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大陆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随着中国在其近海地区主张自己的权利，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发动战争，人们容易想当然地认为，欧亚大陆两个重要的陆上大国正在展示它们新获得的力量。但事实相反：中国和俄罗斯越来越多地活动它们的肌肉，这不是因为它们强大，而是因为它们孱弱。1930年代，纳粹德国的国内实力刺激其对外发动了军事侵略；不同于纳粹德国的是，今天那些不安现状的大国正在经历相反的事实。在中国和俄罗斯，是国内的不安全感正在孕育好战情绪。这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美国首度发现自己处在大国角力当中。   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状况都在持续恶化。自2014年能源价格崩溃以来，俄罗斯已受困于严重经济衰退。与此同时，中国进入了可能是一场急剧转变的早期阶段，其国内生产总值正从每年两位数增长滑落；2015年夏季和2016年1月其所经历的股市崩溃多半将证明，那只是预示着一场金融混乱即将到来。   考虑到这两个国家进一步发生经济动荡的可能性都在增加，它们内部的政治稳定也就不能再视为理所当然。在社交媒体以及民意调查不间断进行的时代，即便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的独裁者也感到有必要获得公众支持。因他们的国土事实上一直为敌人环伺，其平原地带向侵略者洞开大门，这些领导人无疑早就饱受深重的不安全感之折磨。而随着潜在的叛乱在他们的边远地区酝酿，他们也早就发现，对他们国家广袤的领土施加控制正变得愈加困难。   当代世界业已目睹种族、政治和教派冲突在小型和中等面积的国家所能造成的那种无政府状态。但两个经济上苦苦挣扎的大国出现半无政府状态的前景，要更令人不安得多。随着国内局面的恶化，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越来越多地将其麻烦输出到国外，希望民族主义将分散他们那些胸怀不满的民众的注意力，并将它们的国民动员起来。这种类型的好战情绪向西方国家提出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由国内力量驱动的侵略通常遵循有条不紊、精心设计的战略，对这样的战略，其他国家可加以解读，之后妥当应对；而由国内危机激发而成的侵略会导致鲁莽冒进、穷于应对以及冲动任性之举，大大增加其他国家进行预判和反击的难度。   鉴于北京和莫斯科的敌意日渐增加，考量应对之道时，美国决策者的首要职责应当是避免不必要地激怒这些极度敏感而国内实力处在衰落之中的大国。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承担袖手旁观中国和俄罗斯重新划定国际边界和海洋范围的代价。答案何在？华盛顿必须划定明确的红线，相关信息需要平静地传递——并且做好准备，假如有必要的话，动用军事力量加以拱卫。   莫斯科的危险   部分因为俄罗斯经济问题的严重性远甚于中国，莫斯科的侵略也就更加赤裸裸。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混乱不堪的执政于1999年结束之后，普京巩固了中央的权威。随着能源价格飞涨，他利用俄罗斯经济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优势，在前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那里形成了一个势力范围。他的目标是清楚的：恢复旧帝国。   但因经由共产党进行直接统治的代价已被证明太过昂贵，普京更乐意采用一种间接形式的帝国主义。他并未将军队派往那些先前的苏联领地，而是建起了规模庞大的能源管道网络，以多种方式帮助邻国政治家，操纵情报机构，并动用第三方党派收购地方媒体的控制权。只是最近，普京在一些前沿地带的举动才更加明目张胆，西方对其2008年在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缺乏应对无疑鼓励了普京的这些举动。2014年早些时候，俄罗斯武装力量并吞克里米亚，作为俄罗斯代理人的民兵组织在东乌克兰发起了一场战争。2015年晚些时候，普京派遣军队介入叙利亚内战，此举确切而言是要拯救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但从更宽泛意义上讲，也是要恢复莫斯科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地位——并且通过影响前往欧洲的难民流来影响欧洲联盟。   并非巧合的是，这些军事冒险伴随着俄罗斯经济实力的急剧反转。2014年，石油价格崩溃，中欧和东欧国家继续中断与俄罗斯的天然气交易，全球经济增长缓慢进一步减弱了对俄罗斯油气产品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并且西方对莫斯科施行了破坏性的制裁措施。结果是俄罗斯全面爆发经济危机，2014年，卢布对美元贬值大约一半。