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一种力量，人生的一个向度——木心《文学回忆录》的启示

<h1> </h1><div style="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Georgia, \’Bitstream Charter\’, serif; font-size: 16px; line-height: 24px; background: #ffffff;">（一）《文学回忆录》是木心（1927－2011）在纽约应邀给一些年轻中国朋友讲文学史的口述纪录，时间是1989年至1994年。木心去世后，由陈丹青根据他听课的的笔记，于2012年整理出版，分上、下两册，共1102页。 我的木心著《文学回忆录》，是位朋友送的，2013年9月。那之前，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个叫木心的，也算是孤陋寡闻吧。得书两年多来，我已读了好几遍。第一遍，是金圣叹所说的“骤读”，在北京到阿姆斯特丹的飞机上，一万米高空。那次骤读，感觉极差。因为我的心情极差。我拉行李的折叠小车，在北京机场，临登机前，被一个穿黄衣服的家伙扣下了，他非说我行李超件。严格地说，他当然也没错，彼时我手头有三件东西：一把刚买的中提琴，一个计算机包和那小车。但我仍感胀气。因为严格地计算，许多人背着，提着，包括烟酒，也是三件东西，甚至超过，也过去了，怎么到我就不行？此外，还因为，那小车是很有些历史的，被他们扣下，从此天涯永诀，令我痛心。不是为那小车所值的几十块钱，而是为那小车承载的历史。1988年，我内弟坐火车从中国来，用那小车拉了许多东西，其中有一把琵琶，送给了我打工的餐馆老板娘，为在她的馆子里觅一份工。内弟来自费留学，全靠打工维持生计。后来，我带着那小车去巴西谋生，往返多次，也拉过许多东西，最多的一次，拉了40公斤的书。忽然，小车就没了，感觉就像是自己的孩子，生生被强盗夺走。那种心情下，把两册砖头一般厚的《文学回忆录》骤读一遍，看作者什么都敢乱说，便不以为然起来。特别是，对我读过不知多少遍的《局外人》，作者根本就说叉了；对普鲁斯特，只虚晃几枪；而对穆齐尔，托马斯-曼，茨威格等这么重要的作家，则根本没提及。我就想，这人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在文学的某些点上，他还不如我，印象便恶劣起来。回到家，过了两月，想起小车不那么懊悔了，又因为两月里，一直在读法文书，想换换脑筋，便又将出那两册书，选了些感兴趣的章节读，方觉出，木心的了不起。此后，又通读了五遍，才消除一开始骤读形成的偏见，并彻底服了，木心对文学的至死不渝的赤胆忠心。我相信，木心的一生，向世人展示了文学的一种力量，人生的一个向度。他立下了一个标尺，让爱好文学的我们知道，我们离他对文学的那种终极追求和爱好，还有多远？（二）不是因为木心的文学知识有多渊博、宽广，见解有多新颖、独到，而是因为，他好像完全没有受到共产党那一套东西（观念，语汇）的影响。换句话说，虽然他在中国大陆一直生活到1982年，却好像完全没有被洗脑。以前，我不知道木心时，不相信在大陆生活过的人，有谁能抗拒共产党的洗脑。王蒙没抗拒，我岳母没抗拒，因为他们本人就是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我父亲没有抗拒，我母亲也没有，我的老师们，从小学到大学，一个都没有。即使高行健，也没完全抗拒，文革初期，他搞过造反队，认真地写大字报。写《上海生与死》的郑念女士也没有。她佩服过老毛的文字，还是在监狱里，带着手铐。生活在共产党一手遮天的酱缸里，怎么可能出污泥而不染？现在我知道，是可能的，木心便是一例。存在决定意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遇到木心却不准了，失灵了。木心的一生，恰恰证明了，意识也能决定存在。这个意识，是木心很年轻时就决定的，一生从艺，当个artist。词典里 ，artist的中文翻译是“艺术家”，但木心决定要当的，不是这个，或不单单是这个，还有更深的意思，更本质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在中文里，还没有称呼。以下，为行文方便，免得中文里夹杂外文，且让咱杜撰一个，artist=艺士。艺，就是艺术的艺；士，就是“可杀，不可辱”的士，可“为知己者死”的士。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艺术家多如牛毛，但真能用“艺士”称呼的，古往今来，寥寥无几。比如，古人蒲松龄，明明成就了不朽的《聊斋志异》，连卡夫卡都读过，受到启发，而蒲松龄自己却看不到其价值，老了还在怀疑：“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 这是因为，在蒲松龄眼里，写出《聊斋志异》不算“成事”，惟科举、作官才算，才是人生正道。再比如，今人张艺谋，你不能说他不是艺术家，但他却不算艺士。不说他的灵魂——也包括中国当代所有艺术家的灵魂——早就被共产党辱过了，单说他搞的那超生游击队，简直就是个中国老农，哪有一点点艺士的皮毛？看看人家西方的艺士——我是说19世纪、20世纪初的那些：司汤达，福楼拜，莫泊桑，普鲁斯特，茨威格，贝多芬，莫扎特，卡夫卡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没有孩子，多数一辈子独身。