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去夢魘的人民對黑暗更不寬容 ——台灣的後國民黨時代（三）

筆者兩度赴台所見所聞，都驗證了一位國民黨元老後代告訴我的兩句話，一是“在大陸共產黨後代在罵共產黨，在台灣國民黨後代在罵國民黨”；二是“在台灣毛澤東形象比在大陸好，在大陸蔣介石形象比在台灣好。” 前一句眼前就有羅瑞卿家一兒（羅宇）一女（羅點點）在自拆門牆，羅家從紅朝金枝玉葉淪為枯枝敗葉，既有毛時代政治風濤的沖刷，亦有鄧時代腐朽權貴的傾軋。但共產黨後代裡因種種原因未領得“趙家人”丹書鐵券的也大有人在，即便成了趙家人，因此更看透共產黨更不在少數，他們有的叛逆了這個體制（鳳毛麟角！），更多的是力挺至少是願意維持這個體制，卻別指望他們在私底下對黨及其主義信仰有甚麼好話，更別提“絕對忠誠”。 至於後一句頗值得分析，台灣民眾沒有遭受過毛時代歷次政治運動的殘酷，並不真切理解大飢荒餓殍鬼魂可以超過台灣全島人口的恐怖數字，毛對島民而言是遙遠而虛幻的魅影。而大陸這邊乏人知曉兩蔣時期白色恐怖到過何等程度，大陸人或記得林昭被槍斃還要家屬交子彈費，更通過里弄公共傳呼電話通知，那番喊話使得左鄰右舍都寒涼徹骨。但他們不知道台灣白色恐怖的肉體消滅是可以不通知家屬的，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所不同者，林昭平反後“黨的歷史錯誤不能講”，豈止不能，林昭墓前設了十多個攝像頭，前來拜祭者都立此存照，比北京李雲鶴（江青）之墓的攝像頭還多幾倍！ 國民黨敗走台灣後，對台灣的和平土改和經濟發展的建樹不可抹殺，對草根民主的縣市長選舉之訓政憲政過渡也有貢獻。然而威權統治時期留下的遺產卻是一個沉重包袱，筆者參觀過二二八紀念館，裡面展示了許多從國家檔案裡公佈出來的文件，其白色恐怖的霹靂手段令人毛骨悚然。 二二八事件中固然有台共參與，紀念館裡有一份認定某個有名有姓的人是台共首領謝雪紅的情夫，並參與叛亂予以處決的文檔。此人可能正是此等角色也可能不是，無論怎樣台共都不是二二八事件的源頭，它只是混水摸魚的。至於事件參與者裡有些參加過日軍的台灣人誠係事實，但這些人佔的比例很低。 二二八事件肇始於本土鄉紳要求增加參政議政的權利，再加上一連串的官民摩擦而釀成。本文無意展開事件背景與細節，但二二八事件對本省人心理震撼和創傷歷久難平。李登輝時期建立的民權紀念碑和國家道歉、民進黨執政後把總統府對開的綠地命名為二二八紀念公園、馬英九執政後的總統道歉，都未能徹底撫平傷痕。這次民進黨選舉中未再訴諸歷史悲情和省籍情結，這是一種進步，卻依然不能說已經走出歷史陰影。 大陸近年興起民國熱，來台陸客如過江之鯽，卻乏人到二二八紀念館參觀。這也難怪，二二八和大陸人沒有什麼關聯，除了那個事變後逃到大陸的謝雪紅，只不過大陸人不甚知曉鼓吹台獨的就是台共，自然也不甚知道謝雪紅五七年也被打成右派，至文革的1970年被迫害致死。共產黨整起自己人來，比起對國民黨“戰犯”還要狠辣！ 不難想像，台灣人對反右、文革這些大陸人刻骨銘心的陰暗記憶，印象和感覺都很模糊。兩蔣時期政治迫害的廣度和烈度雖比不上毛時代，但就台灣社會而言，本土民眾的感受卻未必如此。“不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中共早就奉行這一鐵律，王實味在延安時吃的是供給制的飯，批評黨幾句就被大刀砍了頭。