同一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骤降至接近于零；到2015年第三季度，俄罗斯经济萎缩已超过4%。2015年前八个月，资本投资下降6%，建筑工程数量下降8%。   俄罗斯的经济问题是深层次的，这令其领导人处理这些问题时捉襟见肘。数十年来，俄罗斯一直依赖自然资源生产和为国内市场生产消费品（因为绝少有外国人想要购买俄罗斯的非军事产品）的制造业。尽管一些人的富裕程度令人目眩，但服务业一直欠发达。因普京及其秘密执政集团从不曾缔造出公民社会或是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俄罗斯今天这种流氓统领的腐败经济呈现出与旧时代苏联经济怪诞的相似性。   回到1980年代，当时苏联遭遇经济危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苏的应对是开放其政治体制，但所收获的只是无政府状态和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普京明智地吸取了这一教训，并下定决心反其道而行之：保持政治体制的封闭，同时在邻近国家展示俄罗斯的实力，以分散大众的注意力。普京是前情报特工，而非前任官僚。这样，尽管他小心呵护涉及俄罗斯世界地位的那些与历史有关的不满情绪，但在俄罗斯内部问题方面他仍未欺骗自己。随着俄罗斯经济的进一步溃败，普京无疑明白，为赢得国内支持，他的外交政策必须变得更有创造性及精于算计，甚至时常需要欺骗性地安抚民众。久而久之，即便他声言是在帮助西方打击伊斯兰国，人们也还是期待他能有新的办法削弱北约和欧洲联盟。因为，他越是能在海外制造更多混乱，他在国内提供的独裁式稳定就将显得越是有价值。一般而言，俄罗斯人或许也明白，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更可取，但他们惧怕这样一种转变带来的风险。   然而，不论怎样勉力为之，普京都将无法掩护其政权免于经济崩溃的后果。在早已变得惯于分享丰盛赃物的执政精英集团内部，孤注一掷的情绪将滋生内讧。考虑到强大的公民社会付诸阙如以及普京政权的脆弱和高度集权性质，类似1964年推翻尼基塔·赫鲁晓夫那种政变的发生是无法排除的；在治理风格方面，俄罗斯依旧是苏联式的。政局混乱，随之而来的是独裁统治倾覆，这个国家先前已经历过这种情形（如1917年革命期间和之后），足够多的动荡导致俄罗斯再度四分五裂仍有可能。穆斯林人口大量聚集的北高加索地区连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地区均远离中央权力，并饱受嗜血政治之累，只要克里姆林宫内部发生不稳定事端，这些地方与莫斯科的纽带就可能开始松动。结果有可能是简化版的南斯拉夫：暴力和分离主义在一个地方开始，然后蔓延到别处。随着俄罗斯丧失控制力，全球圣战运动可能利用这一真空局面，抵达俄罗斯的边远地区以及中亚。   即便这听上去比较严重，事情还可能一直恶化。回到1991年，波兰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曾预言，俄罗斯和东欧未来的领导人将以“一种粗鄙而原始的民族主义”填补共产主义崩溃所留下的空缺。普京近年来采纳的正是这样一种民族主义。他暗中支持了阿伯卡茨共和国（Abkhazia）、顿巴斯地区（Donbas）、纳戈尔诺-卡拉巴哈地区（Nagorno-Karabakh）、南奥塞梯地区（South Ossetia）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Transnistria）的分离主义运动，制造出诸多可以矢口否认的冲突，结果是形成了一些军阀操控的小国。未来，他完全可能选择煽动起来更多这种所谓“僵持不下的冲突”（frozen conflicts），但这一次是在北约的波罗的海地区成员国（这些国家拥有数量可观的俄罗斯族人口，莫斯科仍将它们视为失掉的省份）。同时，普京将竭力利用欧洲在叙利亚需要俄罗斯的支持这一点，迫使欧洲承认他对克里米亚的并吞以及对东乌克兰事实上的控制。   但恰恰是在最需要坚定应对的时刻，欧洲看上去越来越不大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应对。在某些方面，俄罗斯目前的危机可与正在被分为核心和边缘地区的欧洲的危机相提并论。尽管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已做出调整，另有其他一些举措做出，但全球缓慢增长的时代外加欧洲无法进行更本性改革，意味着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将持续一段时间。受到移民和恐怖主义危机惊吓的国家会再度加固它们的边界，这样，移民和恐怖主义危机还将加剧欧洲的分裂——不可避免地，也将加剧北约的分裂。   这样的不统一将令欧洲对抗俄罗斯的努力较目前甚至更为游移不定、混乱无章。随着北约力量衰退，出于安全考量，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将更多地依靠美国。它们还将分裂为次一级的国家集团：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早就在结成一个勉强可以抗击俄罗斯侵略的联盟；包括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四国在内的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ad Group）在政治和军事协商方面正变得更加具体有形。