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I）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style="font-family: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24px;"></div> 八国联军之战，是被华人歪曲或误解最严重的一段中国近代史。笔者对这段历史一句话的概括，就是本文的题目：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八国联军为什么进军北京? 两句话可以概括。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国正式宣战[1]，外国联军攻占天津，威逼京城, 不是顺理成章的吗？八国联军进军北京的唯一目的是解救被困京城、危在旦夕的各国外交官和正在被大屠杀的外国传教士、侨民和华人基督徒。   为行文方便，首先需要给这场战争起个名字。“八国联军”不能作为战争的名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则是颠倒黑白，强奸历史。国外普遍使用的“中国解救远征”（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又偏离了华人的视角。若遵循“甲午战争”的命名法，这场战争应称“庚子战争”，因为战争发生在庚子年，由“庚子之乱”引起。   庚子之乱，乱自拳匪。“拳匪”是对义和团最准确的称呼，其首领（李来中、张德成、曹福田、朱红灯、林黑儿等）及骨干是一群土匪、流氓、骗子。他们以反对外国传教、抵制洋货、铲除洋人、二毛子（华人基督徒）为名，聚众闹事，为非作歹。自1896年义和团兴起之初，杀人、放火、抢劫的记录便不绝如缕。1900（庚子）年1月，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义和团的本质作了一针见血的概括：“该匪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在于纠众劫财”[2]；义和团“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3]。陕西巡抚端方指义和团“借仇洋教之名，而遂其发洋财之愿”。中国当代历史学家侯宜杰指出：“大量史料清楚地表明，团民打洋教的对象不仅仅限于教堂和‘二毛子’教民，同时有大量并未入教的平民和‘三毛子’回民，还有官署、官员；其行为就是抢掠、勒索、敲诈钱财，银钱、衣物、车辆、牲畜、粮食等等固然在所必得，甚至连犁、磨、锄和锅碗瓢盆等粗贱之物也在抢掠之列。绑架人质更是为了勒索赎金，不遂所愿，则‘撕票’继之。焚烧杀人同样如此，‘凡稍殷实者皆目以教民，杀其人而分其财’，‘以焚杀为敛财之具’”[4]。首先打出“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可能是打家劫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1899年1个月的时间里，他平均每天抢劫三个村庄[5]。   清廷（西太后）被义和团“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骗术所惑，想利用他们打洋人，誉其为“朝廷赤子”[6]；义和团遂奉旨造反，“扶清灭洋”。“灭洋”者，一切沾‘洋’字的均在消灭之列。洋人、洋妇、洋孩固然格杀勿论，信洋教的亦罪不容诛，洋货、“洋玩意”均在扫荡之列。义和团杀害外国传教士、洋人工程师、华人基督徒和他们的家人，烧教堂，扒铁路，焚车站，割电线，拔电杆，毁桥梁，捣学校，砸医院，破邮局，毁机器，沉轮船，烧(西)药房，抢银行，捣报馆；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一时间，红色恐怖（拳匪头扎红巾，腰系红带）笼罩中国大地和京都地区。   义和团称外国人为“毛子”，华人基督徒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行洋礼等依次为“三毛子”、“四毛子”……直至“十毛子”。对大毛子、二毛子自然格杀勿论；其余等而下之的“毛子” 义和团亦视如寇仇，轻则殴辱抢劫，重则乱刃加身。时人记载：“当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7]。拳匪“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8]。“（义和团对）洋人则无论英美德日，悉赐一刀……（对华人）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9]（火柴旧称“洋火”，乃舶来品）。“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10]。义和团“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11]。“有保定人张登者，教民也。匪得其妇女五人，则挖坑倒裁填土，而祼其下体，入一蜡烛，取火燃之，以为笑乐。又或取妇女，裸其下体，以枪尖入其中，捩机发射，轰然一声，縻烂而死”[12]。“在天津的匪首……见有姿色妇女，强迫她们习红灯照，日间阳令学习，夜间恣意奸淫。令人发指”[13]。义和团仇杀的对象，还包括当时渴望改革的进步人士：“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舘、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14]。   从1899年秋到1900年夏，各国政府多次通告、照会，请求中国政府平息暴乱，制止仇杀和毁灭教堂。最初，各国政府单独照会清廷，例如美国驻华公使康格（Conger）在 1899年11月，四天之中（即11、16、25、26日）给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发出七次通告，报告在山东、天津各地针对基督教会的杀戮、抢劫和暴乱，敦促清政府采取保护措施[15]。到了1900（庚子）年初，由于义和团的恐怖杀戮愈演愈烈，各国开始联合采取敦促行动。到六月之前，不计非正式的外交接触，各国先后联合向清政府提出过四次正式照会，分别在一月、三月、四月和五月；但是所有的外交努力均归于失败[16]。   庚子年6月7日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勤王”，旬日之间达十万余人。“红巾露刄，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館”[17]。“各处城厢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稣奉教之人，尽被团匪搜拿砍杀不绝，而家产皆抢掠焚毁一空”[18]。仅在6月13、14日，京城就有東堂、西堂、南堂等十一座天主教和新教教堂被义和团焚毁[19]；教民的居所化为灰烬，街巷尸骸遍布。“遇教民辄屠其一门”“搜杀教民，上至七八十翁媪，下至二三岁小儿，杀辄付之以火，白昼横行，莫敢谁何”[20]。“遇天主教及耶酥教均不能放过，俱以乱刀剁之。后又开膛，其心肝五脏俱同猪羊一样，屍身任其暴露，犬鳥奔吃，目不忍观。天桥坛根一带屍橫遍野，血肉模糊”[21]。“拿一女鬼子，钉在崇文门栅栏上”[22]。“官兵拿老鬼子一，小鬼子二，团民要杀，官兵云：‘留之，咱们好卖’。后问大家，有要三分厚肉片者，有要五分厚肉片者，均为零割，以快人心”[23]。“北京之流氓強盜，皆与之（指义和团 — 引者注）联合为一，故其势愈盛……必有人告彼，内城之中，见教堂及洋人，可以随意焚杀，故均猖狂至极，群大呼烧杀二字，愈喊愈高……如发疯狂，至于数时不息”[24]。“大刀一耍，地崩山塌；大刀一耍，洋头搬家”；“见洋人就杀，见洋货就烧，不杀洋人没饭吃，不烧洋货气不消”（义和团的战斗口号）。义和团更将庄王（载勋）府前的广场辟作屠场，在那里一杀就是上千人，人头滚滚，尸积如丘，血流成渠[25]。