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年代我的遭遇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虽然毛泽东没有帝王之名，却握有比任何时朝代帝王都至高无上的掌控力、动员力、独裁力、享受力。建国之初历次士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受牵连致死的人数上千万。在中国实行封关锁国，任何人不准离开国土。他一人说了算数，听不进半点反对意见，使人们敢怒不敢言。反右派斗争之后，兴起了说假话，空口说白话的风气；他要将看不顺眼的千万人之心掠夺而去。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诈骗成风、浮夸、不讲真话、报喜不报忧、愚弄广大民众，夺得政权。不单浮夸成风、许多地方弄虚作假，高产高得没边没缘，造成历史上罕见的大飢荒。每人、每户、每个地区都深受其害，成千上万的人饿死。 一，我第一次吃病人送来的东西 在这个饥饿成灾的年代里，每个中国人都难以避免灾难。医院的病人相对增多，头痛低血压、胃肠疾病、肝炎、浮肿，特别是许多妇女因饥饿出现“停经”，因劳动过重出现“子宫脱垂”等病，造成医院的病人大量增加： 1，妇产门诊病人、以妇女停经的病人最多，老百姓不了解饥饿会引起停经，她们认为是大病，四处求医，因政府忌谈饥饿引发疾病，我们医生也不敢告知她们真实情况，只得用安慰疗法。 方法：用 “安宫黃体酮”(孕激素) 10 毫克(针剂)，每日注射一次，共用5～7天；或用片剂“安宫黃体酮””10 毫克，每日内服两次，共用5～7天。造成子宫沏退性出血，病人見红了，以为月经恢复了，很高兴。几个月后继续停经，她又来求医生，这是门诊病人增多的主要原因，那时这种病人占门诊病人一半以上。     2， 病房不是忙于接生婴儿，因饥饿妇女失去生育能力。相对而来的是“子宫脱垂”病人增多，子宫一度、二度脱垂的病人，可用中成药“補中益气丸”让病人长期服用，叮嘱她多休息不要干重活。但病情可以复发，子宫三度脱垂，必需手术治疗。这种手术虽不是甲级手术，但前后阴道壁修补、膀胱回缩术(手术操作要求比较细致)，同时还要作子宫固定术，这样才能保証病人的子宫不再脱垂。因病人多、妇科手术日(每周只有两天)不够用，不能让病人增加住医院的时间，故经常加班加点，或借用其他科室的手术时间。 3，1960年秋季的一天，病房住进一位“子宫肌瘤”病人，她月经量大、失血过多，面色苍白，呈贫血和营养不良病容。大夫在采问病历时发现病人是《河南日报》的家属。妇科检查发现子宫肌瘤是多发性的，体积如孕三个月大小，因为那个时期没有B超(全名超声波诊断仪)更没有CT(全名电脑断层扫描)，全靠医生的妇科内诊检查作病症的结论，次日做了各种有关化验检查，又做其他手术前准备，第三天各种检查完毕，病人身体可以胜任子宫肌瘤摘除手术。 手术前一天我约病人家属谈话，告诉他术中可能出现的意外，因病人贫血，故特别强调伤口愈合问题。在谈话中我发现病人丈夫言淡很有水平，估计非一般干部，这件事并不需要多问，按常规办事按排手术。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Oct/10142015Gao10-14.jpg" width="576" height="399" alt="" /> 高耀洁在手术室行子宫肌瘤摘除术   手术前日，我一天吃了两天的粮票，还是有饥饿的感觉。那时我因饥饿己出现浮肿，下肢较重，终日全身乏力。我顾虑因无力，术中能否提出肿瘤，更怕我晕倒在手术台上……带着许多顾虑走进手术室。手术大夫们、护士们刚走进手术室作准备，正遇上病人家属—个小青年送上一大托盘烧饼，内加红烧牛肉 (烧饼、牛肉各四两重) 12份。家属说：“今天请参加手术的诸位每人先吃一个烧饼吧，吃完再工作，这是我的心意……”我有些担心，便问共产党员护士长，我们敢吃吗？