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道者的生命樂章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若干年後，一旦中國轉進了新航道，人們蓦然回首，一位先驅赫然在目：陳子明。他奉獻上自己的全部生命與心血，在中國這艘航船上，镌刻上了自己不可磨滅的印記。</div>   陳子明勢將長存在現代中國的政治史上。   正如他的合作夥伴王軍濤所說：“我和子明做的事情，是全世界的反對運動，除了打遊擊和武裝革命沒幹過之外，我們全幹了。我們讀了學位，我們辦了學校，我們打了選戰，我打的是北大的選戰，他是中國科學院當選（代表）的。我們辦了刊物，我們辦了研究所，我們辦了民間智庫。就是你能想到的，我們全都做過。”  <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Oct/10162015czm4.jpg" width="330" height="439" alt=""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 在中國，創造政治<div> </div> 所有上述陳子明們所做的事情，一言以蔽之，就是從沒有政治的地方創造出政治來。<div> </div> 在陳子明投身政治活動之初，中國社會，盡管政治口號震耳欲聾，鋪天蓋地，但嚴格說來，並不存在真正的“政治”。那裏存在的，只有統治。當年，中國政治對于國民是封鎖的，政治精英或黨政官員壟斷了政治活動空間，嚴格禁止其他人染指政治活動。政治領域對廣大的其他社會成員來說是封閉的。信息封鎖，國民缺乏任何自主表達自己權利和利益的空間。他們每個人的位置和人生道路，他們的命運，早被統治當局規定好了。像一群龐大的無個性的藍螞蟻，各就各位，無魂無欲，無聲無息，隨波逐流 。全國只存在唯一大腦，所有國民，只是服從其命令的螺絲釘和馴服工具。雖然 “政治掛帥”被叫得價天響，它表明的，卻是政治僅僅被高高掛在“帥”府。而帥府之外的中國社會，政治闕如。   于是，陳子明，成了中國當代政治的一位創始人。   如何使真正的中國政治誕生？那是當年中國先知先覺仁人志士面臨的最大的挑戰。<div> </div><div>作爲開創者，陳子明們所做的，是在極端艱困危險的條件下，頑強地抗拒自身被溶化到黨-國體系內；竭盡全力在體系外撐起一個舞台，發出不同的聲音，開辟一條新路，豎起自由的旗幟。雖然受到重重打壓，仍屢仆屢起，從無到有，並率先打出“中國政治反對派”的旗幟，發展出可見可聞可觸的公開的制衡性政治力量。<div> </div> 要言之，陳子明 劉曉波們是在當代中國社會中創造“政治”。 這是一項偉大的歷史功勳。 </div> 馬克斯. 韋伯曾指出：“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種性質是絕對重要的：熱情(Leidenschaft)﹑責任感(Verantwortungsgefuhl)﹑判斷力(Augenma-β)。”陳子明其人，非常典型地凸顯了職業政治家的這三項人格特征。   就熱情而言，從1975年介入政治以後，四十年如一日，陳子明對中國民主轉型的不倦熱情，终生贯注，在彌留前的病榻上亦未曾稍減。   在當代中國，因基本正義感而一時衝動卷入某事件的“政治票友”，歷來不乏其人；但往往閃如流星，轉瞬即逝。但是像陳子明那樣，場場從不缺席，多朝元老，百折不撓；歷代中堅，堅韌不拔，負責到底，絕不因風雲轉換而在其政治生涯宣布“缺席權”。其責任感，卓然醒目，奪人眼球。陳子明從一開初就是依據責任倫理的准則而行動——作為一位中國1949年之後破土而出的第一代職業政治活動家，他清醒地意識到對自己行動的可預見的後果負有完整的責任。這在其同代人中罕有其匹。   他從不因為自己政治目標的純正高尚而不計得失，不顧後果。他會在行動前謹慎評估政治行為的後果，預見風險之大小，預估行動的代價，從而決定應否行動以及如何行動的方略。行動之後，絕不會自我豁免其應當承擔的巨大責任。   政治責任、政治過程、政治手段、政治代價，這些都是他念茲在茲深以為重的東西。   他很早就直覺地意識到心志倫理(Gesinnungsethik)和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的深邃對立。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他絕不因為自己的目標是正當的，就把其後果交付命運、交付上蒼，如遵循心志倫理準則而行動者所做的那樣。