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一束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发改委刘振秋被双规—“全球最大的犯罪集团”被破获！  2015-01-24维基解密   日前，发改委价格司又有三名司级官员被带走，包括刚刚接替曹长庆担任司长的刘振秋，以及两位副司长周望军和李才华。加之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副巡视员郭剑英被查，这个曾被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已超越山西省委办公大楼，成为最密集的贪官落马地。 上述5名落马的司级官员，均直接或间接管过药品价格。刘振秋曾是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分管医药等，今年5月原司长曹长庆退休后，刘振秋刚刚升任司长。副司长周望军，也长期分管医药，约一周前被查的郭剑英长期担任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2013年担任价格司副巡视员。 在曹长庆、刘振秋、周望军、郭剑英等人主管中国药品价格期间，药价虚高、回扣泛滥、药品价格离奇离谱成为全社会最为深恶痛绝的问题，这一问题愈演愈烈，持续数年挑战社会神经的底线。   刘振秋、郭剑英等被检方带走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判决，哪怕他们收受赃款的金额超过10亿、20亿，也不足以获得“全球最大的罪犯”之“殊荣”，这是因为他们所制定并维护的加价率管制政策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大得无法衡量。我们不妨简单罗列一下加价率管制政策的滔天罪行： 滔天罪行之一：让中国的药价虚高几倍、十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让老百姓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滔天罪行之一：让中国的药价虚高几倍、十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让老百姓 仅仅是央视曝光的药价虚高案例就有：芦笋片价格虚高1300%，恩丹西酮价格虚高2000%，克林霉素价格虚高2100%，奈福泮价格虚高6600%，葡醛酸钠注射液价格虚高9137%，真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2008-2012，国家投入了2万多个亿的背景下，个人卫生支出的金额不降反升，从2008年的5875.86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9654.55亿元，增加了3778.69亿元，较2008年上涨了64.31%。 滔天罪行之二：倒逼药厂只能千方百计抬高药价，让政府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成为一个罪恶的载体，重创政府公信力滔天罪行之二：倒逼药厂只能千方百计抬高药价，让政我国自1999年开始进行药品集中招标的试点，由于当时执行的是只管药品最高零售价政策，不执行顺价加价15%的加价率管制政策，中标价也就是采购价越低，医疗机构获取的购销差价就越大，集中招标采购的头几年，医疗机构的药品实际采购价每年以20%的比率下降。 但是，药品集中招标中标价的持续下降戳穿了发改委所指定的药品零售限价虚高无比、离奇离谱的事实。正如原卫生部高强所言“尽管涨了几十倍，但你去查查，肯定没有超过国家的最高限价，也就是说，再贵也是合法的！” 为了部门权力和他们个人的利益，刘振秋、郭剑英们于2006年强制推行顺价加价15%的政策，让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价越低、损失越大，低价中标的药品成为无人问津的死标，逼迫药品生产企业再也不敢低价投标了，倒逼药厂不得不找价格司寻求高定价。 为了生存，所有的药厂不得不改变投标策略，变低价投标为高价投标，让药品的中标价虚高离谱的情况频繁被媒体曝光。药企攻关形成的高价药不但让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让政府主导的药品招标行为成为损伤政府公信力的严重问题。 滔天罪行之三：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且愈演愈烈，毁了我们一代医生，让白衣天使成为谋财害命的白眼狼 芦笋片的回扣占到了零售价的37.5%，克林霉素磷酸酯的回扣占到零售价的35%，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的贿赂成本占到了药价的20-30%……在央视曝光的福建漳州医疗腐败案中，全市73家公立医院100%涉案，95%的医生涉案，药价50%是用于贿赂。同样被央视曝光的高州医院腐败案中，有382名医务人员主动上缴回扣款，调查组共追缴违纪金额580多万元……一代医生被毁掉，白衣天使成为谋财害命的白眼狼。 滔天罪行之四：让过度用药泛滥成灾，每年致死人数是在医院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介绍，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作为溶媒的大输液泛滥成灾折射了抗生素、中药注射剂等回扣药品的滥用极为严重。据统计，由于医生的收入90%来源于药品回扣，在回扣的刺激下，我国每年过度用药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占在医院死亡人数的25%。 滔天罪行之五：激化医患矛盾，暴力袭医案频发滔天罪行之五：激化医患矛盾，暴 在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倒逼下，药企必须豢养大量的医药代表为医生提供回扣，公关并绑架医生，把医生变成了谋财害命的白眼狼，导致患者殴打、砍杀医生的案件频发且愈演愈烈。每年医患冲突案件高达9万起，世界罕见。2012年我国媒体公开报道的伤医、杀医事件高达16起，砍死医务人员5人。2013年1月发生4起暴力袭医案，其中2人直接致死。 滔天罪行之六：让医院的管理行为扭曲，医院成为祸害百姓的“狼窝”滔天罪行之六在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政策下，医生拿药品回扣根本就不损害医院的药品加价收益，不拿白不拿，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因此医院对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睁一只闭一只眼，医院的管理行为完全扭曲，医院成为祸害百姓的“狼窝”。 滔天罪行之七：让政府的巨额投入打了水漂滔天罪行之七：让政府的巨额投入打了水2009-2013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30682亿元，年均增幅24.4%。但是政府海量的资金投入并没有降低老百姓的就医负担，而是流进了药厂、医生、医药代表的腰包。 根据卫计委的统计，五年新医改，各级政府投入达到我国卫生总费用从2008年的14535.4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27826.84亿元，增加了13291.4亿元，较2008年上涨了91.44%。政府巨额投入的结果是事与愿违，让老百姓看病更贵更难，不但多花了钱，还丢了命。 滔天罪行之八：让大量安全有效的廉价药消失 在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政策下，有回扣的药品淘汰掉无回扣的药品，回扣大的药品淘汰掉回扣小的药品，大量安全有效、价格低廉的经典老药逐渐被赶出医院市场，从市场上消失。让大量的伪新药占领市场，这些伪新药价格虚高几十倍，副作用大，疗效差，摧残着老百姓的身心健康。 在低价药日益短缺的情况愈演愈烈，备受社会质疑时，发改委出台低价药目录，允许低价药可以在日均使用费用（化药3元、中成药5元）标准下自由定价，但是在加价率管制政策下，这些药品的价格即便是涨到极限，在现有基础上上涨10倍，回扣的空间也不具备竞争力，不会有什么销量。 滔天罪行之九：伪新药盛行，让每年两百亿的创新投入成为坑害老百姓的助推剂滔在加价率政策的倒逼下，为了高定价，药品生产企业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搞所谓的“创新”近年来我国审批了1万多个新药，都是根据行政化全包体制下“高定价、大回扣”营销模式的需求设计出来的，都是来自于药品生产企业营销部门的创意，不是药学专家研制出来的，实际上没有几个是真正的新药，全是改头换面的“伪新药”，企业劳神费力申报“伪新药”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定高价，类似的情况还有申报独家品规和名目繁多的科技奖项。 由于回扣的大小决定着药品销售的多少，医生明知是“伪新药”，也会大处方，这是“伪新药”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这些“伪新药”国家每年还以“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投入几百亿元，巨额的财政投入都成为坑害老百姓的助推剂。 滔天罪行之十：让药品生产经营行为扭曲，破坏了我国药品生产行业的正常发展滔在加价率政策的倒逼下，谁不高定价，谁就没有回扣空间，谁不搞回扣，谁就死路一条。在谋求高定价的过程中，药品生产企业可谓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搬动了省长和书记。为了套取用于回扣的现金，药品生产企业普遍通过虚开原料、包材、餐饮、差旅、广告宣传、交通、会务等费用发票来洗出现金，偷逃所得税。药品生产企业的主要精力不是用于药品的研发和生产的管理，而是用于公关政府、贿赂医生，整个行业乌烟瘴气，极不正常。   滔天罪行之十一：让药品流通企业只能通过为医生回扣逃税洗钱，倒买倒卖税票、做两套账，让我国药品流通行业长期处于“多小散乱差”的状态。滔天罪行之十一：让在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倒逼下，药品流通行业倒买倒卖税票、逃税洗钱极为猖獗，因为这种洗钱的方式比生产企业直接洗钱的成本要低很多。大量的药品流通企业，完全靠过票生存，这是我国药品批发企业数量多达13000多家、个个都能生存的原因。 尽管医药公司已有13000余家，但申请开张的医药公司依旧络绎不绝，因为巨大的隐性交易需要更多的医药公司来“经营”。我国药品流通行业的“多小散乱差”的状况持续得不到改变，归根结底是加价率管制政策造成的。 滔天罪行之十二：让医院的药品销售完全掌握在自然人（药虫子、药贩子）手上，他们让医生行为扭曲，坑害老百姓滔天罪行之十二：让医院的药品销售完全掌握在自然为了定高价，药品生产企业成立专门的公关办，大搞伪新药，公关物价部门；为了套取用于回扣的巨额现金，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或虚列巨额开支，或倒买倒卖税票，逃税洗钱。尽管医药公司已有13000余家，但申请开张的医药公司依旧络绎不绝，因为巨大的隐性交易需要更多的医药公司来“经营”。无证经营、挂靠经营的人数数以百万计，医药代表（居间人、自然人、药虫子等）的人数已经超过医生的人数。 滔天罪行之十三：让官场腐败成风，重创政府公信力滔天罪行之十三：让官场腐败在顺价加价15%、零差率政策的倒逼下，“高定价、大回扣”成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唯一有效的竞争法宝。在“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营销体系下，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要疯狂的公关众多政府官员，包括但不限于发改（物价）机构官员、药监部门官员、卫生部门官员、人社部门官员、工商税务部门的官员，还有纪委和检察院的官员……重庆、广东、湖南都曾曝光了官员与药价虚高的腐败窝案……这一次，刘振秋、周望军、郭剑英们自己进去了，这一窝案，再一次极大的重创了政府的公信力。 滔天罪行之十四：将药品定价权置于自己玩弄的股掌之中，肆意妄为，有人“做工作”的品种，审定的价格可以虚高得离谱，没有人“做工作”的品种，审定的价格可以低得无法生产滔天罪行之十四：将药品定价权置于自己玩弄的股掌之中，肆意妄为，有在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倒逼下，“高定价、大回扣”成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不二法则，为了定高价，药厂的老板们挖空心思满足刘振秋、郭剑英等人的需求，投取所好，供其所需，想尽一切办法“做工作”。 凡是有人“做工作”的品种，经审定的价格可以虚高十倍、十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如葡醛酸钠注射液价格虚高9137%；凡是没有人“做工作”的，或者生产同类产品厂家太多而无法“做工作”的，经审定的价格可以低到无法生产，例如，人血白蛋白注射液，作为临床急救用药，医生不可能不用，生产的厂家很多，没有人去价格司做工作，尽管该药品的生产成本早已突破400元/瓶（10g*50ml），但发改委的最高限价却一直维系在330元，导致患者不得不到药店去花600元购买该药品送到医院。 作为长期主管药品价格的官员，刘振秋、郭剑英等深知加价率管制必然倒逼药品生产经营企业选择“高定价、大回扣”的隐性交易竞争，深知药厂要想“高定价”就必须拜倒在自己的脚下，深知大回扣必然扭曲一代医生、导致医生的过度用药，深知医生过度用药必然让国家的财政投入打水漂并且严重危害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深知医生的过度用药必然导致医患矛盾的激化，深知回扣的泛滥必然淘汰安全有效的经典廉价老药、催生一大堆安全隐患极高的伪新药（如中药注射剂），深知“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营销体系必然导致药品生产和流通的全行业扭曲，深知“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营销体系不但要腐蚀整个医生队伍而且要腐蚀一大群政府官员……   可以这样说，刘振秋、郭剑英等等人比任何都更加明白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危害远超任何一次世界战争，远超任何瘟疫，早已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们不顾药物滥用所导致的亿万患者倾家荡产、人财两空，不顾药品回扣把几百万白衣天使腐蚀为吞噬患者血汗的白眼狼，不顾几万亿医改资金打了水漂，为了自己的那一点部门权力和个人的那一点蝇头小利，他们百般抵赖，否认事实，忽悠人民，欺骗党和政府，在顺价加价15%这一荒唐政策已经造成严重危害后竟然提出了一个更加荒唐的零差率政策，极力维护加价率管制这一荒唐的政策，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即便是他们的贪腐金额达到10亿，20亿，相比于全社会遭受的损失而言也不过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完全是微不足道。这是何等恶劣的行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刘振秋、郭剑英称之为“全球危害最大的罪犯”一点也不过分。 更加恶劣的是，十八大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的要求后，作为长期主管药品价格的官员，刘振秋、郭剑英等人比谁都明白，党中央的这些话就是针对他们而说的，就是说给他们听的，已经给他们指明了道路。 但他们在已经贪得盆满钵满的情况下，依旧欲壑难填，不思悔改，不愿收手，还是不甘心将权力交给市场，嘴巴上讲要学习贯彻中央精神，行动上却百般抵赖，迟迟不肯取消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的荒唐管制政策，搞阳奉阴违，搞软抵抗。现如今，他们被检方带走，这真是罪有应得，罪孽深重！ 来源洛阳晚报</div><div> </div><div> </div><div><div> </div><div> </div><div>       《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div><div> </div> 杨继绳<div> </div>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120696592.html 　　文革产生的原因要在文革前的17年的制度中、当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道路中寻找。