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有陸克文想像的那麽聰明嗎？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獨裁者騎在老虎身上來來回回，不敢下來。老虎現在正是餓的時候。 丘吉爾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日前在美國紐約的亞洲協會發表演講，针对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已经开始”的觀點，作出嚴厲批評：“我认为沈大伟的看法完全没有道理，用中国话说，这是胡说八道。” 想像着也是中國問題專家、中文流暢的陸克文將 “胡說八道”這個毫不文雅的詞語脫口而出的場景，我不禁感到好奇：一向風度翩翩的陸克文，為什麼會爲了遙遠的中國議題而大發雷霆呢？人家又沒有批評你在澳大利亞執政期間的糟糕政績，即便是唱衰北京，似乎也不值得你大動肝火——真正該發火的應該是習近平啊，什麽時候，陸克文當上了習近平的宣傳部長？ 猶記得十年之前，我到澳大利亞參加國際筆會的會議，會後專程去堪培拉的澳大利亞國會拜訪，與多位議員探討中國的人權議題。那一次，我與陸克文有過一面之緣。那時，陸克文只是在野黨的國會議員和影子內閣的總理。我聽說他是較早研究西單民主墻和中國民主運動的西方學者之一，便向他介紹中國的人權狀況。然而，他似乎對人權議題興趣闕如，倒是津津樂道於他的寶貝女兒在上海做交換學生的經歷，并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作出極為樂觀的評估。 這一次，陸克文更是自告奮勇地充當中國政府和習近平的辯護士。他認為，中国经济放缓是正常现象，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为百分之六。“尽管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可能甚至达不到百分之六，但中国有足够多的金融政策能力以增强其增长速度。”他表示，对中国未来六到七年的展望是比较乐观的。 然而，中共領導人不敢如此樂觀：胡溫時代，信誓旦旦地說要“保八”，仿佛保不住八就要大禍臨頭；到了習近平時代，則改口說經濟增長率為七是一種“新常態”——言外之意是，若經濟增長跌到六以下，就可能引發諸多社會政治問題，一旦多米諾骨牌效應啓動，中共的統治就危在旦夕。 實際上，中國的經濟狀況比這還要糟糕得多。《金融時報》報道，國際经济咨询机构正在完善衡量中国经济增长的方法。他们认为，中国可能不只是硬着陆，而是经济崩盘。伦敦朗伯德街研究所(Lombard Street Research)发现，与二零一四年末季相比，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产出下降了百分之零點二。该研究所测算发现，中国的实际需求下降了逾百分之二。 另一家研究機構Fathom Consulting使用了发电量等最不容易混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经济增长。在这一基础上，该公司预测，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仅为百分之二點八，全年经济可能出现幅度高达百分之二的下降——這是一個讓人震驚的數字，通常人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降到约百分之六以下就是“硬着陆”。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陸克文的樂觀，建立在他對中國政府以及中共領導人的正面評估之上：“中国政府不是傻瓜，中国政府有很多很聪明的人，他们知道哪些因素会影响增长速度，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加以干预，他们还有三十五年这么做的经验。”然而，習近平絕非陸克文想像的那種“聰明人”，習近平教育程度有限、知識不足、剛愎自用，他不懂經濟，偏偏又要干預經濟政策，其結果必然像毛的“瞎指揮”那樣，帶來致命的後果。 接着，陆克文又从四个方面驳斥沈大伟的 “中国政治经济崩溃论”。然而，在我看來，陸克文的四個論點才是畫餅充饑、無稽之談，我正好從這四個方面作出“反批評”。   地方債務的泥潭有多深？   陸克文的第一個論點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并沒有沈大偉說的那麽致命。陆克文说：“中国政府了解这一问题并采取了重大措施”；“中国的问题不像很多国家欠了外债，所有这些中国地方政府欠的都是内债，因此，不能用一国欠外债的逻辑来分析这一问题。”此外他指出，按照债务占GDP比率计算，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低于美国政府的水平，因此，中国政府有能力解决债务问题。 與盲目樂觀的陸克文截然不同，中國重要的門戶網站搜狐网對中國的一百名经济学家作了問卷调查，其中超過八成的經濟學家都认为地方债将引发危机。陸克文只是一個熟悉澳洲政治的政客，他對中國經濟狀況的瞭解恐怕不會超過中國的一百位經濟學家吧？ 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公布最新报告指出，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GDP的百分之兩百八十二。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个人债务，大部分是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而又以地方政府债务居首，约有二十万亿。實際上，這個數字仍然可能縮小，发改委官员李铁曾对外公开表示，地方债务上报数（十八万亿）不及实际债务的一半数额。李鐵在地方调研时，走了十几个城市，地方官員说他們只报了百分之十，有些报了百分之二十或三十。上报数超过实际债务百分之五十的几乎没有。 