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的劫難，也是香港的劫難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我們需要有更多人為維護香港的法治，為了建立起真正的民主選舉制度以對政府權力施加更有力的限制，願意犧牲一點兒個人的利益，去追求此共同的善。 戴耀庭  <div> </div><div> </div> 香港建制派的政客、文人、媒體和社團，常常用文革、大字報、紅衛兵等名詞來攻擊香港的民主派和公民運動。這正是賊喊捉賊，在香港上演“港式文革”的，不是追求民主的香港市民，正是習近平及其在香港的走卒。 雨傘運動讓習近平和梁振英們認識到，大學乃是禍亂之源——正如當年的八九學運，也是從大學裡面開始的。所以，他們開始了一系列動作，企圖清除大學的學術自由，讓大學成為順民的製造工廠。於是，港大首當其衝，遇到了文革式的襲擊。而港大的劫難，也是香港的劫難。   李國章快來學習什麽是文革   港大校委會在梁振英的操控之下踐踏學術自由，封殺對支持佔中的學者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港大學生忍無可忍，闖入會議室包圍身兼行會成員的校委會成員李國章，指摘他「可恥」，李國章其後向記者形容是「香港文化大革命」。 李國章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醫學博士，是英國的太平紳士。但他對於中國當代歷史的瞭解卻只有小學生的水準，才會說出此種荒腔走板的話。既然香港回歸中國十多年了，包括李國章在內的“一小撮高級港人”，就應當好好學習中國當代歷史，尤其是作為中共禍國史之一部分的文革史，這樣才能“從心靈深處回歸祖國”。說不定還能從中國人民被中共擄掠和奴役的悲慘境況中，激發出對抗北京的極權專制的決心和勇氣，並矢志不渝地捍衛香港的自由法治。 近年來，港臺兩地蔑視民主和民權的官員，常常用文革和紅衛兵的典故來抹黑人民的反抗運動。在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黃雨傘運動期間，此類聲音不絕於耳。這跟北京八九學運期間，鄧小平故意驚呼“文革再來”抹黑學生要求民主的遊行示威十分相似。作為文革的親歷者和受害者，鄧小平當然知道一九八九年學生和市民自發的、以反腐敗和促改革為目標的民主運動，跟毛澤東一手操縱的、以高層權力鬥爭為旨歸的文革完全不同。但是，狡猾的鄧小平故意用這種說法扭曲學運的本質，讓從文革浩劫中倖存的民眾支持其動用野戰軍大開殺戒。 這一次，李國章的計謀也從鄧小平而來。他給港大學生自發的抗議扣上文革這頂帽子，仿佛文革中的紅衛兵是一群自發造反的民粹分子。實際上，在共產黨統治無遠弗屆的毛時代，學生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受到黨國的嚴密監控與規訓。若非毛澤東特許學生“奉旨造反”，學生只能規規矩矩地讀紅寶書，哪敢亂說亂動？紅衛兵中最殘暴的“聯動分子”，由有“內部消息”的高官顯貴的子女組成，他們的抄家、殺人，當然是奉命而行。當他們將北京捲入血雨腥風之際，沒有一個員警敢於干涉他們的暴行。 文革的本質是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毛不甘於“退居二線”的境遇，利用學生和民眾的造反，達成其一己之私，重新執掌黨政軍大權。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在其厚厚三卷本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指出，正像人類社會中總存在著對權力和地位的激烈鬥爭一樣，文革根源於原則分歧和個人鬥爭。中國官方將文革解釋成兩條路線長期鬥爭的“最後決戰”：一方是毛的正確路線，另一方是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路線”。最後，劉少奇身敗名裂、死不瞑目；毛澤東則大獲全勝，成為民眾頂禮膜拜的紅太陽。 李國章不會不知道，香港確實發生過一次“小型文革”，即一九六七年的“六七暴動”。當時，受中國文革的影響，最初的工人運動演變成炸彈襲擊等恐怖主義事件，香港一度陷入全城戒備。期間，一千九百三十六人被檢控，約二百一十二名警務人員在內的八百零二人受傷，五十一人死亡，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電台主持林彬被左派暴徒燒死。如今，香港警隊在撰寫警隊歷史時，刻意抹去這個血腥的段落；但無數的證據清清楚楚地表明，北京當局是“六七暴動”的幕後操縱者。那麽，無比厭惡文革的李國章，應當向北京追討這筆沒有償還給香港的血債。   給港大空降一個黨委書記？   當年，袁世凱在為是否復辟帝制拿不定主意時，袁家跛足公子袁克定，力主其父登基，如果父親稱帝，他便可以承繼帝位。 