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怎么办？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h1> </h1><div> </div><div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font-family: 宋体; background-color: #ffffff;">一、失败的"实感"2011年1月17日，在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前夕，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筹拍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型电子显示屏上循环播放，据相关媒体报道："这则宣传片以中国红为主色调，在短短60秒钟时间内，展示了包括邰丽华、吴宇森、宋祖英、刘欢、郎平、姚明、丁俊晖、袁隆平、吴敬琏、杨利伟在内的，涵盖文艺、体育、商界、智库、模特、航天等各行各业的数十个杰出华人，以\’智慧、美丽、勇敢、才能、财富\’等诠释中国人形象。"在2008年成功举办第28届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政府正紧锣密鼓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功"形象，国家形象片不过是中国向世界递出的又一张名片。北京奥运会总投入为3000亿，2010年广州亚运会总投入为1200亿（是南非世界杯的5倍，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50倍）。这些天文数字似乎一再证明了中国近30年改革的巨大成功，但同时也让人疑窦丛生，这些花费无数的盛会、这些被巨大的摄像头所截取的场景、人物究竟能"代表"什么？究竟又代表了"谁"？毫无疑问，59位进入国家形象片的中国人都是某一种成功的代表者，但这种"成功"因为经过镜头和意识形态的包装后反而显得空洞无物，我不想从技术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我只是仅仅从我的感受出发：我在观看这一国家形象片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激动和兴奋，就好像是在观看一个和我毫无关系的表演。这是一个过于宏大和遥远的叙事，它没有办法和我当下的生活发生任何有效的联系，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报广场播出仿佛就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场景，至少对于我而言，它失效了。想起来这种失效是不应该的。仅仅是在两年前的2008年，我还挤在人山人海的小咖啡屋里面，和很多的年轻人一道观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沉浸在"大国崛起"的亢奋想象中。那个时候我同样是一个局外人，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通过想象把自己与大多数的中国人联系在一起，并想当然地认为国家的梦想就是个人的梦想，国家的光荣就是个人的光荣。但是这一次，这种想象被我个人严峻的生活现实所击碎，也就是在国家形象片播出的前几天，我所租住的公寓房东毫不留情的通知我，不再续租，另谋住处。这就意味着我和我寓所里面的另外三个年轻人都必须在一周内搬出这个我们住了一年多的房间。房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把房子直租给我们赚不了太多钱（实际上他每个月从我们四个人身上收取了整整5000元。其中根据每个房间的大小四个人分别承担1100/1600/1000/1300），因此直接整租给房屋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则会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改造出更多的空间（比如把一居室改造为三居室，把三居室改造成五居室）来赚取更多的租金。从2009年9月博士毕业至今，一年半的时间，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换租。最开始的时候我租住在人民大学南边的三义庙小区，这是一个80年代的筒子楼，我租了其中一个12平米的小房间，不能洗澡，不能做饭，三层住户十几家共用一个公共厕所，月租800元。我在这个地方坚持生活了近三个月，之所以说是坚持，是因为我每天必须骑车十五分钟左右去附近的人民大学解决吃饭、洗澡等等生活问题。最后随着严冬的来临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住处。第二个住处是海淀南路的一个合租房，我租住了客厅的一个小隔间，大约12平米，没有厨房，但有单独的洗澡间和卫生间，月租1000元。但非常要命的是，因为房间的一面是用毛玻璃隔起来的，所以隔音和隔光的效果非常不好，也就是说，房间里面的所有动静在我的隔间里面都能听到，这对我的睡眠构成了挑战，最开始的方法是等所有人都睡了我再准备睡，但后来发现行不通，因为每个人的作息时间很难协调，往往是我快要睡了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跑到洗澡间去洗澡了，或者是到客厅打开灯拿什么东西，于是我就会被吵醒。后来我不得不求助于眼罩和去噪音耳塞，把自己严严实实地与外界隔离起来，成为我每天晚上的必备功课。李陀先生有一次跑到我的住处，当他听说我对面的隔间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时，突然很认真地问了一个问题："那他们做爱怎么办？岂不是都被你们听到了？"我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才奇怪地发现我很多次听到那对夫妻为了各种生活琐事吵架的声音，却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他们做爱发出的声音。在一个如此简陋的出租房内，或许他们已经没有做爱的欲望了吧。在这个房间住了大概半年时间，因为中介公司和房东之间发生了纠纷，我被通知换租。于是又搬到了小南庄，也就是我现在的住处，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房间，我租了其中一个大约14平米的小单间，月租1300元。总算住到了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房间，我以为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安心地工作生活了。但房东变相的"逐客令"又让我措手不及。选择这种稍显屈辱的租房方式是迫不得已的。在2004年以前，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可以分到一间小房间作为"过渡房"。但2004年以后，为了响应国家住房改革制度，这一政策取消了。