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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对西方哲人的怪异口味 （江绪林 译）

我早就听说施特劳斯在中国很流行，正如魏玛共和国的反自由主义和反闪主义的法理学家卡尔·施密特也很流行一样（后者令我很惊讶）。《纽约客》曾刊出一篇文章谈及“新生代的新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对施特劳斯的兴趣是某种令人不安的发展。然而，尤其在所交往的许多中国年轻人身上，我发现的是某种有趣得多也重要得多的东西。施特劳斯和施密特处在智识争论的中心，所有的学人都读施特劳斯和施密特，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正如有次散步时一位上海的自由派记者告诉我，“如果你不能就这两个人和他们的思想谈点什么，这里就没有人把你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