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中的“杏林觉醒”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名患心臟病的老婦因為心肌梗塞被送到公立醫院搶救，醫生給她吃藥，緩和了心臟問題，於是她出院了。不久，她又是因為同一原因進了醫院，醫生還是拿同樣的藥打發了她。第三次入院時，她再也沒能走出醫院。老婦的兒子在悲傷中拉著醫生的手，用哽咽的聲音說：“我不是要投訴你們，我只想知道為什麼。”心臟科醫生深藏著苦衷，面對這個因公眾醫療資源不足而導致的不必要的死亡，百般無奈，不知如何安慰這個失去母親的男人。 20年前，港府曾經邀請美國醫療專家對香港的醫療資源投入進行評估，結論是：20年後，香港每年應投入的醫療資源應達到三千多億港元才能應付香港社會的需求。今天，港府對全港公立醫院的資源投入僅為七百多億港元。老婦的兒子可能不了解這個數據，只籠統了解到公共醫療資源的投入嚴重不敷需求。心臟科醫生黃任匡惋惜地說，這位老婦早已符合做心臟手術的條件，最終還是沒能夠及時處理。 杏林中人是怎樣覺醒的？ “傘兵”組織“杏林覺醒”的發言人黃任匡畢業於香港大學，目前任職屯門醫院，日常繁忙的工作包括看診、巡查病房、心臟手術等，他是香港一萬名公立醫院的醫生之一，屬於最忙碌一族。醫生的忙碌是普通市民難以體會的，有市民調侃說，政府診所的醫生看診時，頭都不抬，邊問病邊開藥方，因為病人太多，手腳慢點都消化不了派發出去的籌。 黃任匡對筆者說，全港公立和私立醫院的醫生總人數大約一萬六千人，對於700多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城市，遠不足夠，更加無法應對老齡化社會的將來。港府政策的許多失誤，當下社會的許多不公不義，貧富懸殊，階層矛盾，醫生們看在眼裡，亂在心裡，尤其是公立醫院的醫生，接觸的都是來自基層的市民，民間疾苦感受最深，情況最了解。政府的政策制訂者和那些可以對政府產生壓力的資本財團人士不需要忍受公共醫療的短缺，私家醫院的優厚服務蒙住了他們體察民情的眼睛。 2014年秋的“雨傘運動”中，許多醫生自動加入了佔領隊伍，表達對普選的訴求。從2013年開始，社會人士醞釀佔中行動迫使政府落實真普選，醫生們就默默關注這個議題，直到人大8.31決定，使一群像黃任匡這樣的醫生開始身體力行地投入到這場社運中，因為醫生們經歷了一次覺醒，認為只有民主程序產生的特首和政府，才能具有廣泛認受性，才能以人為本科學施政，減少和杜絕錯誤施政。“杏林覺醒”是在“雨傘運動”中成立的，它曾經在公立醫院系統內做過三次民調，超過50%的醫生反對對政府的政改方案“袋住先”，而在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醫科學生中的民調顯示，90%的學生對香港的普選現狀不滿意，對梁振英的管治不滿意，對政改要求強烈。 黃任匡說，醫生們雖然被社會視為衣食無憂的“天之驕子”，但是不可能脫離現實社會而存在，他們也有感覺和想法，道德本能促使他們既要救人也要改造社會，或者說救香港。他們不像老一輩的人，把香港當作“借來的地方和借來的時間”，視作臨時客棧，而是把香港當作自己永久的家，再有條件也不會移居他地，因此為了香港的未來，為了保住香港的制度和核心價值，只能用投身社運來實現自己和大眾的理念。 目前，“杏林覺醒”的成員不算多，但其代表著業界內超過一半人的價值判斷，不斷有人覺醒，而覺醒的人便成了這個醫生論政團體的中堅力量和後備力量，其勢不可小觀。 維權運動的推手 2015年10月21日在公立的伊麗莎白醫院大堂內，有上千名醫生靜坐，抗議政府違反承諾，把公立醫院醫生的待遇與公務員薪酬標準隨意脫鉤。這起靜坐事件由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發起，實際上“杏林覺醒”也在背後起到了推手作用。“杏林覺醒”利用自己的業內策劃及引導角色，參與了公立醫院醫生爭取平等平權以及爭取民主、社會改造的行動，這些大小規模的請願活動開啟了香港專業團體涉入政治社會議題的新的時代。 