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向後進行曲——漢武帝到習近平的集權鬼靈

歷史的倒退   人類曾經相信，歷史總是向前、進步的。即使歷史不一定在演進，但總不至於退步。他們是如此想的。但要是我們的心靈夠強硬，我們可以直視那些黑暗的真相——世界和歷史在倒退，自意大利鬆散自由的商業城邦所滋長的啟蒙時代以來，人類建立起來的脆弱文明，搖搖欲墜。   在歐美乃至亞非，情報部門無孔不入監察人民；國家機器豢養的特務，以各種科技、金融、體制內的方法迫害異己，奧威爾式的極權社會就在眼前；伊斯蘭國的崛起，中東戰火不息，大量難民湧入歐洲、恐襲重創巴黎，神權正在復興。   世界不一定越來越世俗，越來越包容，事情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走。在東亞，俄國正在普京的「神人」政治下走回蘇聯帝國式的擴張主義；至於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並無帶來西方人一廂情願的中產崛起、自由化改革，而是出了習近平，一個加緊集權的大有為君主。   古典中國的專制土壤   余杰的《習近平的噩夢》首章說到，習近平自視為普京加毛澤東，而我則看到漢武帝。中國人視漢武帝為明君，而我不以為然。在制度史、思想史上，漢武帝都是開創性人物——向壞的方向。如果秦始皇是開啟了中國二千年物質和國境「統一魔咒」的千古一帝，則漢武帝對中國人的統一魔咒，是下到每個人的靈魂當中。   劉邦打贏項羽建立他的漢家國，但經歷秦政和漢楚之爭，國家經濟困頓，劉邦之後都是採取休養生息，發展經濟的無為政術。漢武帝上台之後，為了排除崇尚「無為」的舊朝權臣，轉而培養他的「私人」，以開創一個以他自己為政治核心的新制度，儒生、被改造、神道化的儒家，就成了他的武器，也成了二千年來所有帝皇都遵從的道路。   所謂制度史的開創，乃是漢武帝本人，對歷代想要集權、獨斷的帝皇，都是一個模範（role model）。中國彊域廣，但制度鬆散，即使到了明朝，民國史學家黃仁宇仍稱之為「數字上不能管理」。皇帝的權力，一般會被三公節制（之後的相權），不是一個人可以話事的現代獨裁。   然而，漢武帝示範了對古典分權制度的變異改造——他起用低級官員、太監、組成一個又一個直接聽命於皇帝的「決策小組」，統稱為「內朝」；以往司掌大小政事的朝廷，突然成了「外朝」。由於宰相屬於外朝，無法出入內廷，所以政事核心一旦遷入內朝，過往朝臣可以分擔、節制的皇權，便不受監控。   書中提到毛澤東和習近平沿用的「小組治國」，便是漢武帝的翻版。而毛澤東愛讀中國歷史，一定知道這一筆，也依樣實現在治黨之上。一般的權力架構，是金字塔，至上的皇帝，拿到的只是很小一塊；但極權主義，則是八爪魚，一個獨大的元首，控制每一條很小的觸手，他的權力伸展到每一個地方，哪怕是你的床頭。中國的政治發展，要用歷史退化觀來看，它的治術越發深密、奴役人民之術越來越強，皇帝越來越像呼風換雨的神人。   既是天子 又是權臣   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一甲子有多，它的組織一定變得龐大又笨重。越後期的皇帝，就越受到組織的節制，變得難以發揮。古代的皇帝，或今日的中共領導人，仍無法擺脫這個基本定律。一個性格大有為的元首，想要舉全黨之力去做某些事，或者單純固守自己的權位，都要在常規體制外，創造更快速、更直接向元首負責的小機構。書中提到的路易十四，太陽王，有他的文藝機構；或者現代的希特拉，有戈培爾將他塑造成「神人」，至於漢武帝，則有董仲舒等儒生，用儒家的意識形態，將天下私有為家國、將家國私有成皇帝的私產。   漢武帝不甘只作皇帝，而要同時成為權臣。因為古遠的皇帝，實權很難說很大，他更大程度上是國家的象徵、代天行道的選民、司掌國家禮儀的人。