分裂運動在二十一世紀重新激化，香港在大陸收復主權後反而醞釀出“城邦革命”，都是在挑戰人造的“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實質上帶來的是一場帝國的危機。如果我們不反思由於民主共和建設的失敗而帶來的“中華民族”認同構建的失敗，由於公民權的缺失阻礙了漢、滿、蒙、回、藏等民族平等參與再造一個新文化認同並加入其中，我們就無法理解當下中國民族危機的根源，也無法想像中國可能面臨的蘇聯式的帝國的崩潰。 最後，隨著中國在過去三十年時間裡的經濟騰飛和國力上升，中國向外擴張的態勢愈發明顯。它首先表現在中國在釣魚島、南中國海諸島嶼問題上與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的衝突升級上。在第三世界尋求資源（能源、礦產、建材和食品等）推動的非洲、拉美和中亞戰略，中國越來越像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中共的“大外宣”部署的對外文化滲透，尤其是對海外華人的控制，以及由政府和國家軍隊主導的網絡“黑客”行為和商業間諜活動，都帶有帝國的特徵。 中共黨魁毛澤東曾經發明過“社會帝國主義”的概念來描述追求霸權擴張的蘇聯，後來阿爾巴尼亞的共產黨把蘇聯和中國都稱之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所以，把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放在“帝國”的分析框架下並非牽強。 “紅太陽帝國”是我給暴發的專制中國的命名。“紅”顯然是要表述它的共產黨政權的實質，而“太陽帝國”則來自當今中共最高智囊王滬寧對日本“太陽帝國”的仰慕、他認定“太陽帝國”會戰勝美國體制的自信、和他渴望中國能成為向美國發出挑戰的下一個民族的夢想。1988年下半年，王滬寧在美國進行了六個月的訪問（順便說一下，當時我們已經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的同事，他在美國訪問期間住在我的博士導師家裡），寫下了《美國反對美國》一書，用批判態度來揭示美國社會內在的矛盾，“用事實的美國反對想像中的美國。” 該書的最後一章的最後一節是“太陽帝國”。著者從他在美國觀看的《太陽帝國》電影說起，首先注意到“西方人在二戰期間被關進集中營，由一隊日本兵看守著，受盡折磨，忍飢挨餓，人的尊嚴受到侮辱。”然後，王滬寧筆鋒一轉，聯繫到八十年代日本對美國的新一輪挑戰。他寫道：“太陽帝國正在逼迫美國就範。”“太陽帝國的影子正籠罩著美國。”“太陽帝國的力量像核聚變那樣增長。”“太陽帝國對美國的挑戰是嚴峻的。”“有人說，美國同日本比，東方文化就佔了上風。”他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 第一，“美國的體制，總的來說建築在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但它正明顯地輸給一個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體制。”第二，“在下個世紀裡，必然會有更多的民族也向美國提出挑戰。”“美國社會上存在的種種相斥因素和力量如果繼續這樣運動下去，不僅會使其優勢發揮不出來，而且會構成不可阻擋的危機的潛流。”可以說，二十年以後，王滬寧和他所服務的黨國正是以這樣的心態，替代日本，以“紅太陽帝國”的態勢，試圖把美國，或者說她賴以立國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的箴言，推向危機和失敗。 習特勒的思想武庫 學法語出生的王滬寧不會不知道法國的“太陽王”路易十四世。他的名言“朕即國家！”和“我死後，管他洪水滔天！”多多少少反映了中共掌權者的心態。在2008年北京奧運的世紀慶典上，中共黨國如日中天，它的領導人權力意志也隨之膨脹起來。全能主義、全權政府成為政府體系優化的目標。 中共在21世紀建立的“紅太陽帝國”產生於三大制度傳統：“東方專制主義”、馬恩列斯的共產主義和“歐洲的極權主義”。有意思的是，王滬寧在他為浙江人民出版社主編的《當代中國政府理論研究叢書》的總序中寫道，中國學者必須用“政治生態學”來觀察政府體系優化，用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裡的思想來分析亞洲和中國。