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為何害怕《大憲章》？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習近平的性情，用北京話來說就是“渾不吝”，即我行我素、天不怕地不怕。然而，一份八百年前用拉丁文写在羊皮纸上的文件，却吓到他了。 二零一五年是英國《大宪章》(Magna Carta) 颁布八百周年，英國政府安排該文件全球巡回展出。在習近平訪問英國前夕，文件正好到了中國展出。這份在中國展出的《大憲章》是英國赫利福德大教堂的館藏，是一二一五年《大憲章》原件的一二一七年抄本，目前世上僅存四份。 這次展覽原定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一所博物馆展出。但教育部給人民大學下令取消該展覽，展览不得不臨時换到英国大使官邸。由於地方狹小且需要預約時間，公众很难取得参观机会。 我第一次知道《大宪章》這個名字，是從柏楊所著的《白話資治通鑒》當中。那時，我剛上初中一年級，迷上了柏楊的作品。柏杨感嘆說：“英國在它的不列顛小島上頒佈《大憲章》，創立國會，為人類立下萬世光芒的楷模，但世界上其他大多數地區，卻一片血腥。”他在書中比了《大明律》和比它早一百年的《大憲章》：後者保障人權，非經過法庭審訊，對人民不得逮捕監禁；中國卻出現了詔獄和廷杖，出現了一幅慘不忍睹的摧殘人權的圖畫。 然後，我就拼命尋找《大憲章》的中文譯本。那時沒有網絡，查找並不容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從父親工作的工廠的小圖書館找到一本英國史，其中記載了《大憲章》的幾個段落。那是我對英美古典自由主義發生興趣的開端，也是我日後成了一名不見容於中共當局的異議分子的契機。從這個意義上說，《大憲章》確實具有潛在的顛覆性，因此習近平一定要將它與青年大學生們隔絕開來。     從對待《大憲章》的態度來看，習近平時代中國的言論自由比起胡錦濤時代來大大收縮。在胡錦濤時代，央視製作了大型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系列，探討歷史上大國興衰的秘密。那時，雖然不可能出現八零年代思想解放浪潮中《河殤》那樣驚世駭俗、挑戰權威的作品，但《大國崛起》至少比較誠實地陳述了英美現代國家的崛起，不僅是經濟和軍事的崛起，更是自由的崛起，而《大憲章》功不可沒。 在《大國崛起》之“英國篇”中，作者指出：“《大憲章》中最為精髓的兩條原則是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對臣民財產及人身安全的保障權，以及臣民與君主的契約關係中臣民對君主的反抗權。這兩條原則對後來英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保障個人財產，激發個人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人民擁有反抗權，這使革命具有合法性，並最終改變了不合理的制度。”作者進而指出：“更為重要的是：《大憲章》不僅僅是一個契約，它本身就是合法維權行動的標誌。《大憲章》的簽署確立了這樣的一個原則：英國國王的權利並非是至高無上的，他只能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行使權力，即王在法下，國王的權力不能超越法律。”所以，有《大憲章》的國家和沒有《大憲章》的國家，此後的發展道路大不相同：“沒有國民的自由，就沒有國家的自由，處於不自由的狀態，國家和人民都不可能有什麼發展，也不會有好的命運和前途。中華帝國和日不落帝國的差距在這個時候就已經悄悄拉開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差距越來越大，直到兩個帝國迎頭相撞。” 那時，《大憲章》還能在在中國的國家電視臺獲得正面評價；如今，在新浪微博上，“大宪章”这几个汉字卻成为搜索功能中被审查的关键字。難道是因為“大憲章”這個名字容易讓人聯想到導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入獄的“零八憲章”？