每年春回大地，帝后要親耕，以示國家以農立國、鼓勵生產；或者拜祭皇祖、修建陵墓，示天下以孝道。   至於實際政務，一個皇帝，還是要靠其他人，國家的治權實際上是落入他家他姓手中。「內朝」的建立，本質是皇帝任用私人，跳過任免人選的準則、公議、輿論和制度。漢武帝就像習近平，不甘只當幕中的皇帝，他想大有作為，想管到我們的床前。   如果你在香港，就會看見很多麻芝綠豆的小官說出極為大膽的「極端言論」，例如說香港特首有超越三權（即超越司法）的獨特憲制地位之類。這班無日無之的傳聲筒，在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可以是不入流的。但他們就是可以站得住，最高調、最主動的也是他們。我們很難不想，他們直接向習近平的小組負責。   京城很遠，但香港的事情，習近平大概是直接過問的。因為習近平上台之後，我們可以從香港特區政府的統治風格，變得更加粗野、橫蠻、固執，看到習近平的身影。例如不動如山、壓碎雨傘革命，下手的是梁振英，但那肯定是習近平會愛看的。   習近平：血管裡奔流著毛澤東的血   例如黎智英和大紀元，或者很多泛民主派，在習近平上台前後，甚至近年，仍憧憬他是一個改革者，會有「習李新政」，而梁振英胡作非為，很快就要落台了——但現實上，梁振英是不動如山、大位坐得穩穩的。   梁振英羞辱香港人，肆意踐踏香港那個軟弱而對中國充滿幻想的中產公民社會，難道血管裡奔流著文革和毛澤東血液的習近平會不愛看嗎？梁振英是得到習近平全力支持的，我甚至看到，梁振英是習近平特意拿來羞辱香港人的。習近平在鬥爭香港，在教訓香港人。他在說，你們香港人，你們西方的甚麼核心價值、自由和民主、公義與普世，你看，我一腳就踩碎了，有甚麼了不起？   而習近平肯定認為，這種鬥氣，也屬於一種「建設」，是建設中國自外於「西方」的主體性的不二法。而習近平反映的，只是中共的主流看法。劉曉波被判入獄，是當年十二月廿五日，在西方則為聖誕節，是歐美世界最大眾和神聖的節日，他就要在這個日子判他入獄。他越抗議，他越高興。當時掌權的是胡錦濤。   民國的法西斯遺產   很多人傾向將文化/歷史的中國，與今日的黨國體制分開，這對香港的老舊泛民來說，則是「我愛國不愛黨」的囈語。這是他們不學無術又欠缺通盤視野的明證。   中國的集權乃至極權，在漢武帝啟用「內朝」已經開始——鹽鐵利益收歸國家、與民爭利，已經開黨國體制之聲。在中、港、台均留下遺產的孫文，一手壓碎了以廣州為首的聯省自治主張，打跨陳炯明，蔣介石消滅軍閥，將中國重新「統一」，化為「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中華）民族、一個國家」的新中國。   民國和中共，在政治本質仍是現代專制極權國家。民主當然說不上，領袖大量使用「小組」，即特務、黨軍、秘書形成的極權、恐怖、神人統治，從漢武帝到蔣介石，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是一個中國古以有之的中央集權趨勢。   華人慣常豢養出暴君   歐洲開啟了「現代」，其菁英也最早預言了「現代」對人的奴役。卡夫卡、奧威爾，都是其中的代表。現代科技、大眾傳播技術、電影、黨政組織的發達，是極權主義的物質條件。國共兩黨，是借助現代法西斯政術（來自蘇聯）強化的東方專制主義，從本質來說，國共雙方的領袖實現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夢想，只是秦始皇當時沒有衛星、電報、電腦、電視、收音機，不能向天下臣民將自己粉飾為神。   但統一天下，是通往奴役之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也不只是習近平自己，而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必然產物，是華人對「集權統一」的執迷所產生的幽靈。