进一步制造分裂的是“北溪二号”（Nord Stream 2），这一拟议中的第二条穿越波罗的海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会允许俄罗斯绕过中欧和东欧向西欧输送天然气。在所有这些国家中，缓慢的经济增长都将加剧右翼和左翼民族主义运动，这些政治势力会利用人们经济期望的落空来制造事端。   濒临危局的北京   缓慢的增长也正在推动中国将其内部弱点外部化。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北京一直在建设一只高技术军事力量，其亮点在于尖端潜艇、战斗机、弹道导弹和网络作战单位。正如同美国在十九世纪之初开始有所行动，将欧洲大国逐出加勒比海，中国目前也正在谋求将美国海军逐出中国的东海和南海。其邻国已变得忧惧不安：日本将中国海军力量的扩张视作关乎国家存亡的威胁，目前正摆脱和平主义路线并升级其武装力量；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也已对其军事力量加以现代化。这些水域在整个冷战期间由美国主导，一度相对宁静平和，如今已变得愈加狂暴不安。海上军事环境的稳定、单级，由更加不稳定、多级取而代之。   但如同俄罗斯一样，随着其经济在数十年加速发展之后放缓脚步，中国的侵略行径越来越多地反映出其实力已达到巅峰状态。中国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已由两位数字滑落至2015年第三季度官方所称的6.9%，真实数字无疑更低，而在本世纪头一个十年中的大多数时候，两位数字增长是普遍的。住房市场和股市中的泡沫已经破灭，在中国过度杠杆化的经济特别是其影子银行部门中，其他不平衡也是大量存在的。   再者，在这个领土广袤的国家，民族关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张。某种程度上，汉人把持下的中国政权是包括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在内的各民族的监狱，这三个民族都曾不同程度地对抗中央控制。今天，维吾尔族武装人士代表最直接的分离主义威胁。一些人已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受训练，随着他们与全球圣战运动建立沟通渠道，危险将不断滋生。最近一些年，在广西地区，与维吾尔族分离主义有关联的炸弹攻击事件急剧上升，该地区是维吾尔人取道前往越南的偷渡路线中转站。这是恐怖主义将不局限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证据。北京竭力以经济发展来安抚这些分离势力，比如，为削弱中亚的维吾尔民族主义，在那里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张。但假如这一类大型项目因中国自身经济放缓而有所变动，分离主义就有可能急剧突变为更大规模的暴力。   习近平拥有多年在中国内陆服务于共产党的经验，因而，相较于普京，习近平甚至必须更多地直面中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但那并不意味着他知道如何处理那些问题。为应对中国的经济混乱，习近平发起了一场反腐败运动，然而这一运动主要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令他得以将中国的国家安全状况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由于诸多决定不再如先前那样是集体做出，习近平如今拥有更大范围的自主权，可将国内的焦虑导向对外侵略。过去三十年间，中国领导层相对来讲是行为可期、规避风险、平均分享权力的。但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已不再那么和风细雨。   中国的雄心较俄罗斯更甚一筹，但在西方引发了较少的担忧，这是因为中国实现其雄心的姿态更加优雅。普京是派遣戴有滑雪面具并配备攻击步枪的暴徒进入东乌克兰，而习近平的侵略举动规模更小，并且是零敲碎打的，这令美国的应对困难到令人抓狂，因为不能显得反应过度。他派遣他的海岸警卫队和商船侵扰菲律宾战舰（而不是专门派出他的海军），向中国和越南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派出一艘石油钻探船（但仅仅为时数周），并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和暗礁上着手进行土地复垦项目（但这些岛屿和暗礁都无人居住）。而且，由于都发生在海上，这些属于边缘策略的举动并未对平民造成困难，实际上也未造成军事上的伤亡。   中国方面的其他一些举动不那么隐晦。除了强化其海上索求，中国还在中亚内陆建设公路、铁路和油气管道，并承诺在一个将从中国西部延伸，横穿巴西斯坦和印度洋的运输通道中投资数百亿美元；在印度洋海域，中国已介入从坦桑尼亚到缅甸的港口项目。随着中国经济上的麻烦恶化，其侵略行径中的优雅之举或许会慢慢蜕变，代以更加粗鲁、更加冲动随意的行动。习近平将会发现，利用亚洲海事方面的论争来挑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冲动更难以抗拒。