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忍的侮辱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1966年6月，毛泽东发动 “文化大革命” 简称“文革”。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导火线，批判《三家村札记》的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刊登这些作品的《北京晚报》、《前线》杂志等 (当时邓拓是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 ，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文革开始之初，基层的人们被指为“牛鬼蛇神” ，最为残酷。“文革” 以“反资产阶级复辟”作为舆论导向，进而让人们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同他们进行的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这就是贯穿始终的所谓“大破资产阶级黑线，大长无产阶级的威风”，在全国掀起了以工农兵群众为“主力军”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的命“，是大破坏，大伤亡。 一，    “牛鬼蛇神”排大队 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迅速在全国各地、各省、各地区、各市、各单位展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处处可見。这些大字报绝大多数是造反派、红卫兵写的，内容就是罗列被打击的“牛鬼蛇神”的罪名， 多数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或用尽心思编造的事端，他们以此获得名利，发泻私人愤怒，俗称借机报私人怨仇，或为获得一官半职尽量编造事件。总之他们挖尽心思造谣生事，因大字报太多很少有人看。 例如，郑州市委、市政府的办公楼，当时俗称“七层大楼”；楼的内部、楼的外表全被大字报覆盖了。大字报随风飘荡，十分壮观，远看七层大楼变成了一个大字报糊成的高塔。 其他单位的大字报也不示弱，形形色色，名式各样，红红绿绿，令人发指，看也看不过来，故少有人看。 继而各单位“牛鬼蛇神”遊街，在街上随时可见被红卫兵押送去批斗的“牛鬼蛇神”。红卫兵把每个“牛鬼蛇神”都要做一翻化妆，先剃个阴阳头 (在头上剃去一部分头发) ，给领导人头上戴千奇百怪的高帽子，两手捧一个各种各样的香炉，在香炉上插上一个白旗，上面写上ＸＸ走资派、反革命等。 郑州市主管文教、卫生的市长金诚，是一个年近60岁身材魁梧的老人，他变成了“牛鬼蛇神”的总后台、又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右倾投机的反革命分子……这个十几岁投奔延安、参加共产党的老干部，以他为首的遊街队是最庞大的，金市长的高帽子比他的人还高，在这样的长蛇大队中，相距百米就有—群红卫兵搞的锣鼓队，敲敲打打，招来街道两旁很多人观看。把郑州市学校教师、校长等“牛鬼蛇神”，各医院医生、院长等“牛鬼蛇神”，全编入这支庞大的队伍中。金市长领头，他是第一人，随后边是郑州市直的“牛鬼蛇神”，走在遊街队伍的前面是红卫兵，再后面跟随着文教、卫生单位的“牛鬼蛇神”数百人（有人说是几千个），从市政府七层大楼出发，直至郑州市中心二七（纪念塔）广场，约十几华里路的长蛇大队，真可谓“牛鬼蛇神”排大队。 “文革” 过去之后，我遇到昔日河南大学的同学，当时的高级大夫或高级教师，他们竖起大拇指高兴地说：“我在郑州混的不错，跟市长一起游街。”这话以杨正大、蒋光亮说得最多。 一般人游街时的“牛鬼蛇神”背后插上罪名的牌子，反革命、资本主义当权派……剃个阴阳头 (头发剃去一半) ，脖子上挂自己的—双鞋，双脚赤裸裸地走在马路上，像一般罪人。红卫兵在两侧一齐哄哄闹闹，非常兴奋，指手画脚，敲锣打鼔。红色恐怖迅速蔓延到社会每—个角落，令人咋舌。 1966年6月26日，我所在的市中医医院，游街的“牛鬼蛇神”，只有十几个人，都是赤脚走在煤碴路上走。我是一双小脚，煤碴刺伤我的脚、痛得扎心，走过的路面满是血迹。红卫兵有几十人，敲锣打鼔，非常兴奋，红卫兵张乃昌、王传荣不停地用手拧我的胳膊，拧的青一片紫一片，同时还骂我是资产階级地主的臭小姐……这是我一生难忍的恥辱！ 二，全国各单位建立红卫兵 毛泽东利用青少年的无知与狂热，一些人的无政府主义，把一切看成阶级敌人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漏网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国民党殘渣余孽等等) ，于是各单位的“积极份子”变成了红卫兵，这伙人也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被毛泽东思想洗过脑的年轻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思想”和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妄想及青年的个人野心。红卫兵多数是碌碌无为的无赖之徒、不学无术的人，靠政治斗争、整人起家，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他们比义和团破坏性还大，对中国文化破坏是空前的，破毁了黄帝陵、炎帝陵、伏羲庙、孔庙、孔林、关帝庙、岳飞庙等等。 被红卫兵打死打伤的人难以计数，经这伙人无端逼死、害死的人更多。当时我工作的单位，医院药房主任李东迎就是红卫兵逼死的。