而每个月的收入又不够去租住过于昂贵的房子，更重要的是，因为租房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给租房者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我这种简单的租房经历可能在很多的年轻人身上都发生过，如果站在一个个体的角度来看，可能这是很平常的生活阅历，也没有必要拿出来抱怨，实际上，在北京有很多人的居住条件比我更简陋。我和李陀先生曾一起去人民大学附近的地下出租房观看，在北京的大多数高层建筑下面都有地下室，这些地下室本来可能是用于泊车或者储存货物，但现在大部分都被出租出去，建成一个个小鸽子笼一样的房间。很多的小公司就把自己的员工安排住在这种地方，这些地方潮湿、阴冷、空气不通畅，安全设备简陋，我和李陀在观看这些地方时候的第一反应是，如果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的自然灾害怎么办？在人民大学附近的紫金大厦的一个地下房间里面，一个八零后的女性笑着对我和李陀说："你们是来租房的吗？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你们千万不要住在这里，住久了会生病的。"她说这话的时候面带笑容，丝毫没有抱怨之意，难道这不是中国人的另外一种勇敢和坚强吗？她当然没有意识到，在国家的形象宣传中，她已经被另外一些人"代表"，而她的这种坚强和挣扎，也已经被过滤掉了。我承认我因此充满了沮丧感。正是因为在那些宏大的故事和宣传中，一种更显而易见的失败被凸显出来了。也许这一失败首先是个人的，在一个如此快速的财富增长的国家里面，在GDP高速领跑世界的中国，我们被时代淘汰了，我们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报家庭和社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活甚至是一次简单的做爱。在1968年欧洲五月革命中，其学生领袖质质问法国教育大臣："政府花费如此多的钱来修建一个豪华的游泳池，那政府有没有想过怎么解决学生的性爱问题？"我房间里面的那对小夫妻却没有这种质问的机会，也许他们只能让声音再小一点，更小一点，或者干脆放弃。2004年我到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周边的房价在4000元左右，但5年后的2009年，已经疯涨到了30000元，稍微好一点的小区已经在45000左右。2010被称为房产市场最严格"调控年"，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一再表示会尽力控制房价，但从10月份开始，房价逆势反弹，我所在的小南庄一带，80年代的二手房从10月份的3万每平涨到了12月份的33000每平。也就是说，如果你在10月份买下一套100平的旧房子，在2个月后转手就可以赚到30万。30万意味着什么？在网上流传着一个"恶搞"计算方法，内容如下：你要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而想在北京买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社会阶层所付出的代价是：1 农民：种三亩地每亩纯收入400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至今才能凑齐（还不能有灾年）；2 工人：每月工资1500元需从鸦片战争上班至今（双休日不能休）；3 白领：年薪6万，需从1960年上班就拿这么多钱至今不吃不喝（取消法定假日）；4 抢劫犯：连续作案2500次（必须事主是白领）约30年。5妓女：连续接客10000次，以每天都接一次客，需备战10000天，从18岁起按此频率接客到46岁（中间还不能来例假)以上还不算装修、家具、家电等等费用。这个清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如何来讨论所谓的"个人奋斗"问题？我们知道，在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化想象中，一个最大的问题转换就是把个人从集体中剥离出来，劳动从一个有尊严的对象性活动变成了一种"商品"，社会解放的话语也被个人奋斗的话语所取代，个人奋斗意味着，必须在一个有效的时段内获得社会承认的利益和资本。如果说在80年代我们还能看到这种"奋斗"实现的可能性，在2010年，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青年，我完全看不到哪怕一点点的希望。在近年热播的电视剧《奋斗》中，讲述了一群80后青年的奋斗故事，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虚假的叙事，因为在这群年轻人的背后，都有着雄厚的"先在资本"，正是因为有这些先在资本的铺垫，"奋斗"才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奋斗》中青年人的起点可能是一生都难以企及的终点。80年代的孙少安虽然出生贫寒，但是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尊严，并改变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现在看来，这是80年代对于改革的一种乐观的想象，今天我们发现，孙少安们已经无路可走了，因为资本的配置完全不利于孙少安们的成长，在2010年的媒体舆论中，最热炒的一个短语是："我爸是李刚"。也就是说，资本和权力的垄断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人的"成功"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失败，那么，这样的"成功"还能算是成功吗？这样的"失败"是否有更复杂的内涵？个人失败的"实感"是如此强烈，如此有切肤之痛。最后我们已经无法在个人身上寻找失败的原因了。当社会企图托管一切的时候，却发现事情只是越来越糟糕。这个时候，社会就生产了"失败"以及"失败者"本身。而失败者，在这种极端的绝望和无路可走的恐惧中，自然就会把这种失败归责于社会或者另外一个他者。也就是说，"失败"的实感虽然是个体的，但是"失败"的内涵却是相互生产的。"失败"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对于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失败的阴影是巨大的，以致于已经无法按照正常的价值标准来进行生活，在2010年一个收视率甚高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婚姻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品交换，房子、车子和收入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志。把身体商品化，并选择最好的商机把自己抛售出去，是参加这些相亲节目的年青人最真实的想法。如果我们仅仅从道德的高地去指责这是一种拜金主义的堕落，是否过于简单？