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 ___ 依娃《寻找人吃人见证》序言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Feb/210201611-1b.JPG" width="300" height="400" align="left" alt="" vspace="30" hspace="20" />二零零五年，我在中國的大學裡所作的最後一場公開演講，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講《蔡元培與“五四”精神》。在問答環節，有學生問及毛澤東和“五四”的關係，我當即指出：毛掀起“大躍進”造成大饑荒，使得三千多萬農民在風調雨順中被活活餓死，僅此一例就可證明毛是冠絕古今的大暴君。話音剛落，有一名學生激動地站起來反駁說：“你說三千萬人餓死，有什麼證據？南京大屠殺死難三十萬人，後來發現好多萬人坑；你說餓死三千萬人，怎麼沒有發現一個萬人坑？”如今，依娃這本名為《尋找人吃人見證》出版了，可以擲地有聲地回答此類質疑大饑荒的真實性的聲音——沒有發現埋藏餓死者屍體的萬人坑，是因為當時大部分的屍體被隨意丟棄，連組織人力進行集體掩埋的環節都被當局省略掉了。於是，很多曝光郊野的屍體成為倖存者們求生時惟一的食物。 近年來，依娃先後四次訪問甘肃、陕西的二十几个县，採訪了兩百五十人，書中记录的饿亡者名单大概八百三十人左右，记录的人吃人事件和吃人现象則高達一百二十一人次。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当她去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定西地区通渭县调查大飢荒年代人吃人情况的时候，不用费力寻找，县城广场上晒太阳的老人、村头下不了地的老人、田间挖野菜中药的老人、生病躺在炕上的老人……都會開口讲述当年所看见、所经历的人吃人事件。他们多数不认识字，没有文化，更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什么叫历史，他们所讲述的都是人吃人的細節和真相。如果沒有像依娃這樣的有心人去提問、去傾聽、去發掘、去記錄，這些細節和真相很快就隨著這些老人的辭世而湮沒無聞了。   “習得性吃人”與“求生性吃人”   韓裔美國學者鄭麒來寫過一本名為《中國古代的食人》的專著。作者指出，本來“食人”行為是人類都有的，不僅僅限于中國，人類在追求生存的過程中，特別在災荒中、在戰爭中、在原始社會的歷史中，都有食人的記載。問題是中國的“食人”記錄，是又一項“世界之最”，不過這項“世界之最”一點也不光彩——它的次數之多，它的殘酷性，和它的理論色彩（即有理論地吃人），在世界範圍內都是罕見的。 據鄭麒來的研究，“食人”的行為可分兩類：一種是“習得性食人”，就是後天養成的習慣性食人，以及有理論指導地食人。其中包括惩罚不忠、惩罚敌方、为亲人复仇、泄愤、嗜人成性、获利、尽孝等不同类别。比如，岳飛在《滿江紅》中感嘆「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明代名將袁崇煥被殺後，京城的群眾用小刀割其肉分食之；《本草綱目》中，人肉、人膽、人血、天靈蓋、臍帶、胎盤、人勢（即陰莖）、木乃伊等物作為藥材赫然在列；割肉療疾更是中國人所津津樂道的“孝道”故事。 另一類則是“求生性食人”，即在災荒中、在戰爭中的食人。“求生性食人”是先天固有的，是人們在危機之中的本能反應。依娃書中所記載的人吃人，基本屬於這一類別。在這本堪稱“曠代奇書”的口述歷史著作中，依娃区分了“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现象”兩個概念：“人吃人事件”，是指有见证人亲眼看见，或者知道人吃人发生的具体村子、吃人者的姓名、和被吃者的关系，怎么吃的，最后吃人者的结局等等。这样的见证相对比较完整。而“人吃人现象”，是指见证人虽然看见沟里、地里有被人刮去肉的尸体，但是也说不上是谁的尸体，谁刮食的；还有些是因为时间流逝的缘故，吃人者的名字、和被吃者的关系都记忆不清楚了，所以當作现象记录在案。但無論是事件還是現象，都是證人的證詞，讓共產黨的滔天罪行無從逃遁。 這是一本需要莫大的勇氣才能讀下去的書，就如同那部以吃人魔頭為主人公的電影《沉默的羔羊》讓很多觀眾不敢看完一樣。