要求真普選是“杏林覺醒”其中一個重要訴求，自然也是醫生維護《基本法》賦予的憲制權利的部分，所以我們看到，在佔領運動參與者中，醫生成為一個組成部分。業界維權運動已經從單純的從業員利益範疇擴展到更高的政治社會層面。這就是為什麼在“雨傘運動”後“杏林覺醒”首先成立不久，其它業界也相繼成立自己的論政團體的原因。據悉，目前全港已成立了18個專業團體的論政組織，包括法律界、護士界、測計界、會計界等行業，這些專業團體組織之間互相呼應互相支持，形成了全港中產階層專業人士參與政治的一個相互依託的鏈條。 黃任匡說，“杏林覺醒”的成立，是因為醫生們不滿港府和北京對普選和政改沒有真正按照民主的程序和公平的競爭原則，試圖以一國壓兩制，特別是人大8.31決定，落了三道閘，激起了醫生們的反抗決心。參加佔領運動的醫生自發組織起救護隊，隨時協助佔領人士。為了更好地表達真普選訴求，醫生們認為有必要成立一個醫生自己的論政組織，因此，“杏林覺醒”應運而生。 對於換了特首是否可以改善香港的施政問題，黃任匡說，當然，梁振英如此不濟，換走最好，特首換了別人，可能會好一點，但是相信分別不會很大，因為大氣候使然，是制度上的問題，政改的時候，大家都要求真普選，沒有人出來說誰當特首最好，大家都在爭取一個公平公義的制度。“杏林覺醒”就是為這個制度努力。 廣義的本土意識 從技術上看，“杏林覺醒”不算是一個本土派組織，它沒有香港民族、歸英、港獨、城邦等派別的論述，它的本土意識比較廣義，認為香港是我家，香港人要關心香港事，思考香港未來，防止蛻變成大陸的一個普通城市，避免香港失去自己的獨特地位及核心價值觀。既然生活在香港，就要維護好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有別于大陸的體制和意識形態。“杏林覺醒”也不是一個泛民組織，它認為泛民幾十年的民主抗爭之路脫離了香港社會政治發展的現實，迄今都沒有能夠在關鍵民主制度改良上有寸進，證明是無效的。“杏林覺醒”是以自己的方式扮演社運角色，它的主張反映了特定界別的中產階層人士對自己憲政權利的追求，對自己賴以為生的政治社會環境的守護，對一個百多年存在的文明、文化的癡愛，對外來“異端”的抗拒。 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杏林覺醒”決定不派人參選，是否與自己的論政參政性質不符？黃任匡解釋說，之所以不參加區議會選舉，一是因為醫生的工作太忙，不可能有時間從事龐雜的選舉工程；二是“杏林覺醒”希望保持自身的政治純潔性，不糾纏于政治權謀、議席算計中，給社會人士一個專業人士的形象，純粹為社會的公義發聲，代表業界向社會表白立場，可以在日後的政治表述中更加富有說服力和號召力。 雖然“杏林覺醒”不參選區議會，但並不表示它不參與社會活動。黃任匡說，“杏林覺醒”積極舉辦一些座談會和論壇，宣傳理念，促進政改，監督政府施政。今年一月份，我們協助公共醫療醫生協會舉辦了一個論壇，邀請業內名人和政治學者演講，有200多人出席。此外，我們還下到社區接觸市民，提供健康咨詢，溝通業界內外的人權，灌輸民主和公平理念，得到市民的逐步認可。 未来工作重点 黃任匡说，“杏林覺醒”日後的工作重點是在重大的社會議題上，加強接觸市民，宣傳理念，爭取市民支持。例如鉛水事件中，“杏林覺醒”曾經深入社區瞭解情況，舉辦健康講座。將來也會在這方面加強。重點是從專業的角度分析社會問題，例如政府的醫療政策等。另外，加強與其它專業論政團體的橫向聯繫，圍繞社會議題的不同角度，向社會發出聲音，向市民提供政治和專業輔導。 隨著“杏林覺醒”等專業團體的論政成為時下香港的政治生態特點，越來越多專業團體開始關注香港的政改問題，從旁觀者的位置走到前台進行表述。香港長期以來賴以穩定的中產階層開始蠕動蛻變，政治思維慢慢融入他們的專業操作中，香港的政改如何發展，已經不是港府和北京絞盡腦汁的功課，更成為香港社會各個界別的日常議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