但是，當時稱帝已遭到一片罵聲，若袁世凱在主流輿論的壓力下半途而廢怎麼辦？袁公子心生一計，偽造一份特別的《順天時報》，天天登載擁讚帝制的文章，騙得老父親心花怒放。劉成禹、張伯駒在《洪憲紀事詩》中詠歎說：“群言舉世已滔滔，假印刊章孰捉刀？”這張“偽報”，是中國新聞史上滑稽萬分的、僅供一人閱讀的“錯版”報。如果今天有人收藏，一定價值不菲。 今天的香港也有兩份“偽報”，即《文匯報》和《大公報》。這兩份報紙承襲了民國時代獨立報紙的金字招牌，卻是如假包換的《人民日報》之“海外版”。雖然沒有一個香港讀者自己掏錢買來閱讀，其文章和觀點卻常常被中國官媒作為“香港民意”，進行“出口傳內銷”式的引用和傳播。 《文匯報》上的那篇狠批港大外籍校長馬斐森的評論便是如此。該評論指責馬校長對校監梁振英「表達了抗拒態度…明目張膽的包庇『港獨』」，還要「讓港大成為一個『獨立王國』，繼續成為英國勢力的一個頑固政治堡壘」。 帽子扣得不可謂不大，可惜經過雨傘花行動之後的香港，已經不是談“獨”色變的香港。香港獨立已然是港人對香港未來的選項之一，更何況大學本該就是一個學術自由的“獨立王國”。 《文匯報》的御用文人無知者無畏，以為校監如同中國的黨委書記，是淩駕在校長之上的太上皇，可以對校務指手畫腳、橫加干涉，乃至像“老大哥”那樣監控師生、發號施令。他們並不知曉，香港的大學校監制度源於英國，校監一般請資深政治人物、社會賢達或學界前輩擔任，是一個行禮如儀的象徵性職位。如同英國女王不能干涉首相的工作，校監也不能干涉校長的工作。所以，馬校長對梁校監何來“抗拒”之有？就連“被抗拒”的梁振英本人，在接受電臺訪問時，也乖乖承認校監只是一種榮譽性的頭銜，他本人無權干涉學校的內部事務。 習近平或許以為，只有讓香港經歷一次文革，香港人才能洗心革面、徹底歸順。他必須讓香港像一塊小小的馬賽克那樣，鑲嵌進中國重新恢復的天朝體制之中。習近平對香港越來越不耐煩，若是發現校監無法完成掌控校務、消滅異己的任務，那麽乾脆將作為英國殖民遺產的校監制度加以取締，直接空降視校長如奴僕的黨委書記到港大，如此方能指揮若定、揮灑自如。港大黨委書記，可以由宣稱“香港教育局長要由中央監督”的陳佐洱擔任，也可以讓聲稱“香港政府適當時有責任立國安法”的前特首董建華屈就。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撰文分析了中國對全球民主化有六大消極影響：一、給世界威權國家樹立榜樣；二、間接推廣威權主義價值觀；三，在威權國家群集團扮演主要角色；四、試圖破壞現存民主機構；五、幫助威權主義政權續存；六、試圖重塑國際機構，抵制國際批評。在論述“中國試圖破壞已存在的民主機構，壓制民主在其有控制力的地區的發展”時，黎安友特別討論了北京當局踐踏香港的民主法治傳統的惡劣作為，並希望民主世界不要對此袖手旁觀。 是的，當北京向香港的學術自由和教育獨立伸出黑手時，人們能無動於衷嗎？香港學術自由的喪鐘，不只是為香港的年輕一代而鳴。   打著黃雨傘去中國交流   港大副校長何立仁在港大學生會高桌晚宴上說，學生必須北上交流才可畢業，擬二零二二年全校推行，面對現場學生的質疑時，他甚至揚言說，“若你不想去大陸（交流），就不要來港大”。 香港社會還沒有完全實現一國一制，香港的官僚系統乃至教育系統就已經落實了一國一制。香港難道只是中國的香港嗎？香港更應當是世界的香港。中國只是港大學生去交流的選項之一，港大學生還可以選擇去全球任何一個地方交流。 何先生好像剛剛從員警部門調到大學任職，不脫剛毅英武、口無遮攔之性情，拋出一個單一選項來恐嚇學生——如果你們不這樣做，你們的下場就只能是那樣。其言下之意是：既然香港社會已經與中國接軌，香港的大學又豈能繼續以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爲標榜？你們不願像中國的大學生那樣乖乖聽話，乾脆就捲起鋪蓋回家去。 雖然習近平的“七不講”在高瑜案中被當作“國家機密”，卻在高等院校廣為傳達。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奉旨行事，號稱要將具有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教材清除出大學課堂。攝像頭、監視器、武裝員警，遍佈中國大學各個角落。香港大學的學生，到這些如同監獄一般的大學交流，能獲得何種成果呢？ 美國開國之父、美國憲法的奠基人詹姆斯·麥迪遜說過：“自由和知識相互依存，互為最可靠的支持，有什麽比它們更有啓發意義或更合時宜呢？”或許，何副校長是“復仇者聯盟”中不畏強敵的勇士之一員，他沒有說出來的後半句話是：港大學生理應打著黃雨傘去中國交流，讓“六四”之後連死水微瀾都沒有的中國大學感受一下香港學生的生鮮活潑。 每個港大學生都可以將雨傘運動的心得體會傳授給中國“被犧牲的一代”和“被延誤的一代”的大學生，讓他們恢復“六四”屠殺之後消失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紀的勇氣和良知，讓他們拒絕“蝸居”和“蟻居”的命運並奮起反抗不公正的社會體制。 