他尤其提到亞洲水利社會的傳統和影響，以及提到“亞細亞生產方式”。儘管他試圖規避“亞細亞生產方式”，但中國政界和學界都無法繞過馬克思的論述：亞洲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在中國、俄國、印度和中亞地區）使得這些國家與西方分野：歐洲中世紀經歷的封建社會階段在亞洲大國（日本除外）並未出現，它們而是進入到了“東方專制主義”。德裔美國學者卡爾ˑ魏特夫在他的煌煌巨著《東方專制主義：對於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中揭示出，“亞細亞社會是由一個官僚專制國家所控制的。”由於治水的需要，中國出現了特殊的“管理者政權”，國家比社會強大。儘管私有財產（土地和商業）也存在，但他們是分散的、無力的，而國家所有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官僚地主制度、官僚資本主義和士大夫階層，構成官僚極權主義。統治手段採納全面的恐怖威脅，臣屬民眾表現出全面的屈從，最高統治者、官員和普通民眾都陷入全面的孤獨：“統治者不相信任何人，官員永遠在猜疑中，民眾擔心被牽連。”國家奴役就是全面奴役。共產黨極權主義就是東方專制主義的變形。甚至列寧曾經明確提出在革命後的俄國出現了“亞細亞復辟”。 可見中、俄兩國在共產主義革命前、後和今天，都有制度上的相似性和政策行為上的趨同。普金和習近平熊抱相互取暖壯膽也就自然了。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體制是解析“紅太陽帝國”的又一把重要的鑰匙。作為共產主義創始人的馬克思受到法國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影響，創立了他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學說。但更多在列寧的思想和實踐中，共產主義直接繼承了法國大革命中最血腥的遺產，把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浪漫化。由於俄國歷史上的專制、暴力、農民土地革命的暴力衝突等原因，列寧基本上拋棄了馬克思認為非暴力革命在英、美等國的可能性的觀點，把馬克思主義和沙皇專制主義結合在一起，或者是說“將沙皇的外衣前後反穿”（《共產主義黑皮書》第732頁）。但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在暴力程度上卻比沙皇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又是因為他把階級鬥爭發展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並用共產黨這個所謂的“職業革命家”和“先鋒隊”來推行一個“科學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在科學的名義下，“這個意識形態轉變成了教條和絕對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共產黨自認為真理的化身，它的領導人也成了永不犯錯的先知，進而用“改造世界觀”來取代多元的思想，創造出“社會主義新人”，把人的本體價值抹殺，甚至不惜大規模在肉體上消滅“反動階級”、“剝削階級”及他們的代理人和追隨者。 列寧時期即已出現的階級屠殺到了斯大林時期，由於戰爭的需要，又進一步演化為黨國的高度集權以及黨國對社會的全方位專政。斯大林主義後來變成了個人獨裁，同時即便戰爭結束後，他仍然維持了“永久的戰爭狀態”，只是外部敵人變成了內部敵人。通過把“敵人”非人化和動物化，在理論的“抽象”過程中隔斷殺戮與具體個人或人群的聯繫，對社會、黨的機關、國家官僚展開大規模清洗。這種反人類的“政治屠殺”和“犯罪政權”成為“共產主義的遺傳密碼”（《共產主義黑皮書》第754頁），影響了所有後來建立的共產主義政權。 共產主義政權早於法西斯，而又比法西斯持續更久，甚至在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蘇聯崩潰後，它還在中國延續，並試圖在大國崛起中捲土重來。根據1997年法國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犯罪、恐怖和壓迫》（1999年哈佛大學出版社英文出版， 第4頁，14和15頁），納粹法西斯致使大約兩千五百萬人死亡，而共產主義政權造成至少一億人的死亡。