毛泽东开始认为半年、一年、三年文革就可以结束。但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原来没有想到的情况。他没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抛出文革的坚定支持者王、关、戚；他没有想到1968年军队内部出现不可调和的争斗，不得不抛出杨、余、傅；他希望“九大”以后转入“斗批改”，没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现分歧，最终酿成震惊世界的林彪事件。毛泽东的文革理念遭到实践的反复碰撞以后，偏离了它初期的目标，只能在进退维谷的泥潭中挣扎。林彪事件之后，毛还是想将运动拨回文革初期的方向，但此时文革已失掉民心，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这样，继刘、林之后，周又成了毛的革命对象。一个新问题接着一个新问题，用后一个错误纠正前一个错误。文革是问题导向，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摸就是十年。如果不是毛逝世，还不知道文革如何收场。 　　文革像钱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随着文革原动力减弱、抵制文革力量增强，观望者增多，文革波逐渐衰减，最终波平浪静，直至文革失败到完全被否定。 　　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像巨大革命画卷的缩微：开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旧的秩序破坏以后，群雄蜂起，你争我斗。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战友，明天的仇敌。当全民被政治斗争拖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就出现了派别的联合，由动乱向稳定转变，社会思潮和人的行为由激进趋于保守。价值观念和革命的初始相反：今非而昨是，昨是而今非。最后由混乱走向秩序。 　　文化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野蛮、黑暗、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权力是实现政治道路的工具。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其根据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泽东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文革剥夺刘少奇的权力。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起分析。第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7月23日的一次讲话就把掌握兵权的彭德怀元帅搞下了台。1965年底，毛召开一次会议就把彭、陆、罗、杨四个位高权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刘少奇何必兴师动众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革当作他平生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文革的目的仅是夺取刘少奇手中的权力，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等重要吗？第三，毛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第一次已经把刘少奇打倒了，权力拿到了手，为什么今后还要七八年一次？毛、刘当时都是七八十岁的人，再过七八年他和刘都不在世了，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权力斗争？第四，毛并没有“大权旁落”，如果真正大权旁落了，他能力排众议发动文化大革命吗？ 　　不可否认，整个文化革命过程，从中央到基层都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野蛮性表现得淋离尽致。但是，在政治家那里，权力不是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政治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一点上，毛、刘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 　　走社会主义道路，利用政权的力量，统筹全局，实现社会公平，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什么条件下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是稳一点还是快一点？毛和刘是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刘少奇也强调阶级斗争，但他的斗争目标是地、富、反、坏、右、腐化堕落的基层干部和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毛当然是1949年以来打击各路“阶级敌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斗争目标重点在党内，在高层，因为只有党内高层才对中国发展方向有决定性作用。无疑，三年大饥荒是加剧毛刘分歧的重要原因。毛不甘心“三面红旗”的失败，还想再找机会建立他的乌托邦。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这个社会组织是“一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企不分的社会组织。要建成这个社会，就必须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限制按劳分配原则，在经济上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依靠这样社会组织进行大生产。他坚信“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经济对社会、对人心有强烈的腐蚀性，按劳分配是社会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认为，如果放任小生产发展、追求物质利益，放弃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他这种设想在1958年提出来过，经过试验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在实践中比1958年更彻底。 　　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其实，社会主义这个“善”，只是知识分子设计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作为集体主义这个大范畴的社会主义，是以抹杀个人为前提的，是违背人性的。毛泽东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他试图改变人性。用强权将社会主义目标构建的制度必然是极权制度。社会主义理想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处处碰壁，没有成功的先例。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泽东不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归罪于“修正主义”，归罪于“阶级敌人”。 　　毛搞阶级斗争就是为他建立这种乌托邦扫清道路。令毛忧虑的是，不仅刘少奇抵制他的政治路线，刘少奇周围的一批人都站在刘的一边。刘少奇这些人并没有达到背离社会主义的程度，但他们确实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困难而畏缩不前。刘少奇等人收拾大饥荒的残局的作法（“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毛对这些不符合他的路线的作法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不同意走他这条道路的高级干部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毛认为，要按他这条路线走，就得让千百万人接受他的路线，就得动员千百万人齐心协力。大规模发动群众搞文革，不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主要是为了实现他的革命路线，建立他设想的美好社会。所谓“反修防修”就是为毛泽东的主张扫清障碍，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改造人性，为乌托邦清理心灵的基地。 　　毛泽东想按他的梦想在中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个梦想一旦付之实施，“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1]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道路在大饥荒年代已经制造了人间地狱[2]。为这条道路来扫清障碍的文革，必然再一次制造人间地狱。 　　然而，直到21世纪，中国还有人高喊“道路自信”[3]，真是咄咄怪事！ 　　毛泽东选择的政治道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背景。在文革中，这种意识形态鼓动起狂热的群众运动。全民的疯狂、对政治贱民和不同观点的人的空前凶残，是因为意识形态迷惑了全体民众，毒化了整个社会心理，否定了传统道德。 　　文革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下扫政治贱民[4]，上打官僚集团。每一个阶层，每个单位、每个地区，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脸，至亲好友为路线不同而分道扬镳。1966年秋，我到贵阳串联，一下火车，一群小学生就围上来质问：你是什么观点的？我在湖北串联听说，夫妻二人正在包饺子，一边包着一边谈文革，谈着谈着，就吵了起来，把包好了的饺子掀翻了。文革卷入人数之多，参与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绝后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主动参加的，政治贱民们为没有参加的资格而苦恼。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但是，群众是怎样被运动起来的？是靠多年灌输的意识形态。文革前十七年，通过教科书、报纸、会议等一切形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每一个人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充满了全社会的整个话语体系。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滲透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很多人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运动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劳动者的节日”那种快感。意识形态不仅使单个的人对政权心悦诚服，还造就全社会的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鼓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向着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这个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的狂奔群体踏成肉泥。 　　这种意识形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情劳动者，反对压迫和剥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因而具有极大的魅力。它那严密的理论体系也使很多知识分子臣服。它的道德魅力和美好前景，让千百万人愿意为这个“主义”献出一切，包括生命。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就是揭露资本主义剥削。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剩余价值理论没有把资本、科学技术、企业经营管理当作生产力的要素，从而得出资本剥削劳动的结论。 　　要消灭剥削就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从消灭剥削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他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解决的“固有矛盾”。[5]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6]毛泽东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反剥削、反私有制、反资本主义，这些主张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必须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通过这五个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历史规律的必要。当时官方教科书一再强调，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阻碍历史规律者必然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得粉碎。这就是说，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这种历史决定论不仅被理论界否定，也被二十世纪的实践否定。但它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按照这个意识形态。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是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绊脚石，清除他们是为了实现“天律”，是“替天行道”。在这个神圣而高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只有阶级情分，没有私人情分。“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光荣的。儿子出卖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是“大义灭亲”；学生打死老师是因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对政治贱民的屠杀当然不会有负罪感。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中凶恶的一面全都煽动起来了，还穿上了崇高而正义的外衣。 所谓阶级，本来是一种经济范畴。如果消灭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就不应该有阶级了。1936年的苏联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认为苏联社会中的阶级已经消灭了，没有阶级斗争了。然而，像苏联这样以集体主义为宗旨的政权是扼杀个性、违背人性的，必然有出自人性的反抗。