而民族主义是一种能为可能四分五裂的社会带来凝聚之道的力量。   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正隐约浮现的危机可能加剧这种危险。这些威权国家持续的稳定令中国愈加易于控制其自身的中亚少数民族，但时间或许正在耗尽。这些政权中的一些，是由同一批具有勃列日涅夫时代中央委员会委员特点的人士领导，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他们一直执政。如今，这些领导人正在老去，他们的政权合法性可疑，他们的经济依旧与俄罗斯和中国自身渐趋放缓的引擎保持联络，他们的人口正变得更加伊斯兰化。也就是说，对中亚来讲，爆发一场类似阿拉伯之春的运动，时机或许已经成熟。   面对经济放缓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威胁齐头并行的局面，中国和俄罗斯可能结成一个策略上的联盟，该联盟以它们彼此之间意气相投的威权体制为基础，目标是管控它们的边疆地区并与西方对抗。为此，两国于去年11月间最终解决了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俄罗斯放弃了远东地区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一小块土地。但这一移交在两国均引发广泛的抗议：普通俄罗斯人反对克里姆林宫的默认，而很多中国人抱怨说，他们得到的太少。这里再度出现的情形是，公众舆论能够约束独裁政权，在这一案例中是抑制这两个政权结成有效联盟的能力。   即将到来的混乱   中央控制——谁拥有这种控制，谁又没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地缘政治议题。在广袤的地域内施行中央集权的威权统治，内在地会出问题；在一个电子信息交流可以挑动基于身份的不满，种族、宗教及个体意识强化的时代，更是如此。欧亚大陆的版图即将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这并不令人惊讶。   为应付可能到来的混乱局面，华盛顿决策者最好现在就未雨绸缪：克里姆林宫的政变、俄罗斯部分解体、伊斯兰恐怖分子在中国西部开战、北京的派系争斗以及中亚的政治骚乱——尽管大致不会发生，但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都在增加。不论即将到来的骚乱采取什么形式，美国都将被迫勉力应付这样那样的新问题，这看来是确凿无疑的。假如俄罗斯领导层分裂，谁将控制该国的核武器库？美国如何能在旁观当局镇压内部叛乱的同时又支持中国国内的人权？   为这样的偶发事件未雨绸缪并不意味着要谋划一场伊拉克那样的解放战争。（假如中国和俄罗斯随时都会形成更加自由的政府，它们的人民将不得不自行实现变革。）但那确实意味着将混乱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为避免噩梦般的安全危机可能随后发生，华盛顿有必要给定明确的红线。但只要有可能，华盛顿理当私下表达有关这些红线的信息而无须大事声张。那些焦虑不安的政权担心在国内丧失颜面，惹恼了这些政权，美国得不到任何好处，但国会中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议员似乎认识不到这一点。   在俄罗斯的例子中，美国理当要求俄罗斯停止发动僵持不下的冲突。随着普京试图将俄罗斯人的注意力从经济困局转移到别处，他会发现在邻国那里挑起事端更有诱惑力。考虑到立陶宛和摩尔多瓦的民主政府腐败而且容易被削弱，这两国大约是普京潜在目标的首选。（摩尔多瓦已接近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国家在战略上都价值连城：摩尔多瓦可以为俄罗斯前往巴尔干半岛的通道提供起点，而立陶宛可以部分作为联通俄罗斯与其飞地加里宁格勒的路上桥梁。对普京来讲，僵持不下的冲突具有的优势是：无须宣战，可降低西方采取有意义应对措施的可能性。何以西方的应对必须动真格，原因正在于此：假如普京在立陶宛或者摩尔多瓦搞幕后动作，西方理当强化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加快在中欧和东欧进行军事演习的节奏。   至少，北约必须在东欧国家中大幅度提升情报共享的力度，并做好向该地区快速部署更多空中和地面武装以及特别行动部队的准备。在作为北约前线的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一处轮值住守的基地有数百名美国士兵、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水兵，他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少，乃至于不可能制止俄罗斯入侵；若干营甚至是一个旅的兵力是必须的。更宽泛地讲，美国将有必要建立起一道军事羁绊防线——这样的防线可以阻止俄罗斯越界发动有限军事打击，但又不至于挑起一场危机。这样，相较于应对中国在更加空廓的南海地区的相应能力，美国在人口高度聚集的巴尔干地区对俄罗斯日渐增进的“反介入/区域封锁”（anti-access/area-denial）能力的反击，将不得不进行更多调整。   华盛顿也有必要为中国的行动划定明确的红线。