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Ⅱ）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style="font-family: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24px;">(六) 在庚子之乱和其后的战争中，中国民众被义和团和官军涂毒、祸害；“灭洋”的大屠杀、大破坏使国家经历了空前的浩劫。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击溃清军、剿灭拳匪之后，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解民于倒悬的”竟是外国军队，这不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吗？   八国联军在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这是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的众多谎言中相当突出的一个。此乃中国人的自欺欺人。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外国联军，而是中国人自己。在庚子之乱和随后的战争中，“兵匪焚掠京师”，“都门内外，教民骨积如山，血流成渠”[1]。“兵匪”者，清兵拳匪是也，凿凿见证，史不绝书。在本文的开始，对庚子之乱中义和团（及清兵）大规模的烧杀淫掠已经作了简要的陈述；下面补充一点细节。   庚子（1900）年5月12日，义和团在河北省涞水县高洛村大开杀戒，匪首张德成亲自指挥。该村有三十四户人家信奉天主教。拳匪趁信徒下午在教堂里望弥撒时闯进去，大杀大砍，将（一名）外国传教士和华人信徒全部杀死。然后去教民家，不分男女老幼，斩尽杀绝。接着搜索财物，放火烧屋，三十四户人家一百四十余人无一幸免[2]。5月中旬，在省会保定府，七十多名基督徒被残杀，许多村庄被义和团抢掠、焚烧，村民纷纷弃家逃难[3]。5月底，在卢保铁路（卢沟桥至保定）服务的外国工程师和眷属36人为逃避拳匪杀戮，雇船由保定逃难去天津，途经雄县小龙王庙，被大队拳匪截杀，六人遇难，七人受伤[4]。青县义和团首领王之臣率万余团民进入沧州，“凡地方富室，概指为洋教，焚劫杀掠，凶横异常”[5]。7月中旬，同样发生在河北的 “景州朱家河教堂惨案”，义和团和官军屠杀中国天主教徒两千五百多人、外国神甫两人。枪杀、刀砍、火烧，手段凶残，妇孺皆被难[6]。   清政府封疆大吏中的头号刽子手是山西巡抚毓贤。西太后曾这样批复他的奏章：“予命凡洋人无论男妇老幼，皆杀之无赦”[7]。“6月，山西义和团焚烧教堂，山西巡抚毓贤登高望到火光称‘天意也’并禁止清军救火。有英国教士逃出，对群众说：‘昔晋省大旱，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被清军杀害。一英国妇女抱着儿子跪下，说她施医每年救活数百人，请求饶过她和儿子。被士兵击倒，和儿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烧死。7月，毓贤派士兵守太原城门，禁止教士出入，又将教士老幼囚禁在铁路公所。7月9日，毓贤将这几十名教士及其家属妇孺押至抚署，杀害英国教士及家属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及仆役二十余名，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赶法国天主堂修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毓贤下令斩为首二人，令修女饮两人的血，有十六人将血饮下。毓贤下令将这十六人䌸悬高处，迫其他人背教，皆不从。清军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几十名，但都不屈，最后全被杀害”[8]。   7月9日发生的惨案在国际上以“太原大屠杀”（Taiyuan Massacre）著称于世；中国人称其为“太原教案”。“这个事件有两个鮮明的特点。一是在同一天的同一地点，那么多人惨遭杀害。二是一个省的廵抚亲自操刀，参与大屠杀”。浸信会的一个信徒目睹了在巡抚衙门的这场屠杀，他提供了更多的细节。“首先被带上来的是英国浸信会的传教士Mr Farthing，他的妻子紧紧抓住他。Mr Farthing轻轻地把妻子推开，走到行刑者跟前，跪了下来，一言未发。刽子手一刀砍下了他的头颅。紧接着被杀害的是Mr Hoddle,，Mr Beynon，Lovitt博士和Vilson博士，他们的头颅都是被刽子手一刀斩断的。巡抚毓贤这时候显得不耐烦了，嫌杀人的速度太慢。他让他的卫队协助去砍杀其余的人；他的卫士个个佩带长柄的重劍。接下来被杀害的三个传教士是Mr Stokes，Mr Simpson和Mr Whitehouse。Mr Whitehouse被一刀斩首，但是前两个受难者被刴了好几刀，人头才滾滾落地。杀完新教男性传教士之后，妇女被带了上来。Farthing夫人手拉着她的三个孩子，孩子们紧紧依偎着母亲。刽子手挥刀砍下母亲的头颅，孩子们也被一一砍头。刽子手以杀人为业，砍头只需一刀；而那些卫兵杀人手法相形见拙，有些妇女人头落地之前，要被接连不断地刀劈劍砍。Lovitt夫人被带上刑场时，戴着眼镜，手中牽着她年幼的儿子；直到受刑时她牽着孩子的手都未放开。她对周围的人讲：‘我们到中国，带来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对你们沒有任何伤害，只给你们带来好处。为什么你们如此对待我们？’一个士兵夺去了她的眼镜，连砍两刀，Lovitt夫人人头落地。当所有新教传教士被杀害之后，罗馬天主教的教士被带上来。留着长长白胡鬚的主教问巡抚毓贤，为什么他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毓贤二话不说，拔出佩剑，狠狠朝主教的臉上砍去。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主教的白胡子，接着他被梟首。主教之后，神甫和修女们一个个被砍头。接着，Mr Piggott 和他的传教团队从附近的牢獄中被押到刑场；Mr Piggott和Mr Robinson 仍然戴着手铐。Mr Piggott在刑场上向周围的人群布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头被刽子手挥刀砍下。Mr Robinson也从容就义。Piggott夫人一直牽着她儿子的手，至死没有放开。母亲被斩首之后，儿子遭到同样的酷刑。这个团队的其他妇女和两个女孩子，都被同样地杀害了”[9]。   仅在7月9日一天之内，毓贤就在他的巡抚衙门杀害了33名外国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2名天主教传教士（以及华人基督徒）。传教士遇害之后，他们的衣服、戒指、怀表被掠走，他们的头颅被悬掛在城门示众[10]。曝尸一天之后，中国教民將被“剖心弃尸”的外国传教士秘密埋葬；五天后200名教民为此被处死，随后大屠杀在山西全省展开。到8月底，总计有159名（外国）新教传教士（包括46名儿童）和12名天主教传教士在山西被屠杀；在该省北部共有15000到20000名中国教民被杀害[11]。   9月中旬，当西太后“西狩”经太原时，她向毓贤详细询问了当地“灭洋”的情形。毓贤得意地禀告：“奴才布下了天罗地网，把洋鬼子杀了个鸡犬不留”。西太后极口夸奖：“你干得漂亮，就是要从山西彻底铲除洋鬼子！”[12]（虽然其时清廷已经开始向外国求和，镇压义和团）。   毓贤在巡抚衙门杀害的，主要是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孩子；而义和团杀戮的，以自己的同胞为主。义和团任意诬指他人是“二毛子”，想要谁的命就要谁的命。大清臣民，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在拳匪面前都不免战战兢兢。义和团“鉴别” 二毛子的方法是所谓焚表：“匪中规例，凡不肯自承二毛子者，即为焚香，取黄纸烧之，如纸灰不升，即目为真二毛子，必杀无赦”[13]。凡被焚表“鉴别”之人，十之八九难逃一死。   不同于一般百姓，义和团是敢于犯上的。御林军“虎神营”的翼长阿克丹（二品大员）因为曾经入教，被义和团斩首示众。安徽提督姚氏（从一品官）身着官服在京城大街上，仅仅因为让拳匪“弗得妄言（杀洋人）”，即死于拳匪刀下。“姚身携三百金及金镯、马匹等物，咸入匪手。姚亲友等有来抚尸恸哭者，均为匪所杀”[14]。工部尚书陈学棻到衙门视事，一伙拳匪罗唣而至。陈尚书责备他们“无状”，“匪怒以刀砍之”，既而开枪扫射，陈尚书和其他三名官员倒在血泊之中，当场毙命[15] 。武毅军统帅聂士成几乎是庚子战争中唯一认真抵抗过联军的清军将领。因为他弹压过拳匪的杀人越货、肆意破坏，拳匪对他恨之入骨。就在聂将军身先士卒、与联军奋战方酣之时，拳匪闯入他家，将他的老母、妻子、女儿绑架而去。亲兵报到阵前，聂将军大怒，分了半营人去救家人。拳匪丧心病狂，与外国联军合击聂军，聂将军中炮阵亡[16]。拳匪打算拿聂将军“戮尸”，因联军追来，仓皇逃命，才未得逞[17]。德国军人用红毯子覆盖聂将军的遗体，并将遗体交还清军。付都统庆恒是端王载漪的亲信，因为私怨遭拳匪的毒手，一家老小十三口被拳匪折磨至死，“斩脛断脰，合室陈尸”[18]。“宁河人王燮……为京城左营游击，拳匪执而剮之，焚其余骸”[19]。津京两地，拳匪在街上行走时，遇到文官坐轿，喝令下轿，武官骑马，喝令下马；而且必须脱帽，在路边肃立。如果不从，白刃相向[20]。   义和团杀“二毛子”竟然杀进了皇宫禁苑。在端王载漪带领下，拳匪闯入深宫。大师兄在西太后面前趾高气扬地宣称：宫里也有二毛子，得查验，连太监、宫女都要验。西太后问他如何查验，答曰：如果是二毛子，只要在额头拍一下，就有十字纹出现（意指基督教的十字架）。西太后迫于情势，让他们验了一些太监、宫女。6月25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拳匪六十多人闯入光绪临时居住的宁寿宫，口称寻找“二毛子”，当面“呼帝为鬼子徒弟”，欲加害光绪帝，被西太后阻止[21]。   诛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光绪帝；二虎：庆王奕劻和李鸿章；三百羊：三百清廷官员）是义和团肃清政府中二毛子的“宏图”。他们认为清政府官员只有十八人可以免杀，其余皆不可留。义和团的这个“非常之事”，原定在毁灭北京的外国公使馆、杀尽洋人之后即付诸实行[22]。是八国联军粉碎了他们的图谋。   “兵匪焚掠京师”是义和团、清兵祸国殃民的高潮。庚子年6月7日起，义和团大举进京，致使“红巾满都市”。义和团“随处设立拳厂，坛场触目皆是”；坛场甚至进了王府、皇宫。“此时端王庄王都有大师兄随侍，随时表演特异功能。据说李莲英曾引拳师去颐和园表演，并于六月九日护驾还宫。太后对拳艺大为折服，并亲自习画‘灵符’”[23]。6月9日董福祥的甘军入城；这支“回子兵”军纪败坏，恶名远扬；“由是兵匪遂合而为一，益肆无忌惮，任意焚掠”[24]。当时义和团营中流行的顺口溜“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就是他们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自供状。“逢吃教者，无论男妇老少，随意杀在当街矣，无人过问。教民之屋，无论市房住宅，任意焚烧毁折，无人敢救”[25]。“崇文门内，尸如山积，灯市口、勾栏胡同、大栅栏、珠宝市等处，被害尤甚”[26]。“市区内属于七个外国传教士机构的三十四所住宅、十八座教堂、十二所男童学校、十一所女童学校、四所职业训练学校、十一个药房和七间医院，均被义和团摧毁。