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巴黎革命广场的断头台，杀人最多时每天不过50人，哪里比得上我们中华民族的壮举！教民既絕跡，义和团便捕斬私仇，濫杀无辜。据时人记载：“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26]。世界近、现代史上規模最大、手段最兇残的排外杀戮在中国首都上演了。   “杀戮西人，驱逐彼族，可谓不遗馀力”同样发生在天津；“拳匪盘踞内外，过十万人”[27]。“是时天津一带，统被拳匪蟠据……肆行掳掠，并至紫竹林租界，杀人放火，见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毁”[28]。“城中自有团匪以来，焚杀任意，抢掠无禁。甚至抢衙署，刦监獄，无人过问”[29]。政府的武毅军“到处掠夺，目不忍睹”[30]。“天津所有大小耶稣天主各教堂，均已被焚。塘沽码头之各货物及房屋等，亦皆烧毁无遗”[31]。“沿河所见，浮尸甚多，或无头，或四肢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气味恶臭，终日掩鼻”[32]。天津“六街三市，几绝人迹”[33]。   血腥、恐怖的灭洋、灭教不仅发生在京津地区，而且发生在山东、河北、山西、河南、蒙古、辽宁、黑龙江、湖南、浙江、江西、陕西、四川、江苏、安徽、云南、贵州等省，可谓屠戮遍九州。北方的外国传教士、工程师和侨民，历尽千难万险、蒙受重大牺牲逃去北京、天津的公使舘、领事馆避难；东北的外国人向俄国逃亡；华中、华南的外国人则纷纷向上海或香港逃难。   6月1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西太后派极端仇外的端王载漪出任首席大臣。同日，北京的外国公使馆对外通讯断绝[34]。6月11日，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头被清军杀害。“先断其四肢，又割其身体，蓋杉山彬实受支解之刑矣”[35]。6月17日，西太后命庄王载勋任步军统领，会同军机大臣刚毅、端王载漪及载濂、载澜等亲贵统领义和团[36]，“自是兵匪合而为一”。天津租界的对外通讯6月16日被切断。在西太后“迅將紫竹林洋人剿办”[37]的命令下，18、19两日，清军及义和团猛烈进攻紫竹林租界和外国领事馆。“华兵以極大之克虏伯砲六尊，轰击租界，自十八号起，接连不断，绝不稍间，在津西人情形，甚为危急，房屋被毁不少，美领事署亦在被毁房屋之内”[38]。   清廷于6月16日至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19日，清廷正式决定向“万国”开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的公使館送交了《宣战照会》[39]（这是当时与中国有邦交的所有国家）。清廷给在京的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起攻打外国使馆[40]。与此同时清廷诏命各省，筹款调兵，勤王抗敌。6月20日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von Ketteler）在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路上，被禁军“神机营”的军官杀害；“戮其尸，悬首于东安门”[41]。下午四时整，清军从使舘区北面和东面开火，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外国使舘有组织的进攻[42]。“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炮声日夜不绝，拳匪助之，披发禹步，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43]。次日——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诏书》；清军猛烈攻打各国公使馆，同时攻打天津的外国领事馆，妄图杀尽各国外交官以及躲在使领馆里的外国传教士、侨民和中国基督徒。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暴民、这样的丧心病狂、这样的人道災难，西方各国除了出兵救援、武力抗暴，有第二种选择吗？   庚子战争是中国的国耻。耻辱不是因为战败，而是政府和百姓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野蛮和狂妄，是中国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此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其空前绝后处有九，容笔者一一道来。   (一) 中国在大规模残杀外国传教士和本国基督徒、焚毁教堂、杀害外交官之后，向世界上所有的强国同时宣战。几年前的甲午战争，一个日本已经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现在清廷挑战全世界的列强，《宣战诏书》宣称要对各国“大张挞伐”，这种愚昧和狂妄，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这场战争的奇特之处还在于，清廷虽然对十一国宣战，但是列強并未应战，它们只是一再申明出兵中国的人道救援目的，一致表示对中国的战争状态并不存在[44]。这实际上是对战争发动者（中国）的变相保护，避免了在正式战争中一方可以灭掉另一方，推翻其政府、肢解其国家的前景。   (二)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以“数千年衣冠礼仪之邦”自命的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首要战略目标竟然是攻陷京城的各国公使馆，杀尽各国外交官和眷属。 战争中应该保护外国侨民；清廷竟公然悬赏捕杀洋人：“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45]。这种杀尽外交官、杀尽洋人妇孺的野蛮、残酷，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庚子战争中，北京所有的外国使馆均被摧毁，只剩下断垣残壁。各国外交官、家属及使馆庇护的中外人士躲到硕果仅存的英国公使馆避难。在清军的猛烈攻击下（包括炮轰、火攻、水灌、挖地道爆破），使馆内外国人七十四人遇难，其中有六名儿童，一百五十人负伤（使舘庇护的华人的伤亡缺乏准确统计）[46]。在对使舘的野蛮进攻中，清军争抢外国人的尸体，因为凭洋人的人头可以领赏[47]。对外国传教士，中国要斩尽杀绝。根据教会保守的统计，241名外国传教士和家属在庚子战争中遇害；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人（包括五名主教），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88人（内有儿童53名）[48]。对以前安葬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则刨坟掘墓，剉骨扬灰。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这些对中国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贤和他们上百名同仁在北京的墓地，都受到了凌辱、污渎。中国的基督教教堂大部分被破坏、焚毁。   以使馆、教堂为武力攻击目标，以外交官、传教士为疯狂屠戮对象，这是德国、日本法西斯在二战中都没干过的。   (三) 清廷对十一国宣战，外省督抚中的头脑清醒者，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看到亡国之祸就在眼前，遂发起“东南互保”，公开声明在战争中保持中立。