二零一五年七月，《日經新聞》在《中國式“泡沫接力”》的報道中指出，中國經濟的「弱點」是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例如遼寧省二零一五年一至三月經濟增長率僅為百分之一點九，固定資産投資下降近百分之二十，增長率比上一年同期放緩了五點五個百分點，包括土地出讓在內的總收入也減少了大約百分之三十，公共投資難以獲得資金。這不是危機，什麽才是危機？ 歷史學家黃仁宇曾指出，中國歷代統治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沒有學會“數字管理”，今天的共產黨政權也是如此。官方的統計數據不能當真，這是人們研究中國問題時的“共識”；由於當局嚴密封鎖相關資訊，即便西方智庫和媒體發表的關於中國的數據，也不能完全相信。 如陸克文所說，地方債務不是外債，不會被外國逼迫必須在某一時間段內全部還清，進而出現國家破產的結局，比如希臘目前面臨的窘境。但是，地方債務并不意味着中央可以從容地“化大為小，化小為無”。旅美經濟學家何清漣在評論文章中指出，现在中共的办法是，地方政府上报的债务，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单，部分由市场承担，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最后这点，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地方政府赖帐，如果引发群体性事件，省里象征性地承担一些以平息事件。” 但是，由于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找不到新的生财之道，这个巨大的债务泥潭，仍然令中央政府感到头疼。被陸克文看好的習近平政權，並沒有拿出什麽妙手回春的藥方。近期李克強提出的經濟政策，又繞回到刺激房地產的老路上，可見其黔驢技窮。靠發展房地產來解決地方債務危機，只能是飲鴆止渴——當房地產的泡沫越來越大，未來中國經濟整體崩盤的可能性也就越來越大。   “泛歐亞大陸基建計劃”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亮點嗎？   陸克文的第二個論點是，中国贫富差别悬殊可以由“一帶一路”政策解決。他認為，中国的地区收入差别是随改革开放由沿海到内地顺序自然形成的。而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他翻译为“泛亚欧大陆基建计划”——的实施，将使中国西部省份获得较大优势。 如此樂觀的想法，恐怕連習近平本人都不敢拍胸脯、打包票。如果習近平真的有心，幹嘛不直接投資西部省份、提升西部地區民眾的生活水準，而要捨近求遠、惠及他國呢？此前十多年，中國政府提出過西部大開發戰略，經濟沙皇朱鎔基全力推廣。然而，多年來，西部大開發的成效十分有限。西部仍然貧瘠落後，西部地區掙扎在貧困線以下的民眾仍然超過三億以上，東部與西部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繼續擴大。 跟當年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相比，習近平高調推出的“一带一路”計劃更是畫餅充饑、望梅止渴。 首先，中亞各國政局大都不穩定，而且因為中國在新疆對維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民族的殘酷鎮壓，使得伊斯蘭世界對中國並不友善。中國貿然在這些國家投資，尤其是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恐怕很難迅速得到回報，甚至很多投資會打水漂。 其次，中國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已經習慣了去東部沿海地區打工，願意去自然條件惡劣、安全堪憂的中亞國家淘金的，畢竟是少數。那些地方連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今年來中國工程師和工人在中亞國家被恐怖組織綁架的消息不絕於耳。所以，這趟“順風車”不會那麽舒服。 再次，陸克文所謂的“泛亞歐大陸基建計劃”未必能貫徹始終。即便被習近平視為盟友的俄羅斯，也不願看到中國的勢力進入中亞，歐美更是會想方設法加以阻擋。當習近平碰到鐵板的時候，就只能如縮頭烏龜般退卻。 總之，想要靠“一带一路”解決中國的地區落差和階級矛盾，簡直就是異想天開。   “國進民退”之下，私有經濟有多大的發展空間？   陸克文的第三個論點是，国有企业改革雖然难以进行，但私有經濟未來會有更大發展。“如果中国发展新模式成功，更多市场份额给了私有企业——这正在一步步发生——私有企业将在未来推动经济增长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這個看法跟習近平的雄性壯志背道而馳：習近平從總理那裡搶過經濟大權，大大加速胡溫時代的“國進民退”政策。其反腐運動波及央企主管，并削減大型國企高管的收入，并不意味着習近平要徹底對國企動手術，乃至推動私有化政策。相反，習近平在反腐的同時，提出了合併一批央企，打造經濟上的“航空母艦”的計劃。尤其是在能源、通訊、交通等國民經濟的命脈部門，國企的壟斷程度將大大提升，不會給民營企業留下一絲一毫的發展空間。 在此情形之下，中國的民營企業老闆普遍感覺到，近年來中國國內的經營環境日益惡化，政策上的歧視使得企業步入難以突破的瓶頸。許多民營企業的老闆不得不將資產轉移到海外，以規避未來的巨大風險。 而少數依然風生水起的民企，如阿里巴巴、萬達集團等，其背後的合伙人無一例外都是一群頂級的太子黨。馬雲、王健林等人的崛起，靠的是綿密的政商關係，而非技術與管理上的優勢。因此，這些“偽民企”可以日進斗金、多財善賈，不僅不能表明中國經濟的健康和有活力，反之，它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國的經濟模式畸形與不平等、不公正的標誌。 另一方面，習近平進一步加強了對民營企業的控制。