没有强力镇压，这样的政权一天也不能维持。革命队伍以外的敌人消灭了，就在革命队伍内找敌人；经济范畴的阶级消灭了，就在政治范畴和思想范畴上划分敌我。1939年苏联开展了对高层大屠杀的“肃反”运动，以后揪出了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苏联一方面说消灭了阶级，一方面不停地镇压。他们这样做了，但没有形成一套理论。1956年的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放弃阶级斗争，还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这套理论1964年基本成型，著名哲学工作者艾思奇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也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7]），“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阶段的马列主义”。艾思奇的这一说法来自中央高层。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在2月25日发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8]。1964年，艾思奇在多次内部报告中传播“第三个里程碑”的观点，我当时看到了在大学生中传阅的油印稿。两三年后，“第三个里程碑”进一步发展成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9]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报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就是“斗私、批修”，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已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毛认为苏联变修了的原因之一是用物质利益作为激励人的手段。为了防止人的自私、贪图享乐的本性使人的思想蜕化、政权变质，毛泽东强调“精神”，强调“突出政治”，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精神可以变物质”。在政治领域要“兴无灭资”，在私人领域“要斗私批修”。毛泽东企图用这个意识形态改造人性，塑造出不追求个人利益、一心为公的“全新的人”，只有有了“全新的人”，才能造就“全新的社会”——他心中的乌托邦。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矛头指向了享受特权的领导干部。在全社会普遍存在官民矛盾的情况下，这个理论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也站到支持这个理论的行列之中。 　　虽然一再声称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但毕竟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人格化。意识形态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的权威又强化了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毛泽东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最高的军事权威，还是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威。在皇权时代，士以“道”自重。他们以“道”来批评政治，并希望按“道”来建立政治社会秩序。“道”就是那时的意识形态。可见意识形态的权威高于政治权威。明末学者明确提出“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可以用“圣人之权”批评“帝王之权”。毛泽东集“理”和“势”于一身，既是“帝王”又是“圣人”，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批评政治权威的“理”。这样，全国只有一个人是大智大慧的哲人，其他人不是政治愚民，就是被迫的政治哑巴。这就实现了中国人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意识形态一旦成了人们的信仰，人们就会为实践这一意识形态赴汤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参与文化革命的动力，在文革中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大知识分子，虽然自己被批得体无完肤，但还要争先恐后地批判他人。他们在被逼自杀时，还要留下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遗书，要求子女听毛主席的话。这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被意识形态所俘获，普通百姓就更难逃脱意识形态的天网了。 　　意识形态成了宗教，毛泽东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革中常见的万人集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广场上就掀起狂热的浪潮，这是罗马教宗望尘莫及的壮观场面。文革的群众运动胜过宗教的狂热。 　　在意识形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人们没有个性，也没有理性。他们变成一个群体，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只要他们公认的领袖发出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正派廉洁的人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滥杀无辜被认为是“除恶务尽”，．．．．。在做这些荒唐事时，最谦和的公民会变成最野蛮的暴民。不管这些人在群体行动中如何残暴，然而他们都是专制者最为恭顺的臣民：在专制者面前，他们像虔诚的教徒跪拜在上帝面前一样。 　　用传统观念看来，文革中道德堕落到极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种把整体目标置于一切之上，为整体目标的实现不顾一切，也是一种道德观。正如哈耶克说的：“像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与之相比。”“哪里存在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10]共同目标就是共产主义。群众无私地投入一个伟大目标，是极权制度的一个特点。 　　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厦轰然倒塌。中国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留下的精神垃圾还没有清除。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官僚集团、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倒塌的废墟上留连不舍，企图用废墟上破砖烂瓦来恢复它昔日的辉煌。这是徒劳的。物质在大厦崩溃以后可以按原样重建，心灵的大厦崩溃以后是不可能按原样重建的。21世纪还有人宣称“理论自信”。其实，他们说“理论自信”，实际是“理论心虚”。这正如中国民间的一个歇后语：“走夜路吹口哨——自己为自己壮胆”。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专制制度，文革的产生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革灾难不能仅归结为毛个人品质，必须在社会制度中找原因。 　　毛处在特权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他享受着最优厚的特权；毛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当然会被权力这种最强的腐蚀剂所腐蚀。但是，如果把文革归结于毛的个人品质和操守，那就过于简单。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 　　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论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说：“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四人帮’的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11]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2] 　　文革前的制度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在经济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把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都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国家政权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尽管当时是中国皇权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实际上皇家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点、落实到每一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依靠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尽头，到了极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我不能为这种制度取一个名称，只知道totalitariansystem（极权制度）是它的近义词。 　　多少年来，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即中国人是原子化的个体。这些“原子”文化低下，对外界知之甚少。毛泽东用意识形态和组织手段把这些“原子”聚集起来，就成了他手中掌握的“原子弹”，他可以用这“原子弹”来对付任何人。当时中国人口10亿，即在１后面９个零。毛泽东是１，是被视为救星的伟大导师和领袖；９个零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他们为毛的乌托邦作出无私的奉献。没有这9个零，毛泽东不能成为伟大的领袖；没有毛泽东这个“1”，9个“零”就毫无意义。这就是极权制中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的极权制度是一种严密组织的社会，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制度化。 　　这个严密而严酷的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构成的。由于社会被行政权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团几乎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依靠。这就是官僚政治。 　　王亚南[13]说：“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14]在极权政治条件下，特权更为严重。 　　皇帝通过治官来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职责，也是皇帝最大的难题。中国古语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泽东也面临这个难题。毛泽东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一员，他又不同于他以下的官僚群体。他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他需要官僚集团实现他的意志，但官僚们有二重性：他们有恪守职责的一面，也有为自己、家庭和“山头”谋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团有独立于最高统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 　　毛泽东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对这个制度并不满意。他发现，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和他的初衷不一样。中央部委的“条条”和地方政府的“块块”交织成禁锢社会的锁链，官僚们通过这个严密的锁链对社会、对百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钳制。1958年毛曾通过下放中央部委的权力来打破苏联体制，结果造成混乱。文革中他再一次下放权力。但这种排斥市场的“行政性分权”，多次进入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这和他骨子里的民粹主义、和他年轻的一度相信的无政府主义相抵触，也和他终生相信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担心这种作法会把社会引向人欲横流的境地。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他担心特权和腐败会使掌权者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当然熟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 1964年７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的第九篇）一文，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毛泽东批评苏联，也警示中国。 1964年12月12日，陈正人[15]上报了《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几天以后，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16]请注意，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 　　毛泽东说的“特权阶层”包括“官僚主义者阶级”和附着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的、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特权阶层”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无独有偶。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17]在《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NewClass：AnalysisoftheCommunistSystem）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的贪婪而不能满足，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了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18]吉拉斯指出，该阶级的权力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阶级》里的宣判：新阶级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19]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 　　虽然毛泽东和吉拉斯都认为共产党政权里有一个新阶级，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完全不同。 　　