我在台灣參觀過陳澄波紀念館，他是最傑出的台灣油畫家，二二八事件時是嘉義參議員，因組成“調停委員會”試圖化解衝突而和委員會成員被一網打盡，用鐵絲穿手掌遊街示眾，最後在火車站公開槍決。陳澄波吃的還不是國民黨的飯，由蔡元培創建和朱家驊繼任院長的中研院一直置身政治之外，這算吃黨國的飯嗎？蔣介石認為算，他不喜歡朱家驊就逼他辭職。台灣第一代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因《到奴役之路》等文章，當局施加壓力讓台大解聘。這還未算上在大陸時的1931年《新月》刊登羅隆基批評國民黨之文，被蔣介石下令光華大學解除他的教職。更諷刺的是大陸政權更迭後，羅隆基成了第二號大右派，文革前心臟病猝死，其下場比前一朝更為悲涼。 誠然，從過去到現在國民黨都比共產黨要好，此為大陸自由派人士的共識。但這和台灣民眾有什麼關係？他們沒有關於共產黨的任何印象，甚至不止於此，余英時先生曾對筆者說過：“台灣人沒有任何革命記憶，從辛亥到後來的革命都如是。”此語可以成為解讀台灣歷史的鑰匙之一，後來讀到台灣作者廖忠信《因為我們沒有共同的歷史記憶》，於我心有戚戚焉。 國民黨的威權主義遺產因小蔣統治晚期解戒和解除報禁黨禁，似乎得到了大陸自由派人士豁免，在一些人的想像中，小蔣是台灣民主化的締造者。蔣經國確實有順應時代的大貢獻，但由胡適、傅斯年、雷震創辦，由殷海光任主要編輯的的《自由中國》才是盜火者，七十年代末崛起的美麗島雜誌則是前赴後繼的傳燈者，在美麗島事件中的這群仁人志士構成了後來民進進程的精英推手。1980年軍事法庭上的施明德、林義雄、黃信介、呂秀蓮、陳菊等受審者，再加上以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15人辯護律師團，這一組人物圖譜也就是後來縱橫政壇三十多年的政治光譜。沒有先驅和民眾的不屈抗爭，哪來小蔣解嚴和民主化？毫無疑問，順應潮流的蔣經國因此名留青史，但以為開明強人一念之間就可以締造歷史，布衣蟻民就該匍匐在地祈求強人恩賜——這盞長明燈居然還有人添油上供，真是奇哉！ 卻說在大陸民眾崇拜小蔣的不少，崇拜老蔣的不多，算來國民黨比起共產黨而言對異端者鎮壓的鐵腕程度還差得遠，所以對老蔣評價還不太負面。至於為數甚少的蔣介石崇拜者，和鐵桿毛粉如出一轍，那已成了他們的信仰圖騰。 羅瑞卿女兒羅點點最近有篇文章寫道：“呼籲反思文革的人有一大目標，即阻止烏有之鄉的毛粉隊伍擴大。且不說烏有之鄉粉毛頌聖相當有效，多年來一直呱噪着要回到文革。更不說他們頗得真傳，立竿見影，思想指導行動。單看湖南、雲南、河南等地，一到聖誕就紅旗獵獵，人頭攢動，就令人不知今夕何夕，恍如隔世……不過，毛粉隊伍不斷壯大，沒文革反思可算不上重要原因。恐怕還是因他們對確認領袖和政權的合法性貢獻巨大，與其說有人投鼠忌器，真不如說另眼相看。所以，反不反思文革和毛粉隊伍壯不壯大其實沒啥關係。不僅如此，毛粉們的高歌猛進其實該讓善良人猛醒：咱這裡哪會有挑戰了權力的合法性而不面臨巨大風險的事？” 由此可見蔣粉毛粉之不同，心繫威權時代的遺老在台灣社會很邊緣化，今日之國民黨自不排拒他們的選票（其實為數少得可以忽略），卻並不接納他們孤憤的聲音，蔣粉地位比毛粉差遠了！ 筆者前兩年在加州一個研討會上見過一位國軍老軍官，那真是披肝瀝膽的蔣粉！沒有人能否認蔣委員長在八年抗戰的功績，但對失掉大陸政權居然只是蘇俄、美國和共軍匪諜所造成的，而非國民政府之過，這要怎樣的辯術才能自圓其說？