英国外交官在西山造价高昂的新别墅以及（在西山）属于教会的三十三个产业被焚毁殆尽；里面的财物被附近的村民抢掠一空”[27]。6月21日清廷的《宣战诏书》发布后，“各处喧传开战谕旨，匪势愈张，如河决山崩，莫可抵御矣”[28]。   在义和团的恐怖杀戮之中，公使舘的外国人自发组织抢救队，冒死去市区拯救中国教民和他们的家人。6月16日晨，他们去天主教西礼拜堂救援。“教堂火仍未熄。其附近小胡同中，多为教民家属所居，拳匪到处搜杀，被杀者已不少，有数胡同尸骸遍布，当此六月暑天，臭味难闻，使人不能久留。男女老幼之尸，堆置一处，有裂成数块者，有身首异处者，有已死者，亦有半死者，尚微微伸动，其象尤为可惨。予等渐集难民于一处，其数愈集愈多，有妇女经此恐嚇，成为瘫痪者；有须臾之间，全家只余一人者；狂呼不已，似成疯颠。予等头上均滿汙血迹，有数人已不能耐，无一人料及，來到此地，乃见野蛮残忍之情形，至于此极也”[29]。   义和团滥杀无辜到何等程度，御河桥上的屠杀可見一斑。团匪“拥三百余人于御河桥，皆手刄之”。一个团匪在认出一个熟人后高喊：那个人我认识，他不是二毛子，别杀他。持刀杀人的团匪回答说：他死后在阴间入教吧，这样就不寃了；手起刀落，將那人杀害[30]。义和团连教会慈善机构收容的伤残者和婴幼儿都不放过。例如团匪將栅栏墳塋、嬰孩院、养病院一併焚毁，“所留看堂之大嬰孩二十余人、工人十余人皆死于匪手”[31]。此外，义和团大规模烧杀抢掠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声言非要吃回民的人肉馅不可[32]。义和团还仇恨上海人，因为上海华洋杂处，十里洋场。“义和团见南人必问曰：尔上海人乎？若应之曰然，则枪刃交下矣”[33]。   京城的妇女遭受到拳匪、清兵骇人听闻的淫辱、杀戮。“常见奉教妇女途行时，遇义和团即跪下，率被拉去斩之”[34]。“庚子夏天发生于北京的奸和掳，则禁军、甘军也是首恶啊！妇女被奸被杀的无法统计”[35]。英《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Morrison）的日记记载：“暴民们用恐怖手段和大屠杀来迫使基督徒放弃信仰……还把他们家中较漂亮的女孩卖了当妓女”。出生在中国的英人普特南·威尔在《庚子使舘被围记》中谈到，在他参加的一次使馆人员去市区救人的路途上，“忽有一法人失足而跌……跳起惊呼，盖其足下卧一中国之妇女，缚以绳索，身已半焦……微微呻吟。彼拳匪真残忍已极，捆此妇人以火烧之，抛至路旁为照路之用”。原來这个妇人被 “点天灯”了，拳匪用（活人的）人油作照明用。   奸杀以发泄兽性，抢掠以财入私囊。居屋中“凡存有洋货等物，搜抢一空，饱载而归，谓之净宅”[36]。“凡有富厚之家，指为教民，则所掠无算”[37]，连京城的侯门王府亦被殃及。大学士徐桐视灭洋“为数千年来第一快事”、“要以洋鬼子之皮衬其轿”[38]，但团匪抢劫起来是六亲不认的。团匪闯进他的府第，掳劫其家眷。徐桐“见势不佳，不得已长跪团匪头目之前，始免一死，惟房屋、什物付诸一炬矣”[39]。军机大臣王文韶的府弟被焚毁。尚书孫家鼐家居东单头条，被洗劫一空；“其公子所存仅一短衫，下体尽祼，而匪犹未滿，以枪拟尚书，令交出黃白物（即金银 — 引者注）”[40]。尚书徐用仪和立山“其邸第即为拳匪抢劫一空”[41]。   “京畿村市，无论民教，概被团党抢劫焚毁。村民扶老携幼，争先逃难，哭声遍野”[42]。“团匪现在无论好歹，并不问在教及不在教者，悉遭杀害，已有数十处村庄居民，均已逃往他处避难，故各村业已人迹一空”[43]。民众在逃难途中仍难逃厄运。团匪对“所有行囊包裹，无论巨细，逐件搜查。稍有金珠银钱洋货之物，尽数扣留，轻则空身释放，重则解送庄王府究惩。贫苦小民或可捐资卖放，富厚之家无一幸免，性命依然未逃，钱财大半荡尽”[44]。   义和团的另一项“专长”是放火。放火不仅是他们发泄仇恨、肆意破坏或者趁火打劫的手段，而且是他们“作法” 以扬威的骗局。“其诈人之术，以发火为最长”[45]；以至于“見火起之处，即知彼拳匪所到之处”[46]。纵火之前，拳匪“以刀槊向人屋上指画，又向土中作符篆状，众齐声呼曰：‘照！’火立发”。其实拳匪“预伏人于屋中，施火油以应之”[47]。6月16日义和团在前門外大柵栏焚燒“老德記”洋貨鋪和“屈臣氏”洋药店。烈火乘風勢蔓延，拳匪以火听其指挥而不许扑救，结果沖天火焰延烧三日不灭，把最繁华的前門大街一帶焚成废墟。千余家鉅商大鋪、7千余間民宅化为灰烬；正阳门城楼亦被燒塌（国人后来把正阳门城樓被毁栽到了八国联军身上）。京師二十四家铸銀厂全部被焚毀，所有钱庄银行被迫停业。通货既无，市场交易全部停止[48]。“自此以后，无日不火光燭天，非焚教堂，即焚教民之居室”[49]。“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烧殆尽”[50]。   义和团无法无天，嚣张到了纵火焚烧清政府各部的衙门。政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史料上明确记载被义和团焚烧的就有吏部、礼部和户部衙署。“自各部衙门被焚后，诸京官纷纷出京”逃避匪乱[51]。至于焚毁中国海关办事处、邮政局、外国银行，更是不在话下。截止到8月15日联军破城，史料明确记载的京城大火就有71起；几乎所有损失惨重的焚烧事件都是在义和团涌入并占领北京的六月份发生的[52]。   清军也不甘后人。“二十六日（公历6月22日– 引者注）九点钟时，各街巷闻枪声忽作，叫嚣哭喊之声，无异雷震。是为官兵劫掠之始。是日，各京官住宅及殷实富户无不被掠一空。其先至者，蜂拥入室，以刀破箱，出衣物于庭中，拣佳者取以去。甫去而他兵又至，则取其次者。约七八起而衣物告罄矣。其银票等物，亦必搜攫净尽。其或闭门不纳者，兵即逾垣而入，放枪无数以恐吓之，然后饱掠以去。设与争论，即被击毙。如所掠尚不满意，即火其居。一时满街塞巷，无非抢物之兵丁。而儿啼女哭之声，尤使人闻而心碎。街市间尸骸横卧，亦难数计。顾各处虽多被抢，尚不及住居附近东交民巷一带之甚。盖与使馆为邻，故受祸尤惨也……是日命妇之为兵戕害者亦有数人，小民更难数计”[53]。7月15日，“由棋盘街东廓起，东郊民巷、东城根、御河桥，皇城根、东单牌楼，王府井一带，官民住宅铺户货产，俱被武卫各军枪击火焚”[54]。8月15日联军破京，清军和拳匪溃逃前大肆抢劫，饱掠而去：“各路武卫军队，也四散奔逃。还有这班义和团，统已改易前装，大肆抢掠。可怜溃兵败匪，挤做一糟，百姓不堪骚扰，反眼巴巴的专望洋兵”[55]。   庚子之乱是北京空前绝后的浩劫。拳匪、清兵两个月的恣意暴行、烧杀抢掠，使京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天熱尸腐，臭氣燻天，全城鬼哭神嚎。京都“数百年精华尽矣”[56]。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外国记者看到的是：“所有的地方都已经被义和团拳民和中国人毁坏殆尽。这个事实可以向人证明，北京已是一座废墟之城。各处的外国人或基督徒，或者任何同情外国人，同情中国基督徒或有财产的中国人都被屠杀了”[57]。   义和团祸国殃民，恶贯满盈。在八国联军的清剿之下，拳匪作鳥兽散。匪首张德成在天津陷落前夕，“亟席卷所有逃去”[58]；后于河北省王家口因勒索巨款被百姓围攻，白刃齐下，剁成一堆肉[59]。匪首曹福田逃亡中潜归故里（河北静海县），被村民绑缚送官，凌迟处死[60]。   庚子之乱是世界近、现代史上規模最大、手段最兇残的宗教迫害和排外杀戮。据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考证，仅山西省就杀了250多个洋人，欧美传教士全部罹难。中国基督徒的牺牲尤为惨烈。仅直隶（河北）一省，历史学者估计约有两万教民被杀[61]。义和团疯狂屠戮的并不限于外国传教士和本国教民；死于屠刀之下的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民众、官绅。“拳匪之杀教民也，谓之二毛子，其实十九皆平民”；仅在北京一地，义和团就屠杀了十几万人[62]。   对这场史所罕见的浩劫、杀戮，国人不仅无忏悔之心，反而振振有词：中国人痛恨洋人传教，因为那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打头阵”；中国人痛恨“二毛子”，因为他们仰仗洋人的势力，横行乡里，欺侮同胞。凡是对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者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那是欺人之谈。传教士的使命是传播“信耶稣，得永生”的福音。那些皈依基督教的华人，“考察史实，绝大多数教民皆为安分守己的良民”，“据《清末教案》所载1842至1861年各省封疆大吏8次所奏之案，各地皆未发现教民有不法行为”[63]。入教以谋私利在所难免，尤其是在刚刚皈依时。其绝大多数是穷人，教会的慷慨施舍（衣、食、医药、教育）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初时被‘利’吸引，逐渐为‘义’感化。基督徒的平均道德水准高于常人，是不争的事实；教会也决不会纵容信徒在社会上为非作歹。至于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含辛茹苦、 涉险犯难、传播福音、热心公益，诚为可钦可敬的仁人志士。特别是早期的传教士，“至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耶稣会士（Jesuits）奉教廷之命来华传教……都是些圣洁（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学者……经过教廷选拔而为宗教献身的圣徒”[64]。他们当中的一位杰出代表是德国天主教神父湯若望。这位博学的传教士对中国的历法修订、火炮制造、采矿冶金技术均作出重大贡献。他的声望如此之高，官居一品，封赠三代；生前被孝庄皇太后认作教父[65]，死后被康熙帝赞誉“垂不朽之荣”[66]。   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同时，大力兴办慈善和教育事业，救助窮人，普及教育，传播科学知识。中国的第一所医院、第一所育婴堂、第一所孤儿院、第一所聋哑学校、第一所盲童学校、第一所疯人院、第一所西式学校、第一所现代化大学、第一所女子学校、第一所女子大学、第一所科技学校、第一个印刷所、第一个出版社都是基督教会创办的[67]。第一个帮助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的，也是基督教会 [68]。中国的第一张全国地图和（各省）分省地图是外国传教士（兼科学家）用九年时间为康熙帝绘制的[69]。“一八七七年，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出版各类现代教育教材五十九种，三万册。是为中国民间新式教育教材的最初源泉。到一九一四年，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共有四千一百多所，其中有震旦大学、辅仁大学等高等院校，学生总数为十一万三千名！也是到一九一四年，天主教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共有八千零三十四所，绝大多数为初等学校或理工学校，学生总数达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名！从蒙学、小学、中学到大学，不是別的，正是西方來的教会和传教士为中国形成现代教育科学体制开辟出前进的道路”[70]。另外，有悖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教士在推动中国妇女的早期教育方面有卓越的表现”[71]。   