吉拉斯的《新阶级》认为：“共产主义对于我是一种理想的幻灭”，造成这一幻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与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维护斯大林，企图建立一个超越斯大林体制的乌托邦。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吉拉斯落后了一个时代。毛对这个制度的一切不满和忧虑没有触及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建立的极权制度。 　　毛泽东企图从国家理论的探索中找出路。文革期间，毛泽东号召干部要读六本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这几本书都分析了国家的本质。可见毛泽东对国家问题的专注，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国家问题。 　　人们痛恨国家，又离不开国家。痛恨它，是因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官僚主义的温床。在毛泽东推荐的这几本著作中说国家机器“像蟒蛇一样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是“与社会分离而独立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还有“国家是祸害”、“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国家消亡”等说法。为什么又离不开国家呢？因为国家有三重性：阶级国家；官僚国家；公共国家[20]。人们痛恨的是阶级压迫的国家、官僚特权的国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众事务的国家。 　　国家是人类的社会性的产物。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他们在一起生活、娱乐、寻求食物和配偶，个体之间难免有冲突，有纠纷，这就需要权威来判断曲直，定了曲直以后还不服从，就得由权威来惩罚。柳宗元说：“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21]作为一个群体社会，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处理公共事务。如果没有公共国家，则公共事务无人管理，是非曲直难以分别，内部纷争不可调和，对抗外部的侵犯没有力量。所以，人类不能无政府。政府、军队、警察、监狱，都是公共产品，都是保证人类社会活动正常进行的必需品。 　　什么是阶级国家呢？就是“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的国家[22]，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23]就“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24]林彪说得更明确：“政权是镇压之权”。毛泽东时代，经济上的阶级已经消灭，却用政治、思想上的阶级镇压了大批人，形成了亿万政治贱民。 　　什么是官僚国家呢？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克兰代表的权威。”[25]于是，官僚们就“由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在没有权力制衡的专制制度下，“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是不可避免的。官僚们一旦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由于人性恶的一面，就必然对被统治者进行压迫和盘剥。 　　国家机器，这是一个能量强大的怪物。一旦没有国家机器这个权威，不仅公共事务没人管理，而且人类会在自相残杀中消灭。但是，它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成为社会的“赘瘤”，就会伴生出庞大的官僚集团。无政府主义其所以经久不绝，是因为国家机器会产生阶级压迫和官僚特权；国家机器其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畏惧具有破坏力的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在无政府和国家权威的矛盾中反复挣扎的过程。 　　当时中国所面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僚集团，而是庞大的官僚体系嫁接极权主义制度树干上，从而形成了极权主义官僚体系。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统治下，不仅在官民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一重紧张关系），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是因为干部任命制、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造成的，也与“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有关。处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顶端的毛泽东，处在两重紧张关系的焦点上。他常用第一重紧张关系来制衡第二重紧张关系，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缓和第一重紧张关系。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在文革中，这两重紧张关系互相交织、互相纠结，使政治斗争失去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广大参与者成了角斗场上左冲右突的群氓。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文革前的种种针对官僚集团的斗争都是通过官僚集团实行，都是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他发现，过去的那些作法就像自己拿刀为自己动手术那样，不可能切除病灶。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他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26]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 　　文革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在官民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27]文革后期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们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28]，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经结下深仇大恨的情况下，重新掌权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乱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碎。 　　历史上的大劫难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对文革的补偿因素就在文革遗产之中。然而，由于官方利用政治权力规避毛泽东和极权制度对文革的责任，官僚体制没有改变，历史的大补偿的得利者是官僚集团，广大群众继续吞咽专制制度的苦果。 　　无论从意识形态层面、道路层面和制度层面来分析，文革必然失败。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就可以判定文革已经失败，因为革命委员会完全是旧制度的复归，没有一点制度创新；毛泽东发动文革最重要的伙伴林彪出逃以后，进一步表明文革失败，毛泽东因此健康大为恶化；邓小平出山后搞“全面整顿”，加速了文革的失败；1976年的“四五运动”，表明文革已经丧失民心，文革失败已成定局。 　　文革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革领导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毁的旧制度，在文革后期已完全恢复。 　　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这两组数据不一致，文革中受害的准确人数恐怕永远无法搞清。虽然数字不能确切，但可以确切地说，文革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大劫难。还有文化上的劫难。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29]文革这场大劫难也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而补偿的因素就在文革的遗产之中。文革到底留下了哪些遗产呢？ 　　第一，摧毁了官方长期塑造的共产党和官员的美好形象，文革前那种对党组织的盲目信任、对官员的盲目尊敬已不复存在。文革打破了1949年、特别是1957年以来，共产党不可批评的神话。对共产党奴隶式的服从已被怀疑和批评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机”来概括这种现象，而这种对政治权力的不信任恰恰是从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 　　第二，摧毁了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文革依赖意识形态而发起、而运行，文革的失败使意识形态大厦崩溃，中国人从此摆脱了几十年的精神桎梏，从荒唐的意识形态神话中觉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传的五阶段的历史发展规律，多数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官方认为这是“信仰危机”。这种对精神枷锁的“信仰危机”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条件。 　　正是官方感到的“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使得群众思想空前活跃，普通百姓的独立意识开始形成。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的西单墙，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都是打破精神桎梏后的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也是以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条件。 第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在文革中罪恶昭彰。它不仅伤害普通百姓，也伤害到整个官僚集团特别是邓小平这类高层。丢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屠刀，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第四，“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不仅伤害了普通百姓，也伤害到高层官僚。官僚们复职以后重视法律建设。虽然官僚们构建的法制与真正的法治社会相距甚远，但毕竟迈开了走向法治社会的一步。 　　辉煌一时的意识形态的大厦已经是一片废墟，强大无比专政机器已经锈迹斑斑，铁桶般的极权制度已经百孔千疮。多数民众已经觉醒，一批有理智、有抱负的官员准备行动，改革开放的列车轰隆而来。从此中国进入了加速现代化的重要时代。这就是历史对文革这场灾难的补偿！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文革责任的追究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30]“跟随林彪、江青一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文革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文件[31]，要求对文化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革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全盘继承。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 　　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权贵们都抢占一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第一波出国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32]，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革以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革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革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哈耶克说：“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33]在当今中国，恰恰是得势的人致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引入市场机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体制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权力市场经济”[34]，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之间太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官方文革史维护原来的意识形态，维护专制制度，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就难免违背文革的历史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响，站在人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对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仅仅是让后代知道那段痛史，而是为了弄清目前政治腐败的原因和寻求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这是因为，目前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续。但是，对文革的研究却受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那个决议的限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革的叙述是官方文革史的蓝本。这个决议根据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以折衷和妥协的态度来写文革，当然不可能忠于事实、穷究事理。