2013年，中国宣布在东海建立防空识别区，但在南海，华盛顿不可能允许中国的土地复垦项目逐步演变为建立东海那种当局宣称的所谓防空识别区——中国在这样的领空有权驱逐外国飞行器。这样的举动构成了一种刻意模糊的战略的一部分：某个军事僵局变得越是不清楚和复杂，美国的海上支配地位就将越是遭到威胁。假如中国确实在南海宣布了这样一个区域，华盛顿必须以在邻近地区增加海军活动以及扩充对地区盟友的军事援助作为回应。美国海军早已在中国的人造岛屿周边，其宣称享有主权的十二海里范围内水域启动自由航行，不论那是多么半心半意。假如这些行动没有变得常规化并且更加直截了当，中国将感受不到那种遏制力量。   展示力量的时刻到了   “温言在口，大棒在手”，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这句如今已成老生常谈的格言，从不曾像现在这样更适用。大棒可以遏制侵略，不论这种侵略是源自实力还是软弱。但当侵略是源自软弱时，因严厉的措辞可能不必要地刺激那些已经毫无退路的领导人，温言在口尤其切要。实际上，对美国来讲，相较于公开谴责莫斯科和北京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中国南海的举动，增加其自身在那些地区的军事存在更加重要。（西奥多·罗斯福于1901年9月至1909年3月担任美国总统。——译注）   大棒意味着，在财政扣押之举荒废诸多事务之后即刻恢复美国的国防预算。2010年，美国军队总数接近57万人，而到2017年预计将缩减至45万人。美国派驻欧洲的陆上武装力量已从冷战时期的20万人降至目前的3.3万人。相较于战舰和飞机，地面军队构成了对美国实力更可信的宣示，因为它们展现的是这个国家为信守其承诺而流血的意愿。考虑到战争已变得越来越非常规，美国不再有必要在欧洲驻扎与冷战时期一样多的军队，但人们依然呼唤美国部署更大规模的军力。就海军的优势而言，波罗的海面积太小，不适于最大限度运用航空母舰攻击群，所以美国应当向该地区派遣更多的潜水舰。   华盛顿还应将其有关气候变化之类跨国事务的措辞限定在完全恰当的情境中，借以安抚其盟友。比如，总统绝不应期待以色列人、波兰人和台湾人因为他正在气候变化方面充当领袖就相信他（而他已暗示，他们应当相信他）；他们希望他突出强调他们自身的地缘政治困境。尽管流行病、海平面上升以及其他全球性挑战真真切切，但很大程度上由于其自身的地理环境受到重重保护，美国仍能慷慨解囊，致力于应付那些挑战。相较而言，美国的很多盟友所处地理位置险要，接近中国和俄罗斯，因而必须对抗更加有限、更加传统的威胁。考虑到它们自身不利的地理环境，亚洲国家希望在它们的水域看到更多美国军舰。至于中欧和东欧国家，它们想要的是对其防卫的有力而且毫不含糊的承诺。眼下，全球化和通讯革命已令不同地域更多地彼此关联，由于存在这样的关联方式，比以往更常见的情形是，假如一位美国总统未能在另一个战区恰当应对侵略，他就会在这一个战区冒着失去权力声望的风险。   1959年，政治学者罗伯特·斯特劳兹-修比（Robert Strausz-Hupé）将“旷日持久的冲突”（protracted conflict）定义为一种持续对抗的状态，这种状态有利于有耐心又能“善用冲突，以之作为二十世纪的常态”的一方。他写道，西方的思维方式“只看到了和平的工具”，而拥有优势的一方会“化犁为剑”。斯特劳兹-修比写出这些话时候，头脑里想的是中国和苏联的共产党人。然而，美国最终通过遏制政策成功抵御了那些敌手的攻击，遏制就其本身而言正是“旷日持久的冲突”。（罗伯特·斯特劳兹-修比1903年生于澳大利亚，2002年2月去世，曾经担任美国外交官。犁和剑分别象征着有益于人类的创造性工具和毁灭性的战争工具，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中的“以赛亚书”。——译注）   遏制并非如很多人乐于认为的那样，仅仅关乎约束；遏制也事关介入精心算计的侵略，并不断安抚盟友。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总统大获全胜，同时他们理解，对抗和冲突而非和平才是正常的，以此来避免核战争。如今，随着中国和俄罗斯沿着“旷日持久的冲突”这条道路加速下行，未来的美国总统必须承认那一同样的事实。并且，当他们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相较而言风平浪静的数十年抛至身后，并准备着手应付欧亚大陆正在呈现的无政府状态时，他们也必须将力量和审慎的运用恰当融合在一起。   （作者是美国畅销书作家，写有十余部有关国际政治和旅游的著作，目前担任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高级研究员。本文原刊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6年3/4月号，原题：“Eurasia\’s Coming Anarchy”。听桥译。）   原文出处： <a href="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6-02-15/eurasias-coming-anarchy">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6-02-15/eurasias-coming-anarch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