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的监控网络：告密行径深入社会各个角落

<div> </div>   1987年9月的一天，距离德累斯顿市不远的德伯尔恩镇（Döbeln），东德人民警察（Volkspolizei）总部大厦内，电话铃想起。电话的另一头是一位不知名的男子。   “早上好。我有情报提供给您，请记录！”“我正听着。”“玛丽安妮·施耐德女士将于9月14日周三动身前往西柏林旅行。她不打算回来了。”“您是哪一位？”沉默。“您乐意保持匿名吗？”“是的。”“您的情报有什么依据？”“她对她最亲密的几个朋友是这么说的。”   然后，这位神秘的致电者挂掉了电话。玛丽安妮·施耐德（这个名字由编辑改换——原注）就有了麻烦。除了盘问她的邻居和朋友，官员们迅即取消了她的旅游许可，并开始监控她的电话和邮件。   直到最近，这类间谍与告密者的故事多半被研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学者忽视了，因为这类间谍和告密者并不与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德国家安全部有瓜葛，该安全机构以史塔西（Stasi）之名广为人知。恰恰相反，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东德普通公民，只是背叛了他人：他们是汇报邻居一举一动的左邻右里，是告发自己同学的学童，是传递有关其他学生信息的大学学生，是暗中监视雇员的经理，是检举党员的党的书记。   迄今为止，由史塔西设立的所谓“非正式情报员”（unofficial informants）构成广泛网络主导了有关东德国家安全机构对其国民进行监控的流行观点。对史塔西的受害者、政治家、历史学者和新闻记者来讲，不论他们是寻求更多从中了解有关他们自己的过去，还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间谍活动，这种满是非正式情报员所撰报告的档案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资源。   相较而言，东德人民警察机构拥有的录音磁带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来自几乎东德各个社会领域的书写证物也是如此。政府机构、政党、社团、企业、大学、文化机构：在每个地方，人们都记录下了能证明其周围人士有罪的信息。   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Greifswald）教授海德薇格·里克特（Hedwig Richter）谈及一部“令人震惊的记录机器”。她表示，广阔的社会生活是这部机器的组成部分。“在史塔西之外，存在制度化的体系，形成日常报告和每周一次的报告。”里克特表示，不论是在市政厅、钢铁厂还是地方的集体农场，“任何有一官半职的人均有某种程度的职责”向国家提交报告。（格赖夫斯瓦尔德位于德国东北部，属原东德地区。——译注）   自1989年共产党政权垮台以来，数千份这样的文件一直在东德一些州的档案馆中，在前东德一些政党的前总部中，在大学和一些机构的地下室中蒙尘。眼下，尽管历史学家们正在对这批文件进行系统分析，迄今为止所得到的结果也已揭示出，持续的监控是如何构成了东德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偷听并检举邻居和同事，对很多人来讲完全是家常便饭——甚至在没有来自史塔西及其臭名昭著的头目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的压力的情形下也是如此。（埃里希·梅尔克生于1907年，于1957年至1989年间担任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德国统一后遭到多项指控，后因高龄以及健康原因被免予追诉，但在1993年因涉嫌于1931年在柏林杀害两名警察而获判6年徒刑，1995年获得释放，2000年病逝。——译注）   谍影重重   对他人进行检举揭发的重要一部分内容涉及逃离东德的计划，特别涉及那些拥有前往西方旅行的许可，并且不打算回来的人士。但走私硬通货和过量消费酒精一样逃不脱民主德国公民的敏锐观察。此外，收取来自西方的包裹也会遭遇满腹疑问的审视——相较于其他人，分配有公寓或汽车的人士会更快成为他们妒火中烧的邻居报复的目标。甚至婚外情也会被告发。   “你好。我有事情要报告”，一段电话录音中，一个声音这样说。“是关于某某先生……不断有人到他的公寓中拜访，常常是不同的女性，可能还有一些是来自西方的。”   自德国统一以来的25年间，这样的日常揭发几乎完全被忽视了。事实上，自柏林墙倾覆以来，那些有过揭发举动的人士都能消身匿迹了事。史塔西的非正式情报员均被小心记录在案，并且在德国统一之后由东德的政府机构、学校和大学展开的核查中往往丢掉了工作；然而，这些非正式间谍几乎再也不必面对他们过去的事业，并接触那些他们帮助填写的档案。   再者，告密不完全是东德人专长的事情。西德居民也会打电话给民主德国官员，告发东德公民——比如，当他们正在计划逃跑之时。   例如，一位西柏林的致电者告发说，他在东柏林有一位好朋友，并且，“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不想谈到她”。但随后，他继续表示，她“与逃跑组织有联络”，并想逃往西德，与他会面。他表示，他“真的很喜欢她”。但显而易见，他喜欢的是她最好待在柏林墙后面。他表示，在这件事上他将乐于接受帮助，随后结束了通话。   一位更远一些的西德告密者向东德打了四次电话，她的事情同样与跨境恋情有关。她举报说，她的前丈夫想要他的东德情人与他在西德汇合——这个计划似乎被她的数通电话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选择并非唯一   但嫉妒并非西德告密者的唯一动机。