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35]把毛泽东1956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思想理论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保全了专制制度的灵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是不能脬众的。 　　官修文革史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6]。这一论断又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党内兴起、党内消亡的，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革命家出身的、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五一六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派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抵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老百姓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1973年８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帮”。[37]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重要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他们不可能利用毛泽东，他们只能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个别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所以，将官方文革史中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这个专用名词用“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置换更为接近历史事实。 　　由于已经否定文革，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曾经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参与迫害干部、镇压群众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的消息传到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邓小平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叶剑英诗兴大发，写下了“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的诗句。在极权制度的顶层，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他们都费尽心机地揣磨最高的意图，并千方百计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抛出，他们不仅极力划清界限，还像一群恶狼，迅速冲到被抛弃者身边，疯狂地撕咬他的尸体。这些文革中的真实情况，官方文革史完全回避。 　　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千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极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写文革史是危险的。你提出任何一个理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健在，这些人在文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处境，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当事人的这些批评是很可贵的，它会使研究者不断逼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当代人写当代史才可以获得这种可贵的资源，当然这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濶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写文革历史不仅要跳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经历者感情纠葛。不排除感情纠葛，就很难客观、冷静。没有客观就没有真实，没有冷静就没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场，也不站在文革亲历者的个人立场，那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我同意丁东先生的看法：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38]当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们很难超越自身环境的局限。 　　——————————————————————————– 　　[1]【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 　　[2]拙著《墓碑》用大量事实论证了这个结论。 　　[3]“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原中央编译局局长认俊卿提出来的。衣因招收入博士后研究生收受金钱和女色贿赂而下台，但还有人继续讲“三个自信”。 [4]这里说的政治贱民是指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的人群，包括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国民党执政时留下来的大小官员。他们政治地位低下，当时的意识形态时时刻批判他们，把他们当作危险人物。 [5]历史证明，现代股份公司和现代金融制度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当然，金融制度还需要完善。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5页。 　　[7]艾思奇认为，第一个里程碑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第二个里程碑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第三个里程碑以毛泽东为代表。每一个里程碑都有各自的时代特征，都解决了它所面临的时代提出的问题。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称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第三个伟大的理程碑”，此时艾思奇已逝世两年。 　　[8]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周恩来与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3、226页 　　[9]这是本书作者的概述，全文请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编辑部文章。 　　[10]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11]王年一：《文化革命的发动》，《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３年９月３０日 　　[12]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13]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中译者 　　[1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 　　[15]陈正人，井冈山时代的革命家，时为中共中央委员、时任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65-266页 　　[17]MilovanDjilas，南斯拉夫最早的革命家之一，1953年当选为南斯拉夫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內定为铁托的继承人。由于他的一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他被撤銷全部职务，1954年他主动退党 　　[18]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大字本内部版，第47、78、93页 　　[19]同上，第90页 　　[20]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模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1-72页 　　[21]柳宗元：【封建论】， 　　[2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8页。 　　[23]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页 　　[24][24]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9页 　　[25]围引自【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9页 　　[26]王力雄也有这一看法，王：《中国从文革得到什么？》，2006年4月写于阿克苏、北京 　　[27]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在文革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和受株连的人为数更多。其中，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6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大批好的官员也会受到残酷的迫害。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967页 　　[28]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的谈话。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9页 　　[30]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31]《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中组发[1983]6号，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３日） 　　[32]在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拉锯”的地方，共产党将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共产党的军队走了以后，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地主称为“还乡团”。1975年10月，贾启允出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行前邓小平要他放手“整顿”，“不要怕当还乡团”。 　　[33]弗·奥·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34]吴敬琏先生把“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称为“权贵资本主义”。 　　[35]《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7页 　　[3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52页 　　[37]王年一：《漫谈文革》，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版 　　[38]丁东：《文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三味书屋，2010-5-4<div> </div><div> </div><div> <div>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  闵良臣：“国家是党的国家，党不是国家的党”</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点评万里九十三岁时一篇讲话 </div><div>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                                                        作者: 闵良臣 </div><div> </div><div>从网上读到刚去世的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万里生前的一篇讲话。讲话开篇就说：“建国60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第一个没有变的，就是一直由中共一党领导没有变，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可这样一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万里认为这么“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只能说明“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60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也就是说，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共也执政了六十年，仍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如同历史上的专制统治集团一样，可以“无法”，而天下人都清楚，既然可以“无法”，顺理成章，也就可以“无天”了。</div><div>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Aug/82201503-1b.JPG" width="478" height="337" align="absMiddle" alt="" /> </div><div>                  </div><div>                           变态辣椒漫画 ‏@remonwangxt </div><div> </div><div>习包子的疯狂又升级了，抓屠夫连坐他父亲，再抓他的律师，律师的一家三口连小孩一起抓，然后继续抓更多的律师和他的支持者，律师的家属问：“有没有律师愿意提供法律援助？”恐怕下一位律师也要有坐牢的觉悟吧，这就是“习法治国”的真相。</div><div> </div><div>   从互联网上读到刚去世的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万里生前一篇讲话，时间应该在2009年，因为讲话开篇就说“建国都60年了”。也许是这篇讲话中有些说法对中共而言还比较敏感，讲话的“原始出处”也就不得而知，但从讲话内容来看，你很难怀疑它是伪作。