如同“死諸葛嚇跑活司馬”，《大憲章》讓習近平疑神疑鬼，他哪有一丁點的自信？ 中國官員的愚蠢，本身就成為製造新聞事件的動力。如果不是臨時叫停《大憲章》的展覽，不會有那麼多人從外媒的新聞報道中知道《大憲章》正在中國展覽。《紐約時報》評論說，《大宪章》普遍被认为是英国和美国宪政的基石，而这种制度不利于中国领导人，他们认为“宪政”是对共产党统治的威胁。“因為《大憲章》這樣的古老文獻而感到緊張？他們未免有點敏感、脆弱，是不是呢，中國的領導人們？”前英國駐北京外交官、澳大利亞悉尼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凱瑞·布朗(Kerry Brown)在接受採訪時說，“可憐的傢伙。” 而《泰晤士報》發表了署名克拉克（Ross Clark）的評論文章。文章說，《大憲章》為中國的專制豎起了一面鏡子，獨裁者的問題並不是他們蔑視公眾的不滿，而是他們根本就不懂得公眾的不滿。文章追問說：“習近平和他的幕僚們真的認為中國公眾會從《大憲章》的文字中挑出顛覆性的內容嗎？”任何希望樹立國際政治家形像的領導人，不論其是否承諾進行全面人權改革，都會讚許《大憲章》，以表明自己的統治得到了人民的認可。試圖把《大憲章》藏起來的行為只能證實外部世界大多數人的一個想法：儘管那些辯護者口口聲聲地告訴人們民主終將在中國實現，但是當今的中國領導人已經不屑於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民主派。 為什麼習近平連遮羞布都不要了，敢於像希特勒和史達林那樣公然蔑視、敵視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習認為，西方國家同中國做生意的自身利益永遠都會壓倒他們對踐踏人權表達抗議的願望。至少英國現在的外交政策證明，習的判斷是正確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以「奧斯本主義」形容英國的對華政策，目前是財政大臣奧斯本（Osborne）主導對華外交政策，是財政部主導，而非外交部主導。奧斯本此前訪問北京時說，英國應該是「中國在西方的最好伙伴」，他甚至稱讚中國對西藏的殘暴統治。達賴喇嘛在接受記者梅兆讚(Jonathan Mirsky)採訪時，將英國現政府對華政策說成「就是錢，錢，錢。道德哪裏去了？」 習近平訪問英國，受到女王的酒宴款待，睡在白金漢宮的皇家臥榻上，並且在英國國會發表演講。英國政府官員絕不會就習上台之後中國限制言論自由、抓捕人權人士的行動發出絲毫抗議的聲音。惟一有風骨的英國人，大概就是拒絕參與國宴的查爾斯王子了。《泰晤士報》評論說：“我們在人權問題上表現不一，讓人心痛。一些獨裁者因為不能善待自己的民眾而受到教訓、制裁、甚至轟炸，但另一些人卻被請進白金漢宮。……當習近平來白金漢宮坐下來進餐之前，他的菜單應該被換成一份《世界人權宣言》。” 對習近平近乎諂媚的，不僅僅是英國。記者無疆界組織在一份聲明中譴責說，對於劉曉波被關押在監獄中的處境，中國的伙伴國們如變聾了一般地沉默。當習主席訪問美國時，同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沒有公開提及劉曉波的處境。法國總統奧朗德和總理曼努埃爾•瓦爾斯也同樣沒有利用中國領導人訪問法國的机會提出這個問題，這仍然是中國共產党的最忌諱的話題之一。習無疑是有史以來在西方民主國家最受禮遇的獨裁者，他似乎也非常享受這種禮遇。記者無疆界組織聲明指出：“我們呼吁國際社會從暮气中振作起來。二零一零年獲獎者的空椅子，象征著西方民主國家對人權和新聞自由的無所作為。”     不過，英國政府的見利忘義行徑，並不能遮掩《大憲章》本身的光輝。英國歷史學家詹姆斯·C·霍爾特在《大憲章》一書中論述說，《大憲章》是英國的第一部成文法，不僅是政治原則的宣言，更是自然權利的簡便表達；它不僅存在於英國漫長而多樣的政治旅程中，也在美國被激活和傳承。不管習近平如何攔阻，《大憲章》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張揚，也必然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