如果社会的运行模式已经不能鼓励正常的生活和发展，那么，这些年青人通过"身体"的转让来获得利益是否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在改革之初的历史叙述中，完美的身体一直是改革者所拥有的傲人的资本，如《新星》中的李向南，《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他们通过"身体"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谁又能预料到，这些寄托了一代人的乐观想象的身体会在短短数十年后变成了只能以金钱来衡量的商品？"身体"不再被用于想象、创造和发展，而是被用来消费、交换和享乐。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失败？无论如何，那些至今还蜗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一代青年人见证了在巨大的成功喧嚣中一个时代的痛苦，这个痛苦有些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有些却不能忍受，个体当然不能把个体的失败完全归责于社会，但是社会同样不能把失败完全归责于个体。我完全理解我在2008年为什么能够与这个社会和国家的想象保持一致，因为那个时候我住在一年750元（也就是一个月65元不到）的学生公寓里面，享受着有保障的住宿、餐饮和学习工作资源，虽然简陋，但是却觉得安全而温暖。而从2009年6月我开始居无定所的生活后，我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种实感与失败的实感纠结在一起，让我意识到，是应该为我自己，以及更多像我一样生活的年轻人寻找一种历史的定位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个体，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失败，我的失败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一代人都面临着这种失败的境况，我们是否应该拥有某种失败者的自觉？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一失败中发现一些什么？二、历史虚无主义因为意识到了个人的"失败"，并把这种"失败"放置到一个非个人的境况中去理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寻找历史，在历史中找到一些确定不移的支撑点，来把个人从"失败"中拯救出来。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疗愈方式，同时也似乎是中国这一深具文史传统的国度所惯常的行为方式。比如李白在《将进酒》中就有言："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因为意识到了自我的失败，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之中，通过"留其名"把自我从当下的失败中解救出来，所以李白才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失败者的勇气和胆识。但是对于今天的80后的青年人来说？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能否找到这种安置失败的历史位置和历史意识呢？也许不用和李白这些远古时代的文人相比，即使与前此的50年代生人、60年代生人相比，问题也就立即呈现出来。在2010年12月的一次学术会议后，我和社科院的陈福民教授、批评家孟繁华教授一块从北京郊区驱车回城，当时已是深夜，因为找不到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盘旋了很久，在找路的过程中，让我惊讶的是，陈福民和孟繁华两位突然唱起了《沙家浜》中的经典唱段："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哎！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哪！""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我惊讶不在于他们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而是在于他们的"文化记忆"如此地坚固，几乎以自然的形式作用于他们的言行。这种情况在50后那一代人身上表现的极其明显，共和国的早期历史与他们个人的生活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在他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些时期，历史戏剧性地楔入了他们的生活，并从此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当他们回首往事，书写历史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在一个个人的空间里面思考和想象，而是与历史进行有效的互动。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那段历史（知青、上山下乡、大跃进、文革、学潮等等），这段历史都是与他们的身体、生命接触过的实体，而不仅仅是一个叙述，一段故事，或者一段话语宣传。今天我们来看50年代生人，会发现他们存在很多问题，正如《新星》中的大学生批评李向南所言："你们很世故，太爱权术。"但不容否定的是，正是这种历史与生活的同一性使得这一代人具有一种厚度和韧性，在与历史的对话中，他们构建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对于80后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情况似乎完全不同了。以我个人为例，1980年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之时，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吃饱饭没有问题了。也就是说，我对饥饿是没有记忆的。某年的事件对于我们依然是空白，我对此唯一的记忆就是发现晚上有很多人围着一个收音机在听广播，然后间或有人在说什么学生闹事的事情，但大家也只是说说而已，丝毫没有影响到日常的生活。1992年我正在上初中二年级，市场经济的大幕已经拉开，但是对于面临巨大升学压力的中学生而言，除了发现每个学期会有几个同学辍学之外（他们大多选择去南方打工），也没体验到这一历史对于我们产生的影响。然后是2003年的SARS事件，我们被圈在大学校园里面唱歌跳舞，除了不能出校门之外，我们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同；再后来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众多的80涌入汶川，争当志愿者，这成为一个"大事件"被媒体所广泛关注，并以此判定80后的责任意识的确立。