清廷对外宣战仅仅五天，这些地方大吏策划的《中外互保章程》即于6月26日在上海签订。该条约明确规定，各地方政府不奉行朝廷的宣战诏令，并且努力保护外国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列强也不得在这些地区启衅[49]。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川、陕西、河南等省先后参加了“互保”[50]。中央政府作战，地方政府中立，并与各敌国签约互相保护（清朝内地十八省，十二省与敌国互保），如此荒唐之事，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四) 如前述，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攻陷京城的各国公使馆。一个国家用战争手段、正规军倾全力攻打京城的外国使馆，本应易如反掌，得手不过“一弹指间”，可是竟然久攻不克，最后以失败告终。如此战绩（或曰败绩），古往今来有先例可循吗?[51]   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 攻打外国使馆的清军主力是武卫后军（即甘军）及武卫中军。武卫后军官兵一万一千人，另有三千后勤人员；武卫中军官兵约一万人，四千后勤人员[52]。“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9名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53]。这些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是庚子年5月底，当义和团的“灭洋”已成燎原之势，各国经清廷允许，从停泊在大沽口外的舰船上抽调出來，到京城保护使馆的。 兵力对比如此悬殊，武器装备呢? 过去中国人一个遮羞的说法是我们的大刀长矛对鬼子的洋枪大炮，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军队早已经现代化了。当时拱卫京畿的清军主力“武卫五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宋庆的豫军和武卫军统帅荣禄自领的中军）以及禁军的武器装备实际上胜于八国联军，尤其是在战争的初始阶段。联军因为是执行紧急的人道救援任务，仓促成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兵员都非精良（比如英军中有大量的印度人，法军中有大量的越南人。联军缺乏用于侦察和追逐敌军的骑兵[54]）。   以聂士成统领的武毅军为例，看看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武毅军兵员一万五千人。步兵的装备：训练用枪 — 德制11毫米口径旧毛瑟步枪一万支；实战用枪 — 奥制8.5毫米Mannalicher 步枪一万支；德国最新锐7.92毫米Gew.98步枪数百支；每营均配备克鲁伯37毫米口径速射炮。骑兵的装备：德制7.92毫米Gew.98步枪及1400支奥制8毫米口径连发骑枪。炮兵：最新型克鲁伯75毫米口径速射炮16门、克鲁伯60毫米口径速射炮32门、格鲁森57毫米速射炮32门。每个炮营另配备当时世界最新锐的马克沁重机枪两挺。军官装备6发转轮左轮手枪[55]。军官与骑兵挂刀。   再看看意大利军队从天津附近的一座清军武器库中缴获的武器清单[56]： 　36门克虏伯大炮，口径87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其中大部分仍装在箱中 　60门克虏伯大炮，口径70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 　42门诺尔登费尔德式速射机关炮，口径57毫米 　42门诺尔登费尔德式机关炮，口径47毫米 　42门大炮，其中一部分为诺尔登费尔德式，一部分为上海机器局制造，口径37毫米 　10门速射机关炮，口径37毫米 　20门小口径的速射机关炮 　3万支貼有最新出厂标记的曼里彻式毛瑟枪和来福枪         3万把刺刀、军用品及其他 　（时值二百五十万英镑）   对这些武器的先进、精良艳羡不已、自叹弗如的意大利海军中将西蒙事后写信对英国公使说：“最新式的曼里彻式卡宾枪的型号，比联军中的奥匈部队列装的卡宾枪更为先进，似为刚出厂的新品；而克虏伯大炮比德军现役的所有大炮口径更大、瞄准更精、射程更远、更为新式”。西蒙调侃说：“战斗伊始就意外缴获清军这么多先进武器，等于给联军一万六千名军人配备全副武装还有富余，只可惜我们的士兵一人只有两只手”。   据不完全统计，自1895年至庚子战前，中国从美国共购买枪支四百二十二万八千四百桿，战阵大砲七十一尊，野战大炮一百二十三尊，霰弹砲二百九十七尊。中国从德国购买毛瑟枪四十六万桿，寻常枪三百万桿[57]。更不必说，十九世纪末中国已能自制枪支大砲。   在北京，四百人的外国使馆卫队的武器装备与清军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只“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58]（因为武器匮乏，其中一门小火炮是从使舘附近的一家旧货店买来的古董，经修理后凑合着用）。义和团的武装虽不及正规军，但因为清廷望其“灭洋”，军需枪械已有政府供应：“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59]。昏聩的直隶总督裕禄把义和团视为国之干城，让他们到军械所去自取武器 [60]。清廷甚至发布谕旨，“命各督抚將军修理枪砲添造子药，分给团民”[61]。   英国公使馆北邻翰林院。中国翰林院不仅是至尊至贵的衙门，也是珍藏卷帙浩繁的各类古籍善本的巨大图书馆，其收藏包括价值无可估量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清军为了火攻公使馆，在焚毁附近的大片民居之后，竟然一个庭院一个庭院地将翰林院纵火烧毁，数千万卷古籍善本付之一炬[62]。只是烧了翰林院，公使馆仍然可望不可即。   使舘区之战历时近两个月；“甘军死四统领，亡士卒过千。用砲弹三千五百包，枪弹八百万颗”[63]（此统计未包括武卫中军的损失、消耗），最后以失败告终。 京城的战场除使馆区之外，就是西什库教堂（亦称北堂）。北京所有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均被义和团焚毁，碩果仅存的西什库教堂成了外国传教士及3200名中国天主教徒（“男教友一千，妇女儿童二千二百”[64]）的避难所。守卫北堂的是43名法国和意大利士兵（他们是从使舘卫队分出來的）[65]；攻打北堂的是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民。6月17日起，清军也披挂上阵，军机大臣刚毅督师。教堂一旦被攻破，将是惨不忍睹的大杀戮。可是西什库教堂巍然屹立，义和团和清军就是攻不下来。中国军民废物到如此程度，夫复何言[66]。   总兵力一万六千人的八国联军8月4日离开天津向北京进发，势如破竹，击溃装备精良的十几万清军和大批拳匪，8月15日攻占北京。中国以十倍的兵力抵御入侵之敌，短短十天时间就丢掉了首都，而敌军的伤亡轻微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历经北倉、楊村、蔡村之战和北京攻城战，联军阵亡只有百余人[67]）。人类战争史上，可曾有过这样的笑话？   (五) 庚子战争中的交战双方，就国家根本利益而言，一方（西方列强）其实是为另一方（中国）好。中国的失败乃是中国的大幸运；若八国联军失败，将是中国的大灾难。这难道不也是战争史上的今古奇观？   战争爆发前两年（1898），光绪皇帝主导的变法维新在西太后为首的守旧顽固派反对之下失败了。“西太后再一次使不幸的年轻皇帝处于长期监控之中，并且迫使改革派星散四方”（英国《泰晤士報》当年的评论）。