他殫精竭慮要估算後果，要對自己行動的可預見後果負起全責。因此，責任倫理已成了子明政治行為的基本准則和渾然不覺的本能了。   此外，子明從來未曾有過中國文化中士大夫清流迴避政治的那種“潔癖“。眾所周知，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特別是在“清流”的士大夫傳統中，有一種視政治爲“肮髒”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實際上，以政治爲志業，與其他職業場，如學術、商業、藝術……一樣，都有肮髒的人和事，也都有乾淨的人和事。職業並不是肮髒的構成要素。子明一開始就把這點想得很透徹，並且身體力行，坦蕩透明，以自己的行為方式來掃除霧霾，淨化中國的政治空間。   質言之，陳子明是紅色中國時代第一位自覺的反對派職業政治家。   如何創造政治？<div> </div> 在早歲的1976年四五運動中，在1980年高校競選運動和民刊運動中，在1986年學潮中，在1989年天安門運動中，在1990年代的體制外民主活動中，在21世紀初以“建設性的和負責任的政治反對派”的身份進行的自由主義理論闡釋活動中，他都出色地表現出一位政治家的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   作為一位在無政治的極權社會中催生現代政治的陳子明，與民主社會的政治家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其政治實踐中的高度創造性。   在當代民主社會，有一套成熟穩定的程序，進入政治過程是有章可循有路可達的；而在極權社會，民間政治的誕生則是從無到有，有志者必須在漫漫的黑暗中摸索，無中生有，風險極大，身系囹圄乃至匱乏基本安全是是其生命的常態。其中的艱難困苦，酸甜苦辣，是正常社會的人難於想像的。   子明是在一個既不存在東歐和前蘇聯那樣的宗教傳統，又不存在兩蔣時期尚有私有產權及某種程度的民間社會的條件，而是在鐵桶一般的毛氏極權統治下，開始他最初的政治活動的。   那是一項隨時會賠上生命的高風險抉擇。   客觀地說，陳子明面對的挑戰要比前蘇聯、東歐和台灣的同道們嚴峻得多，困難得多。他需要在一條完全沒有路的荊棘叢林中開闢出一條路來。這就要求他具備兩方面的天賦：既是在一位前現代極權社會賦理想主義色彩的精神先行者，又是一位現代社會極具現實主義色彩的職業政治家。   子明及其同仁以高度的創意、精妙的政治技巧和卓越的商業才能創造了一種新的組合模式，開展了一場無與倫比的推動憲政的實踐。在現代世界史上，堪比1956年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堪比19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77憲章簽署群體，堪比1980年代波蘭的團結工會。它雖被坦克所摧毀，但卻載入了歷史。   因此，就創造性而言，即使是與先期而行的各國政治異見者比較，子明也絕對是出類拔萃的。   考諸陳子明在1976年四五運動中破土而出，充任演講者與談判者“小平頭”的角色，考諸他在1979年創辦民刊《北京之春》的作用，考諸他在1980年高校競選時預先與各高校同道的周密謹慎部署以及之後他作為社科院研究生院候選人參與政治競選的成功實踐，考諸他1981年與姜洪創立“就業研究組”繼而在1983年發展成的“國情組”到“北京經濟研究所”，直至終於成立實質獨立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其前身為“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以及其衍生兄弟機構、“北京社會與科技發展研究所”等）的漸進式創造性，考諸他1989年發起成立“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的力挽狂瀾之舉，考諸他出獄後參與發起的幾次重要的知識界簽名活動，考諸他與何家棟創辦的“改造與建設”網站……，不難看出，中國近四十年來的轉型及危難時期，自始至終，陳子明幾乎每場必至，運籌帷幄，贏得了“多朝元老”的聲譽，蜚聲海內外。   上述這一切形形色色的政治行動，人們發現都有一個共同性的核心困難：在一個全權主義控制的社會中，組織如何可能？確切地說，體制外的公開組織何以可能？   只有想像力和創造性的實踐智慧破土而出，才能打破禁局，在黑幕下劃開口子。   