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夸大其词的说法，在汶川地震发生的当天，我就立即打电话约朋友一起报名参加志愿者，需要忏悔的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并不是要去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志愿者"，而是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我应该成为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或者说，我必须找到一种在历史之内的感觉和体验。我随后为自己的这一想法而惭愧万分，与数十万葬送的生命相比，站在历史现场的想法太过于自私自利。我知道一个80后诗人很冲动地就去了现场，但是因为完全没有志愿者的经验，他立即就感染上了细菌，然后成为了一个被"救治者"，更荒唐的是，他不停地打电话给很多人倾诉和求助，并抱怨当地的医疗和饮食。也许会有很多青年人的真实想法是为了尽一份力量，但是，也不能排除很多人是和我一样的想法，地震被视为一个历史的嘉年华，一幕无与伦比的大戏剧，我们希望参演成为戏剧的主体。我当然放弃了做志愿者的诉求，但这件事刺激了我的思考。为什么一场大灾难会变成一个大狂欢？也许这恰好证明了历史在我们身上的缺席。对于19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来说，上面我列举的种种历史事件已经证明这一段历史同样是充满了戏剧和动感的，但是与"十七年"和"文革"中的诸多历史事件比起来，这些历史似乎是外在于我们生活的，历史发生了，但是历史的发生并没有立即对个体的生活产生影响。也或许可以这么说，在80后的成长中，历史是历史，生活是生活，只有在很少的时候，历史和生活才发生了对接的可能，比如大地震，正因为这种机会是如此之少，才有那么狂热的历史参与症状。从这个意义上说，80后是历史存在感缺席的一代。因为这种历史存在感的缺席，导致了80后面对历史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向度。第一就是如大地震以及奥运圣火传递仪式上体现出来的对历史参与的高度的热情，在这样一种参与中，80后找到了一种暂时性的历史存在感，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暂时性"表明了这种存在感的虚无；这就是第二点，因为对于历史存在已经失去了信任，索性就彻底放弃了这种历史的维度，而完全生活在"生活"之中，这是在80后青年人中更具有普遍性的一种倾向。因为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的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另外一方面"暂时性"的参与历史的热情又不能持久和加固，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一虚无主义的典型表征就是以一种近乎"油滑"的态度面对生活和他者，在我的同龄人，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中，他们日常言行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完全无视一个事情的性质和范畴，而用一个完全局外人的身份和语气来对其进行嘲讽和戏谑。这种戏谑与90年代以来流行的王朔式的调侃完全不一样，在王朔那里，调侃的对象始终有一个指向，那就是僵硬的意识形态，但是，80后的这些调侃是完全任意性的，并没有什么目的，在这种言行中，生活本身的严肃性被取消了。今天的80后青年人非常善于模仿生活，但是，却不会自己构建一个真正有效的生活。你可以和他们成为朋友，但你没有办法与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交流。在历史虚无主义中，事物的神圣性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80后的主体呈现出了什么特征？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时代的阅读症候里面窥探出什么。2010年在中国文学界比较热闹的事情之一就是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刊载了80后作家郭敬明的《爵迹》，由此引起了不同的意见和纷争，反对者以为这是文学向市场和庸俗阅读趣味的投诚；而支持者则认为这是文学观念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新变。抛开文学趣味和文学观念的差异不谈，毋庸置疑，郭敬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神话之一。《小时代》在《人民文学》上刊登时，当期《人民文学》销售一空并不得不加印，这是90年代以来《人民文学》唯一一次加印。而《收获》同样因为刊发《爵迹》而销售量翻倍。批评家郜元宝在《评<爵迹>》的文章中遍挑语病，极尽嘲讽挖苦，这种批评虽然解恨，但在我看来却完全没有找到要害。虽然我同样鄙夷郭敬明小说中的技术含量，并对郭敬明如此"成功"满怀"嫉妒"，但我还是试图去理解这样一种写作和阅读。这里面肯定是内涵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单靠以往的文学经验和阅读经验已经不可解释了。7月份我在安徽图书城买到了《小时代1.0》，我的预设是，我肯定看不下去这本书，因为它浅薄、庸俗和无知。但出乎我的意料是，我以极快的速度把这本书读完了。而与此同时阅读的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却被我一再搁置，最后不了了之。真实的阅读体验颠覆了预设的文学认知。我突然意识到，在我身处的时代，阅读和思考分离了。阅读仅仅在一个表面的层次上才有效，而思考可能与此相关，也可能与此毫无关联。阅读现在执行的是完全快乐的原则，它并不在意它能提供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程序，你按照这样一个程序来完成阅读，同时也就获得了快感。有一天下午我带着《小时代》去一家理发店剪头发，不小心书掉在地上，里面随书赠送的郭敬明的照片滑落出来，我的理发师帮我拾起来，问了一句话："这是谁家理发店发的宣传册啊？"这句无心之语饶有趣味，他以一个完全局外人的身份来看郭敬明的时候，他认定其不过是一个"理发师"，其理由是郭敬明"精致"的妆容和"时尚"的发型。作家不再是忧心忡忡，蹙眉深思的"大作者"了，他现在是一个表象化的演员，写作被取消了"内面"。在《小时代》的扉页里有一张三十二开的彩色插图：一群俊男靓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聚集，其中一位男子坐在一个大镜子前，两个女性在旁边为他整理头发和衣服，另外几个男女在一角窃窃私语，还有一个女性站在另一边，手里拿着一个相机似乎在拍摄一切。我觉得这幅插图比任何郭敬明的小说都更能表明我们这个时代（郭敬明所谓的小时代）主体的存在状态。这里面所有的人都处在一个凸显的平面上，镜子和摄像机成为最重要的媒介，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看到（阅读）自己。或者说，"镜子"和"摄像机"已经成为了"主体"，写作者和阅读者都必须通过这样的主体把自己"物化"，并找到存在的实感。