依娃說：“在这本关于大饥荒年间人吃人的专著里，我完全按照口述记录下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现象，光是看这些题目就是膛开肠流、砍腿刮肉、吃路人吃各人的娃娃……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闻。”一個弱不禁風、資源有限的女子，為何有勇氣和心力來寫作這本“吃力不討好”的書呢？依娃說：“发生过的历史，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无法假装不知道的。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人有情感、有记忆、有判断、有良知。我是一个人，在历史的一个极端黑暗时期，我的同类曾被当食物一样被人吃掉，他们的肉被煮熟咀嚼，咽进了人的肠胃。我的同类曾经因为非人的饥饿，被逼迫吃人求生，杀吃自己的孩子求生。今天，活着的我、有饭吃的我知道了，我不去记录，我会感到羞愧、会觉得对不起他们。不把大饥荒中的人吃人写下来，我觉得我不配做人，没有一个人起码的尊严。” 依娃不是一名受過專業訓練的歷史學家，沒有博士和教授的頭銜，但她對歷史的貢獻，可以跟“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司馬遷相媲美。   習近平為什麼害怕歷史？   習近平上台之後，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嚴密控制程度，逐漸向毛時代靠攏。其中，遮蔽對歷史真相的陳述和壟斷對歷史事件的闡釋，比如不准公開批評毛澤東，又是重中之重。大飢荒時期，毛澤東早已完成對全民的洗腦，數千萬民眾坐以待斃而社會居然大致保持穩定；如今，薄熙來在短短數年間就在重慶掀起“小型文革”，習近平則以“反日”為幌子唆使民眾上演打砸搶的鬧劇，兩人雖因權鬥而你死我活，在意識形態上卻殊途同歸。所以，學者資中筠說，一百年過去了，中國沒有多大改變，上面還是一個慈禧太后，下面還是一群義和團。 面對毛派篡改歷史的叫囂，歷史學者宋永毅在論文《大躍進——大饑荒期間“人相食”現象之一瞥》中指出：“在一個共‘八十二戶四百九十一口’的生產隊裡（四川省崇慶縣東陽公社五大隊第一生產隊），‘僅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零年十一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七歲以下的女童四十八名，占全隊同一年齡線出生女童人數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在一個大隊——‘安徽省太和縣宮集區趙寺大隊二十九個自然村中，有二十六個（約占百分之八十九點六）發生過人吃人的事情’；在一個公社的一年中（四川省石柱縣橋頭公社）就發生詳細記錄在案的十六起‘人相食’的事件；僅一個省（安徽省）就有過因饑餓造成的高達一千一百八十九起‘人相食’的特殊案件；我們便不難想像當時整個的中國農村已經成了一個怎樣的人間地獄！”宋永毅所引用的，均是官方的統計資料，對於此類鐵板釘釘的證據，那些強詞奪理地否認大饑荒的毛派還有什麼話說呢？ 而比宋永毅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官方檔案材料中查考出來的數字更具說服力的，是依娃面對面地聽到的倖存者們的親口講述。你可以對那些全是枯燥的數字的材料背過臉去，但你不能對那些來自最底層的、最平凡的目擊者或當事人充滿血淚的講述閉目塞聽。七十八嵗的回族婦女马法土麦說：“这个阿娘吃了家里五个人。男人饿死了吃男人，儿子饿死了吃儿子，最后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剁着吃上了。她还是饿死了。”七十三嵗的婦女雷英花說：“我的妹妹饿死让李成路背回去，他一家子人吃上了。他又背人家的死娃娃，我就撵着打他。他吃过我的妹妹，我恨他。”八十二嵗的男子谢振翼說：“我看见过人肉。公社干部温受致把一盆子人肉倒到沟里，白白的，像猪肉一样，牛宗代晚上又捡回来，吃上涨死了。”六十八嵗的婦女王碎狗說：“我吃过人肉。村里的高高父亲饿死了，埋了，我挖野菜挖出来一条腿，饿着就啃上了，干皮皮，没有肉。” 依娃的書，就是這樣完全忠實於當事人的講述，不作任何修飾和潤色，更沒有像楊顯惠和廖亦武那樣，將丰富的原始素材加以提煉和加工，點石成金地變成優秀的報道文學或小說。在文學價值上，依娃的書或許稍顯遜色；但在史學價值上，依娃的書更逼近歷史的真實，而成為一座“驚天地、泣鬼神”的“紙上的紀念碑”。