比如，是道义原则令一位来自多特蒙德的女性供出了一些计划逃往西德的民主德国公民的姓名和住址。她表示，她不理解这样的事实：“外国人，并且还是东德人，想抢走我们的工作岗位”。   一位西德商人自己在莱比锡（前东德第二大城市——译注）的一个会议召开期间充当了告密者。“我很乐意向你们提供有关色情书籍走私到民主德国的信息。请记录如下内容：某某是前民主德国居民，之后迁居西德。该走私者目前在莱比锡。”   “请问您是哪一位？”“当然，我宁愿不说。这是一个小的报复，因为他曾令我严重不快，并且非常鄙视地谈论您的国家。这就是个小报复！”   说到传递敏感信息，来自西德和东德的告密者均有多种选择，史塔西只是其中之一。东德的电话簿上一般都有该机构的若干个电话。地方党组织的书记以及工会书记也都是很适当的联络人。   可能的告密者名单很长。在民主德国，几乎每一栋建筑都设有一种管理员（被称为Hausbuchbeauftragter），负责记录来访者到来的时间和受访者。这一群体总计大约有210万人，其中很多人乐于分享他们知道的信息。东德的人民警察机构也拥有大约17.3万人的“志愿助手”。另外，学校负责人、隶属于“自由德国青年联盟”（FDJ）的青年组织头目、选举助手和工厂厂长也是潜在告密者大军的组成部分。(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是前东德及执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认可的官方青年组织，其宗旨是影响年轻人的生活，倡导马列主义，其成员为14至25岁的青少年。前东德一度有75%的年轻人口是其成员。——译注)   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的历史学者里克特专注于研究萨克森州的勒鲍自治市（Löbau），试图弄清楚东德官员掌握民众的基本信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她发现，市政委员会编撰的每周报告中包含这样的信息：哪一位牧师提出了忠诚的或是批评性的意见，他们的公寓里都有些什么书，他们的会众内部又出了什么紧张情况。有一份报告甚至记载了来自地方党的领导层一位官员的便条：“多位在校女生这些天收到来自西德的包裹邮件”。   但不只是执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党员才会提供情报。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东德官员容忍该组织存在——的公职人员也加入到猖獗的检举揭发行列中。并且，不是必须求助于史塔西，很多人士认为该机构居心不良而寻求回避。与地方政治领导人或者工厂经理之间的简单谈话安排起来足够容易——并且，那种不是非常正式的氛围更适合于分享有关同事或者邻居的敏感信息。（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前东德唯一的执政党，1946年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合并而成。德国统一后，该党宣布放弃马列主义，之后屡屡更名；2007年，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一翼合并，成立了现今的德国左派党。前东德地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于1945年，至德国统一之前一直接受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译注）   从幼稚园到晚年   不论相关信息来自哪里，国家总会将其派上用场。东德监控系统对该国公民言行的记录始于幼儿园阶段，覆盖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甚至通过负责照料老年人的人民团结组织（Volkssolidarität）对退休者也记录在案。那是发展“社会主义人格”的一部分内容。一些人在儿童时代就开始揭发他人，这是作为少先队员的一部分工作；到了青年时代，揭发他人则成了“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成员工作的一部分内容。对学童甚至都设有档案加以记录，如“穿着西方式的衣服”、“表达出对朋克音乐的喜好”、“展示出和平主义的姿态”。   相互评价、判断、批评与自我批评随处可见。这个国家上上下下的人们对离经叛道的看法保持着高度警惕，相关看法随即被贴上了对国家有危险的标签。而这通常有利于个人。   这个系统中的失败者通常并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何以突然发生变故。柏林墙倾覆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士开始在他们各自的史塔西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譬如，他们想了解为什么他们未能获得大学里的一个职务，何以他们的专职事业突然遭遇障碍，或者为什么他们的旅行许可在最后时刻被取消了。也有很多人惊讶于他们在今天负责继续管理东德时代史塔西档案的联邦专署机构（BStU）那里也一无所获。   然而，可以从保存在政党、工厂和大学档案中的文件那里找到解释。从这些文件中，人们可以了解到，漏掉一堂俄语课、在学生会中发表了不妥当的意见，或者持续展示出欠缺“无产阶级观点”，都会导致他们的学籍被注销——这对他们的一生会有重大影响。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下设组织负责编撰有关中学学生的报告，待到在大学中分配工作和职位时，这些报告就会派上用场。这样的报告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全体人民的结构性镇压的一部分。