大力兴办教育之外，积极扶贫救灾、开办医疗卫生事业、传播西医西药，教会身体力行；禁止蓄妾、提倡天足、反对早婚、提倡女权、戒烟禁赌、劝娼从良，教会孜孜不倦。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不仅是“神爱世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教义，而且是西方文明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把中国从中世纪喚醒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实为开路先锋；中国初识“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传教士是介绍人；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是开拓者。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广学会，是英美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的书籍对清末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产生很大影响；自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共约400种，初版、重印合计共达100多万册。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为了解西学和参考西法，找来阅读的129种新书中，其中89种为广学会出版”[72]。孙中山高度评价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历史性贡献：“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73]。庚子战争一百年之后（2000年），33位在中国殉道的外国传教士和87位殉难的中国基督徒被教皇保罗二世庄严“封圣”（册封为圣徒）[74]，就是对他们崇高的历史评价。   清末民初，义和团是“邪教”、“土匪”、“劫盗”乃朝野的共识。1949年之后，“黑手高悬霸王鞭”，拳匪也翻身了，被吹捧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斗士。试问，义和团“灭洋”的大屠杀、大破坏、大抢掠与“反侵略”有何相干？至于说到义和拳民的作战表现，如果说清军在庚子战争中常常是一触即溃，拳民则是未触先溃，望风而逃。实际上，战争开始以后，绝大多数拳民仍在到处打洋教、发洋财，烧杀抢掠，根本没有投入抵抗联军的战斗[75]。偶上战阵，义和团“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转身逃跑 — 引者注）”[76]；所以死在战场上的，以童子为主。拳匪首领张德成一次在天津率大队人马出战；“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77]。“团每战必败，或问故？团曰，每战輙见洋人队中，有赤身妇人立于阵前，致法术为其所破”[78]。联军攻占天津，“所有拳众，都脱去了红衣，撕去了符咒，手执大日本顺民，大英国顺民，大法国顺民，大俄国顺民，大德国顺民等旗号，争着跪接洋兵了。那些红灯照，也都脱去红衣，逃入娼寮当婊子去了”[79]。当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时，“义和团外乡之人，连夜逃遁，在京之人，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数十万团民踪迹全无，比来时尤觉迅速也”[80]。梁启超对义和团作过这样的概括：“拳匪其先帕手持刀，树扶清灭洋之旗者，其后联军入京，即相持顺民旗作乞怜之状”[81]。   更令人齿冷的是，国人把义和团、清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栽到八国联军的头上，京城的满目疮痍竟说是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结果。这种栽赃是徒劳的。要说抢劫，天字第一号的抢劫目标应该是皇宫御苑；要说奸淫，皇宫御苑也是妇女集中的所在（联军破京时，西太后只带极少数宫眷仓皇出走）。但是联军对紫禁城、西苑、颐和园等皇宫御苑是特别加以保护的。“联军入城后，以救护钦使（即外国公使 — 引者注），保卫宮禁，搜捕拳匪为宗旨，均竭力举行”[82]。出于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尊重，联军进京时沒有攻打紫禁城，也未占领它；“各国公使及驻京联军最老将领协议之结果，将该禁城划在占领区域以外”[83]。清宮不仅未遭兵灾，而且保持了皇室的尊严。宮中由才具过人的瑜贵妃主持，内务府承命而行，宮中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宮中的妃嫔在养尊处优之余，还缝制棉衣，派人送给“西狩”的两宫，所谓“承直膳房依例进，寒衣纫就寄西京”[84]。信誉卓著的中国民间报纸《申报》9月8日在“京师近况”的报导中指出：“各国联军入京之后，并不扰及颐和园及禁城各处”。   “联军举德大將瓦德西为统帅，入居仪鸾殿（仪鸾殿在西苑，不在紫禁城 — 引者注），整队入宮。见穆宗瑜妃，犹致敬礼。殿宇器物，戒勿毁掠。逮回銮时，尚无恙也（到西太后、光绪回到北京时，宮中安然无恙 — 引者注）……初，太后藏金宮中，闻达三千余万，联军护存之。及还宫，金无恙，太后则大喜”[85]。瓦德西信守了他对德国皇帝的承诺：“余將用全力，以使一切由德接管之房舍物件，均常妥为保存”[86]。   紫禁城由日、美两軍负责严加保护。它们制定了“游览紫禁城章程”（只参观紫禁城内的三大殿，不包括后宮），共八条，其中规定：“一、凡文武官员，及各国士商，应持有联军各军管带官之信函，准于每礼拜二，礼拜五等日，自午前十点钟，至午后二点钟止入内，二点钟以后，应请各位退出。二、按前条所开之管带官之信函，应请于前两日预投，或致美提督，或致日提督。函中声明系某官居长，及应偕行人数……”[87]。保安措施可谓严密。   蔡东藩的《清史演义》记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特别指出联军的行止与乱兵拳匪有天淵之别：“日本兵先从东直门攻入，占领北城，各国兵亦随进京城，城内居民，纷纷逃窜。土匪趁势劫掠，典当数百家，一时俱尽。这北城先经日兵占据，严守规律，禁止骚扰。居民叨他庇护，大日本顺民旗，遍悬门外，可为一叹。各国兵不免搜掠，却没有淫杀等情，比较乱兵拳匪，不啻天渊。紫禁城也亏日兵保护，宫中妃嫔，仍得安然无恙”。（蔡东藩作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他的历史演义被公认为通俗的中华通史）。   实际上，八国联军自大沽海口登陆之日起，其军纪、操守就与清兵拳匪判然有别。“传闻大沽砲臺为洋人所踞，自海口至塘沽，遂为洋人运兵之路。洋人在塘沽市廛无扰，鸡犬无惊，较城中（指天津 — 引者注）安静。城中恶团（指义和团 — 引者注）蹂躏，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88]。   八国联军出兵之前，中国北方地区被义和团、清兵祸害，几成人间地狱；百官徒跣，生灵涂炭。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以后，平息暴乱，整顿治安，拳匪的红色恐怖方告终结，社会才由乱入治。京城的治安恢复后，近畿各州县还有义和团勾结土匪、溃卒胡作非为。联军对这种情况不滿，提出交涉，希望清政府地方官切实负责，维护治安。顺天府所属州县，遂一律设防自卫[89]。联军也在必要时出动；“华人常赴北京请求保护，因各处拳民渐已化为盗贼队伍也，因此曾派小队前往围攻各该处地方”[90]。“联军赴各处剿匪，到处土人，无不欢迎”[91]。   八国联军在恢复秩序、整顿治安的过程中，没有滥用刑罰。联军在天津的临时政府经过司法审判，公开处决过数十名拳匪[92]，仅此而已（当然这不包括在战场上消灭的拳匪）。联军对死刑判决的慎重，如果和对拳匪有深仇大恨而要讨还血债的教民比较，就显得格外突出了：“联军入京后，京津一带，拳匪为教民所杀者，不下数千人”[93]。联军执法的人道，甚至引起清廷留守官员的不满。瓦德西曾向德皇报告：“每每一种罪案，在吾国只加以三四个月监禁之处罰者，而在中国则竟以死刑处之。直到现在，此间刑部大臣，犹常常向着「北京行政委员会」（八国联军治理北京的机构 — 引者注）诉说城中不靖之狀，与日俱增，尤其是美国区域之内，彼以为系因处罰过于轻微所致。因此，该大臣请將所获強盗窃贼，引渡于彼，彼当时常处以死刑”[94]。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以京师地面辽阔，遂公议划界分段而治，广设巡卡，严定通行章程，以为暂安闾阎之计”[95]。“暂安闾阎”就是要百姓安居乐业。八国联军“广设巡卡，严定通行章程”，首先是对外国人（特别是联军官兵）的严格管制。“第一条：凡外国人不论兵民，如有在境内犯规者，即应命获送最近巡捕卡管押，由捕头缮函送交本国兵官，并将所犯之事及一干人证一并交案。第二条：每总巡捕卡，应设号簿开具被告洋人案件，并证人名色，以备查考。第三条：凡兵士及营役，除有护照外，不得擅离各所管辖之境（即是说，各国官兵只能在自己辖区内走动，若去别处，需有护照——即特別的通行证，可见对官兵管束之严 — 引者注）……第五条：凡华人在上所开公共街道行走者，各国不得勒充苦工”[96]。这个章程是联军严明军纪的一个例证。   美军在北京的指挥官其时发布命令：“禁止兵勇饮酒，并不许酒店烧锅卖与，致生事端”[97]。八国联军在天津的临时政府也发布“告谕”，允许民众酿酒、卖酒，但“只准卖与华人，仍不准卖给各国洋人”[98]。联军约束官兵，不可谓不严。酒店卖酒只卖给华人，不卖给洋人；如此公然歧视洋人而能够贯彻实施，是不是说明联军官兵是遵纪守法的？当兵的手里有枪，但是看来他们不会凭借武力，在酒店强取豪夺。   八国联军严明军纪，还包括严格管束为联军服务的华人。有些“在太君身边的人”（比如华人随军翻译）狐假虎威，招摇撞骗，利用他们职务的便利对百姓敲诈勒索。他们的劣行一旦被发现，联军即予以严惩。联军在天津的临时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发布告谕，宣布凡以临时政府或军事当局名义征敛钱财，均属诈骗；要求民众检举揭发，以便严惩[99]。据时人回忆，八国联军对那些“倚仗外国人的势力欺害中国人的”查办得如此之严，以至于当时衙门里关押的竟以此类人为主[100]。临时政府在天津的《巡捕章程》也规定：“华人有劝外国兵加害于其本国人者，或因复仇起见及其余一切缘故在捕房诬告本国人者，一律严罚”[101]。这些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八国联军“无恶不作”的谎言。一个对欺害中国人的行为严厉惩处的军队，一个对误导外国兵伤害中国人的行为严厉处罚的军队，豈会对中国人烧杀奸淫？   北京居民回忆说：“当此时整个京城，虽然都被外国兵占据，但他们都有了治安的民事机关，地面渐就平复”[102]。“五城练丁，现已一律身穿号衣，头戴勇帽，在美界遍街巡逻，市面安堵（安堵：安定，安居 — 引者注），皆美兵官梯儿曾一人之力，居民无不感悦”[103]。   战乱之中，南粮北运受阻，粮食短缺。为了让民众有饱饭吃，八国联军开仓平粜。“京通各倉米石，经洋人开仓平粜，買者络绎不绝”；“联军已將北京倉米，售与贫人，索价甚亷”[104]。   