那麽，如今的港大北伐，比當年的黃埔軍校北伐來，必定更是長驅直入、勢如破竹。港大也必將因為帶動中國民主化，而當之無愧地取代北大，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最值得尊敬的一所大學。 但是，如此交流還得先處理入境的難題：黃之鋒和周永康等雄姿英發的香港青年人，是最有資格去中國交流的雨傘運動的核心人物，目前他們卻被北京當局拒絕入境。既然何副校長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妨先北上說服北京方面放行。 以何副校長之羽扇綸巾、口才便給，習近平一定會禮賢下士、洗耳恭聽，最後大筆一揮、大門一開，黃之鋒和周永康們便可以到中國的數千所大學去現身說法、言傳身教。那麽，黃之鋒和周永康就不僅僅僅香港的黃之鋒和周永康，而成爲中國的黃之鋒和周永康，從而一鼓作氣將當年王丹和吾爾開希沒有完成的歷史使命畫上精彩的句號。 如果那樣一天來臨，作為這場地動山搖的交流運動的牽線者，何副校長也必將成為中國民主化的功臣之一。   除了用棍子打人，你們還有什麽招數？   共產黨統治的邪惡，不僅是對環境的毀滅性破壞，更是對人心的敗壞。而對人心的敗壞，首先是從對語言的敗壞開始。中國將謊言與真理混淆起來，將有毒的辭彙和美麗的辭彙攪拌在一起，然後灌輸到民眾的精神世界裡。 喬治·歐威爾在《政治和語言》一文中，揭示了語言的墮落對於建立和維護糟糕、壓迫的政治有多麼重要。但他也表明了我們可以回擊權力的濫用者，因為壓迫者正在使用我們得心應手的工具：單詞。英國政治評論家蒂莫西·加頓艾什《向奧威爾致敬》的文章《我們這個時代的奧威爾》中如此評論說：“只有取決於作家保持乾淨的單詞之鏡。在一個媒體操縱嚴重的時代，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法學家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遭到否決，習近平認為自己大獲全勝，而且這也是他絕對不能失敗的重要一役：一所大學的副校長的任命都不能由北京掌控，北京怎麽算是控制了整個香港？ 百密一疏，參與會議的學生代表、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挺身揭露了校委會成員種種光怪陸離的否決理由，香港民眾對學術自由被侵犯無不怒髮衝冠。港大各學院院長、港大歷屆校友等紛紛發聲，力挺堅持真理和正義的陳文敏，並呼籲受北京操控的校委會成員辭職。 以習近平的“凖紅衛兵”（文革時，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早已被打倒，習近平是黑五類子女，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是紅衛兵欺淩、毆打的對象。有一次，習與好友聶衛平與一群紅衛兵狹路相逢，他們只能拔腿就跑，這才免受拳腳之苦）的性格，從來不會認錯道歉，而只會一路走到黑。 於是，習近平安排的親中媒體、御用文人次第登場。陳文敏、馮敬恩成為眾矢之的，宛如當年的彭定康那樣的千古罪人。無良教師李輝自不量力，挑戰陳文敏的學術成就；垃圾藝人王晶更是大放厥詞，呼籲所有的僱主都不要給馮敬恩工作（結果富商郭兆明立即像馮敬恩拋出橄欖枝，邀請其畢業後到他旗下到任何一間公司工作）。 緊接著的批鬥對象，就是支持陳文敏的洋人校長馬斐森——白人當校長，本來就被習近平視為“港大之恥”，香港早已回歸中國，校長為何不是中國人？在馬斐森走馬上任時，北京氣得牙齒發癢，組織了一批愛國教授杯葛之，卻未能成功。這一次，馬斐森居然敢公開為陳文敏說話，還暗示背後有中央的黑手，這豈不是以下犯上，直接挑戰習近平的權威？ 批判洋校長，不能侷限於報章媒體。當港大學生在港鐵港大A出口自發解釋有關港大校委會否決陳文敏任副校長事件時，有標榜愛國的團體前去示威，譴責馬斐森無資格成為香港大學校長，“誣陷我們的國家，賊喊捉賊”，並聲言下次會帶棍棒擊打馬斐森。     這一招數，一定是習近平親手傳授的。當年，紅衛兵打死過不少校長和教師（參見學者王友琴所寫的關於北師大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打死事件的文章《文革受難者卞仲耘》），今天多打一個校長算得了什麽？ 習近平在文革中是被別人毆打和羞辱的對象，那段經歷，卻沒有讓他對中共的暴力政治有所反省和批判，反倒使他更堅定了成王敗寇、物競天擇的法西斯理念。習近平不會文明地與對手辯論，而是用權力和暴力壓倒對方。這一套理念，在其熬成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在內政外交各個領域都暢行無阻，如今，又複製到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