而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的先驅者的經驗，都很難幫助人們解決這一難題。   年齡較大的中國人都記得，在毛時代，秘密組織、地下組織幾乎都被強大的無孔不入的極權力量消滅了。那些組織者給一般民眾留下的印象，只是布告欄裏人格侮辱式的漫畫般的勾勒宣判以及絕密檔案裏的永不見光的蛛絲馬迹。它們如暗夜中的流星墜落，基本上不具有傳承性和連續性。這是1978年之前無聲的中國民間組織的總體圖景。   其次，其他共産主義國家的奇迹般獲得的突破及其公開經驗，譬如，波蘭的團結工會，捷克的七七憲章運動，以至更早的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等等……。這種在極權社會中獲得的突破，産生的經驗，幾乎都是一次性的，不可複制的。一旦出現過波蘭團結工會這種形態，由于其對其他共産政權的警戒效應，在極其敏感的且針對性極強的今天防範措施下，其他共産國家就很難再産生團結工會了；一旦捷克産生了七七憲章，匈牙利出現過裴多菲俱樂部，再複製它們就相當困難了；即使複製出來，其產生的影響及其壽命都不可能與母本同日而語了。簡言之，這些都是在世界史上不可重複者，是一次性事件。   子明的創意是，從“不可能”中發現“可能。   鑒于上述原因，要在共産國家的體制之外成立自己的組織，每一次都必須創造，每一次都必須賦有在“不可能”空間中發現“可能”的想象力，每一次都必須具備“無中生有”的行動技巧。   “無中生有”這就是子明及其同仁所作的事。它需要非凡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歷史創造力。但他們竟然做成了。雖然歷經艱險曲折，雖然付出慘痛代價，畢竟，它們已經留在了中國現代史上。   我們回顧一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中國社會的基本狀況.   鄧小平在中國發動的改革開放，在某種意義上，實質上是極權國家政治權力收縮的過程，意識形態弱化的過程，也就是從國家與社會一體化的“黨-國”體制到國家與社會逐漸分離的過程。即，政府向社會放權。政企分開：政府將經營權、決策權、人事權下放給企業，將大部分經濟權力下放給社會。其次是中央政府將部分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在幹部管理、行政管理和社會管理方面，在政治決策和經濟決策方面，在稅收、財政和金融方面，改革開放後各級地方政府的權力大大增加。最後，政府對公民的管理逐漸放松，公民自由活動的空間有所增大。   這一放權過程産生了日益強大的內部張力，原有共産主義意識形態及其中共全權控制的社會結構已經難以承受這一沈重壓力了。于是，這一張力促使中國社會産生一系列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變化。   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80年代後中國的民間社會開始複活。   而民間社會的複活及其迅速膨脹，是以民間組織的出現爲主要標誌的。   不難理解的是，處于這種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從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向後極權主義（Post- Totalitarianism）進而再向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轉型的歷史階段，中國大陸民間組織的破土而出，是一個極其微妙的歷史過程。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破土而出的各類組織，如我們大家所經歷過的或觀察到的，常常帶有原“黨國”體制的胎印，從而呈現出多元混雜、非驢非馬的過渡形態。並且各自生長的故事也異彩紛呈，少有雷同。倘若仔細辨析，可以發現，各種組織社團與體制的親疏、遠近是各各不同的。   如果我們把當年各社團組織對於黨-國體制的依附性與獨立性伸展為一道光譜，體制在左側，非體制在右側。人們可以發現這是一條很長的光譜。也就是說，各種社團的形態千差萬別，多元紛呈。   這裡的所謂組織，不包括企業（私營、外資、合資、國營），是不以營利爲目標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有點類似于國際上的所謂NGO（非政府組織）。