吃了是否会惹出受病人家属的贿赂等指责，护士长说：吃吧，送食物的不是—般人，出问题大家一起负责。于是我们每人吃了一个加红烧牛肉的烧饼，还剩余—个给清洁工老乔吃了。这是我当大夫七年来第一次吃病人送来的东西。在那个时期，一般人谁会有能力弄到这些食品呢？在病人治愈出医院时，我才知道这位病人的丈夫是《河南日报》社的总编辑。 上述情况，说明饥饿时期在政府上层任职的干部生活优于众人。群众挨饿，因饥饿引发疾病以至死亡。有人甚至饿死、病死，面积之广，人数之多，古今中外罕见，但没听说饿死几个高级干部。 二，我在饥荒时期的遭遇 在大灾荒年代饥饿是人人难以避免，我的家庭是不幸中之大幸的人家，没有人员因饥饿而发生伤亡。 1，三年大饥荒时期，我任职妇产科医生，因手术每月有31斤粮票。我丈夫在门诊部是内科医生，他只有29斤粮票，每人每月会给四两油、糖、肉、菜我记不清了。我丈夫的饭量又大，吃得又多；他天天饿着肚子，他身上的浮肿比我严重。好在他的工作轻，他会种地。在1960年，他在金水河岸上种了一季麦子，收了30多斤，取回来以后把麦子辗成片做糊糊吃。他还在金水河岸上种了两季红薯，虽然被人偷走一些，但还收了几百斤；这些红薯都堆在他门诊部的住室里。红薯成了我们全家的补助食物。             那时我第一胎男孩，第二胎女儿，都在河南省委幼儿园，全托。每周，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六晚上接回来。他们每人每月有6斤粮票，归幼儿园领取。对外说，省委幼儿园生活很好，不会让小孩饿肚子，其实真正情况也只是维持生命。 有一个周日，他爸爸买了一碗高价排骨肉，吃完了以后两个孩子争着捡骨头，捡到以后放在衣兜里，我问儿子你捡它干什么。他说：晚上睡觉前很饿，把骨头放到嘴里，第二天再拿出来放到衣兜里。以后再用……我听到之后吓了一跳，若不幸，骨头吸入气管，会有生命危险，太可怕，幼儿园老师、阿姨们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一天我领两个孩子上街，给他们各买了一个高价馒头，儿子刚把馒头拿到手里，还没有来及吃，过来一个乞丐，马上就抢走了。儿子张嘴大哭，我一看那个乞丐约50多岁、骨瘦如柴，衣服又脏又烂……我说，儿子你不要哭，我再给你买一个，于是我又给他买了一个馒头，我们赶快离开了那里。我不怪这个抢我们馒头的乞丐，因为他太饿了，我认为这是个社会问题，罪过应归于政府官员。             1961年暑假，屋里堆了一大堆红薯，每周日先用大砂锅煮一锅红薯，能吃一天。红薯刚煮好，我二弟高世正来了，看到红薯很高兴，坐那儿吃了一个又一个，一直到吃饱。两个孩子四只眼瞪着他很不高兴，孩子没说话，他只管吃红薯，下午他走了。我女儿说，咱二舅在清华大学没吃过红薯啊，我们家煮的红薯他都吃完了，下次他再来我就不搭理他了。现在回想起来此情此景，是一个很可笑而又很可怜的事情，实际上是每个人都缺少食物。 我家不但靠红薯吃救命，连红薯叶、红薯梗也舍不得扔掉，现在我看到红薯就反胃、恶心想吐。一次我三弟从开封来找我要食物，我自顾不暇，还养有两个呱呱待哺的孤儿，思索再三、我给他一纸箱红薯叶、红薯梗、小红薯，当然我还要付路费。当他背着纸箱走出时、我心如刀绞，时过50多年了，这种情景仍在我梦中多次出现，每次哭醒……             三，我最伤心的一件事 在这个灾荒年代里人人都不好过。7月15日，我二妹高明瑜，第一胎生了男孩；7月24日，我第三胎生了一个女孩，我产后第三天，我小妹妹从开封来照顾我。8月1日，上午9时许，突然接到开封来的一个电报，说我二妹病重，我托着产后七天的身体，和我小妹一起抱着小女儿到郑州火车站乘11点的火车赴开封。途中经过两个小时到达开封火车站，约下午3点到家。我没有见到二妹，她已经去世被埋葬了。我问小儿子呢？ 我母亲说送河南大学幼儿园了。我想，他才15天大，在幼儿园怎么生存呢？赶快抱回来。我看到孩子，是一个七斤多重的婴儿，哇哇地哭，他趴在我怀里，把两个乳房的奶汁都吃干后他睡了。