儘管共產主義的邪惡勝過法西斯主義，但共產主義從未遭受到徹底的清除。根據同一研究，共產黨國家65%的死亡（至少六千五百萬）來自中國，與此相比較，蘇聯有兩千萬的死亡。但中共還繼續存在，而且在國際上還逃脫了蘇共經歷的討伐。更為可怕的是，人類史上第一屠夫毛澤東在中國血脈未斷，今天習近平還要再續香火。如果我們意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共產主義政權是以法西斯的敵人而獲得勝利的，一方面，這一對立掩飾了共產黨的罪惡和拖延了對它的清理，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口頭上和思想上還試圖與法西斯保持一定距離。但今天，中共的法西斯化卻越來越明顯。最重要的例子是，納粹法西斯哲學家卡爾ˑ施密特的著述被系統翻譯成中文和他的思想在北京思想界風行時髦。 從八十年代初期卡爾ˑ波普爾和他的“開放社會”、“自由主義剃刀”、證偽方法和“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席捲中國思想界，到今日卡爾ˑ施密特成為新寵，真是180度的轉變。那麼，施密特到底那些思想和上了習近平和他的智囊們的胃口？首先，施密特徹底反對自由民主制、議會民主制和自由憲政主義。在他看來，“個人自由”和“國家民主”形成了內在的矛盾，讓議會民主制“議而不決”。第二，自由民主制不僅會帶來危機，而且無力解決它。因此，憲政需要主權者來行使決斷權。“緊急狀態權力”成為維護憲政的“超憲政權力”，而只有專制體制能有“定奪人”來做決策。第三，在施密特看來，“敵友之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是政治的核心概念。統治的目的就是要制止敵人獲得政權。最後，“主權者”或“領袖”成為滿足上述要求的重要條件。希特勒自然而然成為施密特的意中主子，自然施密特甘願為法西斯效力。 歷史很快證明施密特的理論錯誤。二戰民主國家在羅斯福、丘吉爾、戴高樂等領袖的決策下，人民爆發出犧牲精神、堅韌勇氣和創造力，擊敗了法西斯國家聯盟。施密特所青睞的“有決策力的元首領袖”走上了自絕之路。同時，德國制訂的《基本法》、日本在美軍佔領下制訂的新憲法、法國戴高樂的《第五共和國憲法》都做出了憲法創新，解決了施密特所說的“自由”和“民主”帶來的憲法矛盾。這裡需要特別強調，施密特看到的魏瑪共和國的憲政危機，其實只是在自由民主體制下由多黨制和議會制組合而出現的特定問題，並非民主國家的通病。如果通過兩黨制、總統制或法國的“混合總統制”以及一些憲政機制（例如德國的“建設性不信任投票”和“政黨進入議會需過5%選票最低門檻”等），施密特所說的“議會民主制危機”都得到了解決。儘管施密特的論斷為歷史所證偽，但因為他似乎為現在中共的統治危機提供了偏方，所以，中共的御用文人利用這些所謂的先進精深的論述，來為習近平的“國家元首體制”鳴鑼開道。總之，除了本土的傳統東方專制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以外，德國的極權主義（還有歐洲大陸的國家主義）以及日本的法西斯軍國主義（王滬寧所欣賞的“太陽帝國”）都對中共政權產生了影響。 權力的全息控制 極權主義體制是否在中國存在過、是否當下已經成為極權體系？學術界一般認為毛澤東統治時期（毛主義時代，尤其是從“反右”到“文革”）是一種極權主義。而毛後的政權是一種威權主義，甚至是“裂块型的威權主義”。 根據《民主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of Democracy, 1995年，第103頁），“威權體制是由一個領導人或一個小集團不受正式約束而行使權力的體制。威權統治不允許民主體制的兩項定義性特徵：自由競爭政治職位和公民自由參與政治。”儘管威權體制並不允許制度化的反對派和反對機制，但反對勢力和活動還是可以在社會上以各種形式存在（例如教會、工會、大學和公民社會等）。但極權主義是不允許任何反對勢力以任何形式存在的。弗里德里克和布熱津斯基在《極權專政和獨裁》（1956年，第9和第10頁）給出的極權主義經典定義包括六項特徵：1. 一個官方意識形態；2. 一個通常由一人領導的大規模政黨；3. 恐怖的警察（包括秘密警察）控制體系；4.黨和官員基本上完全控制所有的有效傳媒；5. 同樣基本完全控制武器；6.中央控制和指導整個經濟。