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不出民主——日本投降之后（四）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1945年10月9日重庆国共谈判业已结束，毛泽东前来同蒋介石告别，蒋介石日记对此有一个记载。蒋问：对国共合作的办法有无意见？“毛吞吐其辞，不作正面回答。”蒋接着说，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方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非如此，“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读到这则日记让人心生感慨。首先，49年后大陆文宣口径中的蒋介石完全不具有任何政治眼光和智慧。其次，政府公开邀请反对派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竞争，蒋虽可能出于无奈，仍属中国政治史上第一次，意义非同一般。遗憾的是，“彼以为然，未知果能动其心于万一，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注1   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喜欢谈论西式民主，几言必称林肯，罗斯福，其实他并不了解民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走民主的道路。45年8月毛泽东刚刚决定去重庆参加谈判，随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要求“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注2在随后的国共谈判中，中共正式提出召开“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以各党派代表及若干无党派人士组织之，由国民政府召集”作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注3毛泽东当时笃信召开有多党参加的政治会议是打破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有效手段。   重庆谈判没有结果，因为在涉及军队，根据地归宿，地方政府以及领导人的产生等实质性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谈判后公布的《双十协定》也只是由国共分别整理各自的谈话纪要，选择有相同之处的内容供合并发表。其中第二条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来自于中共：（国共）“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先采必要之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注4由此可知，政治协商这个东西是中共的发明。   谈判结束后，民间和民主党派对国共合作表示出了很大的热情和期望，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但是中共却后悔了。“当《纪要》刚刚发表，中共就对这个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表示了担心，周和毛主张政协会议应该缓开，容延安有时间讨论和商量。”因为“他们发现新的政治会议只具有协商的性质，对国民党并无约束力”。“还很可能通过种种限制中共的决议，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因此中共内部决定：“伪军、受降、解放区三个问题不解决，缩军、国大均谈不上。”注5这就是为什么在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的三个月里，中共在会议时间、地点、代表身份和人数等等形式问题上纠缠不清。“由于在参加政协的无党派代表问题上未取得一致意见，……使会议的召开无限期地拖延下来。” 注6   一般人都知道，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的权力承继更替是从血缘开始，混杂着使用刀枪、战争，最后朝选票的方向完善和发展，可是70年前中共硬是弄出一个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政治协商制度来欺人害己。实际情况证明，遇到权力归宿问题时，协商起来十分困难，而且协商不出民主。   顾名思义，协商就是妥协加商量的意思，它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换一句话说，协商实际就是谈判，它不具有谈判以外的功能，因此，谈判解决不了的问题，协商一定也解决不了。有些事情可以协商，有的问题根本无法协商，比如统治权力。在没有实行民主制度的情况下，协商分享统治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协商各方的姿态取决于各自实力和诚意，没有任何约束力，所以协商出来的结果随时可能被推翻，比如像宪政、普选、言论自由等。这是因为如果民主可以由独裁者给予，那么也随时可以被收回。协商可以针对结果，也可以协商过程。但46年国共协商的是权力一次性的分配，图的是结果，所以协商双方都必然谋求对自己最大的利益，尤其是实力微弱的一方。因为不管在涉及军队规模还是政府机构成员，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接受协商结果，等于答应把自己置于被动境地，很难翻身。但如果协商的是程序，是怎样采用票决的民主过程就不一样。因为在民主的制度底下，少数派的作用虽然一时有限，然而定期选举会让今天的少数派成为明天的多数派而执掌政权。   在中国民众的期待下，双十协定公布后经过三个月的拉锯，国民党召集的“旧”政协会议在重庆举行，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社会贤达参加了会议。开幕会上蒋介石承诺四项民主权利，包括人身、信仰、言论、出版、结社等，并允许政党公开活动。1月31日政协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并向新闻界发布了已经通过的决议文本。这些决议分成五个主要部分：一，政府组织；二，和平建国纲领；三，军事问题；四，国民大会；五，1936年宪法草案。但是几个月后，由于那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政协协议中关于改组政府，裁军和国大的决议统统被共产党拒绝而推翻，那次政协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和民主。   其实中共对协商的弊病心知肚明。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对中共提出的条款进行解释时就说：“在政府、议会，我党亦必限于少数党地位，如此，我党干部之安插与党的政治地位之保持，俱发生问题。所以我党主张凡一省一事我党占多数者（按：即北方所谓解放区），其省主席与直辖市长由我党推荐，占少数者（按：国统区），由我党推荐副主席或副市长。…….。不然，无论在国民大会席上，或是国民大会闭幕之后，国民党者是居于第一党，而我党政治地位，尚复有保障？”。注7   协商不保护小党的利益是事实，那么既然如此，中共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反复坚持要召开政协会议？而且后来也不直接反对、阻扰会议的召开呢？双十协定签订后周恩来继续留在重庆，他给毛泽东的电报里这么说：“政治会议早开对我们不便，倡议不开或缓开又给国民党造口实”。甚至由于各党派都希望早开，我方表示无兴趣，都给人以消极印象，不利宣传。注8。原来如此！中共要求召开政协会议只是为了宣传，这样，他们所谓的协商是假的，要实行民主当然也是假的。   奇妙的是，虽然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主持的政协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平，但是几年后中共自己主持的“新”政协却开得有声有色，结果完全不同。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参加会议的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9月21日，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举行，参加会议的有46个单位的代表共662人。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政协会议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三个为中共政权奠基的历史性文件。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项决议，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人大会的条件下，政协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注9   49年中共不用再担心协商对大党没有约束力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已经获得了独裁所需要的实力和地位，而那些小党中也没有任何“武化团体”，他们统统甘愿当上花瓶。“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注10问题很清楚，如果46年中国没有协商出民主的结果，那么49年协商出来的也必定不是民主。     注1见杨天石所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442页 注2见《互动百科》相关条目 注3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251页 注4 马歇尔《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第27页 注5 见《失去的机会》第260页 注6 见《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第28页 注7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第249页 注8 同上 注9见维基条文相关 注10 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