我的小女儿饿哭了喂点水，此时我泪如雨下，二妹暴死太可怜啊! 留下嗷嗷待哺才半个月大的婴儿。她突然死亡，连尸体都没让我见最后一面，迄今我仍然感到这是一个谜! 今天我写着哭着……次日我和小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郑州我家。因产后7天长途行走，造成子宫一度脱垂、膀胱膨出，咳嗽或用力时即出现遗尿，年老了遗尿的次数更多。不但经常不自主得尿褲，我还尿床，谁也不知道我一天会换几次短裤。             在那个饥饿年代，我的奶少不够两个婴儿吃。为两个孩子的喂养问题，故四处求援。我照顾不了两个孩子，又雇了个保姆，幸好找来一个荥阳40多岁的妇女，我们叫她王嫂，说妥每月给她20块钱。那时我每月工资59元，怎么办呢。让我妹夫 (他是河南大学党委的一般干部) 每月付保姆20元工资，他还不太情愿。一次我收到20元的稿费，我就付了那月保姆的工资，同时我给我妹夫写了一封信。几天后我妹夫来看孩子，我就告诉他这月保姆费你不用管了，在谈话中我才知道那封信他没看。             王嫂来了以后，她对两个孩子很好。我每天弄一些高干粉 (米粉加点葡萄糖) 做成稀糊糊喂孩子。特别是小儿惊吓啼哭时，王嫂也愿语（土语即祷告）说：“你二姨别再来看孩子了，孩子害怕，我和她大姨照顾得很好，你放心吧! 你来了小孩吓得直哭……”每逢王嫂愿语的时候，我和她同时流泪，有时候若有人来我家，她们也陪着我们一起哭。             高干粉的来源是非常困难的，幸有在一年前我治愈了一个不孕的病人，她是商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她生了一个男孩，本来她的奶够吃，她虚报不够吃，每月领两包高干粉（每包可能有1到2斤）。每次我要去找她取高干粉，无论刮风、下雨、下雪，我总需要每月按时在路上等着她，她把两包高干粉给我，我给她2斤粮票，她也不要钱。有一天，老天下着大雪，我被雪花落成了雪人，身体冻得直哆唆，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但还是怀里抱着两包高干粉走回了家，这时两个孩子每人每月只有5斤粮票，用来换食物吃。             另有一个喂养孩子的来源，郑州郊区徐庄二刚他妈，她是一个习惯性流产病人，连续流产十次。她怀二刚时，是我保胎成功的，她很感谢我。她送我一个老母鸡，这个母鸡会在病人食堂周围找东西吃，不用我喂食，他每周能下5～6个鸡蛋，成了两个孩子的救命食物。婴儿时期本应该用人奶或牛奶喂养，可是在那个饥荒年代，谁能得到这些东西呢？             孩子吃这些东西消化不好，经常腹泻，换尿布都来不及。王嫂忙不过来，有时我丈夫回来就帮她洗尿布。次数多了他不高兴，发牢骚说“孩子他妈 (高明瑜) 活着时对他姥姥最孝顺，说一不二，百依百顺，现在她死了，姥姥才50多岁，她对这孩子不管不问，成了我们家的负担……” 一年后小儿子已经会说话也会走路了，他随着我的孩子叫我妈，我给他说我不是你妈，他回答说你是。我妹夫再婚后把孩子接走时，小儿年龄己22个月了，其实他只付出20个月的保姆费，共计400元人民币，孩子最困难的时期我承担了。             时过50多年，那个小儿己是共产党员、教授，我救他活命是很不容易的，谁能知曉我为他流了多少眼泪，作了多少难，我丝毫没有要求他的回报，但是他不应该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他挑拨我小女儿的家庭关系，让我有口难张，我不能忍耐他的違法行为，故坚决反对，所以他们没达到目的。近十年我都不见他们了，我认为他们太缺德了，品质太恶劣了。天呀! 好心救人也会造不可思议的遗憾！他给我晚年造成很大痛苦的回忆！这是我一生最伤心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