这一系统还存在于东德的所谓“国有企业”（Volkseigene Betriebe）当中。   历史学家认为，这一精密编织的监控网络可以解释东德出人意料的稳定——但仅仅依靠史塔西，这种稳定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海德薇格·里克特表示，“检举揭发机会的无所不在”，“助长着一种最重要的惩戒机制：自我审查”。她补充说，由此，一个重要环节是这样的事实：东德人在未被要求和没有任何法律义务的情形下还是会揭发他人。里克特表示，“通过分享这种信息，东德人希望避免未来可能有的麻烦和误会”。而且，那是一种表达忠心的方式：“通过展示个人的这种积极主动，人们将政府的监控需要合法化了。经由他们主动的顺从，这些人帮助完成了他们的全面观察报告，并参与到国家监控其国民的行列中。”   更多告密者   这一系统令国家易于判定谁必须加以惩罚而谁又理当获得奖赏。譬如，在每一次选举之后，由投票站助手提交的报告中会提到不投票者的名字。   历史学家尚未能确切得知，有多少东德公民充当过告密者。大多数人婉拒担任情报员。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东德存在的最后一些年间，有比史塔西所维持的18万非正式情报员更大规模的情报队伍在效力。   最近由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伯斯（Christian Booß）和赫尔穆特·穆勒-恩伯格（Helmut Müller-Enbergs）完成的研究还显示，东德的国内监控远远不限于史塔西的非正式情报员构成的网络。两位学者共事于BStU，不久之前，他们碰巧接触到史塔西的情报员组织，在他们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研究深入到这样的群体当中。他们发现，在其中的人们会提供有关他人信息的那些机构被归类为POZW——这代表“政治与秘密行动协作机构”（Partner in Political-Operative Cooperation）。相较于向史塔西提供信息的非正式情报员，这些人签署强制他们传递信息的文件并非被迫，但他们依然向史塔西传递信息。数量庞大POZW报告目前依旧存在，这些报告源自从比如银行到图书馆、医院、注册处和司法机关这样的机构。   大量所谓“情报提供者”（Auskunftspersonen）为史塔西所用。比如，在图林根州的萨尔费尔德镇（Saalfeld）地区，伯斯和穆勒-恩伯格清点出745位非正式情报员和3335名情报提供者。并且，情报提供者名单中的人士包括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事实上，历史学者估算出，罗斯托克市（Rostock）人口中足有18%的人士偶尔充任情报提供者。   但这两位研究者避免将所有那些向史塔西提供信息的人士视作传统意义上的非正式情报员。恐惧、敲诈和保护自身的渴望通常也在起作用。他们反而谈到了一种“告密情结”。   “优秀人士”与“合用人士”   当历史学者深入研究今天被称为开姆尼茨（Chemnitz）的卡尔马克思城（Karl Marx Stadt）的史塔西卷宗时，他们甚至仍然万分惊讶。他们在那些卷宗中发现了从不曾被研究过的文件，其中包含所谓GM和BM这样的注解。他们对这些缩略语一无所知，但很快发现，GM代表Gute Menschen，即“优秀人士”，而BM代表“Brauchbare Menschen”，即“合用人士”。   那些“优秀人士”包括从普通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一直到市长在内的东德人，他们“对国家安全部立场坚定”。“合用人士”对国家安全部的立场显然不是非常坚定，但也一直乐意提供信息。   比如，一位职业学校的教师被列为“合用人士”，因其分享了大量有关其同事的信息，并积极监视他们。而普劳恩市（Plauen）的一位教师被列为“优秀人士”，因其提供了有关他的哪一位学生可能适合当兵的建议。另一位“优秀人士”供职于一家国有缝纫机修理店。有关谁可能是一系列发给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的批评信件的作者，他向当局讲述了自己的想法。他表示，他的同事是他能想到的唯一一位会用两个n拼写这位党的总书记名字的人士。（埃里希·昂纳克生于1912年，卒于1994年；1971年5月至1989年10月担任前东德执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期间于1976年开始同时担任前东德总理。——译注）   国家偶尔向“优秀人士”提供酬劳，有时候是给他们最多100马克，有时候是送上精美礼物。但他们没有被分配姓名代码，也没有上级管理者。总之，他们不算是史塔西的间谍。他们只是非经选拔的情报员——这种人士在东德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找得到。   （作者系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本文原刊于2015年第28期《明镜》周刊，2015年7月10日以英文发布于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原题：“Web of Surveillance: East German Snitching Went Far Beyond the Stasi”。听桥译。）   原文网址：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east-german-domestic-surveillance-went-far-beyond-the-stasi-a-10428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