這樣的書，當然會讓內心崇拜毛澤東、不准別人對毛澤東說三道四的習近平感到心驚膽戰。   是吃人者邪惡，還是締造吃人現象的極權政府邪惡？   在這本書中，甚至出現了一些仍然健在的吃人者的身影。這些吃人者並非電影裡青面獠牙的連環殺手、吃人狂魔，他們如此平凡而卑微，他們的一生也沒有擺脫曾經吃人的陰影。依娃對這些為了求生而吃屍體的人，並沒有作太多道德上的譴責。因為，吃人者固然邪惡，更邪惡是迫使他們去吃人的極權政府，以及這個極權政府的代表毛澤東。 魯迅以“吃人”一詞隱喻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的殘酷性，即便他“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評估專制之惡，也不會料到在他死後二十多年，他一度對之抱有期待的共產黨，就締造了一場亙古未有之大飢荒，在大飢荒中廣泛而普遍的人吃人更是讓史書中記載的人吃人黯然失色。毛澤東沒有親自吃過人，即便在饑荒蔓延全國時，他仍然豐衣足食、荒淫無度。毛是一個“形而上的吃人者”，他一手打造了導致“人吃人”慘劇遍布全國的極權體制。在中國漫長的帝制時代，政權的控制能力只能達到郡縣一級，而不及鄉村。每當自然災害或統治不良導致饑荒時，飢民至少還擁有外出“逃荒”的自由——即便最暴虐的皇帝，也不會阻止農民外出“逃荒”。毛澤東卻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禁止飢民外出“逃荒”。於是，數千萬人只能在本村、本家活活餓死，人吃人由此變得司空見慣。 在此意義上，中共的整個體制就是一台吃人不吐骨頭的“人肉攪拌機”。共產黨的高官顯貴個個都很壞，但最壞的還是毛澤東。當年國共內戰、長春圍城之時，前線指揮官林彪親眼目睹飢民人吃人，於心不忍而請求中央同意放走飢民，毛澤東為迅速取得戰爭的勝利斷然拒絕了這一“人道主義”的要求。同樣，天良未泯的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初夏在中南海游泳池边鼓起勇氣挑戰毛澤東說：“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在黨內外的壓力之下，毛澤東不得不暫時退居二線，卻感到權力受到威脅，而動了對劉少奇的殺機。毛才不怕上史書，他只怕有人奪權。 中共的體制也如同一台邪惡的“加速器”或“複印機”。依娃書中所觸及的區域，不到中國万分之一的面積，而那時整個神州大地何處不是餓殍、何處不是人吃人？在每個大飢荒的重災區，必有一個縮小版的“毛式土皇帝”。比如，主政四川的李井泉忠實貫徹毛的政策，導致天府之國居然餓死一千萬人。作家東夫在《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一書中寫道：“全家死絕、全村子人死絕屢見不鮮，無力掩埋的屍體遍佈荒野田間。吃人的事多有發生，死人被食、殺人而食、夫妻老少兄弟姐妹之間互食、食人者又被食……”面對此種情形，李井泉心如鐵石，打麻將、玩橋牌、看香港電影到深夜。從毛澤東到李井泉，再到依娃書中涉及到甘肅的地方官員們，這些冷酷而殘酷的官僚從未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在讀依娃的書的同時，不禁想起了一九九七年在北大課堂上听錢理群老師講的“周氏兄弟研究”課程，其中有一講就是《說“食人”》。錢老師說：“這一百多年所發生的無數殺人、食人的事實都在歷史的敘述中消失了，衹剩下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一片‘光明’。一切對歷史血腥氣的消解（不管出于什麼動機），都應該受到詛咒，而且是魯迅所說的‘最黑最黑的詛咒’。魯迅說：‘一個懂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一個世紀死了這麼多人，如果我們還不覺醒，甚至還要掩掩蓋蓋，不讓年輕人知道，我們這個民族就真的沒有希望了。在這一個世紀的殺人歷史就有可能在下一世紀重演，這一百多年的血（真是血流成河！血流成河！）就算是白流了。所以，我們一定要讓年輕人知道這代代相傳的‘食人’的歷史。”  依娃就是這樣一位天真而勇敢的人吃人的歷史的記錄者。她的“大飢荒三部曲”的份量，比習近平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接見的七十二个“大腕”的數千部“巨著”加起來還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