西方各国支持中国的变法维新，希望中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从中世纪的野蛮国家进化为现代的文明国家。对在“百日维新”中发布了一百多道改革上谕、戊戌政变后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绪帝寄予同情；对再次垂帘听政的西太后“颇有违言”[68]。因为担心光绪被谋害，外国公使把打听皇帝的境况当成例行公务。各国公使请求派医生给据说疾病缠身的光绪检查身体；（法国）医生检查后证明光绪无病，西太后闻之忿然不悦[69]。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在英国、日本协助下逃往海外，受到庇护，继续高举反“后党”、倡变法的大旗。“政府悬十万金，购有为头不得，太后由是痛恶外人”[70]。   戊戌政变后，西太后先后两次欲行废立之举：废光绪而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帝。废立活动两起两落，经营了一年多，终因国内疆臣的反对和外国使团表示不满而流产（列强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 — 皇帝的废立，但是列国在外交上有不理睬溥儁的权利）。西太后废立之举成空，对列强“益恨之刺骨”[71]。溥儁与皇帝的宝座失之交臂，其父“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72]。在义和团灭洋、灭教的高潮之中，（庚子年）6月16日午夜，由载漪的亲信伪造的一封外国照会送达清廷；这个所谓“归政照会”表示列强将逼迫西太后归政光绪帝[73]。对嗜权如命的西太后，此乃天塌地陷之祸，于是不惜一切后果，走上了“洋鬼子，全杀尽”的战争之路。该杀的洋鬼子当然不限于身在中国的。擒贼先擒王。慈禧老佛爷和她的宠监李莲英在深宫之中拚命念咒—— 念那能够千里杀人的魔咒，每天七十遍，希望把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德皇威廉二世、日本天皇……通通咒死[74]。这恐怕也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克敌制胜之妙法。   义和团“灭洋”的雄心壮志也是超越国界的，大有犁庭扫穴之志：“京中之洋人与二毛子指日可灭绝，然后先去天津、上海烧尽洋房，杀尽洋人，再分队驰赴各国扫平巢穴，直待九月间，便可斩草除根，天下太平矣”[75]。   “中国人真的曾经决定铲除公使馆，这简直不可思议。而且从他们攻击的暴行和残忍程度以及他们的策略来看，除了彻底灭绝外国人，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其它意图”[76]。以上论断是外国人的“事后诸葛亮”。中国人要將“洋鬼子”赶尽杀绝，由于它的“不可思议”，由于清廷的两面派手法，西方国家在战争之初并不了解。八国联军登陆，只为拯救他们的外交官、传教士和华人基督徒，只为帮助清政府平息拳匪的暴乱，这为当时西方国家的公开声明和一切外交文件所证明。西方国家难道不是为了中国好？   “当八国联军即将进入北京的时候，清廷内部一片混乱。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清楚联军真实目的只是来解救公使，挽救侨民、教民；虽然联军与清军在过去一段时间发生过冲突，但从总体上说，由于荣禄处理得当，中国方面与各国公使的联系时断时续，大致说来，各国公使对清廷以及荣禄，还有一点起码信任，所以各国公使和联军将领通过管道劝说清廷不要离开北京，联军一定会保证两宫在紫禁城的安全。清廷当然知道联军的好意，但是事关国家体制和尊严，假如联军进京之后少了一点约束，两宫威严受到任何伤害，都是不得了的大事。为郑重起见，两宫在作了一些善后安排任命一些留守大臣后，于8月15日凌晨”离京而去[77]。清廷出走，出乎联军的意料；联军指挥部甚至让熟悉中国情况的日本去把清廷追回来。   以上是从战争的起因分析。从战争的结果看，扫除中国政坛上的顽固反动派，诸如载漪、载澜、载勋、刚毅、英年、赵舒翘、启秀、徐桐、徐承煜、毓贤等人，是《辛丑条约》的重要内容（第二款“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清除朝廷中这些执迷于“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的老朽昏庸，为之后的宪政改革扫清了道路。为中国政坛清扫垃圾的同时，西方各国在条约谈判中要求清廷为被西太后杀害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等五大臣平反昭雪，开复原官[78]。这些忠义敢言之士当初不顾个人安危，力挽狂澜，反对启衅外国、滥杀洋人、进攻使馆。中国政府的祛蠹除奸、扶正祛邪，是被八国联军逼出来的。战争甫结束（联军尚未撤走），还在“蒙尘西安”的清皇室即于1901年下诏变法，啟动了晚清改革（亦称“庚子后新政”）。这“是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79]。清廷派五大臣到英美等十三个国家考察，决定立宪，进行政治、经济、司法、文教、军事等领域的全面改革。这种在历史长河中的阔步前进，难道不是八国联军的胜利催生出來的？   中国当代历史学家马勇指出：“《辛丑条约》……是一个国际共识性的文件，这个国际共识性的文件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国必须改革……中国必须要宣布不得再有排外的教育，不能再排外，应该宣扬普世的观念……如果没有‘辛丑共识’的处罚，中国不可能在后来发生辛亥革命这么一种和平变局，更不可能在后来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正确的方面……《辛丑条约》达成的共识就是要改造中国，你的政治架构要改变，你要把总理衙门给废掉，和西方国家一样设立外务部，政治架构要改，所以后来1901年的时候就宣布了一个新政，新政里面最重要的提法就是一切向西方学习，所有的模式都向西方学习，和西方同步，所以这个应该是中国在20世纪进步的起点”[80]。   反过来，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八国联军失败了，西太后、端王和义和团得以任意妄为，达到了“灭洋”的目的，实现了“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中国会是一种什么局面。清廷将断绝与西方各国的一切外交关系，断绝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驱赶或杀尽所有的洋人，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半个世纪“洋务运动”的成果将付之东流，使中国摆脱蒙昧的“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将被迫中断，中国将重回闭关自守、重回中世纪的野蛮。正是八国联军的胜利阻止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西巡迴鑾始末》（卷四）记述了庚子战后英国上议院讨论中国问题的一些片断；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期盼，从中可见一斑。在上议院全体会议上，斯宾塞伯爵询问英国外务大臣兰斯唐关于庚子赔款的数额及其付款安排；他建议通过付款安排，支持中国的改革派：“各省督抚于此次之乱，亦有弹压百姓，不使闹教，而令属地安静如恒者，其间尤以东南各督抚办理为最善。闻该督抚中明达者颇有数人，有欲在本省举行新政之说。究竟实有此事否？果有之，各国能赞助之，以免被阻于顽固政府否？其能举办新政之督抚，不应强其亦出赔款，应即以此为助其行新政之用”。连（部分）战争赔款都不要了；上议员建议用此款支持各省督抚中的改革派，让他们用被赦免的战争赔款推行新政。这种对中国新政的期盼和支持，在西方国家中是有代表性的。   