</div><div> </div><div> 认真读完六千多字符的整篇讲话，给人的感觉，这是上帝刻意让万里给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留下的，其中很多话只能由他这种级别的高官且是“堡垒中人”来说，才更有分量，更令人信服，而且也没有什么人敢说他是“寻衅滋事”。不然，这句话若是从常人口中讲出，一是人微言轻，二是一定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要“颠覆政府”，紧接着就有可能定你个“寻衅滋事”罪；而如果是大陆之外又是西方的什么人说出，就会说他是要颠覆中国的“敌对势力”。这篇讲话读后就想：中共高层如果能多几个万里这样的官员，中国大陆社会也不至于现在这样一幅景象。</div><div> </div><div> 在笔者看来，万里在这篇文章中着重批评的就是中共缺少一个“变”字。从1949年到2009年，中共一党执政六十年，然而，很多应该变也必须变的东西，却一直没变。之所以没有变，症结就出在本文题目这句话上——从网上看到万里的这篇讲话就是这样一个题目。不过本人有点怀疑，万里会不会真取这样一个标题。猜想，这个题目很可能是某个有心人“提炼”出来的。这里不去管它。万里认为：“这60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或许正因为一直没有看到中共出来概括和总结，万里在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不顾已九十三岁高龄，用良知说出了自己心中想说的话，也算是替中共做了一个“总结”。</div><div> </div><div> 先说题目上这句话，其实是对中共几十年的一党统治极为严厉的批评：1949年后，先是毛泽东作为“大家长”领导的一班人，后来实际上又是邓小平领导的一班人，他们把整个国家都看成是中共自己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坚持”什么就“坚持”什么，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包括“敌对势力”能监督或改变得了，一党专政事实上就是“天上王大，地下王二”。大约正是这种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以至于连一群“红二代”们至今打心眼里认为现在这个中国就是“共产党的江山”，就是“父辈的江山”，而不是所有中国人的江山，因而到今天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div><div> </div><div> 既然整个国家都是中共的，那么这个党也就一定位居国家之上，而中共也从来就没有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国家之下。而正由于“国家是党的国家，党不是国家的党”，才有了万里在讲话中所说的那一切在西方民主国家要算非正常现象，或者说这正是中国大陆社会乱象的根源。万里讲话内容很丰富，容本人在下面试着解读些许，而不用解读的就直接摘录了。</div><div> </div><div>那么，在中共一党统治下，六十年来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有哪些东西应该变而没有变呢？</div><div> </div><div> 万里在讲话开篇不久就说：“建国60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第一个没有变的，就是一直由中共一党领导没有变，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可这样一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万里认为这么“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又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60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也就是说，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共也执政了六十年，仍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像专制统治集团一样，可以“无法”，而天下人都清楚，既然可以“无法”，顺理成章，也就可以“无天”。</div><div> </div><div> 紧接着万里举出了具体例证：“‘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不仅如此，“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60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60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div><div> </div><div> 第二个没有变的，就是中共仍然像战争年代一样，把自己弄得像“地下党”。说到这方面“没有变”，万里是这样讲的：“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然而，“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60年来没有变化的。”</div><div> </div><div> 说到这里，记起曾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作者写他在北京中共宣传部的感受，他告诉我们，这个整天在全国发号施令称之为中国最大的真理部居然没有招牌。难怪有网友就认为，即使执政六十多年了，中共很多操作仍然还是当年地下党的作派。</div><div> </div><div> 万里对这种仍是“地下党”的现象一连提出多个疑问：“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估计没有什么人能回答得了。在一个不仅自己掌握着政权，且掌握着国家所有武装力量，一些政府首脑机关居然像“地下党”一样地“干活”，也不知这在全世界要算“奇葩”，还是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原苏联，都是如此。</div><div> </div><div> 在讲话中万里坚决反对这个国家喜欢宣传自己“辉煌”几十年，他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就算你这么宣传，大家心里都有数，“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万里认为，“离事实太远”的政治宣传，那不是文明的宣传，而“是野蛮的宣传”，对“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 </div><div> </div><div>看得出来，万里越说越痛心：“……60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60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div><div> 万里在文章中特别反对封杀不同意见：“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60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60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而“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60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div><div> 说到这儿，万里讲道：“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万里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60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div><div> </div><div> 万里在谈到选举时说：“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60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看来，万里也像中国广大网民一样，对那些借口中国国民素质低而不肯实行民主的中共同样表达了极大的不满。</div><div> </div><div> 万里在文中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建国60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我们总不能说这个国家的国民就喜欢一党专政，就喜欢让执政党代表他们表达“民意”吧？在万里看来，“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万里告诉我们，他常常收到许多老百姓写给他的信，其中“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div><div> </div><div> 万里当然承认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可这有什么呢，“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老百姓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60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div><div> </div><div> 让万里“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其实，全世界都知道，大陆的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新华社、《求是》杂志，在这方面都是“典型”。</div><div> </div><div> 在万里看来，“60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由于一些人的“老观念”，由于“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以及所谓“党史无小事”这种“政治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div><div> </div><div> 万里在谈到“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时强调了两条，一条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可见，这么多年，就因为中国大陆百姓害怕折腾，结果成了执政党“维稳”的借口，而且用到了极致。</div><div> </div><div> 万里强调的第二条是：“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那么是一些什么样的基本事实呢？万里说：“60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div><div> </div><div> 接下来，从万里讲话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刻意掩盖的史实。万里在谈到《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这本书时说，他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就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30，40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30，4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0，60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20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60年不行，70年，70年不行，80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div><div> </div><div>可以想像，已经九十多岁且心存良知的一位老共产党人说出这些话，其内心该是怎样地痛苦！特别是那些革命志士，这些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牺牲换来的竟是更加专制独裁——这在原人民文学杂志社社长韦君谊的《思痛录》中也能读到。</div><div> </div><div> 所以说，谁都看得出，在万里批评中共该变没变的之外，倒是也有一个最大的“变”字，这就是1949年后，把他们自己先前承诺的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忘到九霄云外，变成了专制独裁，毛泽东甚至公开承认共产党就是要搞独裁。</div><div> </div><div> 对于现在这样一个中国而言，无论普通网民还是律师，说什么都没用，那就请包括中央宣传部在内的那些高官们，特别是包括中央政治局一班人马在内的所有中共中央委员们认真读一读万里的这篇讲话吧，只要还心存一点良知，只要真心为我中华民族，就停止所有忽悠，讲出历史真相，该忏悔的忏悔，该修正的修正，抛弃一切专制独裁意识，把每个中国人的利益和幸福看得高于一切，建立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公平公正的现代文明国家！</div><div> </div><div> 这才是正路，也是出路！</div><div></div></div><div> </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国家不是党的国家</div><div> </div> 转载万里委员长的文章2012-03-10发布于：博客中国<div> </div> 摘要：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 建国都60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60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60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 建国60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千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60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60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60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 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60年来没有变化的。 