卡夫卡做得最绝，交了一个女友，只见过一面，却给她写过上千封信，有时一天要写好几封信。其实卡夫卡住布拉格，女友住柏林，两地并非遥不可及，那时坐火车也就七、八钟头，相比我内弟坐火车从中国来自费留学的七、八天，可说微不足道。在我读到《文学回忆录》之前，只知道，中国艺术家里，王小波大约还像个艺士。他与李银河成家，却不要孩子。但王小波短寿，不到45岁就死了，如果他活得长一些，活到如今二奶小蜜娼盛时代，是否还能坚持丁克？不得而知。高行健或许也可算一个，但他还没死，不知能否独身到底。所以，一生爱好文学、绘画，未婚，独居的木心的存在，填补了中国艺士的空白。为何一为艺士，就要断子绝孙，牺牲家庭幸福，天伦之乐，把自己搞得清苦如和尚，如天主教神父？这里，说艺士清苦，只是我的想象，真实情况绝非如此。西方那些艺士，个别的清苦，例如尼采，靠手淫解决问题——这我原来不知道，是木心在《文学回忆录》里说的，但绝大多数艺士的性生活很热闹。例如莫泊桑，能跑到窑子里，一气干六个妓女，还找来公证所的鉴证人在旁记录，好像他决心要上当时的某种《吉尼斯大全》。奇怪的是，以他这种品行，居然写出了《羊脂球》，把妓女捧上了天，跟耶稣一般崇高，成就了一篇不朽之作。卡夫卡与此类似。一方面，他可以给在柏林的女友一天写上几封信，表达炽烈的柏拉图之爱，另一方面，转过身，他又可以去嫖妓。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里坦白道：“我如此急切地需要一个人，希望她来爱抚我。所以，我昨天和一个妓女在旅馆里相会了。”福楼拜也有当众嫖妓的放荡行为，但对他十八岁时一见钟情，一辈子心仪的女子，却碰也不敢碰，即使后来成了名，有机会与那女子私下对坐，相视数小时。因为他担心幻想消失。他对愿意与他相守的情人说：你爱我，但我的构成只有几项观念，你爱那些观念吗？没有女人只爱观念，福楼拜的情人只好舍观念而逃走。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艺士的人格是分裂的，他们在精神上坚守清苦，肉体则放纵。为什么？容易理解，食色性也，人之常情。艺士也是人，当然不例外。他们例外的是，精神上的孤独，绝对的孤独。这就如同王小波在《黄金时代》写陈清扬那样，“与任何人都格格不入。” 而且，他们无比珍惜这种孤独，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孤独。遇到倾心女人，他们可以交出身体，却绝不交出自己的心灵，所以，他们大多数独身，即使有少数成家的，也不要孩子，例如茨威格。托尔斯泰是个例外，有家，有孩子，有田产，还能写出多部不朽巨著，可算奇迹。但最终，82岁上，托尔斯泰还是离家出走，客死他乡。（三）回到木心。他的一生，是艺士的一生，是我所知的中国人里唯一一例。木心能够抗拒共产党的洗脑，是因为他与共产党的环境格格不入。而这，又是因为，他全面而深厚的文学修养。木心少年时，就读过 1920年代出版的郑振铎《文学大纲》介绍的西方文学主要著作。木心说，他23岁上，已读过福楼拜的全部小说。为了实践福楼拜所说，“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他辞了在省立杭州第一高中的工作，花钱顾人挑着书、电唱机、画具，上莫干山，一人独居，读书、写作，书桌上贴着福楼拜的话：艺术广大已极，足以占有一个人。那是1950年的事情。他那时写东西，并不为发表。他知道，他写的那些东西在中国大陆没地方给他发表，但他仍然坚持写，写了二千万字，自订成22册书，文革时被查抄，入狱，还偷练写作。直到1982年，他离开中国前，未曾发表过一字。我相信，1950年，读过西方文学主要作品，包括福楼拜的全部小说，并决心以艺术决定一生，且终生不悔的人，是能够抵御共产党洗脑的。这就是文学的一种力量。木心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见证。像这样因为通晓西方文学而能抵御共产党洗脑的例证，我们还可以举出张爱玲，钱钟书。两人都曾到欧洲留学，熟悉西方文学。上海解放后，张爱玲很快就看透了，在所谓新社会，她没有用处，且格格不入，例如她曾指责她弟弟张子静穿中山装，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1952年，张爱玲去了香港，再也没回大陆中国。钱钟书则对共产党那一套心知肚明，虽然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还参与和审定英译《毛主席诗词》，但从未见他对这些东西说过一句拍马屁的话，例如郭沫若说的那种，“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反右和文革，他也没对别人落井下石，像老舍著文批判吴祖光那样。但以艺士的标准看，张爱玲和钱钟书还是不够格。张爱玲有过两次婚姻，被拖累到常为五斗米折腰，影响了文学创作。钱钟书文革时，因住房纠纷跟邻居打架，抡起棒子打人。而且，1949年后，他一直寄生在共产党体制内，没有木心55岁上，决然离开大陆，靠卖画、版税在外国独立生活，虽艰难亦不悔的经历。艺士木心一生，以文学的力量，在14亿中国芸芸众生的俗世横流里，建立了一个惟他能建立的独特的人生向度，一座灯塔，照亮了那些照亮过他心灵的世界文学巨匠。</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