联军指挥部对京都地区由乱入治并日趋繁盛、对城市卫生面貌的改善、对贫民救济措施的实施也颇为滿意：“现在最普通之印象，即北京市况于最近数星期以来，又复日趋繁盛……大多数商店，业已重新开门……我们更復尽力设法，以使华人渐为了解清洁之义。所有街上秽物，均须搬出城外，街灯之设，亦已实行……所有煙馆赌场，一律禁止。对于贫民，则特设汤厨二十处。并为彼等设置暖房若干，一如「柏林暖厅」办法。现在此间乞丐数目，比较前此太平时候减少。其原因系由于彼等所得劳金，甚为丰厚，蓋多数苦力，常从军队方面，获得工作机会故也”[105]。八国联军在北京“特设汤厨二十处”，供给贫民免费食物，类似中国传统上救济饥民的“粥厂”，这不算稀奇（尽管一个城市中“粥厂” 竟有二十处之多，令人矚目）。使人惊异的是，联军为无家可归者“设置暖房若干”，这在中国恐怕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只有杜甫在诗歌中幻想过：“安得广廈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华人对八国联军保境安民的信心，远高于对本国政府：“北京城里，因与中国官厅协力维持秩序之故，甚为安静。而且居民信任之心，亦復与日俱增。在明达华人方面，甚至于屡屡表示，深以联军离去为忧。蓋彼等相信在此撤退时期之内，势将为本地盗匪所利用，大加抢刧，陷于混乱”[106]。   联军统帅瓦德西“稔知中华习俗，人亦和平喜交际，乃建议招致京中绅士，参与安民善后各事宜，每日开会议事。一时士民颇颂之，争先往睹，王公大臣亦有参杂其间者。遍设警察巡逻各地，维持治安，由瓦分派绅士主持。除军、政系联军自主外，其余民事，均与绅士等商榷而后行。列名顾问者多至数十百人，俨然外国政府之上宾”[107]。瓦德西到任后向德皇保证中止庚子之乱的浩劫：“余將用全力，务使前此余曾恭奏皇上之（中国战地）破坏荒芜情形，得一止境”[108]。为严明联军军纪，瓦德西命令联军在征战之中，“倘若该地秩序不久恢复，华人各归居所，又若倘遇新占之地，居民未尝出走，则吾人对于此项和平居民之私人财产，均须特别尊重；一切非法行动，均须严厉制止”[109]。为了收揽民心，“不可令学士文人向隅”，瓦德西模仿中国的科举考试，在京师最大之金台书院举行考试。“报名应试者，涌如怒潮”，达三千人。瓦德西“亲临金台书院，考试诸生”；名列前茅者获得了奖赏（第一名是浙江人）[110]。瓦德西得到中国士绅、平民的称颂，人们“争先往睹”，包括贵显无比的王公大臣，这仅仅反映了瓦德西个人的声望，还是代表了八国联军的声誉？   八国联军在华的军事行动是克制的。庚子之乱中，灭洋、灭教在中国大地上有燎原之势，但联军的军事行动只局限在直隶（河北）省内，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山西省界。联军沒有在更大的区域内作战，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与单独出兵东北、大肆攻城掠地的俄国的行径迥然不同（对中国有侵略野心的俄国在战争爆发后，分南北两路出兵东北，击溃清军，剿灭拳匪，很快占领了东三省全境。本文所谓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不包括单独出兵东北的俄军）。实际上，联军占领首都、京津地区平定下來以后，拳匪在外地的烧杀抢掠、杀害教士教民的暴行并未终止，更有些是在清政府官员的煽动之下发生的。比如河南省的外国传教士曾向法国使馆求援，“称河北岑道，滑县吕令，安阳石令（‘道’即道台，‘令’是县令 — 引者注），煽惑居民，地方大乱，拳匪各区游行，凡教士教民所馀财产复行焚毁，洋人性命深为可虑”[111]。对这些骚乱、暴行，联军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外交手段解决。对河南省的暴乱，法国公使通知“北京全权大臣”（即在京主持和谈的李鸿章、庆亲王），要求清政府平息暴乱，保护传教士和教民的生命财产[112]。   八国联军的另一个德政，是在平息拳匪之乱后，大力修复华北地区被拳匪严重破坏的铁路、车站、桥梁、电线、通讯等设施，为解除民生困苦、促进商贸活动、恢复中国经济做出了贡献。联军中除人数极少的奥军外，其他七国军队都有技术兵种，如铁道兵、工程兵、电技师、桥梁工兵等；他们在战后的恢复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13]。或许有人质疑，洋人修复“洋设施”，是不是因为这些设施的产权属于他们？答案是否。所有那些现代化设施的产权均属于中国，非官办，即商办。联军修复铁路、桥梁、通讯等，是不是为他们在中国作战方便呢？否。联军攻克北京后，接到各地的“匪患报告”，获悉外地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仍在义和团的屠戮之中，遂（在必要时）派兵出击，征剿拳匪。这种解危纾难的军事行动，哪里容得先修铁路？联军出兵追剿拳匪是在（庚子年）8、9、10三个月，其时各条铁路线的修复工程尚未开始（津沽线除外）。大规模修复重建工程是在拳匪基本肃清的11月份开始的[114]。   联军修复铁路遭遇的一个重大困难是大量铁轨的遗失。义和团破坏铁路时，只將一小部分铁轨弯折毁掉，大部分铁轨其实被藏在附近的村落中。联军没有通过军事讨伐或勒令归还（否则严惩不贷）的方式找回这些铁轨，而是用金钱奖励，让村民交出这些铁轨[115]。一支外国军队向当地老百姓“赎回”被抢走的国家资产，用此资产为那个国家修复重要的交通设施，这可否称为仁义之举？   八国联军官兵与中国民众的关系可以和谐、亲近到什么程度，恐怕是当代不少国人难以想象的。中国著名的剧作家、历史学家齐如山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自外国兵进城后，皇帝是跑了，不但沒有一个办公的机构，连个私塾念书的地方都没有，彼时我们的本家亲友的子弟都来京，因此自己花钱成了一个很大的书房，除学中文外，算学、地理、 洋文等等都学，请了几个外国兵：有美国二人，法国二人，德国三人，各教本国文字，这些教员，都不要钱，只送些烟卷啤酒便足，也有以教他中国话，作为互換条件的。这个书房存在了两三年，因为北京大学及译学舘等成立，所有子弟都入了那几个大学，此书房才慢慢停办了，这个书房我得益处确不少。我除接续学点洋文外，我是偏重问他们国内社会中的零碎情形，可巧遇到一位德国管财政的官员，他是專门研究社会情形的，他知道的德国社会情形很多，于我自然是有极大的益处”[116]。   八国联军称不上是仁义之师，联军中也不是没有扰民的败类；或出于复仇心理，或源自私心贪欲。八国联军中有雇佣兵，素质较差，对联军的军纪也不无影响。比如英军中有大量的印度人，法军中有大量的越南人。但无论如何，八国联军的扰民行为和拳匪清兵大规模的烧杀奸淫不可同日而语。联军士兵抢掠盗窃财物有之，而浮滥杀戮强奸则无。“外国兵道德一定怎样高，固然不敢说，抢掠也是平常事，若说奸淫，恐怕还是很少的事情，而且在北京城里头，在長官的眼底下，又有各国军队的相形比较，哪一国都是要面子的”[117]。这是親历者的见证；它难道不是蔡东藩对八国联军评价（“各國兵不免搜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渊”）的最好佐证？蔡东藩的《清史演义》共有两处提到八国联军的军纪操守，均以赞扬为主。一处是上述的“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渊”；另一处讲：“當時聯軍駐京，多守規則，惟德軍較為狠鷙，苛待居民”。清史專家高阳的名著《慈禧全传》用二、三百页的篇幅描绘了庚子战争。对义和团的禍国殃民、清军的胡作非为，高阳作了深刻的揭露；但是对八国联军的军纪操守，他没有一个字的贬斥。八国联军进京之后，北京的士绅给朝廷上书，报告京都的情况，也坦诚：“虽洋人入城，尚未十分扰害”[118]。   中外开始议和时，李鸿章与联军统帅瓦德西会谈。瓦德西坦率（但是有礼貌）地指出了中国军队的军纪败坏，不得民心：“此间华军无纪律者颇多，北方人民颇不愿有之”[119]。在另一次会谈中，瓦德西就不客气了：“现在危害中国良民之真正暴徒，不仅是尚未肃清之拳民；据我所知，即李氏自己部下之散为小队驻在省内各地者，亦复如此。现刻已经屡次证明者，即往往全村居民，一见中国军队將到，便全体逃走。反之许多村庄居民，对于联军之来，却极为热诚欢迎”[120]。这是八国联军统帅的自吹自擂吗？事实是，类似的记载在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文献中也屡见不鲜，如笔者前面引用的：天津民众“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北京“百姓不堪骚扰，反眼巴巴的专望洋兵”。   和任何群体一样，“害群之马”总是有的。伤害人命、凌辱妇女的行为，八国联军中并非没有，但是仅为个别事例；而且一经发现，会受到严厉制裁。8月17日，在联军刚刚攻克北京的混乱、无序之中，一个美国水兵德怀尔（Stephen Dwyer）闯入居民家中，用棍棒欧打一个孩子，將其拖出门外，造成了孩子的死亡。他把男人赶出屋外，强奸了屋中的两名妇女。美军总指挥查菲将军（General Chaffee）对破坏军规军记的行为，执法如山，对犯罪者严厉制裁。德怀尔很快受到军法审判，被判终身监禁，关押在旧金山著名的恶魔島监狱[121]。   庚子战争——中国与所有的西方列强开战，是当时重大的国际事件，“全世界之眼光，皆注于此”。联军的身边有如影随行的记者，秉笔直书他们的所见所闻。西方媒体向有“第四权”之称，以监督、批评政府为己任、为能事；即是说，联军是在各国媒体、国际舆论的监督之下。这种监督的严格，可以从北京西郊的一座白塔被联军毁坏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反映出来。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不久，9月16日，美军和英军联合行动，清剿盘踞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的大股拳匪。这次军事行动由美国將军威尔逊（Wilson）指挥。在战斗胜利结束后，英军指挥官拜楼（Barrow）將军以英国公使的名义，请求威尔逊批准，將一座耸立在山顶的千年（白瓷）古塔毁掉。威尔逊闻言大惊，表示他不能容忍这种野蛮的破坏行径。拜楼解释了英方的动机。他说中国人毁灭了我们无数的教堂，如果我们不以摧毁这座著名的白塔寺庙作为惩罚，中国人会认为，他们供奉的神比我们基督教的神要神通广大，不可战胜。威尔逊认为拜楼的理由匪夷所思，坚持不批准英军的请求。最后（为缓和与英国人的关系）威尔逊讲，明天清晨他將率领美军回北京，他的联合行动总指挥的职责也到此结束。之后，英国公使和英军指挥官所做之事，他无权干涉（处理中国事务，英国公使当然比联军的一个指挥官更有权威）。第二天美军回城后，英军毁掉了白塔。   联军摧毁北京郊区美丽的白塔立刻作为丑闻被世界媒体报道。在英国《倫敦时报》（the London Times）驻中国记者的电讯报道中，毁灭白塔的罪责推到了美国威尔逊将军的头上，说是他下令破坏的。威尔逊闻讯后，向英国记者兴师问罪，要求他立刻纠正这个难以原谅的错误。这个事件影响恶劣。英国人带有迷信色彩的破坏行为，使英国军人和由他们代表的英国文明在西方盟国面前蒙羞[122]。   八国联军由多国军队组成，代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它们之间无论在军功、战绩方面，还是军规、军记方面，都在相互比较和监督。以一事为例。当时北京有一个天文观象台，位于徳军管辖区内。观象台上一些天文仪器被德军和法军掠走，作为文物运回欧洲（其实这些仪器十之八九都是外国传教士设计、制造的，比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瑪窦制造了浑仪、天球仪、地球仪等）。