更令人錯愕的他對老蔣在台之白色恐怖充滿懷戀，簡直令人覺得他是從威權時代走出來的活化石。 余英時先生在《重尋胡適歷程》一書寫道：“內戰把中國知識人推向兩極化，不歸於楊，即歸於墨，中間再無迴旋餘地”。這時從美回國任北大校長的胡適仍試圖尋找超黨派的獨立，他給毛澤東拍發電報，呼籲中共“放棄武力”，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毛當然嗤之以鼻，其實蔣又何嘗不是如此，這是當時胡適自美回歸之初對蔣與毛兩個權力世界的天真與無知。 幸而胡適本着自由主義立場的認知，在中共和國府之間有着難得的清醒。共軍包圍北平時不斷通過電台廣播呼籲胡適留下共襄國是，胡適卻沒有作出梁漱溟、羅隆基等人的選擇，最後站到國民政府一邊。但胡適並非蔣介石黨國威權體制的同路人，他只是清醒知道共產黨更危險。 作出同一選擇的傅斯年當時有信給胡適，道出了自由主義知識人的心跡：“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到現實，無一同者。他們得勢，中國必亡於蘇聯。”傅進而說：“使中共不得勢，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進。”但傅斯年和胡適一樣，認定國民政府毫無改進的希望，所以他們拒絕加入政府，“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傅斯年後來成了台大校長，畢生信守自由主義，學界咸認為，如果國民黨壓迫台大開革殷海光時傅仍是校長，是不會屈服於黨國壓力的。至於胡適遷台後，幾次向蔣介石進言，請他辭去黨總裁，國民黨分成幾個小黨，和實行言論自由。蔣介石自然絕無採納之可能，胡適不知道的是，他在日記裡對蔣與國民政府的反感，遠遠不及蔣介石在日記裡對他和自由主義的反感。蔣介石認為自由主義之禍害甚於共匪！ 勸蔣改革無望，組黨亦無望之後，胡適決然和傅斯年、雷震創辦《自由中國》。到了今日，《自由中國》作為時代先驅的歷史地位已不可撼動，只有原教旨的威權主義信奉者例外，比如筆者領教過那位加州黨國遺老。對他來說雷震是“匪諜”，孫立人是“謀逆”，國民政府（還不是民進黨那一屆）雖早已為歷史冤案平反，那也不算數。他們比國民黨還要藍得更深！然而這位蔣粉卻在意想不到的一廂找到了知音—— 頗為耐人尋味，一黨專制在國際上越是背時和形單影隻，北京就越是支持世界上一切極權政權，不管是左翼右翼獨裁都照單全收。筆者前一陣看到大陸學者撰文支持蔣介石在台灣奉行的鐵腕統治，曾一度詫異，後來看多了就不以為奇。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北京豢養的翰林學者和喉舌寫手雖然對蔣介石在大陸時的統治不便謳歌，那畢竟涉及中共革命的合法性，但對兩蔣在台灣的黨國專權卻深表認同，更對民間抗爭一律加以貶抑。和尚不親帽兒親，這其實正反映了北京當局的心跡變化。 今日國民黨已經揮別威權主義了嗎？可以說：是。但礙於種種原因，對本黨過去的污垢總是不能徹底否定，甚至可能還有某種留戀，於是國民黨完全不能取信於台灣新世代，這一輩人已經沒有威權記憶，也沒有悲情記憶，他們不是藍營或綠營的信眾，只相信台灣未來是由他們去書寫，而且抹去夢魘的人民對黑暗更不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