比如，近期在小米公司內成立黨支部，就是要將毛澤東開創的“黨支部建在連隊”的傳統向企業界輻射，讓共產黨像章魚一樣掌控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雖然八千多人的小米公司只有一百零四名中共黨員，這個黨支部在中共體系內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組織部進入前沿的互聯網企業仍然是一個震撼性的消息。評論人士鄧愷指出：“北京市委組織部對這個黨支部有實際上的直接任免權。至於這個黨支部除了發展黨員，權力有多大，對企業會產生什麼影響，還很難說。員工的思想檢查？產品的意識形態控制？這是中共這樣的列寧式政黨從體制內往外延伸，如果更嚴峻點說，也可以叫「IT行業體制化」。”   服務業能讓中國經濟起死回生嗎？   陸克文的第四個論點是，有人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将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制造那么多工作岗位，但他举了阿里巴巴的例子，指出针对十三亿人的电子消费规模巨大。 中國經濟的困境能夠靠阿里巴巴這樣的企業來解救嗎？網上購物的新興消費方式，固然帶動了物流業的迅猛發展，但是數百萬靠騎單車送快遞的農民工，只是掙扎在溫飽線上的現代奴隸勞工而已，他們能夠創造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嗎？ 我在北京生活的時候，住在北京遠郊，從網上購物，常常是衣衫襤褸的送貨人靠人力單車或電動單車將物品送上門來，從倉儲中心到我家，他們在路上居然花了兩三個小時。他們大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有的甚至自己都不會網上購物，他們的薪資每月只有一千多元人民幣，在北京只能勉強維生而已。所以，他們雖然在號稱高科技的網絡公司上班，但他們的工作毫無技術含量，也不可能帶動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三產業應當是智慧產業，而不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中共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下，不能容忍資訊自由流通。二零一五年七月，中國通過新版的《國家安全法》，該法要求對包括網絡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在內的科技行業，以及外商投資進行「國家安全審查」。該法還要求支撐重要領域的技術「安全可控」。跨國企業和行業組織稱，這個口號可能會被用來逼迫企業設立「後門」——即允許第三方進入系統的手段——提供加密密鑰，乃至交出源代碼。《紐約時報》評論說，這些強硬的規定在全球科技界掀起了波瀾。 中共政權是網路的死敵——它疑心重重地認為，網絡是最可怕的顛覆性的力量。黨國為了在網路的論戰中佔據上風，豢養大量的傳播“正能量”的“五毛黨”，這倒是提供了數百萬的工作機會；但是，當所有公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都受到空前壓抑之時，在中國不可能出現蘋果、谷歌、臉書、推特這樣的科技巨頭。換言之，在未來決勝與技術和創意的競爭中，沒有基本的資訊自由的中國不可能有勝出的機會。   千萬不要高估中國獨裁者的智商   陆克文在演講的最後指出，问题的关键是 “我关心的是中国政府是否已认识到这些问题？有没有掩盖这些问题？他们没有。”他指出，虽然什么时候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他并不知道，但“可以看到应对计划已经到位”。陆克文的结论是“在每一个我提到的领域里，中国政府都有足够的政治意愿、足够的处理这些有关中国长期发展模式的重大问题的政策方向。” 然而，習近平不是陸克文，習近平不是民眾選舉出來的領袖，從來不需要對民眾負責，從來也不能接受逆耳之言。上海藝術家戴建勇因为在社交网上以刊登自己搞笑的照片而受到关注，他把自己的脸挤成菊花状，被人們称为“麻痹哥”。接着，戴建勇把习近平的照片也PS成菊花状，并加上一瞥小胡子，他还把这张头像做成贴纸。 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創意，使得戴建勇被控犯有“寻衅滋事罪”而受到刑事拘留。网络杂志《石英》（Quartz）在一篇报道提到，和对待政治异议人士不同，中国政府一度对现代艺术家持稍为宽松政策。可是在习近平执政下，艺术家的生存环境明显受到遏制，戴建勇受拘留凸显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扼杀。經過幾個星期的監禁之後，戴勇幸運地獲得了釋放，但他不敢接受外國媒體的訪問講述自己的遭遇，估計以後再也不敢對任何領袖的照片“不敬”了。 連一張漫畫都不能容忍，連一絲幽默感也沒有，習近平哪裡有足夠的胸襟和氣魄面對不同的意見呢？陸克文如此讚美中國當局和習近平，仿佛習近平是料事如神、手到病除的神仙，可惜，他心目中的習近平跟現實中的習近平完全就是兩個人。 要瞭解中國的真相，陸克文不能只看央視的“新聞聯播”以及《環球時報》，我建議陸克文在訪問中國時，向中共當局提出要去獄中探視劉曉波、許志永、高瑜、浦志強和戴建勇等人，去聽聽他們的心聲。這樣才能認識到一個更加真實的中國。 我想，大部分中國民眾對中國政府和習近平的評價，會跟陸克文截然相反。對於中國面臨的嚴峻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習近平何曾公開、坦率、誠懇地與中國民眾討論過？習近平更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秘方。他惟有不斷地掩蓋事實、欺騙和麻醉民眾。 陸克文自告奮勇地充當那個說皇帝的新衣真美麗的吹鼓手——赤身裸體的皇帝會給吹鼓手什麽樣的獎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