瓦德西在给德国皇帝的报告中说：“这些仪器无疑是中国人的财产，但是根据国际通行的惯例，它们可以当作德国的战利品；而且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小小的战争赔偿。至于全部的战争赔偿，恐怕我们永远也得不到”。瓦德西的逻辑没有为他的同盟国接受。美国查菲将军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对德军的掠夺行为表示抗议。查菲在信中甚至讥讽说：在联军解救人道危机的征途上，并没有德国军队[123]（德军主力是在联军占领北京后，才远道从欧洲而来）。两年之后，法国归还了它掠走的仪器。后来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也将这些仪器归还中国。   八国联军的监管者还包括它们国内的反对党和司法体系。西方国家的反对党，对政府（包括政府指挥的军队）的行为是用放大镜、显微镜（甚至哈哈镜）观察的。政府军敢在外国胡作非为，国内会吵翻天的，责任者没有好下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对庚子战争中的德军进行过尖锐的抨击。另外，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人不明来历的财物政府是有权没收的。其时法军“福尔利提督特装寄四十箱回欧，该箱至法国马��时，该处海关奉谕將此等物件悉数扣留，蓋法国政府以为此非用兵时所应得之物，故有此举”[124]。將军想吞下不义之财，谈何容易。   今日中国，对八国联军的肆意诬蔑俯首皆是，这里略举数端。   最能挑起民族主义激愤的，是外国人淫辱中国妇女。不管中国妇女如何被本国的权贵、兵痞或匪徒凌辱，国人可以漠视；但一旦失身给“鬼子”，则是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内一个广泛流传的八国联军的罪行是：“同治帝的岳父崇绮的妻、妾、女、媳，老少十人被几十名联军官兵公开奸污后，被迫自尽”。这是以讹传讹。八国联军入京时，崇绮远走保定。他的妻子派尔佳氏性情极其刚烈，决定全家自杀殉国。她命人在后院挖了两个深坑，然后集合全家人，分开男女，“入坑生瘗”（即活埋）。崇绮的一个儿子（葆初）、四个孙子（廉定、廉客、廉密、廉宏）都勇于一跃，甘死不辞。全家十三口，除留下一个曾孙外，阖门“殉国”[125]。崇绮在保定闻到家人死讯后，这位对义和团“信仰尤笃”、力主废光绪的“大阿哥党”也上吊了。至于外国联军，这些“殉国者”连影子都沒见到。   “八国联军入侵时，不少妇女因为担心受辱，跳井或投河自尽”；这种流言激起过无数国人的愤慨。中国妇女在兵连禍结之时担心受辱并不奇怪，本国的兵匪对妇女的肆意凌辱给了她们足够的教训。她们对外国联军不了解，想象之中，“鬼子兵”的恶行自然比本国军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当时确有妇女为怕受辱而投水或悬梁自尽，但究属个别事例。《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八国联军“行至穆家庄及天齐庙地方……该处妇女多有惊怕投河者，洋人辄救起，曰‘勿警怕，不伤汝等。’盖洋人探知穆家庄、天齐庙地方，多系回教人居住，并无人入拳匪党者，故不肯扰害”[126]。这里，联军不是妇女的淫辱者，而是妇女生命的拯救者。（可悲的是，联军善待穆家庄民众，反而给穆家庄带来了灾难。义和团以穆家庄“与洋人通气……意欲剿洗净尽”，“拳匪千余人，将穆家庄围住。远则用洋枪轰击，近则用刀剑残杀，该处居民无敢抵御，被焚者数十家”[127]）   再看看清宫中一些年轻宫女所遭遇的不幸。八国联军破京之日，一些宮女觉得留在宫中危险，为安全计，她们逃出皇宮（作为后人我们知道，其实皇宮当时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些宮女“走出安定门，遇溃兵被刼，多散失”[128] 。宮女为了逃避她们想象中的危险，却掉进了真正的火坑。   八国联军进京后，有一家满族人，“一家七口，以为国破家亡，无法生活，遂全家自缢。适有外国人进院，用刺刀把绳割断，尸体放下，有两人刚上吊，所以又活过來”；其中一人是这家的女主人。联军士兵救了上吊的中国人。自己的同胞会伸出援手吗？中国人的反应是：“大家不但不敢进此院，且所有邻居，到夜间都不敢在大门外经过”[129]。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八国联军对妇女的態度，折射了西方文化中对女性的尊重。联军对俘获的女性拳匪，处置方法和对男拳匪不同。联军在天津的临时政府（俗称“都统衙门”）在经过审判后，公开处决过数十名拳匪，但均为男性。联军曾经俘获过两名义和团女首领，她们被捕之后被关押在都统衙门。临时政府委员会（临时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经过专门讨论，决定將她们送往上海，交给那里的天主教会收容、看管。1901年4月此二人被交给上海圣约翰教会，安置在徐家汇孤儿院。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天津临时政府一直向上海教会提供她们的生活费。如此折腾，显然是为了避免在灭洋灭教的重災区天津，有血海深仇的教民对拳匪首領可能施加的報复。在联军撤走、政权移交之际，临时政府不能不將她们交还给中国政府，遂请上海教会將这两名女团民交给上海地方当局[130]（但教会实际上有庇护她们、不交当局的权利）。这种种安排，难道不是联军对两名义和团女首领的照顾、保护？名噪一时的“黄莲圣母”林黑儿以及三仙姑是“七天不梳头，砍去洋人头，七天不裹脚，天下洋人杀尽了”的“红灯照”首领。她们被八国联军俘虏后，一度也关押在都统衙门；后来此二人竟不知所终。关于她们的下落有种种传说，如隐居在乡下、去了国外等。可以肯定的是，洋人沒有杀她们。《拳乱纪闻》有下述记载：“红灯会首仙姑二名，已由津地洋官购缐拿获，传言此二女子原系侯家后妓女，均不过二十余岁，按西例妇女向不加戮，大约此二女虽必监禁甚久，然不至有性命之忧”。如果落到清政府手里，她们的下场恐怕和拳匪首领曹福田的沒有两样——凌迟处死。   八国联军进京之后，“联军司令部下令军队抢劫三日”。此谎言之离奇，世所罕见。抢劫竟然由司令部下令；士兵若不服从命令去抢劫，是否要受军法处置呀？   联军的随军牧师、英国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掠夺财物在军营都是禁止的行为，可是这种行为很快变得越来越普遍了，致使不得不在八国联军当中下达一份禁令，禁止所有士兵，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不得进入当地居民家中抢夺财物。作为宪兵司令的洛上尉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一个团里已经有15名士兵因为违背这条禁令而被逮捕。军官们正在想办法，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减少抢掠行为的发生，并且希望把这些罪行的伤害降到最低”[131]。“美界（美军管辖区 — 引者注）还出布告，不许其他国家的士兵在下午六点后进入美界。若美国士兵擅入民宅，百姓可以将其捆送巡捕房，赏银元一百。若士兵持枪，百姓不敢捆绑，可以悄悄尾随，另外派人去举报。举报者不会说外语也无妨，只需竖起两个指头，当局就会派人来抓”[132]。联军在搜捕拳匪时，因进入民居搜查武器，引起居民的抗议。美军总指挥查菲将军于是下令，放弃这种入屋搜查武器的行动[133]。还有一招用来惩治洋兵抢劫：“美兵官出示，如有洋兵入人宅舍，可以煤油和燕支水，洒其衣服，即可识认严惩”[134]。   事实上，八国联军破京之日，兵荒马乱之中，大肆抢刧的首先是清兵和拳匪，这样的历史记载数不胜数，如“福祥（甘軍統領董福祥 — 引者注）走彰仪门，纵兵大掠而西”（《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二）；“二十二日（公历8月16日，即聯軍破京的次日– 引者注），晋军甫饱颺（饱颺：饱掠而去 — 引者注），武卫军又至，土匪为之鄉导，挨户倾筐倒篋，殷实之家，无一倖免”（《 缘督廬日记鈔》）；“此次出京，危险已极，沿途居民铺户，均被溃兵以随驾为名，其时驾尚未出，纷纷西行，抢刦至室室皆空”（《拳乱纪闻》）。“陈亷访所统各军，掳掠尤甚，据云联军未入城时，京城业已掳掠一空。陈统各军將所掳大小煙土，堆积如盐包，每斤仅售数百文，貂套一袭仅售银二两”（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事杂记》）。北京的流氓地痞也趁时而动：“京都失陷，城内外居民，纷纷逃避，土棍贫民，群起抢掠，王公府第，及民宅鋪面庙宇，多被焚抢”[135]。趁乱哄抢、浑水摸鱼的还有普通市民。八国联军士兵也参与了抢劫，但是“平心而论，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总有十分之七”[136]。   《庚子使舘被围记》中记述了作者亲眼目睹的一场对当铺的抢刧，颇具典型性。这场抢劫的始作俑者是联军士兵：“法国兵数人及印度安南兵数人”；由于遭到当铺的武装反抗，两个路过的俄国哥萨克兵也加入其中。紧随联军士兵入屋行刧的一群中国人，“有执屠刀者，有执铁棍者，均北京之流氓”；他们比联军士兵危险得多。那些联军士兵主要对黄金有兴趣，而在当铺中他们没有找到；“法人安南人印度人亦出，各人背上背负一包”，走掉了。真正大规模、彻底的抢劫（或许用“洗劫”更恰当）來自中国人；首饰、古玩玉器、名人字画、皮衣、繡货、绸缎等固然势在必得，日用百货、平常物品也不放过。除紧随联军士兵入内的本地流氓外，在当铺“前面站滿数百赤膊之人，汗流遍地，以候进来之机会。 其中并有年老之妇人”。这几百人等在当铺门外，是因为有一个哥萨克兵持枪守门。当外国兵走掉，“外面鵠候之众，遂一拥而进，如一群猎狗，并有妇女小孩，皆闻当铺被抢之消息，来此发财者。一见哥萨克人走开，即争前抢入，唯恐落后，相挤相打，似稍迟即被人抢完者。既入内，嘈杂愈甚，皆拚命抢夺，一切不顾矣。有呼叱之声，有呻吟之声，亡命之兇徒，与懦弱之百姓相杂，手执屠刀铁尺，见有人阻其路，即肆意击之。有抢物未得而受重伤者，有被挤倒地者，纷乱之狀，不堪入目”。   以上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英国人，在八国联军入京时，对普通民众趁乱哄抢的描述；再看看中国人自己的记载。“提起抢掠的情形来，真是梦想不到，所有的买卖，都已被抢，无一幸存，最特别的是当铺及米粮店。各当铺门口扔着的衣服，都是山堆大垛，因当铺中房屋深而黑暗，抢的人多，谁也不能挑拣，背出一捆来，一看不是绸缎或皮衣，就都扔在门口回去另抢。各米粮店门口，洒掉的粮食，都成了堤坡，因装入布袋者很少，多数都是用筐篮裝走，所以有此现象。最特别的是抢酒店，因各种店舖都抢完，只余酒店也就抢了，有用盆壶灌的，有用桶担的，洒的滿街酒香，远闻十里……过了几天，滿街都是卖衣服的。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两件两截大衫。两截大衫者，乃上身是夏布或细白布，下身是罗或纱”[137]。   正是中国人这种铺天盖地、席卷一切的抢掠，给了联军士兵抢劫的借口和某种良心的安慰：如果我们不把一些财物据为己有，留下来也会被中国人自己一抢而光[138]。   华人甚至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抢到了八国联军的头上。瓦德西曾向德国皇帝报告：“无数华人对于本国同胞，尤其是无人留守之房屋，加以抢劫，并出售其赃物。当其我们步兵大队出征保定，离去营舍之时，因该队营舍之面积甚大，防守较疏之故，竟被华人所抢掠”[139]。   