对国家60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50年”、“辉煌60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 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60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60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建国都60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60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60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60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 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60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 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60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60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有位年轻教授对我说，60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一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1949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60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60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60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60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60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69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60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4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 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老百姓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60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90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60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60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60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30，40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30，4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0，60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20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60年不行，70年，70年不行，80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19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建国60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 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32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60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60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60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60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19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div> </div><div> </div><div>          【真事】</div><div> </div><div>昨天北京某全国重点高中校庆，北大、清华、211高校的招生办主任都去了，清华的招生办主任讲话讲了六点，最后他跟高中生们互动了一下，他说：“我们清华近年培养了三百名厅局级以上官员，你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什么吗？”台下数千学生齐声高呼：“贪！”主任很尴尬，连忙说：“唉唉，同学们真幽默，难道我们的官员只有贪吗？ ”学生又齐声高呼：“还有通奸！”招生办主任摆了摆手转身走下台了。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 资中筠：国家级谎言何时更正？</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 </div><div>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近日指中国社会在良心、良知和逻辑三个方面都出了问题，当今中国有很多事情不合逻辑，中国梦就是其中典型。在中国官方媒体还在论述‚‘中国梦’是给中国人民量身定做的‘一双鞋子’，有别于美国梦‛时，赴加州庄园与奥巴马会晤的习近平却与后者大套近乎，说‚“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这一戏剧式的转变被世人戏称为“梦游”。 6月23日，正在加拿大走访的资中筠在蒙特利尔的一个聚会上表示，中国有人为专制辩护这一现象可以从良心、良知和逻辑三个方面来分析， 有人说‚“饿死多少人都无所谓‚反右运动没死人，就算是皇恩浩大了”，这种论调在中国流行说明良心出了问题。良知问题表现在谎言横行，没有真相。 有人大谈“社会主义无比优越，人民最平等”，当人指出现在中国的贫富悬殊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又有人提出一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称资本主义三百年前就这样，不信可以看狄更斯小说里的描述，这反映了中国普遍存在的不合逻辑。 资中筠说：他们完全偷换了前提与概念。所以我说现在有很多东西根本就不合逻辑。比如说中国梦，说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梦，与资本主义国家讲究个人利益的梦不同，后来习近平又跟奥巴马说我们的梦是相通的。刚说完是两种梦，结果又相通了。 在普世价值面前，中国政府经常环顾左右而言他。资中筠称北京可以不提普世价值，但不能不承认人类共同的善恶是非，因为无论古今中外，大凡人类历史在前进时，一定有一个共同的伦理道德。她相信“只要本着良心、良知和逻辑来考虑问题，坚守公平正义及善恶是非，中国就能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此前，资中筠在中国国内的访谈中曾表示，中国社会的出路不在于回归传统道德，而是要实现普世价值，要进行公民教育。在缺乏精神凝聚力的当今社会，政府唯一可以动用的资源就是虚假的民族主义。她特别警告在中国这样一个谎言充斥、逻辑荒诞的国家里，要警惕政府用民族主义来对抗普世价值。 在加拿大，相信人性双元论的资中筠谈到了中国目前畸形的社会状态，在那里，报道真相的记者、具有正义感和有良心的维权律师都成了高危职业，她希望中国未来会出现一个‚让好人容易生存，坏人作恶代价较高的健康社会，她说：“现在中国的情况相反，坏人作恶的代价太轻，尽管时有人被抓的消息，但实际上，天天作恶的人都不会被抓住，但要做好事非常困难，就连做慈善事业都得顶住各式的压力，如果说想推动民主，风险就更大了”。 自称是悲观主义者的资中筠发现，官方可以控制传统媒体，但无法控制互联网，它正帮助中国人抵制专制，给人们带来一丝曙光，她说：“现在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就是，如果上面出台一个很糟糕的政策，抵制的力量会比较强，使之无法贯彻。包括最近传达的‘七个不许说’，其实无法贯彻，不像以前中央下达一份文件，各级就得贯彻执行”。 资中筠建议在海外的中国问题观察者改变老的研究套路，不要紧盯着领导人个人，因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领导人个人的品质，关心中国就必须眼睛向下，观察整个社会。她认为中国难以出现一位像彼得大帝那样强有力、又决意用专制的手段推进改革的人物，即使真的出现了，这种改革也行之不远，历史上，在彼得大帝死后，俄罗斯帝国又重蹈覆辙。 没错！我就曾与一网友谈六十年代大饥荒，对方底气十足地说：丢车保帅，你难道不懂吗？我好生奇怪，几千万条生命，居然被形容为＂车＂而轻松丢掉，如此是要保谁呢？这种为独裁暴政辩护的口气实在是太大了！不愧是毛伪人的好学生！ 这些“国家级谎言”何时能给予更正？ 北京的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说过“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真实率低于5%”，或许这句话有些言过和夸大，但随着网络媒体的进步，好多史料史实在国内外网站、博客和微博上的不断揭秘，使我发现，即使是最寻常的历史事实，在官方的高层领导人文集里、各类中央文件决议中，官办的媒体报刊上和国家编写的大、中、小学的课本教材上，都被发现有很多虚假的堪称是“国家级的谎言”。 下面，随意地先从《毛选》中选取有关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几段—— 毛泽东说：“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还说：“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见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还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见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毛泽东还说：“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大的机器不能做，精密的机器也不能做，只能做不大不小的机器。飞机才刚刚开始出厂，汽车才刚刚开始生产。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我们应该同苏联合作。”（见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上述这几段话，是毛泽东在1949年后对“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多次定调，也代表了中共执政时对旧中国工业的基本看法：“我们一 为‘穷’，二为‘白’”，“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经过15年的努力达到了可观的水平”，“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等等。 毛泽东的这些说法，在毛时代就是绝对真理，这无人敢厚非，可在毛逝世后的三十多年来，不仅仍然一直无人质疑，而且还被编写进了中小学的教材，成了货真价实的“国家级谎言”！最近，作者从中小学的课本上，就发现有以下多处—— 一，在小学政治教材中，至今仍会看到：“在旧中国，我国的工业相当落后，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自己制造，只能用外国人制造的产品，甚至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在这些物品的名称前面都加了一个“洋”字。（见《品德与社会》6年级上册第6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二，初中历史教材仍在肯定“洋火洋钉”问题：“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总的来说是很薄弱的，甚至连老百姓的日用品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许多东西都带一个‘洋’字。‘洋火’其实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火柴；‘洋油’就是用来点灯的煤油；‘洋灰’就是盖房子用的水泥；而‘洋钉’就是钉木板用的小小的钉子。”（见《中国历史》8年级上册第10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三，初中历史教材还摘选了毛泽东1954年6月14日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的内容，并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见《中国历史》8年级下册第1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四，高中历史教材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情况仍采用“毛定论”：“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国内既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也没有冶金设备、矿山设备和大型发电设备等制造业。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见高中二年级《必修2》第5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面这些领袖论断和现在的教科书试图告诉人们，1949年后的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祖国，精神令人异常感动，而且取得的成绩斐然，令人自豪，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新成就。但不会有太多人意识到这些国家级的“历史定论”，是无视旧中国的工业建设成就，是在故意撒谎、凭空捏造的。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工业并不是“一穷二白”！真正的历史真实是—— 1，“中国火柴大王”刘鸿生。早在1879年，刘鸿生就在广东佛山开办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巧明火柴厂”。1920年11月，刘鸿生又创办了“鸿生火柴公司”，1930年时年产销量已占全国的22%。1934年，他又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一度远走香港，后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返回大陆。1956年，官方实行公私合营，刘鸿生名下的火柴企业改为公私合营体制。 2，国产水泥长期垄断中国市场。1906年，周学熙筹建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优异，中山陵、上海外滩、上海邮政总局等民国知名建筑都选用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建造，建国后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新中国”“十大建筑”也同样使用启新“马牌”水泥建造。经过几十年风雨，这些建筑大部分完好无损。而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与刘鸿生名下的“象”牌水泥、以及南京中国水泥公司的“泰山”牌水泥一起，长期垄断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水泥市场。建国后，毛泽东于1954年4月22日视察了启新公司唐山水泥厂，启新公司也与刘鸿生火柴公司一样，变成公私合营。 3，在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就可以制造枪支大炮军舰飞机。