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中华国魂，绘抗战丹青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00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这一年春天，一群普通的中国公民聚集在重庆市沙坪坝，在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没有任何政府批文、没有任何经济回报预期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一项在当代中国美术界和史学界空前绝后却前途难卜的创举。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他们夜以继日，殚精竭虑，肝胆相照，互相砥砺，完成了一幅题为《浩气长流》的国画长卷。俯仰之间，十年过去了。十年之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浩气长流》却至今没有在中国大陆、甚至在它的诞生地重庆一展风采的机会。今天，我作为一个在重庆出生、重庆长大、一辈子以重庆人的身份而自豪的人、一个忝列《浩气长流》学术顾问的人，终于有幸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这幅史诗性的艺术巨作的展出，真是感到由衷的高兴。《浩气长流》在高两米、长达一公里的画面上，浓缩了中华民族八年抗战艰辛而辉煌的历程，描绘了从普通妇女、纤夫、难民到领袖、从军队将士到学者名流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庞大群像。这幅画卷的策划者王康和以江碧波为首的画家们基于大量史料，对抗战进行了严肃却又不失浪漫气息的描绘，给予整个作品一泻千里、一气呵成的总体效果。这些令人过目不忘的画面使我们自然联想起关山月的六张六尺宣的巨幅联屏《从城市撤退》，更让人联想到蒋兆和的鸿篇巨制《流民图》。而《浩气长流》无论以其立意之高远、内容之丰富、还是篇幅之宏大，在现代中国的美术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反侵略、反法西斯斗争中，中国抗战是一个不屈不挠、屡败屡战、以弱胜强的典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西方大国面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侵略的嚣张气焰束手无策、甚至委屈绥靖、不惜出卖盟国的时候，古老的中国以其积贫积弱之躯在世界的东方首先举起反抗侵略的大旗。在经济、军事上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独当一面，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以最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天地为之动容，世界为之瞩目。无数中国将士的流血捐躯不仅捍卫了国土的完整和民族的尊严，而且为中国赢得了盟国的尊敬，迫使列强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让中国跻身世界大国之列，并成为联合国五大缔造国之一。八年抗战是自汉唐以来中华民族成功地抵御强敌入侵并大获全胜的唯一纪录。此前宋、明两代的抵抗外侮皆以失败、亡国告终。在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历史上，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抗战期间那样团结奋发，那样一致对外；中国的各党各派从来没有那样捐弃小我、相忍为国；中国的军人从来没有那样视死如归、尽忠尽勇；中国的文化从来没有那样丰富而高尚；中国的艺术——文学、戏剧、音乐、绘画等等——从来没有那样雄浑磅礴而气象万千。然而，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领导的全民抗战、数百万国军将士的英勇奋战和流血牺牲在中国大陆被淡化甚至抹杀。在重庆老城区的中心，有一座名为“解放碑”的奇特建筑，它每天吸引成千上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环绕四周的高楼大厦映衬下，它已经不太引人注目。当今的重庆居民以及外来游客中，极少有人知道这座建筑的原名是“抗战胜利记功碑”，人称“精神堡垒”。这是因为在65年前，重庆的地方政府出于局部的利益和一时的需要，将它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丰碑名字的变更抹煞了中华民族的一段悲壮而辉煌的历史，掩盖了陪都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崇高地位，也暴露出中华民族一个至今未曾愈合的心灵创伤。当然，那场伟大的全民抗战也不是任何个人或党派可以随意从历史上抹去的。公道在民间，在千千万万亲身经历过抗战的中国人心中。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重庆人，我儿时就知道“精神堡垒”的称谓；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正在复旦大学就读的家父参加了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的队伍；抗战期间，我的母亲和她金陵女大的同学走上成都的街头，以她们年轻的歌声鼓舞后方军民的士气；从母亲那里我学会唱许多抗战歌曲，而我父亲唯一能唱完整的歌曲是《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从父母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陈纳徳、飞虎队、第十四航空队和史迪威，听到了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后来更了解到：我的一位姑父苟吉堂曾经是国民党陆军第三方面军的副参谋长，他不仅参加了包括台儿庄、豫湘桂会战在内的多次对日作战，而且应邀参加了战后在南京举行的受降仪式；我的伯父邓燮鼐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抗战前夕带他的日本妻子宫川静子回到中国，在中央军校任少校教官，著有《日本史研究大纲》作为军校学生的教材；我的几位发小的姨父竟是抗战名将张灵甫将军；甚至在我们文革前下乡的“知识青年”队伍中，也有个别当年远征军的战士。在这种意义上，《浩气长流》是一声空谷传响的呼吁，它传达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秉持民族大义、还原抗战历史、还国民政府、还蒋介石先生和抗战中全体国军将士一个公道的热切愿望。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具有优秀史学传统、以史载道、以史为鉴的民族，公正而诚实的历史是其心智健全的标志，书写超越党派意识的中国抗战史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初必须实现的自我超越。而《浩气长流》这样来自民间的义举不愧为二十一世纪初文化中国之奇观。可以预见，“抗战胜利记功碑”原名恢复之日，将是中华民族真正走向统一之时。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新的一代领导人能够秉持民族大义，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博大的胸襟和道德勇气、以举重若轻的领导艺术恢复抗战历史的原貌，恢复“抗战胜利记功碑”的英名。我还相信，这一天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它指日可待。《浩气长流》是一首大气磅礴的的英雄史诗。它产生在喜忧并存的太平盛世，描述的是中华民族昔日的光荣与梦想；它的诞生折射出二十一世纪初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台湾海峡两岸的风云际会；它以赤子之情为民族呼唤和谐昌盛的未来，也为正处多事之秋的世界祈祷和平。洋溢于这一震撼人心的画面上的浩然之气也无情地鞭挞着时下那些在灯红酒绿中醉生梦死的达官贵人。这一旷世之作的灵魂人物王康是一个典型的敢于担当的重庆汉子，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民间思想家，是中国大器晚成一代的杰出代表。他和参与《浩气长流》创作的两代画家、义工和有关朋友拒绝精神倭化、拒绝文化虚无，崇尚真实，坚持道义。通过《浩气长流》的创作，王康和他的朋友们在那些焚膏继晷的日日夜夜里净化了自己的灵魂，完成了对中国抗战的一次精神巡礼。为此，他们自己也融入了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找寻自己精神家园的一段最虔诚、最勇敢、最坚毅、最光彩的旅程。他们无愧于家乡重庆，无愧于抗战英烈先贤和中华列祖列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