可能出于这个经验教训，瓦德西在与中方谈判代表庆親王、李鸿章会见时，建议华人为了保全财产，最好不要离家出走：“瓦帅云：‘居民在京者，其产业或可保全。此间华民，偷窃他人物件者甚多……居民有财产者，不宜它往。如北省一带，能从此安静，吾心更喜。’”[140]。   为了“北省一带，能从此安静”，八国联军大力整顿治安。他们在北京分区而治，“皆试办军巡及警察，以禁止掳掠”[141]。有时人写的“西江月”为证：   贫者倏然而富，富者家产一空。数日抢掠不消停，日本出示纔定。 仍有不遵彰法，照旧抢掳肆行。日本捉拿问分明，立刻明正典刑。[142]   联军入京之初，民众的抢劫普遍、猖獗到什么程度，下面的史实可能说明一些问题。有清一代，旗人（滿族人）是统治种族，终生享有政府提供的免费钱粮。八国联军入京后，旗人的特殊供应中断了。何以为生呢？“北城住户，多是旗人，旗人的生活，都是靠着每月的钱粮，他们从去年夏天（指庚子年夏天– 引者注），就沒有得到钱粮，旗人如此，汉人也是很难生活，洋兵进城时，虽然大家抢了不少，但已经吃花了半年了，也快完上来了”[143]。北京贫穷的旗人和汉人，靠着京城失陷时抢劫来的财物，居然可以“吃花了半年”尚有剩余。在人类发“国难财”的历史上，北京人可谓佼佼者。   放弃发家致富的可能、來中国“普度众生”的外国传教士，也被国人诬蔑在八国联军进京时抢劫。国人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Bishop Favier）曾经出布告，容许天主教徒在8月18日（西什库）教堂解围后八天之内抢夺生活必需品。价值不满白银50两的，无需上缴；超过50两的，要负责偿还，或交教堂处理。樊主教为此特地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所谓容许抢夺生活必需品，根本无其事。因为当时店铺无人料理，无法购买物品，他准许教民在经过认真的登记后，拿走所需物品，而事后根据纪录都付了款[144]。   八国联军滥杀平民百姓，也是国人对联军的诬指。实际上，庚子战争中联军避免伤害无辜。比如，8月13日联军兵临北京城下，“以巨木为架，升大炮于其上，向京城中陆续开放……计连开十三炮，某国提督恐多伤民命，殊垂上天好生之德，竭力劝阻，始已”[145]。攻打一个国家重兵防守的首都，因为“垂上天好生之德”，只开了十三砲就停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慈悲心怀。这位将军不会不知道，他的这种仁慈可能会增加自己军队的伤亡。美军没有参加攻打大沽炮台的军事行动，但是美国军舰“莫诺卡西号” 收容了37名中国妇女和儿童，以躲避战火。战斗结束后，当将这些妇孺送回岸上时，美军发现了一个被弹片击中而失去胳膊的中国百姓。舰长命令將此人和两个联军伤兵一起抬到军舰上，进行手术治疗[146]。再比如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美军和英军清剿大股拳匪的战斗中，一名中国妇女被流弹射中了肘部。联军立即对她进行手术治疗，并将她妥善保护起来。该名妇女既震动，又感激[147]（史料中未说明这个妇女的身份；但是从上下文看，她可能是被拳匪掳掠来的“慰安妇”）。八国联军在华作战，因为酷暑和水土不服，官兵大量病倒，医疗资源极其紧张[148]。在这种情况下，联军对中国人施医救治，尤其难能可贵。   前文提及，庚子战争爆发前，经清廷允许，四百名外国水兵到北京保护各国使舘；这些洋兵被国人称为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6月13日义和团围攻奥国使舘，“先头部队”被迫开枪自卫，用机关枪驱散气势汹汹的拳众。为避免火力杀伤，他们把机枪的准星调高，开枪只为吓退拳匪。拳匪败退后，竟然大肆吹嘘他们有“刀枪不入”的神功[149]。先头部队的不忍杀戮，居然成了拳民吹牛皮、招摇撞骗的本钱。战争正式爆发后，也发生过联军士兵向攻击他们的拳民放空枪，以避免杀戮之事。比如8月4日傍晚，天津“有义和团约百五十人，自外来攻租界……租界内各国练兵放无子枪数排，意欲使之惊退”[150]。   两天之后，清军重兵攻击（为联军占领的）天津。8月6日“將晓，砲声如联珠，枪声如暴雨，中外之兵，皆死亡不少，从来无此恶战也……洋兵或起或伏，其势似难制胜。乃由洋官传知各处，齐將门首白旗拔去，以待中国官军入城。移时，忽闻中国官兵败走，又皆將白旗插上”[151]。这是怎么回事呢？八国联军入城后，天津居民家家在门口插白旗，表示投降、顺从，是一种保平安的举措。而当清军反扑，联军担心城市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于是洋官紧急通知各处，让居民將门口的白旗拔去。这样一旦联军撤退，官军入城之后，不会对投降过外国联军的市民兴师问罪，施加迫害。在战火纷飞、军情危机之时，外国占领军对中国民众的安危竟有如此周到的考虑，是难能可贵的。（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绝不会干八国联军这样的傻事。让清军残害老百姓，不正可以加剧中国军民的对立吗？）   联军的仗义勇为和对生命的珍惜，突出地表现在（清廷正式宣战前）为拯救被义和团屠戮的中国基督徒及其家人，联军的“先头部队”（及使舘其他人员）自发组织抢救队，冒死去北京市区救人，而不顾公使们的反对。美国公使馆卫队长迈耶斯说：“……拯救教民的行动会更加煽起仇洋情绪。但当我们看到浑身受烧伤和砍伤的教民不断地逃到使馆区时，我们这些血肉之躯不能不向他们提供帮助，并将其他的教民从恶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来”[152]。   “八国联军焚毁了翰林院”，不仅是国人枉加罪名，而且是倒打一耙，因为作此伤天害理之事的，正是中国人自己。英国公使馆北靠翰林院。躲避在英使舘内的各国外交官和眷属，以及使馆收容的难民，视宏阔的翰林院为天然屏障。“他们觉得，中国人对学养、传统和建筑美的崇尚，会阻止他们以任何手段毁灭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153]。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浪漫想象很快被事实粉碎。6月23日，使馆之战刚刚开始，甘军为火攻使館，一个庭院一个庭院地焚毁了翰林院[154]。   对这样一桩罪责分明的战争罪行，国人竟然还要赖到八国联军头上。这种指责的荒唐之处在于，8月15日联军破京时，这个神聖的殿堂成为一片废墟已经近两个月了。如果说，翰林院是公使馆守卫者（在联军入京之前）放火烧的，则更是匪夷所思；无异于说，使舘人员想找死。实际上，清军纵火之后，使舘人员曾冒死冲入翰林院，设法扑灭大火。   翰林院被毁，大量的古籍文献、稀世珍本化为灰烬。八国联军不仅要为此承担罪责，还被国人诬为将翰林院书籍“抢劫一空”。实际上，英国公使窦纳乐（Macdonald）在翰林院大火熄灭的次日，就通过专线给清廷的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发出急电，通知他们，英方曾试图抢救图书馆，并要求他们出面收拾翰林院残存的书稿；可是中国政府根本不予理睬[155]。英国外交官和使馆内的中国汉学专家懂得这些书籍的价值，它们不仅属于中国，而且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财富。在被中国军队围困、攻打的生死关头，使馆人员依然竭尽全力抢救翰林院的典籍。“……英国水手志愿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线者亦皆闻信赶来，破墙而至院中……此时火势愈炽，数百年之梁柱爆裂做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无论如何牺牲，此火必须扑灭。又有数十人从英使馆而来……人数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护”[156]。英国公使把搶救出來的書籍和手稿设法送到总理各国事物衙门；这是《永乐大典》的残卷至今仍在中国留存的唯一原因。   国人在庚子战后又是如何对待自己国家珍贵的典籍呢？“翰林院所儲《永乐大典》，百世之珍，亦毁弃流散。乱后，崇文门琉璃厂一带骨董肆、旧货摊，收买此类书物，不知凡幾。萃文书坊买《永乐大典》八巨册，祇京钱一吊而已”[157]。   联军在华作战，八国军队的军纪参差不齐，军人操守有别。军纪最好的是美军和日军：“美、日两国兵，均严守纪律，不扰居民”[158]。因为篇幅所限，简单谈谈美军。   在美国的历史记载中，八国联军之战被准确地称为“中国解救远征”。美军在这次解救远征中被誉为“一支非凡之旅”。它的非凡之处首先在于美军在中国的行为准则、规范，与它在（国内的）南北战争中在南方占领区是一致的，即严格执行1863年发布的“军令100：战地美军指令”（General Orders No. 100：Instruc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包括严禁劫掠、保护平民。即是说，美军像对待美国人那样对待中国人[159]。   美军进京后驻扎在先农坛；美国将军威尔逊称其为“一个典雅的古老庙宇”。其时正值炎夏，骄阳似火，但美军没有进驻那座规模宏大、浓荫覆盖的庙宇，而是在外面安营扎寨。庙宇中巨大的殿堂留给了刚从使馆营救出來的、饱经苦难的中美两国的病弱者和伤员[160]。   美军管辖区原是京城繁华的商业区，包括被义和团焚烧破坏抢劫最严重的前门一带。美军入城后的当务之急是“清理街道，扩清空间”。于是那一带的居民不无惊讶地看到，美国大兵努力清理街道，聚集散失各处的物品[161]。与此同时美军着手建立秩序，恢复治安。威尔逊将军寻觅到当时最好的翻译，把他所有相关的命令、指令“译成中文并张贴在所有公共场所，以便开业的店主商贩和清廷官员能够不需翻译而自由阅读”[162]。美军司令部不仅要求美军严守纪律，秋毫无犯，而且在管辖区内严格维护治安，严禁任何人的抢掠行径。对抢劫者开枪镇压，包括自己的士兵[163]。“自从命令张贴之后，没有发生任何一次违反纪律的行为。其结果出奇得好”；“中国人开始明白并最终确信，在美国占领区他们不仅有人身安全，而且所有的财産也是安全的。几天以后，街道秩序恢复，市场重新开张，所有阶层的人们返回他们的住宅，仿佛外国军人不存在”[164]。当时北京居民的日记载：“城中美界安堵如故（像原来一样平安无事 — 引者注），市肆全开，人心静谧”[165]。   前文提及，八国联军在北京“特设汤厨二十处”，向贫民提供免费食物。美军在其管辖区内再额外设立三个“粥厂”，救济穷人。“南城珠市口、太清观、南横街等三处，蒙暂辖美界知府特尔森君送给小米若干石，商请绅董煮放。美兵官在京，善政不可枚举，此举尤足令人生感也”[166]。特尔森（John Tilson）是美军上尉，任美军与华人之间的联络官。特尔森能够代表美国以“善政不可枚举”的赞誉进入中国近代史文献不是偶然的。除开办粥厂，救济穷人之外，他在美军管界还清理出被遗弃的房子，开设诊所，为妓女进行健康检查。美军的随军医生还在市民中开展了大规模接种疫苗的活动，防止疾病的传播。当北京严寒的冬季来临时，美军管辖区为贫苦无依的人建立庇护所，收容他们，并增设粥厂，广为救济。美军当局采取措施，设法医治中国社会的两个痼疾：赌博被禁止，所有的鸦片烟舘被封闭。由于 “不可枚举”的善政和人道关怀，成千上万的北京居民蜂湧而入美军管区，以至于造成住房的严重短缺[167]。   美军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间都军纪严明。1900年9月12日，查菲将军发布命令：所有在北京以外执行任务的分遣队，必须在军官或軍士的统领、指挥之下。所有的军官、士官均需严格命令部属，禁止开枪，除非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如果士兵违反这条军令，軍官有责任將其逮捕。抢劫财物更是严令禁止的[168]。