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和平而谈——日本投降之后（三）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中共不仅创造了一整套词汇来描述将近一个世纪的国共两党关系，比如像国共分歧、国共冲突、国共合作以及国共和谈等，夺取政权后他们在大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教育还非常有效，以致大陆人对中共这套词汇耳熟能详，信以为真，很少有人去思考它们真正的含义，比如像国共分歧。分歧是指思想、观点方面的不同，它一般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当分歧严重到一定程度双方使用肢体语言时，分歧就成了冲突。而冲突一旦达到暴力程度，开始使用武器时就上升到了战争。注1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国共两党不存在仅仅停留在思想认识上的不同，所以国共之间不是分歧。共产党不仅有军队，他们在1931年就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这表明他们瞄准着国家政权，所以国共之间也不是冲突，是战争，是蓄意推翻民国政府的战争。其实毛泽东对中共的定位很清楚：共产党“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他对此一点掩饰都不需要。注2 其他如国共和谈也是编造的，历史上国共从来没有为和平而谈判过。   国共谈判是自共产党在南方造反失败、辗转流落到陕北后才开始的，中共方面最初由周小舟，潘汉年出面，西安事变后才由周恩来挑头。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怎样才能生存下去是共产党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在1937年上半年，周恩来一下杭州、二上庐山面见蒋介石，以“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直接受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导”为交换，要求政府每月提供“正规军队60万元，学校5万元，地方及部队经费约15万元”的资助，蒋介石答应了周的条件，国共谈判成功。杨奎松指出：“1937年是共产党以妥协作为前提的谈判，是中共中央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公开向国民党中央作出‘四项保证’后的结果。”注3 杨奎松的这个分析包含了三层意思：1，共产党那时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妥协；2，当共产党愿意妥协时，国共谈判才会有结果；3，国共那次唯一有成果的谈判与和平无关。国共那次谈判的协议就是后来中共公开发表的《共赴国难宣言》。   宣言是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的，虽然谈判本意是为了摆脱中共的困境，但是发表时周却没有错过把和平挂在嘴上的这个机会：“亲爱的同胞们：当此国难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经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前途庆贺。”注4在其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周恩来常驻重庆、南京，尤其在马歇尔面前他不惜谎言和欺骗。   日本投降使中国战局突然发生变化，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措手不及。作为执政党，战争胜利带来的政治资本自然就落在国民党这一边，而收复失地，重建家园的责任也在他们的肩上。但无论从地域还是时间上，制胜的主动权不在他们这一边。美国总统杜鲁门（Henry Truman）后来回忆说：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东、华南仍在日本人占领下，长江以北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都没有。”“事实上，国民政府连接收华南都困难，要拿下华北就必须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注5   另一方面，日本侵华对共产党是一个独特机会。当中国东部、中部，北方、南方大部分国土遭受日本兵烧杀掳掠的时候，缺乏战略意义的黄土高原就成了中共藏身的地方。不仅如此，在那8年里，侵华日军的战术重点随国军溃退的路线而向南向西移动，这样在北方农村就留下很多空白地带，共产党籍此以延安为点，全面发展自己的武装和地盘。因为他们是反对力量，抗战胜利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政治上积极意义，自然他们对民族危难、对国人疾苦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和平与否更不在他们考虑之中。不过他们也需要谈判。因为谈判既能够为他们争取时间，又可以提供场所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所不同的是，在战后国共谈判中多了一个美国因素。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动员了1611万人参军参战，同时在欧洲、亚洲两线作战，伤亡67万人，其中死亡人数40余万(战死人数近30万人），在亚太战死人数达10万人之多。” 注6 除了在太平洋上和日本人直接交战之外，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提供了相当于500亿美元的物资，其中的16亿用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因此，战后促成一个强大、统一和民主的中国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抗战结束前，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就多次往返重庆和延安，希望在国共之间搭起和平的桥梁。45年8月他还以个人人身作为担保，陪同毛泽东到重庆参加谈判。45年12月，杜鲁门任命陆军上将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为他的特使，要他在《双十协定》的基础上，“说服中国政府召开包括各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实现中国的统一”。注7应该说战后美国对中国的统一、和平费尽苦心。   从绝对军事实力上，日本投降时国民党要比共产党强很多，但中国当时的民情和舆论不在实力这一边。45年12月17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日本投降这几个月的中国内政史，是多么可痛！多么可耻！与敌人打完了，自己又打；胜利既然来了，偏不和平。所为何来？” 虽然国民政府缺乏同共产党展开最后一战的道义勇气，但在国强共弱的情况下，蒋介石自信只要采取退让的姿态，就能把在抗战中壮大的中共势力纳入政府的范围以换取和平。而且面对战后重建中国的艰巨任务，国民党迫切希望谈出一个和平结果来。可那时的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刚到陕北时那样，相反，因为他们有了幅员宽阔的根据地，生存已经不是问题。再说，谈判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共产党一贯的战略目标完全不同。   按照46年政协《整军方案》，18个月后将不再有国军50个师、共军10个师的区别，国共原先所属的部队整编后混合编在一起成为一支国军，由政府统一指挥。从美国人的眼里看问题，马歇尔觉得既然和平统一了，军队当然应该这样合并整编。马歇尔实在不了解共产党一心夺取政权的心思。军队那样整编，天下还没有到手，枪杆子就没有了，中共当然反对。周恩来嘴上告诉马歇尔的理由是：“共产党的困难在于，当它在军事事务上作出让步并达成协议时，不知道政府日后对于政治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注8所以中共坚持要求整军后仍然有自己单独建制的部队，达不到他们的目的，就拒绝提交整编的名册。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中共诚心是为了和平而坐下来同国民党谈判，那么整军、加入联合政府这些能够实现和平的具体措施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而且，既然早就知道谈判的结果对他们不利，为什么还一直要谈判呢？马歇尔也有这样的困惑，几个月下来他已经看到共产党是怎样在最后一分钟把谈判结果推翻，“如果共产党不采取新的策略故意拖延谈判，这将使当前的谈判有可能取得进展。”注9还是杨奎松看得透彻，他说：“中共对于整编方案只赞同其一般原则，将计就计，以免政治上孤立，但是实际上则要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逃脱，保存实力，做到统一而不被消灭。注10   我们知道谈判只是一种形式，谈出的结果才是内容；不求结果的谈判其实是一种政治手段；谈判的形式和内容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们之间可以有四种不同的搭配组合，即：有谈判有结果；有谈判无结果；有结果无谈判和既无谈判又无结果。根据战后实际情况，美国作为调解人积极参与，国共双方也都不反对谈判，这样可以排除“无谈判无结果”。根据对谈判形式和内容的期待，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属于第一种情况，他们不仅希望国共举行谈判，而且期望一定要谈出一个民主的政府的结果。而国民党希望谈出结果，他们属于第三种情况，因为“国民党强大，他们以承诺民主为前提，欲使中共放弃武装，先把国家统一起来”。“而中共则坚持以事实上的割据来保存自己的军队和干部”，他们对谈判的结果没有兴趣，但是却需要谈判这个形式，属于第二种”有谈判无结果“ 注11事实很清楚，国共谈判中，共产党只要谈判的形式但是不要谈判的结果。既然如此，怎么还会有国共和谈呢？     注1：参阅《现代汉语词典》相关词目 注2：见毛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 注3：参阅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4、第65页 注4：《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见《周恩来文集》上卷 注5：参阅《杜鲁门回忆录》下卷 注6：见《美国之音》2015年8月24日韩连潮博客文章《美国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注7：同5 注8：见《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147页 注9：同上，第218页 注10：同3 第286页 注1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