清末，洋务派集中国家力量发展军事工业，在短时间内开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军械所等近代军工厂，以及汉阳铁厂等配套工业，让中国获得了枪支、大炮、轮船等装备的制造能力。孜州军械局生产出了20mm、150mm口径舰炮，福建船政局也造出了全钢甲战舰“平远”号。辛亥革命后，福州船政局又于1919年8月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 4，抗战时国民党武器自给。抗战军兴后，国民政府的兵器生产能力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兵工署直辖兵工厂（不含修械所）为24个，在陆军常用的武器弹药中，仅凭国产就能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迫击炮、重机枪、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消耗的有四大类（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从1939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生产步枪364,0111枝、轻重机枪42,189挺、迫击炮8,441门（含60mm、82mm、120mm等口径）、掷弹筒91,098具、枪炮弹上亿颗，还造出半自动步枪、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装备。直到1958年，“新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还在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中说：“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击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 ——由此可见，《毛选》上的“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话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同样，中学生教课书上的“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是很薄弱的”也是骗人的假话！下面再说个关于“中国造万吨轮”的故事，那更是对“国家级谎言”的绝妙讽刺！ 1958年11月27日，由前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大连造船厂建造的“跃进”号货轮建成，排水量22100吨，载货量13400吨。为此，大连造船厂特地制作纪念章，铜质镀金，红色珐琅彩，副章上铸有主题文字“第一艘万吨远洋轮纪念”。当时各大媒体也载文欢呼“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下水”，竞相称赞“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伟大成就。为了宣传这一重要的工业成就，国家邮电部于1960年12月15日发行特种邮票（编号T32，全套1枚）《中国制造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画面为“跃进号”航行在大海中的英姿，船头有“跃进”二字。 但仅过了三年，在1960年4月15日，又一个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在江南造船厂的船台下水了。如果读者对同时存在两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感到疑惑，可以仔细阅读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不难发现这一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前边多了一个定语——“自行设计”。为何会特别强调“东风号”是“自行设计”的呢？回顾历史，1960年正处于中国与苏联交恶时期，“苏联替我们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当时自然是不好意思提了，由于“跃进”号在首航中便触礁沉没，以后就更不好意思再提了。 ——以上就是“新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故事。 但事实上，早在1920年，建造“东风”号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造船所，就造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轮，而且还不只是一艘，而是美国政府订造的四艘！它们分别是：“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天朝”号于1920年8月3日下水；“东方”号于1921年2月23日下水；“震旦”号于1921年5月26日下水。这四艘船的规格均为载重量10000吨、排水量14750吨！据《江南造船所纪要》称：“船壳、锅炉、烟箱等由富有经验之匠师甘熽初、李庆祥等包工承造；木作工程由何祖康、庆瑶等包工承造；机器、轮轴等件由本所机器厂制造。” 这四艘船完工后均下水开赴美国交付，直至二战时仍在美欧航线上使用。史料记载，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银汉在“官府”号下水典礼上发表演说称赞道：“江南造船所今既能造成美国所定四大船之一，则前所云中国不能造大船之说实无根据，因一国之成功全在其出产力之大。” 至此，读者就能对教科书中“旧中国工业相当落后”、毛泽东在1949后对所谓“旧中国”的“一穷二白”问题之类的论断，就有了清醒的认识。 时至今天，为何历史教科书仍无视史实，让谎言继续流传呢？其原因无从得知。当然，也会有人说什么“原子弹试验、氢弹爆炸”、“卫星上天”之类的“辉煌”，但就是不敢提这些“两弹一星”的设计者和制造者绝大部分都是由美国政府培养出来的；而所有的大师，也都是在1949年前，由国民党政府培养的。而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62年来，迄今算算，又出了哪一个“大师”可以拿得出手来向世界人民炫耀？！即使在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来，中国科技的所谓有些“创新”，大多数也都是花高价从国外买的技术或是从欧美盗窃人家的机密之后，再改头换面的模仿再造罢了！ 诚然，我这仅仅是指出几例经济方面的“国家级谎言”，至于政治方面的“国家级谎言”就更是数不胜数，其中颠倒了多少黑白，坑害了多少忠良、尘封了多少真相，限于篇幅我就不再一一例举了。 总之，我这人最恨说假话，所以编写本文时，心里始终不是个滋味。因为人们都有个共性，那就是都讨厌喜欢撒谎的人。如果发现有一个人好说假话，人们肯定躲他远远地，不想与其交往不说，而且对他说的话，即使是真话也要在心里给他打个折扣。对待一个说假话的人都这样，要是对待一个说假话的国家呢？说实话，我们老百姓没办法，特别是对说了假话还不认账、不改正的国家，我们老百姓就更没办法！ 指鹿为马，无中生有，黑白颠倒，胡说八道，如果只是某人的毛病，或许危害不大；倘若上升为一个国家，哎呀我的天妈，那危害性你尽可夸张，肯定是说多大它就有多大！所以，我要说，国家说假话何时能更正？我们老百姓可是从心里盼望早早能有这一天！都说科学的发展观好，但得有科学的历史观做基础，如果连科学历史观都不敢正视，那还科学发展个屁？！ 看看台湾人民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发生在宝岛台湾的一件事情，引发了大陆网民的关注和热议。 一个叫洪仲丘的即将退伍小兵，在部队营房猝死，引起台湾全社会群情激奋，政府又是赔礼又是道歉，又追授勋章、又赔钱一亿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二千多万元）！但台湾民众仍然不依不饶，他们认为今天别家的孩子受欺负，明天自己家的孩子也会受欺负。于是有社会团体一号召，昨天就有近25万台湾民众身穿白T恤上了街。马英九亲临洪仲丘的遗体告别式，在民众此起彼伏的“马英九下台”的呼声中一通鞠躬道歉，并且主动跟洪仲丘的亲属握手也被拒绝。活动结束之后，人们看到地上没有垃圾，口号也没有蓝绿，这是十年来台湾首度只问黑白、没有蓝绿的公民运动。这件事通过网络和电视近乎直播的扩散，瞬间在大陆网民中引发强烈的共鸣和感慨。 和台湾民众将“总统”像孙子一样耍弄的威武行为相比，大陆网民也就像孙子一样在网上过过嘴瘾，一大堆调侃段子喷薄而出，其实是透出了内心的羡慕嫉妒和无奈。 有网友调侃：马英九政府太无能了，如果是我，我先对外发通稿说士兵是躲猫猫死的。然后，派武警协助家属把尸体运回家，顺便打得几个家属头破血流。最后，我会帮助家属开通新浪微博账号，让家属感谢政府打死了自己的儿子。 还有网友感慨：彼岸这叫捍卫人权；此岸，这叫动乱。 一条海峡，两个文明；一片天空，两个时差； 一个面向未来，一个拥抱过去；一个发誓维稳，一个发誓维权； 一个讲特色，一个讲普世。黑白分明，不是昭然若揭吗？ 在严控舆论的当下，在网上能过过嘴瘾就算不错了。其实，网民调侃的背后，是令人深思一个课题：对生命是否尊重，是一个社会文明与否的标志。 与此同时，龙应台的一篇文章：《我们的中国梦》，也在网上流传和热议。那篇文章写得很有深情，让很多大陆人知道了什么叫”海棠红”。非常理解文中所说的那种震憾：“在湖南老乡面前突然懵住了，我是湖南人吗？没去过湖南，不会说湖南话，对湖南一无所知；我突然明白，我其实是台湾人！” 我很喜欢有大陆情结的台湾作家，他们的作品从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深深的大陆情结。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台湾，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公民的培育和塑造。龙应台的那篇文章，用带着伤痛的笔触，让我们看见了这个过程。 在我们这边，公民社会不让讲了，要讲人民社会。好在我们还有香港、台湾这样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是吹出来的，是亲手争取来的！ 60多年前，我们曾信誓旦旦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20多年前，我们也曾信誓旦旦说：“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如今，感觉台湾正在慢慢飘走，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台湾岛飘不走，而是人心、价值观、信仰和文化，正在飘走，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 总要慢慢成熟，将这个浮华的世界看得更清楚，看穿伪装的真实，看清隐匿的虚假。很多原本相信的事便不再相信。但是，要相信，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龙应台《不相信》 台湾离我们不远，她是我们明天的希望！ 8月3日晚，台湾超20万人响应号召上街。活动发起者提出三大诉求，台湾当局回应称，将成立军事冤案申诉单位重查此案，推动军事审判法回归司法。台陆军下士洪仲丘在军中遭凌虐致死，案发至今满一个月，民众仍要求追查真相。 一个违规胖子士兵被关禁闭热衰竭死亡。军方没完没了地向社会各界道歉，自国防部长往下撤了一大堆将校，责任士官公开下跪，还可能被判无期，国家赔偿达2千多万人民币。然而人们依旧不依不饶的发起游行，25万台胞身穿白衣上街声援、“总统”马英九鞠躬道歉、行政院长成立军事冤案申诉委员会、推动修法让军法全面回归司法审判、全力侦办并检讨军中管教禁闭申诉制度。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真是震撼了我的心灵，有这样的意识才算是公民——妈逼的，谁以后要说我们大中国没有人权没有民主我就跟谁急！你看看，我们中国的台湾省不是已经做得很好了嘛！？ 我在网上还看到，台湾的马英九“总统”亲自为这个被虐死的军人送行，死者的姐姐却拒绝和马英九握手，其场景悲凉尴尬但不失尊严。我想到咱内地的湖南瓜农邓正加被城管打死，没有一个政府官员为邓正加送行。邓正加被尸检后，政府指令家属及时安葬，推迟一天就要扣去赔偿款10万！同是共和的民国社会，我们这边公民的生命权都无法保障，又况乎尊严？ 彼岸这叫捍卫人权；此岸，这叫动乱。 一条海峡，两个文明； 一片天空，两个时差； 一个面向未来，一个拥抱过去； 一个发誓维稳，一个发誓维权； 一个讲特色，一个讲普世。 黑白分明，不是昭然若揭吗？ 台岛士兵事件说明，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拒绝任何蹂躏生命的权力借口。对于生命尊严的捍卫没有禁区，任何高高在上的权力必须为生命的尊严低头。哪里有尊严，哪里才是我们的祖国。台湾25万人集会离去之后的场景，街道地面见不到一片垃圾，这是什么样的公民素质，这是什么样的政府？他们和我们原本是同一个民族，但他们的法治意识，文明素养为何和我们如此不同？难道这也是特色不同吗？严复指出，西方富强背后的制度、文化因素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民主政治是自由的外在表现，自由才是民主政治的本质。 中国不能抛弃专制和党国一体，重新建构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而继续在“三纲、亲亲、尊主、以孝治天下”方面打转转，中国就不可能走上真正的富强！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最近半年，以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求是杂志、党建等主旋律媒体却一再刊出杨晓青、戴立言、胡鞍钢、王小石等人唱衰宪政民主的文章，这些文章逻辑混乱、狗屁不通，文字粗鄙不堪，乱打棍子、乱扣帽子，制造肃杀政治氛围，好像大有要回到文革十年的气势！难道民主，宪政这些曾经在中共党的文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名词，如今咋就成了西方的邪咒？难道如今的国民比那时的国民党还要可怕？这到底走的是哪门子正路？你要想肯定毛，就应该发掘毛思想中还有一点现代气息的东西。毛的思想精华就是在延安所说的民主、宪政、联合政府，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就是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而他的“两个务必”不是其思想精华，是帝制思想的残余，是儒家思想的自省，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有些话你可以不让人说，有些事你可以不让人做，有些词你可以不让人用。但世界流行的思想与词汇谁也无法将其禁止、也一定会在不同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你们要做的不是如何加大禁制的力度，如何用特色去掩盖事实，而在于如何让特色融入世界的潮流！ 我要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和什么样的官员！政府和官员的形象说白了也就是国民的形象！我要骂政府和官员是猪，你可能认可；但我要说咱大陆的老百姓也是猪，你在感情上或许还不能接受。可他妈的很多事一直都在验证我说的这不是谎话，我们每个大陆人确实都像猪一样地活着！你说不是吗？只要不侵犯到自己的利益，就光知道埋头赚钱，谁先被杀、谁被杀死都和我自己没有丝毫的关系；可只要一旦伤害到自己，它就会马上发出可怜的惨叫，那怕你叫得哭天怆地，也没有猪去同情你，反之如果有人将一个大白馒头扔过去，你立马不哭不叫又焉了，别人再喊你的时候，你他妈的依然啥也不顾地在埋头吃喝！ 正因如此，所以我在网上看到同祖同宗的台湾同胞，为了一个普通士兵被枉死的生命，竟然会有25万人集会向政府讨要公道！这样的公民素质，这样的组织水平，这样的政府容忍度，实在令人震撼！！我们大陆和台湾的民主文明程度为何如此悬殊？人家25万人集会，不但没导致动乱，甚至连混乱都没有，其原因究竟在哪里？这就是与我们同种同族的台湾啊，一人蒙冤，所有人都感到没有了尊严！ 在此，我要说，我亲爱的大陆同胞且记，公民社会是争取来的，绝不是跪出来的！ 在此，我还要说，台湾真的离我们不远，她就是我们大陆同胞明天的希望！！ </div> </div>  <div> </div><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