基本上是指民間的服務性組織，它們較少或基本上不享有國家的經費資助，主要通過向社會提供有償性服務，或通過有關的國內外的基金會或民營企業支援而運轉.譬如，環保組織、家庭教會、商會、工會、農會、消費者協會、運輸戶協會、店主協會……等等。八十年代後期人們關注的焦點是在文化系統、知識界內的一些創造性的組織與交往合作方式，如：研究所、編委會、雜志、報紙、書院、中心、函授大學……等等。   在這些公開化組織中，陳子明主持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及其衍生物，何以脫穎而出？   檢測上述各社團組織對於體制的依附性與獨立性的長長光譜，不難發現，排列在光譜最右邊的，正是子明他們的社團。   因此，獨立性 民間性，這是子明他們團隊最顯眼也是最危險的招牌。   何以至此？答案就存在于其誕生發展過程的那些具體而有創意的故事之中。   其中的關鍵詞是：“挂靠”。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詞。   何謂“挂靠”？何謂“挂靠單位”？   在當代中國，所謂“挂靠”，名義上，它是中國體制內單位的向外延伸，是在“黨-國”內難于自主生存的組織通過註冊爲某一體制性單位的下屬機構的名義而獲得生存權。實際上，它卻正是對中國特色的“單位制”的一種弱化方式。   如所周知，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産制度下的所謂“單位”（工廠、學校、機關等），並不像現代社會的公司、企業，它並非一種純粹的經濟組織、並非主要追求盈利的群體。它其實是中國國家政權體系的延伸。中國當時所有在職人員必定在某一單位控制之下，從他（她）的經濟、政治、道德訓導、到教育、文化，直至每一職工及其家屬的生、老、病、死，無所不包，無所不管。單位是代表國家機器監控個人及其家庭的細胞組織，是政權的執行機構之一。在毛時代，國家是唯一雇主，單位是其分支機搆。某人若被開除出單位，就意味著喪失生計，甚至餓死。因此，單位對個人具有極其強大的控制力。中共的政治監控體系在城鎮主要就表現爲單位制這一龐大網路。在毛時代，中共絕對不能允許有其他組織與個人獨立、自外于單位制的天羅地網之外。   所謂“挂靠”，就是把一個原本不可能合法批准的組織或社團納入到一個正規單位之下，名義上是把另一個合法的、可靠性較大的國有企業認作是自己的上級單位。實質上，是一個非正統組織被蔭庇在一張紅色保護性大傘之下，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社經所經由挂靠過程獲得的高度獨立性，如所周知，陳子明的夫人王之虹女士起了關鍵的作用（各種的曲折和甘苦請見王之虹文）。陳王伉儷，高度契合，作為夫妻，作為工作伴侶，在幾十年的風雨中，已經完全一體化了，堪稱中國知識群體中的絕配。   如此，所謂“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所謂“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就是這樣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不起眼的挂靠過程，在一些非正統的社團之中及之間，逐步生長起來的。而八十年代的“挂靠單位”這一郊外草地，在靜悄悄之中，確實繁衍出了衆多奇花異草，成爲當年社會中最富于生氣的因素。   （注：當時還有種種不同的挂靠方式。譬如筆者在華東理工大學創辦一所文化研究所，就處於該光譜的中間色彩段。它挂靠在該校，成爲一所賦有相對自主性的機構，在研究人員招聘，研究課題的確立以及研究經費的使用上，我都具有自主權。不久，我們又創辦並主編上海《思想家》雜志，並挂靠在研究所，這一挂靠關系就更加松散了。此外，還有當年挂靠在首都鋼鐵公司名下的關于法制方面的研究所，記得有張顯揚、張宗厚等學者參與，等等，也大體屬於光譜這一中間段……。總之，當時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社經所：自主性的誕生   然而，環顧全國，比較各類的以挂靠爲生的社團，林林總總，在我看來，陳子明王軍濤及其同仁所創建的社經所是走得最遠的，獨立性是最強的，管理是相當專業的，實際操作上也是最有效率的。其中原因恐怕有三：第一，財政獨立，第二，相對于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流行的時髦思潮，他們有意識地發掘和堅守並不趨新的自由主義主流，第三，奉獻和犧牲精神。   