联军指挥部曾收到来自通州的一份报告，指控联军在那里有不法行为。美军总指挥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决定全面调查。调查结果证明：美军在那里的纪律良好，行为规范[169]。对待俘虏美军不会虐待，更不会屠杀，包括对并不享受战俘待遇的拳匪。美军或许会将他们充作劳工，在战后则全部移交给中方（中国政府反而將他们处死）[170]。   1900年10月，联军的“管理北京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ity of Peking）成立。委员会下设小组委员会，负责不同领域的工作。美国人参与了两个小组委员会。一个是与德国人一起，负责健康保障、疫病防治、街道的清洁照明、公厕的设立、房屋的分配、医院及中外医生的管理等；在另一个小组委员会则是与英国人合作，负责财政管理、海关营运以及市政开支[171]。   美军严明的军纪也表现在军需采购方面：“美国有组织地征收牲畜，支付合理价钱。并且颁布了命令，禁止以其它各种手段获得牛羊肉”[172]。军需采购价钱合理，雇佣劳工亦待遇优厚。联军在天津作战期间，美军给予中国劳工的待遇是，除管饭之外，每天的工资20美分（当时租界内的二等巡捕日薪只有10美分）。为保护中国劳工的人身安全，美军还为他们提供守卫。在从天津向北京进军的途中，用车子为美军运送軍需给养的中国劳工，除管饭外，报酬是价值1美元的黄金[173]。   战争中士兵的劫掠行为是难以禁绝的，尤其是出兵作战帶有对敌国報复的情绪。美军高层采取了各种手段制止抢劫。如果发生劫掠，除在现场镇压之外，美军会将劫掠的物品全部没收，设法归还原主。若物主无法找到，则将物品交给军需部门，通过拍卖让士兵掏钱购买，然后发给士兵凭据以证明占有物品的合法性。美军对士兵拥有的私人物品严格检查，若无凭据，一律没收[174]。拍卖所得的收益存放在美方金库中。美军曾发现大量银锭（价值376300美元）；这些银锭和缴获的其它货币被运到香港和上海的银行，卖给摩根大通的代理人，收益也存放在金库中。在外交和解达成后，美方将所有这些收益都交还给中国政府[175]。清政府恐怕作梦也想不到，战争结束时会來这么一笔横财。   美国公使康格在联军入京一个月之后（9月17日）给国务卿的电报中说：“这个城市正在建立良好的秩序，尤其是在美国人和日本人管辖的区域内，中国人正在返回他们的家园，店铺正在开业，等等”。公使舘解围，外交官、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徒获救，社会秩序得以恢复、重建，美国认为“中国解救远征”的任务基本完成了。“美国不支持延长在中国任何地区和任何地点的外国军队的占领，也不支持在京修筑国际据点，而要继续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176]。联军入京后，美军只参加了联军的两次军事行动，均在九月中旬，即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和天津静海独流镇清剿大股拳匪[177]。据《申报》1900年10月2日报道，美国在十月初即声明退出德国瓦德西元帅所统领的剿伐拳匪的军事行动，“不再与闻战事”。美国大规模从中国撤军也于十月初开始。   美军在华行动直接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关注。美国在华专员罗克西尔（Rockhill）在暴乱平息后，专程赴天津市区及京津一线视察。（1900年）10月1日他给国务卿约翰·海发了一份电报汇报情况：“我很高兴能够告诉您，我们军队在这里和别处任何地方的行爲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他们的纪律和良好的耐力受到所有方面的赞许”。所有方面的赞许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中国民众的赞许。据时人记述：“美界绅民以归美国暂管以来，地方安谧，刁斗不闻，于是制造万名旗伞匾额等，用鼓吹送至美提督暨兵官等四份，以志感铭”。鼓乐前导，敬送“万名伞”（或称“万民伞”）及匾额，传统上代表中国民众对地方官治理业绩和为官操守的高度评价。1901年3月，由于美军的大规模撤离，北京一万三千市民联署请愿书，呈交给美军总指挥查菲將军，请求美军留守[178]。这是北京市民挽留美军的一片赤诚，是中国人民给予美军的崇高荣誉。   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是八国联军平息了拳匪清兵的大屠杀、大破坏；是八国联军解救了各国的外交官、传教士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基督徒，同时解救了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北方民众。八国联军不是中国社会秩序、民众和平生活的破坏者；刚好相反，他们是中国社会秩序、民众和平生活的恢复者。联军出兵之前，“地方蹂躏，民生塗炭”[179]。不仅京津地区被破坏得满目疮痍，在灭洋、灭教的恐怖中，“各省风鹤频惊，商务败坏，市尘寥落，居民日夕惴惴，几无安枕之日”[180]。八国联军平息暴乱，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场罕见的浩劫。 （未完待续） 注释： [1] 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 [2] 史料来源于《维基百科》“义和团运动”条目以及著名作家、清史专家高阳的《慈禧全传》 [3]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国的拳民暴乱） [4] 左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5] 侯宜杰:《义和团 — 在“灭洋”的旗帜下》 [6] 李杕:《拳祸记》下，“景州朱家河教难” [7]《景善日记》 [8] 《维基百科》 “太原教案”条目，史料来源于罗惇曧的《拳变馀闻》 [9]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10] 同上 [11] 史料来源于《维基百科》“太原教案”条目 [12]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13]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汇编》 [14] 柴萼:《庚辛纪事》 [15]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汇编》 [16]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 [17] 罗惇曧:《拳变余闻》 [18] 胡思敬:《驴背集》 [19] 同上 [20] 戴玄之:《义和团研究》 [21] 黄鴻寿:《清史纪事本末》 [22]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23]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24]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25] 张黎辉辑:《义和团运动散记》 [26] 柴萼:《庚辛纪事》 [27]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国：古代与今日） [28]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29]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舘被围记》 [30]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5 [31] 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 [32] 黎仁凯主编:《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33] 叶昌熾：《 缘督廬日记鈔》 [34]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庚子记事》 [35]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36] 仲芳氏:《庚子纪事》 [37] 侯宜杰:《义和团 — 在“灭洋”的旗帜下》 [38]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舘被围记》 [39] 佚名:《综论义和团》 [40] 柴萼:《庚辛纪事》 [41] 朱寿彭:《安乐康平室随笔》 [42] 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时期報刊资料选编》 [43] 左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44] 仲芳氏:《庚子记事》 [45] 林紓:《京華碧血錄》 [46]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舘被围记》 [47] 林纾:《京华碧血录》 [48] 常青:《话说1900年：北京的浩劫》 [49]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50]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庚子记事》 [51]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汇编》 [52]《逆流而动，祸乱中华 —— 重评义和团运动》 [53]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54] 仲芳氏:《庚子记事》 [55] 蔡东藩:《清史演义》 [56]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57]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国：古代与今日） [58]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 [59] 罗惇曧:《拳变馀闻》 [60] 陆士谔:《清朝秘史》 [61] 侯宜杰:《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 [62]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63] 侯宜杰:《义和团 — 在“灭洋”的旗帜下》 [64]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65]《维基百科》“湯若望”条目 [66] 康熙谕祭湯若望 [67]《基督教会在中国创造的多个第一》 [68] 侯宜傑:《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 [69] 张建伟:《最后的神话》 [70] 张建伟:《最后的神话》（辅仁大学、震旦大学是天主教会办的，非新教教会） [71] 简·亨特:《文雅的福音》 [72]《维基百科》“广学会”条目 [73]《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74] BBCChinese.com:“教皇在梵蒂冈加封中国圣徒” [75] 