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從新權威主義走向法西斯主義？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政治學者學者蕭功秦是一位善變的人物，宛如近代思想史上的梁啓超。梁啓超是不断抛弃舊我、趕超民主自由的時代潮流；蕭功秦则是一次次地“棄暗投明”、尋找願意接受其理論的主子。二零一二年春，蕭功秦從“捧薄”變成“追習”，一夜之間毫不羞怯地實現了華麗轉身。 　　在薄熙來倒臺之前，蕭功秦搭上了最後一班“捧薄”的快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在研討“重慶模式”的會議上作了題為《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的發言。那時，薄熙來陣營已危機四伏，離王立軍叛逃美領館、薄熙來褫奪黃馬褂僅兩個多月。薄熙來身邊的重要人物，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一心“学而优则仕”的蕭功秦，由於缺乏準確的“內線消息”，還以為薄督在次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前途無量，必定是未來的黨國領袖。他迫不及待地飛赴重慶，高調為“重慶模式”背書，以便未來卡位時有功勞可表。 蕭功秦如此論述重慶模式的優點：“重庆的强人政治和强政府的运用幅度更大，采取的强政府模式具有更全面的社会规划的蓝图，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工程设计和重组，并深入到与民生有关的更广泛的领域，其施政方向是以解决民生为本位的。对官员的督责程度更高。用重庆人的话说，‘变民不聊生为官不聊生’，重庆的‘督责政治’色彩非常强，除了运用现成的强势国家政治资源以外，还进一步动用了革命文化当中吸取某种资源，强化它的那种社会动员能力。”他對重慶模式中的“毛左特質”——即“從革命文化中吸取的資源”——缺乏應有的反省和批判立場，對於薄熙來以運動的方式而非法治的方式“唱紅打黑”造成的後遺症也避而不談。 蕭功秦進而認為，重慶模式可以推廣到全國：“重庆强政府模式如果发展得当，对于中国民主建设未必不是好事，某种意义上，从积极方面来说，重庆现在所做的事情，客观上为中国未来民主创造了一些必要的社会条件。”最後，他總結說：“祝愿重庆走得更为稳健、取得更大的成功，尤其在探索民主法制新路方面，能领全国风气之先。”這裡，他沒有說出口的一句話是：以薄熙來之才華，不應被侷限在重慶一地，若升到中央任職，則可飛龍在天、利國利民。 可惜，“重慶模式”馬前失蹄，王立軍的叛逃牽一髮而動全身，薄熙來由明日之星淪為階下囚。若稍有一點廉恥之心，偷雞不成蝕把米的蕭功秦，就當從此閉嘴、閉關修煉。然而，在追求功名利祿的路上，爭先恐後、時不我待，蕭功秦雖然不能抹殺昨天吹捧薄熙來的舊賬，又迫不及待地投向一代雄主習近平的懷抱。 就在美國學者沈大衛提出中共統治已進入末日期的論點時，萧功秦抓住此一機會，撰文反駁沈大衛，大肆讚美習近平，遞交上一張投名狀。他把給友人的一封信命名爲《如何看待新一波的“中国崩溃论”》，將“私人信件”公開發表，以示自己公正無私。這是上海小男人的“猶抱琵琶半遮面”。 在這封信中，蕭功秦對習近平獻上美不勝收的讚譽，將習近平看成新權威主義的最佳執行者：“这样的强势政府体制，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在政治学上也可以称之为发展国家的监护型(Guardian)体制，这一发展阶段在中国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他認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需要满足三大条件：第一，开明导向的强势政府；第二，强势政治精英是明白人；第三，国家尊重健康的社会多元。而習近平時代恰好具備了此三大要素。 有趣的是，蕭功秦並不像某些毛派和極端民族主義者那樣公然否定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他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需要進一步的改革：“我个人相信，如果社会持续稳定，长期积累的官民矛盾与社会不公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在政治安全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执政党出于对新常态社会治理的需要，会进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換言之，改革必須要在集權的前提下才可能發生，而習近平極權的目標必然是改革。由此，蕭功秦以此顯示自己並非普世價值的敵人，他也是一名貨真價實的改革派。這樣，他隱然也給自己留下了一條退路。 仔細梳理蕭功秦的思想變遷，在其的善變背後，有其始終不變的脈絡，就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宣揚新權威主義。當年，蕭氏以此向趙紫陽獻策，差一點就成功了，若非八九六四的政治風暴，他說不定就成了鮑彤的接班人，比今日之三朝智囊王滬寧還要風光——蕭氏心中大概從來都看不起王滬寧。此後，蕭氏先後向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代黨魁兜售新權威主義這一治國秘方，可惜都是熱臉貼了冷屁股，一無所獲。他就像古代的讀書人一樣，充滿懷才不遇之哀嘆。 在“學得屠龍術，賣與帝王家”這個意義上，蕭氏的“捧薄”和“追習”互不矛盾。薄和習都是胸懷大志之梟雄，梟雄身邊必有搖鵝毛扇的孔明，蕭功秦內心何嘗不以當代孔明自居？薄、習在權力場上生死搏殺，本質卻沒有太大差異：薄唱紅，習崇毛，薄習都是毛左；薄利用王立軍清洗文強，習利用王岐山清洗周永康，薄習都是心狠手辣的厚黑王；薄以打黑之名查抄民企，習以反腐之名在石油、煤炭等領域洗牌，薄習都是以政治運動來斂財的高手。 不過，蕭功秦這位科班出身的政治學者，在具體論述中卻自相矛盾：專制主義必然是一元的，不可能容許出現社會多元化的趨勢。習近平對女權活動人士的打壓、對鄉村建設實踐者的打壓，這些舉動都表明，即便無意挑戰當局統治權的民間組織，也不能容許其有存在的空間。習近平不滿足於新權威主義，而要走向法西斯主義，蕭功秦這一次又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