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義”是馬克思加孔夫子，以及毛澤東加普丁？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雖然寫入中共黨章（這兩個人算是有了某種“歷史定位”），卻無法形成言之有理、頭頭是道的“主義”。習近平要超越江胡，就得打造出一套支撐其統治合法性的“習近平主義”。普世價值和西方文明都不是習近平願意使用的建築材料，剩下的水泥、石灰、沙子，就只有馬克思和孔夫子、毛澤東和普丁了。 習近平一边翻马列主义的旧账，一边從中国儒法互補充的傳統文化的“醬缸”中淘宝，甚至不惜一切代價讓這兩具僵屍起死回生。 首先是為馬克思主義注入活力。北大在近代最早引入馬克思主義，不妨讓其繼續承擔此使命。中央向北大投入巨資，修建宏偉的馬克思大樓，整理比“儒藏”更浩如煙海的“馬藏”——彙集一百多年來全球研究馬克思的著作和資料。二零一五年十月十日，自蘇聯崩潰之後，全球規模最大的“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在北大舉辦，來自五大洲的四百多名學者與會，此後將兩年舉辦一次。大會組委會主任、北大黨委書記朱善璐表示，舉辦「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有利於“提升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世界影響，佔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制高點”。 與會的哈佛大學教授、中國當代史專家麥克法夸爾（馬若德）在主題演講中，對中國重振馬克思主義雄風的企圖表示強烈置疑。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普通中國人中的影響已經式微，中國現行的“社會主義”早已脫離了馬克思主義。他直言，馬克思主義還不如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力大，否則為何那麼多人熱衷稱習近平為“習大大”——這是儒家“君父”思想的反映。他指出，習近平所說的中國復興說“在智識上是一個不連貫、不廣泛、缺乏力量的理念”，不足以與西方思想抗衡。但《環球時報》把他的話改成“中國夢將會對人類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發揮積極影響”。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譴責說，這個引述“完全是捏造的”。之後，《環球時報》被迫刪除了這句話。中共官媒的造假已經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 其次是為孔夫子重塑金身。孔夫子重新被抬出來，孔子學院開遍全球，成為統戰海外中國研究領域的重要工具。當局鼓勵民間創辦私塾，宣講四書五經，各大學創辦國學院，大學生在畢業典禮上穿戴不倫不類的“漢服”，甚至有女青年自告奮勇地在自己身上試驗如何纏足。習近平在講話中頻頻引用儒家經典，曾經將孔夫子鞭屍的中共政權搖身一變成了儒家文化的忠實繼承者。 第三是讓毛主義復活。習近平在毛時代度過青少年時代，毛語言和毛思維對其世界觀的形成影響巨大。在意識形態上，習是鄧小平以來最左的中共領導人，也是對毛主義最熱衷、最追捧的中共領導人。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在《人民日報》撰文，稱讚習“傳承了中共革命先賢勇於拋頭顱、灑熱血、救中國的紅色基因”。文革結束四十年了，這群高幹子弟仍然信奉血統論，如彭麗媛的歌中所唱，他們惟一的信仰是“打江山、坐江山”。 第四是到海外尋找榜様。習近平上位之後，環顧全球領袖，惟有敢說敢干的俄國總統普丁讓他心存敬意。普丁在全球石油市場疲弱、俄國經濟陷入困境的狀態下，不顧西方的經濟製裁，出兵克里米亞，乃至打着反恐旗號扶持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空襲敘利亞反對派，讓迷信威權的俄國人視之為沙皇彼得大帝轉世。習近平企圖仿效普丁，以煽情的民族主義宣傳掩飾國內矛盾，甚至準備在南海或東海大幹一場，說不定能一舉推倒美國在亞洲的優勢地位。從中俄兩國關係史來看，中俄之間有深仇大恨，但習近平寧願跟普丁結盟，兩者實力相加方可對抗美國、日本和歐洲。 馬克思、孔夫子、毛澤東和普丁，成為“習近平主義”的四大支柱。組成習近平理論的四種材料倒是齊備了，習近平及其文膽卻始終無法將它們捏合成一套高屋建瓴、吸引人心的理論體系。從“中國夢”到「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嚴格治黨」），官媒渲染為絢麗煙火，民間卻視之為一地雞毛。網上有一位無名才子用一副對聯概括“習近平主義”，比所有御用文人挖空心思草擬的文稿都更加形象和精準：“江山是老子打的，誰叫你開口民主，閉口民主；龍位由本黨坐定，且看我今天抓人，明天抓人。”若用學術化的語言描述，正如美國學者伊莎貝·希爾頓所論：“如今中國的党國體制是傳統官僚、儒家社會規則、共產主義說辭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古怪混合體。法律架構自毛澤東時代以來有所發展，但法規含糊，程序無常，而且全都受到政治上的控制。黨把許多政府職能據為己有，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而讓政府機構淪為缺乏最終權力的傀儡。” 習近平以為，踩在馬克思、孔夫子、毛澤東、普丁的肩上，就成了巨人，就能像林書豪那樣嫻熟靈巧地打籃球了。這是一種“打腫臉充胖子”的錯覺。《南德意志報》評論說：“與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清洗不同，如今的運動只有一個攻擊的對象：西方及其價值被定義成敵人，同時中共卻無法提出具有說服力的替代價值。中共唯一可以期待的是人們順從的姿態。”習近平的刀把子發出閃閃寒光，其筆桿子卻軟弱無力。 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匱乏無法靠將馬克思、孔夫子、毛澤東、普丁攪拌在一起就能解決。美国学者馬旸（Damien Ma）、葉文斌（William Adams）在《匱乏》一書中指出，表面上看中國經濟日新月異，實際上中國在土地、能源、糧食、勞動力、食品安全、教育、福利、房屋、意識形態、價值觀和自由等領域的“匱乏”，讓習的“中國夢”不可能實現。今天的中國政府必須包容被統治者巨大的新期待，而非對抗先進的技術。以猛烈的經濟成長和不斷膨脹的經濟大餅，來換取被統治者的忠誠，這樣的舊式“大交易”正在瓦解。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正期盼新的社會契約——將個體的尊嚴和自由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