也许我们可以想到鲁迅笔下的"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在鲁迅的"看"与"被看"中，始终还有一个第三者，这第三者非常清醒地持有其主体意识，并对世界作出价值上的臧否。但是对于80后而言，这一第三者消失了，或者说，第三者已经完全把自己转化为一个同一性的身份，"看"与"被看"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被抹平，在此，80后的主体–写作的主体（同时也是叙事者）和阅读的主体（被叙述者）–是一种完全"去距离"的、单一性的指涉物。写作和阅读的快感来自于这种距离的如此亲近，现在，写作者编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像镜子和摄像头里面的镜像一样不真实–并邀请读者一起来放纵。在这种共同的迷醉中，主体相互指涉，互为镜像。那个理性的、坚固的、笛卡尔式主体消失了，但那个沉溺的、观感的、后现代式的轻的主体却无处不在。历史的虚无主义对于80后来说并非意味着没有历史，实际上，正如我在上文中已经分析过的，和所有时代的人一样，历史总是存在的。80后也轻易就能找到自我历史发展的关节点，并与宏大的叙事关联起来。历史虚无主义指的是，在80后这里，历史之"重"被刻意"轻"化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沉重历史负担的国度而言，每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动，但是，也许只有在80后的这一代年轻人这里，我们才能看到历史虚无主义居然可以如此矫饰、华丽地上演，如此地没有痛苦感。三、抵抗的假面竹内好在谈及日本50年代青年人面临的困惑时说："青年的主要要求，如果离开直接的生存问题来说的话，就是自我完成吧。这是难以抑制的生的欲望，作为其本身来讲，是应该被尊重的。然而，当今的多数青年，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已深感走西欧的道路是不可能到达自我完成的境界的。……如果不用某种方法来调和与整体的关系的话，就很难完成自我。这一问题确实是存在的。由此，一方面产生了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倾向。的确，安于这种现状的人不少。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满这种现状的人，而且在不断增加。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是西欧个性解放过程中的产物，所以，在以表面是现代化还未成熟的个体为条件建立起来的日本社会里，想要诚实地生存下去，诚实地思考的人，是不能长期停留在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之上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想到别的地方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乃至发现问题。"通过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我以为今天大多数的中国青年大概都面临着如竹内好所言的问题和困惑，在他们还没有面对严峻的生活现实的时候，他们大概还能耽溺于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自我安慰，但是一旦面临生活的真实的境况–正如我在30岁时才强烈感觉到的失败感–他们立即就会明白，除非成为一个自我放逐者，否则，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是脆弱而无效的。大多数人不会自我放逐，也不甘心被社会放逐。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偶像，寻找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表达自我的方式。现在，郭敬明的"小时代"已经被转移到了更年轻人的手里，而自认为长大成人的"80后"们会问："今天你读\’韩寒\’了吗？"最早知道"韩寒"这个名字大概是在2002年，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的旧书处理摊点翻书，一个朋友指着《三重门》对我说：这就是那个几门成绩挂红灯的高中生写的小说。我拿起来翻看了几页就放下了，几乎没有任何印象。2007年以后似乎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记得有一次张悦然在飞机上对我说："\’韩寒\'现在是公共知识分子了。"这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崇高非常神圣的名词，它和一连串的经典人物联系在一起：萨特、福柯、萨义德、鲁迅等等。一个和我年纪一样的"80后"青年怎么就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呢？他是怎么公共？又是如何知识分子呢？但不管如何，"韩寒"正日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我无法选择的事实。在北京的地铁站里，"韩寒"为"凡客"代言的巨幅广告矗立在每一个过客的眼前，打开电脑，各大门户网站经常性地跳出"韩寒发表××"等内容，用一句网络流行词来说，我被"韩寒"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韩寒"多么特立独行，他的特立独行都成了一个被刻意放大和赋魅的"事件"。《北京青年报》文化版的一个记者曾对我说："\’韩寒\'是文学圈内唯一有新闻效应的人，而且效应很大。"她说的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解释"韩寒"现象的一个切入口。"韩寒"是文学的，同时又是新闻的，"韩寒"是"独立"的，但同时又是合谋的，或许正是这种多重身份，使得他能够获得一致的认可。中国某教授就曾经夸大其词地说：全中国的教授加在一起，影响也大不过"韩寒"。在《上海文化》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韩寒"被认为是鲁迅的接班人。徐贲在《美国人看不懂韩寒》中也认为："在韩寒博客中，可以看到一种\’思索\’比\’思想\’更重要的写作方式，它没有一定的形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总是在绕着弯子，尽量安全地把真话说出来。他的博文零零碎碎，但思考者与思考对象始终交融在一起，整体性则是来自这种交融。那是一种因韩寒这个\’我\’才有的整体性，喜欢他的博客文字，就会喜欢他那个人，反之亦然，这样或那样，都成了他的粉丝。"作为一个作家的"韩寒"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韩寒"或许都有其值得赞誉和信任的地方，在很多人看来，"韩寒"的魅力来自于他的抵抗的姿态和抵抗的方式，抵抗的姿态是指，他总是能够及时地对社会公共事件作出反应，并像《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子一样，说出真话："韩寒的话语玩的是一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真实话语游戏。