即使你打倒了他，下一個習近平，下一個漢武帝也會捲土重來。   武帝漢儒之後的華人，總是迷信集權統一，乃國家強大的不二法門。然而天下生靈塗炭的惡果，他們沒有想到。中國人，乃至香港人，乃以為國家衰弱，是因為皇帝不夠權力，是朝中小人、地方貪官得權所至，只要有一個習大大，手握無上大權，就可以幫我們反腐。這種渴求明主的心態，養成一個又一個權力不受節制的暴君。   天下人的天下 vs 君王的家國   本來各有菱角、各有分別的中原各地，權力歸一、成為一塊彊土之後，天下臣民便成皇帝私產，開啟中央集權之禍，一直到明朝滅亡，明遺民中的知識份子才開始沉痛反省。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高舉「天下」、貶斥「集權」，不只是中國人的教訓，也足為人類全體所戒。   影響極廣的政治電影《V煞》曾經有一段由V朗讀的台詞，正是描述這種心態的絕佳範本：   「這是怎樣發生的？要怪誰？當然，有部份人需要付上更大責任，他們會付出代價的。但我要說出真相，如果你想找出罪人，你只要看看鏡子。我知道你為甚麼會這樣。我知你害怕。誰不害怕？戰爭、恐怖、疾病‥‥‥無數的問題，腐蝕了你的判斷和常識。恐懼控制了你，當你恐慌時，你就去寄望元首。他承諾你秩序，許諾你和平，但同時要你保持沉默、服從。」   《明夷待訪錄》中的「原君」篇，這樣說中央集權：   「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   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為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   中國不一定在習大大治下「血肉崩潰」，然而那總有一日發生。因為君主專制使天下人不再擔當天下興亡的責任。明朝滅亡前夕，京城的所有富商收起自己的財寶，而朝廷卻國庫空虛，兵甲無法調動，因此加速滅亡。   中國一旦和哪個國家打起仗，你們認為中國的權貴和子弟，是留下，身土不二、奮戰到底，還是拿著外國護照趕緊逃命？君主專制大一統的中國，永遠不會有未來，因為他們恨君主、恨政府、恨國家，國家毀滅的時候，他們必然袖手旁觀。   習近平的權力觸手伸到香港   習近平與前代元首相比，是一動一靜的關係。鄧、江、胡三代，中國的問題是她自己的，是中國人自己受苦。但習近平將會爭霸，將國內的問題向外輸出。中國式的反啟蒙思想，將會向外擴張。例如以經濟力量脅迫鄰近地區的出版業，使其不敢出版與中國主旋律違和的書籍。香港出版業已經身受其害。2015年10月，香港一間異見出版社股東、「銅鑼灣書店」的老闆桂民海，據報在泰國度假屋中被身份不明的人士擄走，現在下落不明，傳媒又指曾有「特工」到桂的住所搜查。   在傳媒的報道中，桂民海是一個「一個善於挖國家領導人物內幕的人」，雖然作風低調，但終究還是中伏。又有報道指，歐美不少傳媒公司，因為新自由主義的風潮，有奶便是娘，最後搞到出版社的大股東原來是中共。中國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改變世界的「遊戲規則」。   香港晨鐘書局出版人姚文田，因為出版《河蟹大帝胡錦濤》及《中國教父習近平》等書，而被深圳公安拘捕，之後控以「走私罪」重判入獄十年。習近平的專制主義狂熱：即使共產黨是罵不倒的，境外的力量對一般中國人也沒有甚麼影響力，也要殺雞儆猴，大概純粹是為了好玩，宣示威勢。殺雞儆的猴，也包括香港。不要以為香港很安全，香港是無掩雞籠，中國的特務自出自入，這也算是一種香港受到「外國勢力」侵擾的鐵證。在香港，不一定安全。   