對照這六項特徵，中國在毛時代和21世紀，都是地道的極權主義獨裁政體。 正如我們前面所說，蘇聯的共產主義是“沙皇的專制外套前後反穿”，那中國的極權專制主義就是裁剪東方專制主義、蘇聯共產主義體系和法西斯主義拼湊成的極權獨裁百衲衣。例如，習近平把毛、鄧、江、胡全盤繼承，打通貫穿中共歷史的前後三十年，奉行馬恩列斯毛，還要加上孫中山和孔子。習和他的智囊們既要利用布丹的主權理論，盧梭的“公義”和“眾意”思想，又要學黑格爾把國家推上“神在地上行走”的高度；他們既要從當代西方學者亨廷頓那裡學“新權威主義”，從哈貝馬斯那裡借用“協商民主”，又要還魂施密特，重建“元首體制”。更為惡劣的是，中共還有“馬列主義套衫里外反穿”的習慣：馬克思批判過的波拿巴主義與中共的專制何其相似，中國的農民就是被戶籍制度、計劃生育、新農村運動變成了一袋馬鈴薯。當馬克思批判資本來到人間，每一個毛孔都滴着肮臟的血，中共權貴官僚就是要用“血與火”、“圈地”、“強拆”、竊取來完成他們的資本積累。當列寧揭露資本主義議會是為“錢袋子”服務的“清談館”，中共就是要把人大和政協變成這樣。總之，中共從不顧及語言邏輯內涵、理論互洽和學派傳承，以庸俗實用主義的態度，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寶庫和垃圾堆裡吸收養料，把好的變成壞的，把壞的變成更壞的，完成中共政權的雜種化，創造出人類政體史上的巨型惡性腫瘤。 中共這個政體之癌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的危險：第一：用韋伯和羅伯特ˑ達爾的權力定義來看，權力是一種能力。中共已經掌握了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的總體資源，聚合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能力，尤其是對暴力的壟斷，來追求財富、地位、榮譽和使得統治地位永久化。中共政權存在的目的除了加強執政黨的能力、維護自身的執政地位以外，沒有任何其他實質性的東西。 第二，權力的隱蔽行使來自於結構性的權力給既得利益集團帶來的特權和對弱勢群體的忽視。所謂“控制議事程序”就是讓弱勢群體消聲，把他們的痛苦（或者說關係國計民生的問題）排除在討論議題之外，用一些無關痛癢或畫餅充飢的話題，諸如“八榮八恥”、“核心價值觀”、“中國夢”，來充斥話語空間。 第三，權力的第三個方面來自於通過“洗腦”（改造世界觀、培養紅色接班人，等）、“腦控”把人變成“幸福的奴隸”，也就是當下中國無處不在的“腦殘”的“憤青”和“五毛”。共產主義政權發明了許多意識形態灌輸和教育的方式，例如，篡改語言、推行“新話”和“兩面語”（所謂的辯證思維）、學習檢討、批評與自我批評、訴苦和聲討、送勞改營和關精神病院、相互告密、群眾運動和內戰、對所謂無可救藥的採取肉體消滅，等等。今天，中共利用21世紀的高科技，一方面要全面建構黨國確定的“現實世界”來植入進每一個人的心和腦，也就是說，黨國的宣傳機器要壟斷所有人們思想所需要的原料（語言和事實），來設置思想的程序。設想，如果我們都像一台絞面機，得到的是麵粉供應，要么生產出的是中式麵條，或者是西式通心粉，無論如何也生產不出香腸。為了說服眾人這種植入的思維程序和思想原料是唯一的、正確的和可求的，中共對所有其他妨礙其思想壟斷的媒體和事實進行封殺。谷歌、面書、推特、亞馬遜和任何翻牆軟件都是敵人，傳播和運用它們就是犯罪。《紐約時報》、彭博通訊社、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法廣等等都是“反華勢力”。在中共的掌控下，“現實”不是由每一個個人通過接觸社會、解讀生活、尊重常識、相互交流、抽像升華來構建的多元、多面體，而只是官方獨家界定和壟斷推銷的、反應官方權力意志的表象。官方的真理是封閉自證的，它不需要更高層面的阿基米德幾點來提供合法性，也不需要科學-哲學-神學的抽象階梯來層層提供有效性的保障。在《聖經》第一篇創世紀裡，神說有了天地就有了天地，神說有了萬物就有了萬物。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裡，中共說這是真理就有了真理。共產黨佔據了神的位置，但它又不像神，不在天外宇宙之間或是民心靈魂之中。共產黨是每天在地上行走的神。 兩千多年前的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講述的“洞穴的比喻”精闢地揭示了當下中國黨國與人民的關係。