自己給自己當老闆，這是社經所團體生氣勃勃，自主自立的基本條件。他們實現了自我籌資、自由選題、自主發表，爲具有獨立意識的學者提供從資料、經費到報刊發表、出書的一條龍服務。建立了一個分工合作、資源分享、統一調配（例如以暢銷書的利潤補貼可能賠本的學術書），以強大經濟實力爲後盾的綜合體.在系統各經營機構之上設立了北京社會經濟科學基金會。由于有了一定的財政保障，因此在從事各項學術、社會乃至政治活動時就顯得遊刃有余，不受掣肘。   中國知識界對于自由主義重新召喚，雖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才蔚成規模，但其實在八十年代已經初露端倪，而社經所團體則是重要陣地之一。九十年代海內外的自由派人物中，不少人或深或淺與社經所團體發生過聯系。實質上這種聯系在某種程度上也表明了六四事件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精神關聯。   社經所團體是多年有心改造中國的一批理想主義者的組合。正如陳子華女士所說：“當局將社經所視爲‘三朝元老’也並不奇怪，因爲社經所團體的成員幾乎參與了中國1976〞1989年間各個階段及各種形式的民運活動和民間活動，包括四五運動、北京之春運動（民主牆和民刊運動）、高校競選運動、叢書熱、書院熱、研討會熱、民辦研究所熱、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造勢、80年代的歷次學潮以及八九民運.”這使它堅韌不拔，曆久彌新，屢仆屢起。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努力是，社經所團體活動並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把自己的觸角伸向了全國各地。   社經所旗下設有中國行政函授大學和北方財貿金融函授學院兩所民辦大學。在1989年學運前夕，他們把這個研究所變成北京社會與經濟研究基金會，同時籌備延安發展基金會，設有社會學部、經濟學部、政治學部和心理學部，並在延安、山東兖州和蛇口設有三個實驗基地，進行社會實踐和培訓。   當時，遠在上海的筆者，也應邀擔任了他們團體——社科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參加了幾次大型學術研討會和小型學術沙龍。   事實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中國民間社會，社經所已經具有全國性的影響了。   簡言之，社經所團體的同仁創造的這種組合模式，用子明的話說，它是 “以政治爲靈魂、以文化爲形態、以經營爲後盾、有獨立意識和既定目標的自覺的民間團體。”這一獨立的民間研究所的組合模式倘能存活、發育起來，對于公共空間的出現，對于民間社會的生長，無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如果更進一步生長，在適當的社會氛圍下，它會演變成準政黨式的胚胎。   然而，命運之神驟然在一夜之間掐斷了這一勃勃朝氣的生命體。正當社經所團體的事業如日中天之時，1989年“六、四”淩晨的鐵甲轟鳴給它畫上了血色的句號。     囹圄研究院：思想家的誕生   六四之後，子明以秦城監獄為他的研究院，開始了他生命的第二樂章。   子明在獄中經多年博覽群書，沈思冥想，淬火精修，孜孜致力於寫作。最終結集為煌煌十二卷巨著，一舉而成為當代中國的一位接通地氣的獨特的思想家。   子明早在1989年之前，就著有《西方文官系統》，《職位分類與人事管理》，《現代政治學導論》。出獄之後，他愈加勤奮，又撰寫了《陳子明反思十年改革》，《陰陽界——陳子明王之虹書簡》，《四五運動：中國二十世紀的轉折點——三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等；譯著有《波普》，並主編過《外國著名思想家譯叢》、《現代化與政治發展》叢書、《青年理論家文稿》輯刊等。   益顯精彩的是，在獄中及出獄後的十幾年，子明以王思睿、喻希來、吳紫辰、沈延生、華偉、于鳴超、丁超、何明虹、王子雍、陳大白、高健傑、洪民、董羅民、郭奈仁、余韌、之民等筆名，發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論文和譯文百余篇。子明以此為機緣參與了中國的思想爭鋒。他對新左派、新毛派、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威權主義等左右翼反憲政思潮展開學術論戰。