侯宜杰:《义和团 — 在“灭洋”的旗帜下》 [76] 佚名:《天津一月记》 [77] 同上 [78] 同上 [79] 陆士谔:《清朝秘史》 [80] 仲芳氏:《庚子纪事》 [81] 梁启超：《革命驳议》 [82]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83] 瓦德西1900年11月12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84] 陆士谔:《清朝秘史》 [85]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86] 瓦德西1900年11月12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87]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88] 佚名:《天津一月记》 [89]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 [90] 瓦德西1900年11月25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91] 佐原篤介:《八国联军志》 [92] 刘海岩:“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天津若干问题考析” [93]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94] 瓦德西1901年2月12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95]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三 [96] 同上 [97]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事杂记》 [98]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99]《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 [100] 齐如山：《关于赛金花》 [101]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102]《齐如山回忆录》 第三章 义和团进京、洋兵进京、作生意时代 [103]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104] 同上 [105] 瓦德西1900年12月27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106] 瓦德西1900年12月28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107] 许指严：《十叶野闻》 [108] 瓦德西1900年10月5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109] 同上 [110] 许指严：《十叶野闻》 [111]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六 [112] 同上 [113] 佛甫爱加来、施米侬:《庚子中外战记》 [114] 同上 [115]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国救援远征的后勤保障） [116]《齐如山回忆录》第四章 学警察、谈考试、往欧洲、助革命、看兵变 [117]《齐如山回忆录》第三章 义和团进京、洋兵进京、作生意时代 [118]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六 [119]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一 [120] 瓦德西1900年11月20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121]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国的拳民暴乱） [122] James Harrison Wilson:《Under the Old Flag》（旧日旌旗招展） [123]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124]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125]《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五 [126]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127] 同上 [128]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129]《齐如山回忆录》 第三章 义和团进京、洋兵进京、作生意时代 [130] 刘海岩:“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天津若干问题考析” [131] 宝复礼:《京津随军记》 [132] 芦笛:《刺刀逼著蓋起來的廁所》 [133] Franz-Stefan Gady:“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国人治下的北京） [134] 叶昌熾:《 缘督廬日记鈔》 [135]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136]《齐如山回忆录》 第三章 义和团进京、洋兵进京、作生意时代 [137] 同上 [138]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139] 瓦德西1900年11月25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14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一 [141]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舘被围记》 [142] 洪寿山:《时事志略》，第二十段“日本出告示” [143]《齐如山回忆录》第四章 学警察、谈考试、往欧洲、助革命、看兵变 [144]《纽约时报》1901年2月10日 [145]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三 [146]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国与日本》第四卷 [147] James Harrison Wilson:《Under the Old Flag》（旧日旌旗招展） [148]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国救援远征的后勤保障） [149] 钱文军:“义和团战争之感叹” [150] 佐原篤介:《八国联军志》 [151]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152]《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153]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154] 同上 [155]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国的拳民暴乱） [156]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第三章 [157]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事杂记》 [158]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159]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国救援远征的后勤保障） [160] James Harrison Wilson:《Under the Old Flag》（旧日旌旗招展） [161] 同上 [162] 同上 [163]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国：古代与今日） [164] Harrison Wilson:《Under the Old Flag》（旧日旌旗招展） [165] 叶昌熾:《缘督廬日记鈔》 [166]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167] Franz-Stefan Gady:“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国人治下的北京） [168] 同上 [169]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国：古代与今日） [170]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国救援远征的后勤保障） [171] Franz-Stefan Gady:“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国人治下的北京） [172]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国：古代与今日） [173]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国救援远征的后勤保障） [174] 同上 [175] 同上 [176] 美国在华专员罗克西尔(Rockhill)1901年11月30日写给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汇报谈判情况的信 [177]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国救援远征的后勤保障） [178] Franz-Stefan Gady:“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国人治下的北京） [179] 清廷上谕，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一 [180]《申报》1900年10月2日社论</div><div style="font-family: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24px;"><div style="font-family: arial, sans-serif;"> </div> </div> <div dir="ltr" style="font-family: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24px;"></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