在《理想國》一書中，有一群囚犯被枷鎖禁錮在山洞裡。他們面壁而坐，不能轉身側頭，只能看到後面光線投射在壁上的影子。囚禁他們的牢頭躲在一堵牆後面，拿出各式稀奇古怪的東西（石刻或木刻的人像或動物等），像玩皮影戲一樣，把影像投射在壁上。如果有人從外面經過發出聲音，洞穴裡就會產生回音。他們就會認為這是牆上影子發出的。假設這些囚犯從小就被關進了洞穴，他們能夠交流的話題就只能是圍繞這些怪異的影像的。“完全徹底的，這些囚犯會認為，現實不過是人造的各種物件的影子而已。”（The Republic of Plato, 1945年牛津版，第227-229頁） 第四，為了完成觀念的生產（或者說培訓更多的洞穴牢頭和操縱木偶的人），從而通過知識實現政治控制，來給現實世界提供合法性（所謂黑格爾的名言：“存在即合理，合理即存在。”），中共黨國直接控制知識分子的生產，這包括知識分子的腦力勞動生產和知識分子本身的再生產。中共不斷對知識分子進行的迫害，從“整風”、“反右”、“四清”、 “文革”、“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天安門屠殺”到今天習近平的“七個不講”、教育部長袁貴仁的“三個絕不允許”，無不是要把權力的研究主體變成權力的控制客體。正如法國哲學家福柯所揭示的，政權用權力來界定知識，然後用知識來鞏固權力。 權力的四個層面的熟練運用，構成中共權力厚黑學。其殘暴具體表現在“生體控制權力”上，亦即通過控制、佔領身體內部來完成整個社會控制。千萬人被屠殺、勞改、餓死、關押和被酷刑折磨。一代又一代人被迫接受強制洗腦。國家權力通過“計劃生育”國策和計生辦，滲透到臥室床第；又通過強制絕育、墮胎，控制生殖器官和功能，在女性子宮建立計劃暴政。一屆一屆的領袖，一批一批的貪官，從毛澤東到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和令計劃，都是傷害無辜少女、良家婦女、影星藝人的淫蕩之徒。通過官黑勾結、官商勾結，黃色產業的興起把一、兩代農家女性和城市底層婦女整編為“黃色娘子軍”，供整個官僚階層集體施淫享樂。“二奶”、“小蜜”、“通姦”、“裸官”、嫖妓、“開苞玩處”、“小學校長開房”，從北京通到西雅圖，從廣州蔓延到全球各地的“紅磨坊”，從香港、澳門醉死夢生到拉斯維加斯花天酒地。以上所有這些，都是共產黨控制、佔領、蹂躪身體權力的例證。 西方後結構主義著名哲學家邁克爾ˑ哈特和安東尼奧ˑ尼格理在《帝國》（Empire, 2000年，前言第14-15頁）一書中寫道： 帝國的概念最根本上是由缺乏疆界為特質的：帝國的統治沒有盡頭。首先最重要的是，帝國的概念設定了一個有效包納了空間全部的一個政權，或者說，它統治了整個“文明”世界。沒有領土的邊界限制它的統治。第二，帝國的概念不是以歷史上通過征服而建立的政體，而是一個有效地終結了歷史並因此把現存事物狀態凝固為永恆的的新秩序。從帝國的視角看，這是萬事萬物將總是如此，而且一直是被期望如此的一種道。換言之，帝國呈現出的統治不是歷史運動中的一個短暫時刻，而是一個沒有時間限制的政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帝國是歷史以外的，或是歷史終結點上的。第三，帝國的統治在社會秩序的各個層次運作，延伸到社會世界的深層處。帝國不僅管理一片領土、一方人口，而且創造出它自己居住其中的世界。它不僅規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還要試圖直接治理人性。它統治的目標是全部的社會生活，因此，帝國呈現出控制身體性權力的範式形態。最後，儘管帝國的實踐不斷要沐浴在血水中，帝國的概念卻總是致力於和平，一個超出歷史之外的永久的、普天下的和平。 在21世紀共產黨奴役下的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帝國，或者說是有這樣的雄心的帝國正在進行時。在溝通行為理論中，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提出了“生命世界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的概念。從某個意義上來說，中共黨國就是這樣一個殖民者，而中國千千萬萬的家庭、公共空間和生活在其間的上億臣民就是它的殖民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