在此後的十幾年中，就中國近現代史、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史、文明與文化理論、憲政民主道路、國家治理模式等，他寫了幾百萬字。這些嘔心瀝血的論著，幾乎篇篇耐讀。其中，沒有玄妙空蹈脫離具體場景的冥思苦想，而是充盈了實踐家生命體驗的悟性和學問家廣採眾長的淵博。   我這裡要特別指出，作為一位有高度自我期許的成熟反對派，陳子明的這些著作，並不僅僅是對現實政治的負面的批判性論述，其更大量的內容，是對改造中國的正面的建設性規劃。他自己前半生的豐富的組織和管理的經驗，揉合並參照了世界各國的民族國家建設路徑，提出了很多深思熟慮的國家大政方針的設想。翻檢他的篇章目錄，閱讀他的一篇篇論文，不少篇章，儼然似在野黨的競選政綱。   比如，他對“州政中國”的探索，就深具獨創性和某種可行性。他依據自己對中國行政區劃的長期研究和當代中國實際狀況的調研，提出以“州”為中國地方自治的單元。事實上綜合和修正了孫中山等政治家一直到學者吳國光等關於“縣政中國”的主張，吸取了其合理的設想，同時根據現代中國行政區劃管理結構沿革的實際，做了一些實際可行的調整，從而深具啟發性和建設性。   1976年發生在北京的“四五運動”，是當代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點。而陳子明對該事件的長篇研究，可以斷言，是“四五運動”研究領域最具權威性的文本。這不僅是在於他正是那場運動的演講者“主犯——小平頭”，同時也是廣場民眾與當局談判的惟一代表，而且事後相近調查和訪問了雙方的在場者。因而，子明具有歷史觀察者與歷史當事人的雙重身份。更重要的是，在這兩重身份的不斷轉換與對話中，他獲得了一個特殊的、他人無法替代的角色，同時也使這一研究具有了惟一的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   對於在中國本土是否可以挖掘出民主的資源，子明做了相當深入的梳理，對有關的眾多思想理論他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評估，得出了他自己的謹慎的結論，指出“其一，在中國本土雖然不乏潛在的民主資源，但畢竟沒有原發自生出根深葉茂的民主大樹，沒有形成源遠流長的民主傳統；其二，如果要向中國移植民主，通過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不難發現有助于民主發育成長的本土思想和制度的資源。然而，近來有些學者強調‘本土資源’，並不是要幫助‘民主在中國’的實現，而是要培育‘中國特色’的‘另類民主’。”（陳子明  何家棟 《民主在中國的本土資源》）在學理上，這一結論有相當的根據；在實踐上，它也帶有某種引領性的功能。   子明的研究涉獵的範圍有很多，而且絕非淺嚐輒止。譬如，對自由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民族民主主義的研究，對中國幾部憲草憲法的比較研究，對中國革命及其反對派的研究，都是兼具理論性與實踐性的品格並且富於深刻的洞見。所有這些，是子明的珍貴思想遺產，值得我們仔細梳理和探討的。本文限於篇幅，不可能在此一一述評，希望將來有機會做一個全面的研讀和評論。     殉道者的精神遺產   陳子明的逝世，是中國重要的當代事件。 作為一位創造者，他參與創造了當代中國的真正政治。 作為一位組織者，他組建了社經所及其衍生組織等多個政治性和文化學術的獨立社團。 作為一位思想者，他在牢獄中以及牢獄前後的十二卷著作，將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作為一位殉道者，他以受刑入獄而為中國現代最重大的事件1989年民主運動的道義辯護，彰顯了為民族承擔大苦難的崇高德性，從而昇華至中華道統的“立功立言立德”的不朽境界。 他的離去，是中國憲政事業的損失，是中國自由思想界的損失，更是中國精神領域的損失。 他的政治事功及其思想，已經進入了歷史中國，同時，必將進入未來中國。 在轉型後中國人生活方式的基本形態中，人們會發現先驅陳子明無所不在的踪影。他將成為塑造未來中國制度形態的建國之父之一而身列廟堂。他的精神遺產，將輝耀悠遠綿長的中國文明。<div> </div><div>（本文于2015年5月應邀為《殉道者——緬懷陳子明》 撰寫于大華府地區）</div><div> </div><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