韩寒的许多听众从韩寒那里寻找的正是这样一种刺激感，而未必是什么振聋发聩、闻所未闻的全新见解。"另外一方面，就抵抗的方式来说，"韩寒又很\’会说\’，更加增加了他说话的刺激感"。于是，韩寒的4.5亿的博客点击率就成为了一种"抵抗"的标志。我对此是持保留意见的。实际上，一个事件的发生，然后有人对此发言，有些人发言会好一些，有些人发言会平常一些，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像这样把"韩寒"的一些博文提高到"意见领袖"的地步，这或许也只有在当下的中国才会发生吧。"韩寒"或许说的都是真话，但是我相信说这样真话的人在中国很多，而这些人因为缺少表达的平台，也缺乏相应的传播条件，所以就被遮蔽了，而在遮蔽这些发言的同时也就无限夸大了"韩寒"言论的正当性。如果说"韩寒"确实在实施一种抵抗，那么在我看来，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媒体的抵抗"，"媒体的抵抗"的特点是它的指涉是单一的，它抵抗的对象是确定的，它抵抗的内容是公共话题中最讨巧的一些东西。在"韩寒"博文中最常见的是对于政府腐败的嘲讽和调侃，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腐败确实是需要抵抗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话题最能吸引大众的眼球。最让我担心的是，"韩寒"的这种看来很"新鲜"和"幽默"的表达方式可能潜藏着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很多重要的问题被表达的形式所掩盖了。如果说得刻薄一点，在"韩寒"的很多博文中，有一种巧言令色的成分，他既没有从根本上去廓清一个问题，也没有在表达上给现代语言提供新颖的东西。在我看来，如果说"韩寒"的抵抗是成立的，这种抵抗仅仅是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层面上成立，那就是利用媒体的作用，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满足一种即时性的发泄欲望。这些东西，无法对道德和人性的重构起到有效的作用，也难以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寒"的这种抵抗是非常消极的，从表面上看他是在反对体制和不公，实际上他只是在和体制"调情"，他在"不能说"和"能说"之间找到了一条非常安全的道路，我以为这是"韩寒"最不真诚的地方。但是对于"80后"的年轻人来说，这恰好是他们欣赏"韩寒"之处，他们知道，真实的抵抗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而这种抵抗的"假面"，则是共赢而无害的。我的一个朋友在她的博文里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里面的某种利益关系："在一些人眼里，从公众人物到公共知识分子，韩寒完成了新世纪的华丽转身。也许有人会说时代变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也变了，是的，时代变了，网络推进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如今的公共知识分子用不着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发表宣言、起草联名信、上街游行了，他们只要在职业之余，上一上网，人肉些必要\’信息\’，再在博文里留下几句损政府，嘲弄世道人情的绝话以充当\’檄文\’，然后就会在顷刻间传遍整个网络，成为网友们泄愤的暗语。别小看这些绝话，那还真属韩寒的绝活，作家的言辞技巧，到这个时候发挥了最大魅力。"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即使"韩寒"有这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他依然代表了某种勇气。我想每一个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保持必要的正义之心的人，可能都希望自己能够像他那样去发言。而这种勇气，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我还记得2006年我刚刚博士入学的时候，学校的宿舍管理科突然颁布了一个非常荒谬的规定：禁止异性进入每一个学生公寓楼。这条规定立即在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很明显，这是一个管理者为了推脱管理的责任而无视学生人权的做法。因为找不到实际解决问题的渠道，大家就在学校BBS上发表抗议的言论，当时我一连发表了两个帖子，表达对学校这种管理制度的不满，因为语言"过激"，很快学校的管理部门就找我谈话，我记得当时一个管理人员对我说："你说的革命是什么意思？"然后很严肃地警告我不许再发表相关言论。这一个小小的经历让我意识到任何一种真实的表达可能都是要冒风险的，不管这风险是大还是小。所以我对"韩寒"的质疑实际上已经把他置于一个更高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难以企及和做到的。我对他的求全责备与其说是出自一个批评家吹毛求疵的职业习惯，更不如说我是在他的身上看到不可能的可能性：我对"韩寒"抱有更多的希望，我希望他的抵抗更有深度，更有力量，更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思考品质–而在我看来，文学比短小的博文更能达到这个目标。也就是说，我希望"韩寒"能从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角度来完成抵抗–我将之命名为"文学的抵抗"–也就是他通过文学化的方式来表达一代人对于这个时代的思考和体验。但关键问题是，"韩寒"因为过于受制于他的"媒体抵抗式"的写作和思考方式，严重损害了他文学式抵抗的品质。在2010年推出的重要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韩寒"似乎企图通过小说这种形式来更全面地表达他的思考。我是满怀希望地在第一时间内读完这部小说的，但结果非常失望，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部很蹩脚的小说，即使连韩寒的"粉丝"们也不得不对这部小说持保留的态度，我在豆瓣网上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评论：比如曾小小认为："韩寒的东西看多了也就那样了，没什么意思，也启迪不了我，也帮助不到我…… 只能解气"；coldyuye认为："他的小说是他的杂文的延伸小说并非他最擅长的他有些随意了其实他也许该多花些时间和功夫在小说上正如你说的\’社会现实给了韩寒太多的素材，可韩寒并没有完美地使用它们\’； echocheng说："我只看过三重门，还是读高中那会。