康有为在八国联军进京后，从新加坡写信给日、英等各国领袖，代表了维新派对战争的看法和对列强的期望：“阁下：在排外阴谋中，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端王、庆王、荣禄、刚毅、董福祥、赵舒翘和马玉昆狼狈为奸，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我国。您现在充分意识到卑鄙的义和团和清朝反动军队犯罪而造成的全部破坏。我感到欣慰，在北京的外国人能坚持不屈，直到被救。所有懂得国际公法的中国人都真诚地哀悼德国公使的被杀。现在和平在望，联军已经打败了废黜我国合法君主的卖国贼部队。我请求您注意下述建议，我相信，如能实行，将保证：(1)公正地惩罚真正的罪犯，(2)对遭受非法攻击的各国人民和代表实行赔偿，(3)永久和解我国的国际关系……我恳求，您能友好地考虑我的建议。(1) 使光绪皇帝复位。(2) 逮捕所有的反动官员……您将受到亿万人民的感激”[81]（原信用英文书写）。康有为痛斥了“后党”和义和团的排外阴谋及其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颂扬了八国联军平息暴乱的功绩，提出了惩兇、赔偿各国损失、使光绪皇帝复位等正义诉求。   无独有偶，联军破京三天之后，8月18日，当时在广州的孙中山与“兴中会”骨干八人联名致书香港總督卜力（Henry Blake），表达了革命党人的愿望；这就是《致香港总督历数满清政府罪状并拟订平治章程请转商各国赞成书》。孙中山等人在给英國政府的上书中总结了清廷在庚子战争中的十大罪状：“诲民变、挑边衅、仇教士、害洋商、戕使命、背公法、戮忠臣、用偾师、忘大德、修小怨”。他们请求英國政府联合各国，一举推翻满清政权，“除去禍根，聿照新治”；提出了遷都、成立中央政府、各省自治等“平治章程”六則[82]。   康有为、孙中山对列强的呼吁、期望，表明了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前驱——支持、欢迎八国联军，视联军为惩恶扬善的正义之师。他们希望联军帮助结束中国的皇权专制，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或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主张），或推翻滿清、建立民国（孙中山主张）。   清政府发动庚子战争，在没有丧失理性的清廷官员、外省督抚看来，无异于自杀。为避免亡国之祸，一些疆臣除发起“东南互保”之外，还曾秘密计议，如果西方列強掀翻清皇室的宝座，则推举深孚众望的李鸿章为中国的大总统，以延续国脉[83]。   这些疆臣实在是过虑了。庚子战争，中国“酝成重大禍乱，致成穷兇极恶之罪”，但是西方各国沒有颠覆中国政府、更无瓜分中国的打算。在战争之始，美国通过驻外使馆向德、法、英、意、俄、奥、比、日、荷、西、葡等十一国发出照会，再度申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900年7月3日通告，美国的政策与目的说明……在这一中国事务的危机态势中，在现有情况的准许下，我们认为说明美国的态度是适当的。我们坚持1857年制定的对华和平政策。这项政策坚持和中国友好相处，并在治外法权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国家法律之下，促进合法商业贸易，以所有手段保护我们公民的生命财产。……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寻求一种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的目的是能够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保护一切友好国家在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下的一切权利；维护世界各国与中华帝国各地（之间）的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美国的照会并没有要求各国作出回应，“但是历史记载的结果出人意料！竟然是：所有国家反应积极，态度明确，表示合作。这就是说，所有在华列强一致同意美国强调的保证中国领土完整、行政管理完整的原则”[84] 。   庚子战争中国惨败之后，西方列强不仅兑现了它们在战争之初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承诺，而且在善后中对中国宽大为怀。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并非按国际惯例在战争结束后交战双方的“和约”（peace treaty）。该条约的正式名称是“中国为一九〇〇年的骚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的议定书”（Austria-Hungary,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Japan, Netherland, Russia, Spai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中国发动的国际战争仅被当作一场骚乱（Disturbance）；骚乱的主要责任者自然是拳匪。西方各国未让中国政府承担发动战争的罪责，也未按战败国对待中国。清廷被列强如此轻轻放过，怪不得《辛丑条约》的内容“电奏西安时，慈禧得报实在是凤颜大悦”[85]。   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费时最久、争论最烈的是条约第二款 — 惩办祸首。“各国在善后谈判中不是一味要求赔偿，更不是要求割地，而是要求追究煽动义和团排外的责任，追究德国公使、日本使舘书记官、传教士、教民等死亡原因和责任。这确实出乎中国方面的预料”[86]。滅洋、滅教的罪魁祸首是西太后，这是明摆着的；正象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的：这位妇人“公然挑衅、破坏了国际公法的每一个原则”（其时国际公法传入中国已经六十年）。荷兰公使曾向中方全权代表李鸿章透露，（作为谈判条件）各国公使拟让慈禧归政光绪。仅仅让头号战犯慈禧放弃独裁权力，而不加以任何惩处，这已经是宽大无边了，但遭到李鸿章的断然拒绝[87]。西方列强最后尊重了中国对最高统治者不能碰的底线。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西方各国坚持要求西太后承担罪责，交出权力，归政光绪帝（这一直是各国的愿望），中国将是什么局面。这点并非做不到，只要列强对清廷的压力足够大。自然，西太后会负隅顽抗；但是她如果想让满清政权为她殉葬，她办不到，满清亲贵、朝廷重臣、外省督抚最后会抛弃她的。如果光绪帝能够亲政，主导宪政改革，中国的历史将改写。明治维新在日本创造的奇迹同样可能发生在中国；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承受的巨大苦难将可以避免。八国联军、西方列强的宽宏害了中国呵！   端王载漪是仅次于西太后的二号战犯。战后清廷在上谕中严谴载漪：“拳匪之乱，肇衅列邦……推究变端，载漪实为祸首”。西方各国对罪大恶极的载漪，开始坚持要求清廷将他处死，但他是皇室懿亲，清廷不答应。退而求其次，各国要求判他“斩监候”（即“死缓”），清廷连死缓都拒绝，最后载漪仅被流放[88]。   野蛮进攻各国使馆的甘军统领董福祥亦为庚子战争的“首祸诸臣”之一。此人死 有余辜，但他是统兵大员，清廷担心他策动兵变，不敢加刑于他，只给予革职处分[89]。西方各国对清廷的苦衷亦能谅解。   不少国人对《辛丑条约》规定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赔款不能释怀。二十世纪初，战争赔款首先是对战胜国军费的补偿。战争的开支浩繁，尤其是海外作战。庚子战争，清廷向十一国宣战，与八国联军作战，各国的军费加起来自然是一个大数目。