最慘的是，香港大部份人，尤其是「公民社會」，世界觀仍停留在二十世紀末的英治末期太平盛世，他們不知世變，在中國張牙舞爪，壓迫港人的時候，他們仍留戀著自己的議席，一邊高呼「議會失效」，一邊辯稱「議會路線」仍有意義；他們最看重的，還是自己的好學生形象，批評「激進派」（其實一點也不激進）、批評港獨份子破壞「民主運動」、破壞「雨傘運動」，而不知道自己已經淪為中國殖民香港的幫兇——他們阻止受苦受難的人民起來反抗，站在當權者的一方譴責港人反對中國走私賊，他們已經受到人民的唾棄，因為他們很怕激怒共產黨，怕得自己先來阻止香港人抗爭。   泛民主派，與建制派一樣，心中有一個神像，那就是「中國」，這個神像一天不打倒，香港無從建立自己；不搗毀偶像，凡人無從建立起對自己的尊崇。中國人不搗毀對青天大老爺的敬畏，他們一天無法當家作主。   對偉大領袖「除魅」   余杰寫了幾本關於習近平的書，我認為它們除了滿足一般人對習近平的好奇之外，還有更深的人文意義。當世界在神化習近平的時候，余杰直指習近平有心理問題，他行事殘暴、專制、自大，這是對習近平這權力鬼靈的「除魅」（disenchantment）。現代人所尊崇的價值，是建立於除魅之上的。啟蒙時代的人文主義，是對宗教神權的除魅；二戰之後，是對權力、國家和領袖的除魅。   因此，自由世界的人視戲謔政治領袖為平常，英雄見慣亦凡人，何況是由人民選出來的公僕？而習近平的自我神化，無疑是一種歷史的倒退。神人政治的鬼靈一日不除，世上沒有自由人。無論他這一刻有多少財富，仍是被奴役、毫無保障，因此他們都趕去拿外國護照。   忘了是哪個作家談過，我們覺得某人崇高偉大，只因我們屈膝而跪。過去路易十四不是太陽王，今日習近平也不是習大大。     盧斯達：香港獨立評論人。     余杰附註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我的批判習近平的新書完稿，計劃參照上一本《中國教父習近平》的模式，分別出版香港版和台灣版。香港版請年輕而銳利的香港獨立評論人盧斯達作序。 隨即，我與香港開放出版社商量出版事宜，初步達成出版意象，並展開編輯工作。在二零一五年聖誕節前夕，完成書稿編輯、封面設計等前期所有工作，預計元旦開機印刷。 然而，十二月三十日，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在香港人間蒸發，成為該書店“被失蹤”的第五人，香港出版界因此風聲鶴唳、噤若寒蟬。 二零一六年一月三日，開放出版社總編輯金鍾發來電郵告知：“香港政治书籍出版的困境，己成為国际关注的焦点。身陷其中的業者，遭到巨大惊恐压力，無不趋吉避凶，以防成为下一個。我亦接到家人与朋友許多電话劝告。為此，我们再三斟酌，决定暫停大作的出版，以待未來。因未签约，後续不複雜。但诚盼得到您之諒解。前此勉出《教父》，但今非昔比，愚亦無力承担巨大後果。未能效终，深以為憾。” 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之後，我為此書的在香港的出版作最後努力，先後聯絡香港的五、六家出版商，均遭婉言謝絕。至此，這本新書在香港出版的可能性完全斷絕。我充分理解出版方所遭遇的壓力與危險，在香港的歷史上，這種情形前所未見。 我要譴責的是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共政權，這個政權是香港乃至全球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公敵。 故而，在台灣版中，我特別保留盧斯達為原香港版所作之序言，並保留幾篇專門為香港版所撰寫的關於香港的評論。對於香港的沉淪和中國天朝主義的步步緊逼，台灣不可漠視與倦怠，而當有唇亡齒寒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