我记得他遗书中两句话……罢、罢、罢，把仇山推倒……。当时家属哭成泪人，几个红卫兵还站在—旁大笑。郑州市委刘必就是红卫兵在批斗时打死的，我看到他尸体上多处青紫的伤痕及片状出血处，但红卫兵硬说刘必是自杀。红卫兵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其行为伤天害理，更谈不上人性与道德。这件事不是一处或一个单位，而是全国性灾难，各地情况轻重不同，罪名、打击报复也有各种各样的差异。 在批斗会上被红卫兵学生打伤的教师多不胜数，医院门诊急诊室经常見到被打伤的教师来求医治疗，他们还不敢公开是被红卫兵学生打伤的，多是双眼含着泪花，要求医生包扎或缝合。 当时有多少教师、校长被红卫兵学生残酷的批斗，无法统计，可以说每个学校都有几个或十几个。他们把教自己文化知识的老师当作阶级敌人，关进牛棚；红卫兵随意批斗，老师一律跪在地上，任其打骂；被打伤的老师不能反驳，否则打的更重，有人被打死了，反说他（她）“畏罪自杀”。 —个中学的数学老师被红卫兵在批斗会上打死了，留下嗷嗷待哺6个月的幼儿。我亲眼見到这位老师60多岁的母亲，抱着骨瘦如柴的幼儿。因为红卫兵学生抄了她的家，无处可归，这位老人抱着幼儿投奔农村亲戚家，生活非常困难，但她只会流泪，不敢说出真实的遭遇。在那个悲惨的时期，人们敢怒不敢言。 另一位中专老师受不了牛棚的虐待，服毒自杀，死后在她枕头下发现一份遗嘱……我死后作鬼也要看这些人的下场……。这份遗嘱我没有亲眼看到，只是听说的。我見到了她的丈夫，领着三个孩子，分别为两岁半、五岁多和七岁多，—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家庭被抄抡了。在政治的压力下，生活是多么困难，只好怪苍天无知。 我是出身不好的“牛鬼蛇神”，红卫兵对我进行残酷批斗。 他们在每次会前先喊叫—通口号“打倒—切‘牛鬼蛇神’”，把階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或喊叫“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红卫兵们那种耀武扬威不可思议的态度，令人惊骇、令人咋舌、令人厌倦！ 在一天晚上的批斗会上，红卫兵靳佩珍 (她是赵湍惠的走卒)最凶恶。批斗我时叫我跪在石板上、腰弯得两手垂地；她还按我的头，跪的时间长了，我的左膝关节磨破了出血，血顺着石板往下流 (自今我左膝盖下还留右铜钱大的癍痕)。妇产科护士长叶桂根再也看不下去了，拿一快纱布夾上药棉让我垫在伤处止血。靳佩珍一伙红卫兵马上把叶桂根拉在地上，说她没有立场，同情階级敌人，让她跪在那里陪着我挨批斗。时间过去40多年了，我每次看到左膝关节的痂痕，当时的—幕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永难忘记文化大革命对人们的伤害。 在牛棚里每天晚上开我的批斗会，有时候规模较大有一百多红卫兵、有时候只有七、八个红卫兵。他们无中生有地批判我是大地主的臭小姐，说我对病人不会有好心；有一个清洁工人站起来说：“我在婦产科住过病房，我也经常往那里送病人，高大夫对病人、对工作是特别好的，她非常负责，她的服务态度是无人可比的。”话刚说完，红卫兵马上说她为“牛鬼蛇神”翻案，让她跪在地上陪着批斗，这个工人不服气和那几个红卫兵撕打起来，最后，该清洁工夺门而出，离开医院走了。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仍不知她的去向，有人说她回家种地去了。 三，失去人性的红卫兵 在我们市中医医院，各科室主要高技术的大夫全被打成“牛鬼蛇神”。一共有八位，其他七位是男性，多是50多岁的年龄，我只有39岁。这八位大夫被关在牛棚里，天天砸煤球，在院子里打掃卫生、拔草…….每天劳动十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看管我们的那个凶手叫梁巴夫，这家伙没有人性、对我们的态度比疯狗还凶，说话从来没有正常态度，总是训人。一次我很饿，拿个饅头吃，红卫兵王传荣过来了，他一巴掌把我的饅头打落在地，还骂着你不配吃饅头，吃剥削飯长大的，应该饿死……。种态度对我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梁巴夫也限制我们的飲食。 出了牛棚之后，我天天在科室打掃卫生。清洁工小魏为人善良，她从不用恶言恶语伤害我，反而照顾我，给我相对轻松的工作。有一次在三楼擦窗户玻璃，我准备墜楼自杀。当时我后悔1966年6月28日服毒自杀未遂，可是我双眼看到院内的小学生，脑中便不由自主想起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如果我死了他们怎么办？清洁工小魏发现我情绪异常，她一下把我抱住拉下来。 另一次红卫兵用开水烧“牛鬼蛇神”，我的右小腿下端被烧伤起水泡，感染化脓。小魏很快找医生给我包扎，当我每次看到这片伤痕时，我就想起来很多往事。 我不迷信，我也不信鬼神。在“文化大革命” 中表现最凶恶的红卫兵，他们没有一个人的寿命超过60岁，多数人在90年代己赴阎王殿报道了。他们的后人的生活也不正常，王传荣的儿子二彪，因吸毒、偷盗，多年多次被抓进监狱，最后死在监狱；其他人的孩子，有的开垃圾車，有的在外地当保姆，最好的一个孩子在中药房包药；没有一个人进入大学读书，更没有得到他们父母的好职业。 俗话说：害人如害己，你害他人，天害你! 河南人民出版社总编、思想最左的赵磷说：“人在做天在看，作恶会有自然循环，良心也有循环的。文化大革命中跳的最高的人，当时虽然捞了一些好处，但这些人会遭遇天理的报应。看！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把后代也牵连了，例如，谢梦谦整人起家，最后畏罪自杀。这种事例太多了，警告世人不要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