而且庚子赔款并不限于军费赔偿。各国的驻华使舘被毁，千百座教堂被夷为平地，外国银行被焚烧，外国企业被踏平，洋人的资产被洗劫。中华大地上这场“灭洋”的浩劫，外国政府、教会和侨民的财产損失以亿万计。   中国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是要每个中国人负担一两，以此惩罚、侮辱所有的中国人。这是无稽之谈。赔款的银两数和中国人口接近，仅是巧合。“各国公款、私亏按和约大纲第六条向中国取偿清单……约共银四万万二千六百七十二万两。又以上各数，系截至西三月底止，自此以后，每月加费约一千三百馀万两（“每月加费”并非利息，而是八国联军的軍費 — 引者注）。倘删除零数，则截至西七月一号为止，当约合四万万五千万两左右之数”[90]。   “为了解决中国的对外赔款问题，列强驻华公使组织了英、德、比、荷四国组成的‘赔款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有关赔款的标准、范围，确定中国对各国政府、社团及个人的赔偿原则。随后又成立了美、德、 法、日四国组成的‘中国财政资源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的实际财政情况与赔偿能力”[91]。美国为减少赔款额、减轻中国的还款负担，作了不懈的外交努力（后文有进一步说明）。各国通过协商，经过对损失的细致调查和对中国还款能力的评估，达成了共识：“既要中国就战争实际花费和损失进行赔偿，又不能超出中国实际支付能力，更不能过度透支这一国家的财政力量……要保证中国经济还能正常运转，中国能够支付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4.5亿两。至于各国如何分配，当然只能参照各国实际损失和实际军费支出”[92]。   庚子赔款是在“不能超出中国实际支付能力”、“保证中国经济还能正常运转”的前提下计算出來的；因此西方各国不能损失多少，索赔多少，而只能按比例获得赔偿。大多数国家的原始索赔金额，远高于它们得到的实际赔款。比如德国政府原索赔一亿八千万；俄国光为被破坏的滿洲铁路就索赔一亿；法国光为云南边界的损失就索赔一亿四千万[93]。单就庚子赔款而言，西方各国得不偿失。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von Waldersee）在给德国皇帝的报告中抱怨说：“全部的战争赔偿，恐怕我们永远也得不到”[94]。因此之故，各国寄希望于“合理的赔偿部分可以通过已经增加的保证外国的权利和豁免权的安全來实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中国向全世界开放平等通商來实现”[95]。   庚子之乱这场“千古未有之奇祸”[96]对西方各国和基督教会造成的损害，清政府并非心中无数。清政府的权力中枢“军机处”致电在北京的议和代表称：“赔款各款，势不能轻”。李鸿章“对于列強提出之赔款总额，本來预料当系二十万万马克”[97]（相当于6.55亿两白银）。湖广总督张之洞（亦为清廷政务处参预大臣）致电军机处，就列强的动机分析说：“各国皆非图利而来”；他认为“赔款肯减为四万万两，分十年还，略加利息二厘”即为妥当。清廷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提醒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在与列强讨论赔款问题时，切不可言中国当量力而行；“若只云量力，彼谓用西人西法，力必有余，恐其侵我财政”[98]。   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是重还是轻？不比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与德国结盟。战败之后，保加利亚与协约国于1919年签订了《纳依条约》。保加利亚除被迫割让土地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之外，并须赔款四亿四千五百万美元[99]。保加利亚乃东欧一蕞尔小国，而它的战争赔款额高于庚子赔款（《辛丑条约》第六款列明“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美国元零七四二……即英国三先令”；庚子赔款折合美元为三亿三千多万，折合英镑六千七百五十万）。根据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战败国德国除丧失大量的土地、人口和工业、矿产资源外，須赔款113亿英镑，且要以黄金支付[100]。此赔款是庚子赔款的167倍；若以国民人均负担计算，则为1255倍（1919年德国人口约为六千万）。   庚子赔款不仅赔洋人，而且赔华人。赔款的对象列明在《辛丑条约》第六款，是“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庚子赔款用來赔偿中国人民之损失，当代中国人可能闻所未闻，但是它不但清清楚楚列明在《辛丑条约》之内，而且实实在在付诸于西方国家的行动之中；庚子赔款确有一部分支付给中国遇害教民的遗属，作为抚恤金[101]。庚子之乱是近代史上罕见的浩劫，仅直隶（河北）一省，据总督李鸿章奏称：“合计通省杀害教民多至数万丁口，所毁房屋多至数十万间”[102]。如果要求彻底赔偿，庚子赔款的三亿三千多万美元，就是光赔中国的基督徒都不够！   国人被长期灌输帝国主义侵略穷兇极恶、西方列强榨取敲骨吸髓，但是谎言在事实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在《辛丑条约》关于战争赔款的谈判中，西方国家不仅沒有借机敲诈之意，倒是不无关怀同情之心。   美国在华专员罗克西尔（W. Rockhill）其时写信给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汇报谈判的情况：“我们的目标是，在谈判中运用我们政府的影响，影响跟我们一起谈判的国家（在华列强），本着对中国平等的友谊，追求公正与合理……关于谈判的第三点，即各国就他们在中国的损失和花费、输送远征军到中国解救围困、保护在京外国住民和恢复秩序以及赔偿社团、公司和个人在暴乱中的损失，美国政府主张这些赔偿总数不应超出一个合理的范围，应当在中国支付能力之内”（这是美国政府内部的机密文件，不是对外发表的宣言，不存在溢美之辞）。当6750万英镑（即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额基本确定之后，列强之中只有美国坚决反对；美国主张將此数额至少减少三分之一。美国对中国利益的竭力维护，引起联军统帅瓦德西的不满，他发牢骚说：“看来美国不想使任何人从中国得到任何东西”[103]。   英国人的態度呢？庚子战后，在英国上议院全体会议上，斯宾塞伯爵质询英国外务大臣兰斯唐关于庚子赔款的数额：“赔款一事目下进步如何？盖因此事非泛泛可比，而与中国关涉尤巨。如各国索赔过巨，中国无力以偿，则中国政府受害实非浅鲜……故筹款一节，更须谨慎从事，切不可令中国一蹶不振也。各国现欲中国筹款赔偿，亦尝计及其政府暨各省常年经费足用否？”[104]   如果有人对英国上议员（对庚子赔款可能导致中国政府经费不足）的忧虑感到惊异不止，对下面的史实或许会感到更加不可思议：为了减轻中国的还款负担，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西方国家谈判代表竟然让中国海关提高进口税；这等于把部分还款负担转嫁到它们自己身上。中国谈判代表徐寿明当即表示：“洋货肯允加税，深感各位美意”[105]。西方国家的美意最后落实到了《辛丑条约》第六款；提高洋货的进口税通过三个方面实施。一是整体提高进口稅率；二是以前免税的货物，今后要课税（除“米及各杂色粮面”等少数货品外）；三是“现在照估价抽收进口各税，凡能改者皆当急速改为按件抽税”。   西方国家对中国态度的温和，让联军统帅瓦德西一度相当不悦（由于德国公使克林德遇害，德国主张严厉对待中国）：“其间最令人悲叹者，即各国与华人周旋，何等温柔软弱。