高一那会，twocold同学很火啊，于是我就颠颠的看了他参加萌芽的复赛作文，以后就没看过。博客里充斥着自己什么都看透什么都嘲讽什么都无谓的调调，不太喜欢"；Wense说："平时韩寒的博客我也是不看的，就像你朋友说的那样，没什么意思，何必浪费时间在对自己没用的东西上呢？这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产物，有多少人是\’被韩寒\’了，这显然很符合人们从众的心理。博客来造势，杂志来煽情，再搞本小说来圈钱 — 看完这本书，没留下什么印象。"这些豆瓣网友的评论大概代表了某种很真实的声音，分析也非常到位。（同时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所谓的"读者"或者"点击率"是需要进行分层讨论的，仅仅凭借数目字并不能说明韩寒的重要性。）在《1988》这本小说中，媒体式的写作代替了文学的写作，媒体式的嘲讽取代了文学式的戏谑。"韩寒"甚至都不会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为此他不得不一次次中断，通过回忆来把故事推动下去。一方面是简单的"80后式"的怀旧，一方面是简单的对于政府和体制的解构，这就是《1988》的全部内容。与奥威尔的《1984》相比，"韩寒"的写作显得矫情而缺乏格局。在《途中的镜子》，中，莫里斯·迪克斯坦认为《1984》不仅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更是一个带有实验色彩的典型文学作品，正是因为通过这一有效的文学形式，1984作为政治寓言的抵抗力量才凸显出来并成为一个历史的坐标。但是在《1988》里面，粗糙的形式和芜杂的材料被强硬地拼贴在一起，"韩寒"在此甚至很难说是一个有意识的作者，而完全像一个中学生在写一份命题作文。他缺乏现代作者最基本的一个向度，那就是他缺乏真正的自我意识--在我看来，"韩寒"的"自我"是一个表面化的自我，因为他高度地执着于这种表面化的自我，他就从来没有深入到自己内心的深处，他怀疑和嘲讽一切，但是却从来不怀疑和嘲讽自己–因为这种真正现代自我意识的缺乏，"韩寒"的抵抗，无论是媒体式的抵抗还是文学式的抵抗都缺乏真正洞察的眼光和震撼灵魂的力量，这种抵抗的"假面"背后，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阴影如影随形，阴魂不散，"韩寒"和郭敬明不过是"80后"的一体两面而已。四、怎么办？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正生活在巨大的"幻像"之中。在对物质的无穷尽的占有和消费之中，在对国家机器的不痛不痒的调情中，我们回避了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个阶级？我们应该处在世界史的哪一个链条上？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自我历史的叙述来完成自觉的、真实的抵抗（抵抗个体的失败同时也抵抗社会的失败）？"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在80后这里不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而更是历史问题，它意味着，80后必须从头检视自我的历史，从起源开始追问。这个"起源"在我看来，一个是生理的事实，一个是历史的事实。生理上的事实是，对于绝大部分80后来说，他们的父母都属于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个在十年前也许不需要强调的问题，在今天需要特别严肃地提出来，因为经过30年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隐秘同时又恐怖的阶级已经在中国诞生，那就是权贵资本阶级，这个阶级凭借其垄断地位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与80后的成长同时展开的，就是这样一个权贵资本在中国发展成形的历史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美学秩序中的全部降格。在1970年代，我们或许会为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而自豪，在19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开始实行的时候，我们还会高唱"在那希望的田野上"。但是到了2000年，全中国最流行的娱乐节目就是对农民和工人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嘲笑。正是在这样的对照中，80后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从一出生就丧失了全部的优先权。也就是说，从起源开始，80后就不是在获得，而是在失去–"我们得到的只是锁链，失去的是全部世界"。但似乎有另外一种可能展示在我们面前，那就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在社会上谋得一份有保障的职业，以此来完成身份的另外一种转化。义务教育普遍实行和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包括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大扩招似乎提供了这种希望。我于1999年"受惠于"高等教育的扩招进入一所本科大学学习，2004年又"受惠于"研究生的扩招而获得研究生的学习资历。至少在1999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与我周围的那些朴素的同学一样松了口气，我们为自己摆脱了那些已经完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阶级而感到幸运。但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80后进入了一个最尴尬的历史境地–至少从现在看来是这样的，因为从那时开始，我们变成了四不像，变成了一个悬浮的阶级：农村里面没有我们的田地，工厂里没有我们的车间，权贵资本家只能出现在地摊励志小说和灰姑娘的童话故事中。我更想强调的是，对于中国的80后来说，其实并没有童话，我们的童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在2012年合肥开往南京的高铁上，我依然看到一个和我年龄仿佛的青年在认真阅读这本书–它实际上不过是告诉你怎样做一个资本的螺丝钉。如果非要为80后的阶级属性作一个界定，似乎没有比"小资产阶级"更合适的了。在每一个80后的心中，都有一个小资产阶级之梦–是的，小资产阶级之梦–至少在2009年以前，这个梦还不能说是白日梦，因为它是我们真实的理想和追求。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梦有些含糊，但以下内容是明确的：独立、自由、尊严的生活，这种生活，建立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保障之中。它看起来不过是基本的人性的诉求，但是，在中国90年代以来的语境中，它代表了一种终极的乌托邦式的存在。