各国对于所有残忍屠杀教徒牧师，直至最近犹复发现于山陕境内之事，所有摧毁各处教堂及牧师宅所之事，所有侮辱墳墓之事，所有自古未闻围攻使舘两月之事，均已似乎忘去”[106]。   中国人的仇外宣传，只谈庚子赔款，不提西方国家以后纷纷退还赔款的史实。首倡义举的是美国。美国获赔款2444万；它将尚未支付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中国，帮助中国办教育[107]。以后，英、法、意、比、荷各国也竞相效仿，將退款用来资助中国的科学研究、保健服务及其它迫切需要的领域[108]。实际上所有被赔款的国家以后都退还了部分款项；其中英国退回赔款额的40%，比利时50%，俄国20%，荷兰20%，意大利15%。中国最后只偿付了庚子赔款的58%[109]。   国人还有一个不经之谈，说《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中国从此“正式淪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丑条约》使中国丧失主权了吗？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认为沒有；光绪帝的《罪己诏》明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诚然，《辛丑条约》规定：大清国两年之内不能进口军火，拆除大沽炮台，允许诸国“常留兵队分保使馆”，“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处”。这些条款确实有损国家的主权，但这是中国自找的。历经庚子之乱疯狂的灭洋、灭教，目睹清政府和义和团对外国人斩尽杀绝的政策和实践，西方各国在痛定思痛之后，不能不对此類暴行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使馆留兵驻守、保证京师至海洋的通道不被切断，种种举措目的只有一个：保证各国使舘的安全；万一“灭洋”的暴乱再起，各国可以及时援救。   当然，这种安全措施也可视为对中国的惩罚。这种惩罚过分吗？不妨比较一下庚子战后中国的境遇和二次大战后德国、日本的境遇。二战结束，希特勒和东条英机政权彻底覆灭，但是盟军对德国和日本长期军事占领，至今依然。两国的军备受到严格管制，甚至不能拥有国防军（只能有“自卫队”）。试问，这些国家的主权何在？如果说中国在庚子战后淪为“半殖民地”，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又淪为什么（四分之三殖民地）？德、日两国在二战中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战争罪行，危害程度远比德、日为轻；但性质之恶劣，实有过之。正如前文所言，以使馆、教堂为武力攻击目标，以外交官、传教士为疯狂屠戮对象，政府悬重赏杀尽一切外国人，包括妇孺，这是德国、日本法西斯在二战中都没干过的。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宽宏大量突出地表现在基督教会的態度上。在庚子之乱中饱受残害杀戮的西方传教士对罪恶深重的拳匪及其裹胁的民众，表现了基督教崇高的宽恕精神。这里仅以“晋省教案”的善后为例。山西省在庚子之乱中是灭洋、灭教的重災区，外国传教士和本国教民被杀害的人数在全国数一数二。“晋省教案”的善后由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为教会方面的代表。他擬定了一个“耶稣教受害华人章程”，共七条，兹摘录如下：   “一、各府州县杀害教民之人甚多，本当按律正法，但太知此辈受官指使，又受拳匪迷惑，不忍一一牵累。惟各府起乱首匪当惩办一人以示警。若晋抚果能剀切晓谕，使伊等痛改前非，敝教亦将首匪从宽免究……三、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的款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请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李提摩太用此款创立了“山西大学堂”，即山西大学的前身 — 引者注）……六、要永息教案，中国官待教民，当如待教外人，一视同仁。如果犯法，自应按律严办；若有功劳，亦应保举：作官与教外人同。凡照此办法，无论中外古今，从未见有不相安者”[110]。   根据章程第一条，对杀人如麻的拳匪，教会提议仅仅惩办各府的匪首一人。如所周知，‘府’管辖州、县，是很大的行政区域；一省之中，数府而已。在（山西）一府之内，庚子之乱中被杀害的教民往往成千上万，而战后仅仅惩办匪首一人。该匪首若表示痛改前非，亦能“从宽免究”（免于追究任何刑事责任）。这是基督教宽恕罪人的光輝典范！该章程呈交李鸿章核准时，李“深为嘉纳”[111]。此章程只涉及受害华人；至于“杀外国人之罪，有各国钦使与中国全权大臣商办”，地方上不过问[112]。各国钦使与中国全权大臣商办的结果，就是《辛丑条约》第二款：“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其中并不涉及对拳匪的任何惩处。   庚子战后，光绪帝在《罪己诏》中坦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113] 。这说的是实话，道的是真情。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全国臣民面前，对列强的見谅表达了衷心的感激。君不见，这种对愚暴无知的惭愤、对列邦见谅的感激，在国人中不仅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不是已经转化为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满腹怨毒、对八国联军的肆意诬蔑吗？   （未完待续） 注释： [1] 为行文方便，本文中的“西方各国”、“西方列强”包括日本。日本既已“脱亚入欧”，称之为西方国家似无大错。 [2] 沈祖宪:《养寿园奏议辑要》卷2 [3] 中华书局:《山东巡抚袁世凯摺》 [4] 侯宜杰:《义和团 — 在“灭洋”的旗帜下》 [5] 史料来源于王树增: 《1901》 [6] 五月七日清廷上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7] 左原篤介、漚隱 辑:《拳事杂记》 [8] 佚名:《天津一月记》 [9] 柴萼:《庚辛纪事》 [10] 左原篤介、漚隱 辑:《拳事杂记》 [11]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12] 柴萼:《庚辛纪事》 [13] 蔡东藩:《清史演義》 [14] 雷颐:《历史的裂缝 －对历史与人性的窥探》 [15] 美国政府刊印的当时的外交文件 [16] 北明:《出兵中国是被迫自卫》 [17] 光绪帝:《罪己诏》1901年2月14日 [18] 洪寿山:《时事志略》 [19]《维基百科》“义和团运动”条目 [20]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21] 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 [22]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錄》 [23] 同上 [24]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舘被围记》 [25]《义和团史料》上册 [26]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27] 胡思敬:《驴背集》 [28] 蔡东藩:《清史演義》 [29] 佚名:《天津一月记》 [3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三 [31]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32] 