有时候，这种小资产阶级之梦以一种夸张和变形的方式得到发泄和阅读，我还记得在2000年的冬天，我在安徽小城的一个书店里看到卫慧的《上海宝贝》，我站在书架前一气将其读完，并激动地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自由而叛逆，带着种种的青春期的冒险。我在那个时候以为，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通向更广阔的世界的入口。现在看来，80后的小资产阶级之梦不过是全球化资本秩序加之于我们的一种规划和想象。它让我想起卡尔维诺经典的《看不见的城市》，男人们追逐梦中的女性，最后没有得到，只好建造一座和梦中一样的城市，卡尔维诺说如此女人塑造了男人。小资产阶级之梦就是那个女人，最后，我们并不能得到它，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幻象，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自知。这种幻象甚至治愈了我们的失败感，它给现实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以为一切似乎都应该如此，忘记了起源同时也切断了未来，80后由此变成了悬浮的一代，上不接天，下不接地，在历史的真空中羽毛一样轻飘。小资产阶级是80后最后的救命稻草，意识形态的规划似乎也在暗示这一点，各种奋斗、学习、发展的概念都依托于小资产阶级之梦的最后实现，我的一个朋友曾这么向我描述，他最大的理想是，在一个周末的旁晚，他开车带着自己的妻子，后座上坐着自己的孩子，在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去看一场文艺电影。但现实情况是，这个梦的兑现被一再延宕，最后这个梦以残酷的形式刺破了80后"虚假的"当下生活。在80后作家张悦然这里，这种幻灭以离家出走的形式被讲述出来，在2010年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家》中，张悦然以极其罕见的成熟书写了一对典型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幻灭和新生。这对小资产阶级青年男女不再满足于刻板的、看来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充满小资产阶级习性的日常生活，同时选择了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被再一次激活，在鲁迅、巴金那几代人那里，离家出走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破除宗法式的大家庭而营造一个可以安置个体的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而在80后这里，因为小资产阶级家庭已经成为一个预设的"程序"，因此，再次离家出走似乎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但张悦然的故事显然带有一定的预设的成分，已经被巨大的日常生活的幻象控制的小资产阶级真的敢离家出走吗？另一位80后女作家马小淘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在马小淘的中篇小说《毛坯夫妻》里，同样是一对年轻的小资产阶级男女，当他们在资本的等级制度里感到压迫和侮辱的时候，他们以一种极其温驯的姿态回避了本来可能出现的尖锐的心理冲突，我想说这可能更接近80后的现实状态：不仅外在的冲突消失了，内在的冲突–自我反思和自我求证的冲动也被"阉割"，80后退回到社会的最隐蔽的角落–卧室或者是电脑的终端，甘于成为资本生产链条上的一个关节点–也就是当下在媒体的宣传中日益合法化的"宅男"或者"宅女"。无论是离家还是回家，在我看来都意味着"家"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之梦的破碎。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虚构"，而是真实的历史的境况。从表面上看来，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似乎在不停地造就大批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小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改革的意识形态，但是实际情况是，小资产阶级在当下日益板结化的社会结构中根本就找不到出路–它唯一的现实出路也许是赤贫化，成为新的城市无产阶级。中国的先锋派作家格非在其出版不久的中篇小说《隐身衣》里，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变为城市无产阶级的过程，虽然小说最后的结局并非那么让人沮丧：男主角又暂时获得了爱情和房子。但现实生活却不可能有这么"光明"的尾巴，现实是，在世界资本和官僚权贵的双重压迫之下，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只有"失败"的道路可以选择。这一"失败"之途似乎是预定的，充满了世界史的宿命味道。它超越了简单的代际的划分，中国的50后、60后、70后、90后难道不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吗？这种现实迫使我们重返十九世纪的一些重要的命题：公平、正义、反抗和革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回到了中国现代的逻辑起点：我们面对的着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全球化的资本剥削体系，一个是日益僵化的官僚权贵机器。这就是80后所处的世界史的位置，这个位置不是"独享"的，也无法简单地拒绝或者认领，这个位置，需要有一种自觉的意识、结实的主体去予以激活和对接。我的一个学生在一家大金融公司实习一个月以后给我发来短信："我终于体验到了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的感觉了"。从小资阶级梦中惊醒后怎么办？历史依然暧昧、含糊、混沌不分。腐败的语言和千篇一律的生活还在不停地重复。自觉的意识和结实的主体如何才能在这一片历史的废墟里面生长起来？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任何代际，任何地区，逃离社会历史都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个体的失败感、历史虚无主义和装腔作势的表演都不能成为逃离的借口或者工具。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一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惟其如此，80后才有可能厘清自己的阶级，矫正自己的历史位置，在无路之处找出一条路来。我希望我们可以找到那条路。</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