管鹤:《拳匪闻见录》 [33]《申报》1900年6月20日 [34]《维基百科》“义和团运动”条目 [35]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舘被围记》 [36]《维基百科》“八国联军”条目 [37]《义和团档案史料》(上) [38] 佐原篤介:《八国联军志》 [39]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 [40] 雷颐:《东南互保之怪象》 [41]《景善日记》 [42]《辛丑条约纪实》 [43]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44]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45]《景善日记》 [46]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47]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舘被围记》 [48] 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49]《学点清史  八十七、东南互保》 [50] 雷颐:《东南互保之怪象》 [51] 这种失败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如此可笑荒唐，中国史学界对失败的原因至今仍争论不休。 [52] 刘凤翰:《武卫军》 [53]《维基百科》“八国联军”条目 [54]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55]《百度百科》“武卫军”条目 [56] 英国公使窦纳乐（Macdonald）给政府的报告 [57] 佛甫爱加来、施米侬:《庚子中外战记》 [58]《维基百科》“八国联军”条目 [59] 光绪帝:《罪己诏》1901年2月14日 [60]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1 [61]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錄》 [62] 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理循》 [63] 胡思敬:《驴背集》 [64] 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 [65] 袁伟时:《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 [66] 北堂被围攻两个多月，教民死四百人，七十六名儿童遇难；法、意士兵十五人阵亡，指挥官、副指挥官殉职 [67]“八国联军时双方交战经过” [68] 胡思敬:《国闻备乘》 [69]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70] 胡思敬:《驴背集》 [71] 胡思敬:《国闻备乘》 [72]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73] 《中国历史纪事 — 光绪二十六年》 [74]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75] 仲芳氏:《庚子记事》 [76]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国：古代与今日） [77] 马勇:“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 [78]《辛丑条约》第二款 [79]《维基百科》“清末新政”条目 [80] 马勇:“晚清改革符合国际趋势 中国人要容忍不完美”，2011-07-23 凤凰网历史 [81] 杨天石:《海外访史录》 [82]《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83]《维基百科》“东南互保”条目 [84] 北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一)” [85]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86] 马勇:“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 [87] 苑书义:《李鸿章传》 [88] 根据《辛丑条约》第二款，载漪应“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但实际上他隐居在西安，十几年后即获自由。 [89]《辛丑条约》第二款 [9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91] 王开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不是卖国，是减损” [92] 马勇:“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 [93]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94]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95] 马勇:“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 [96]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97] 瓦德西1901年1月3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98] 王开玺:“‘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不是卖国，是减损” [99]《百度百科》“纳依条约”条目 [100]《维基百科》“凡尔赛条约”条目 [101]《庚子见闻录》，《近代史资料》 [102] 侯宜杰:《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 [103]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104]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105]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五 [106] 瓦德西1900年12月9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107]《维基百科》“庚子赔款”条目 [108]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109]《百度百科》“庚子赔款”条目 [11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111] 同上 [112] 同上 [113]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諭（公历1901年2月14日） <div style="font-family: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24px;"> <div style="font-family: arial, sans-serif;"> <div style="font-family: arial, sans-serif;"></div> </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