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文革十年（二十三）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摘要：1976年5月到8月，我参加了北大进修班，期间赶上朱德逝世和唐山大地震，但在未名湖畔那4个月，是我年轻时代最美妙的光阴。</div><div> </div><div>  第三通用机械厂是文革时期北京市工业战线的先进单位。1970年，陈祖德率前国家围棋队主力队员，下放我厂近十年，坚持在生产一线当工人;文革期间，中国舞蹈研究所的专家，文化部顶尖电影评论家多次到我厂蹲点并参加劳动。他们约请三通用工人写作组、工人理论组参加新节目观摩，新影片、新剧目研讨，专家与工人合作撰写评论等，一系列活动，我都参加了。　　1974年春季，江青授意将原中戏改办成左味十足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在工农兵中招收学员。中戏两名老师找我面谈，我不明就里，率直坦言：“不愿意以写文艺评论为职业”，掐断了专业进修的天赐良机。事后也曾后悔，文革中能进高校深造，可遇不可求。那两年，我因上班离家路程太远，曾费力联系到我家附近的量具刃具厂的对调事宜，办对调手续时厂部死活不放行，可见我那时多么盼着离开那个工厂。我自断学路，而当年二选一进入中戏的老同事，2015年7月找到我，旧事重提，我几乎忘了此事，说明我对失去上中戏的机会并没有强烈悔意。回顾40年职业生涯，深知自己“不适合在体制内混”。况且与中戏失之交臂11年后经社会招聘，我离开工厂进入中国少年报，为孩子们办报是我心仪的职业，无怨无悔。　　(一)四五之后被记过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温和能干的总理没了，大家由衷悲痛，灵车送周去八宝山那天，我和妹妹连晚饭都顾不上吃，顶着凛冽的寒风站在京西宾馆前的马路边久久守望，只为看一眼灵车送一程亲民总理。接着，工厂和我住的皇亭子大院都举办了自发的追思会，但顶层出了一连串昏招压制悼念活动，激起公愤。3月间到4月初，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天安门广场，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悼周为名、抗议文革为核的运动让我欲罢不能，那些日子，一天不落每天下班后我和老胡(前两年天津大学毕业分到我组的技术员)直奔广场，星期天不休息我独自去广场，流连于人山人海中。到了清明节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花篮越送越大、花圈越堆越多，有人洒传单、念诗词、做演讲，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王张江姚。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Mar/31201602-1b.jpg" width="555" height="725" alt="" /> 四五期间，流传最广的一首小诗。 <img src="http://www.21ccom.net/uploadfile/2016/0301/20160301105409945.jpg" style="vertical-align: middle; width: 555px; height: 342px;" alt="" /> <img src="http://www.21ccom.net/uploadfile/2016/0301/20160301104936364.jpg" style="vertical-align: middle;" alt="" /> 1976年3月下旬到4月初，广场上每天汇集着成千上万、最多时高达几十万人。人们以各种形式表达着对帮派独裁的愤怒。　　4月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议，决定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驱赶抓捕广场抗议人群。4月5日，我上班途中在一路公交车上，隔着玻璃惊讶地看到一夜间满场的花篮花圈都被收走了，云集在那里的人群高喊着“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悼念变成了抗议。上班后传达中南海的话：毛远新把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给毛泽东。大家都明白了，收花圈驱赶人是毛批准的。下午，厂部集合民兵干部，让我“召集三连女民兵排”集合待命，下班后去执行任务。我立刻说“家里有事，我请假。”政工办公室干事说“今天谁都不许请假!”我扭头离开，任凭他叫喊，回车间干活去了。　　那天一下班，我和老胡再次到广场，天还没黑，人群正呼呼啦啦涌向广场东侧那座冒起黑烟的小楼，听说“清剿指挥部”设在那里，老胡和我来得晚，根本凑不到跟前，随着焦虑的人群关注着焦灼的事态。7点左右老胡和我离开广场回家，心中的牵挂还留在那里。第二天一早从广播里知道：昨晚7时半，也就是我俩离开不久，广场广播了市委书记吴德的讲话，说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让大家赶快离开。两小时后，1万名工人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士兵，手持木棍围剿逗留在广场的人，流血冲突中逮捕了一些人。四五期间，我和老胡积极参加广场活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岂能参与挥舞木棍的恶行。　　两天后，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栽赃邓小平是“总后台”，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随后在三通用全厂大会上，因拒绝参加首都工人民兵的任务，我被点名批评、宣布撤销民兵排长并给记过处分。好在多数工友们并没歧视我，随后我参加了北大进修班，半年后“四人帮”被关押，四五事件翻了个儿，年底总结会上，我又被不点名表扬“有觉悟”并宣布“撤销记过处分”，我也不知道自己档案袋中有那页处分单没?<div>(二)在北大学习半年马列　　第三通用机械厂在文革时成立了工人理论小组，共5人，和我最聊得来的是任公伟，他是101中学老高三的学生，101中的学生领袖之一，读书多、见识广，出口成章，逻辑性强。插队返京后进厂当了最苦最累的铸造车间炉前工，每周一次的理论组研讨会，他和我最积极活跃，可叹今日我俩观点相悖甚远。今年春节我用微信对他说：“我们是文革中最缺少知音时的朋友”，“尽管我们都有一大堆缺点，缺点一大堆，但你我是多么好、多么可爱的人啊”!　　1976年，三通用工人理论组组长任公伟考试上了大学，紧接着四五事件我背上记过处分，人生低谷时，不知哪位好心人推荐我参加北京大学马列理论进修班，给这位不知名的好心人上一柱高香吧!因祸得福，我有机会亲近了北大。上初中时我就对北大充满向往，有机会住进北大研究生宿舍、每天听课、课后徜徉在未名湖畔，那是美梦成真的4个月。开办进修班是为子虚乌有的“培养工人理论家”，教材全是马恩列斯原著，讲课的没有一位老教授，讲师们勉为其难按规定走程序、干巴巴地宣讲原著，《资本论》、《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大部头囫囵吞枣不甚了了，只能记住书名罢了，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宣言》的精彩开篇：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幸运的是，进修班上结交到来自京城几十个企事业单位的青年人，同宿舍四女生：玲子、小朴、小李和我，每天一起听课，一起在教工食堂吃饭，一起哀悼朱德元帅逝世。晚上围着未名湖畔边散步边海阔天空各抒己见，我们四人逛遍了北大校园，还多次到颐和园对着湖面欢声高歌，在紫竹院曲径通幽处畅谈人生，那4个月是我年轻时代最美妙的光阴。 <img src="http://www.21ccom.net/uploadfile/2016/0301/20160301105612836.jpg" style="vertical-align: middle; width: 555px; height: 537px;" alt="" /> 在北大进修班学习期间，我们班辅导员(前排中)与班上几位女生(前排左是我、辅导员后侧的女生是我下一篇要写的半年后夭折的玲子)的合影。注意：文革时北大图书馆前是一片草坪，有座毛像。  　　(三)大地震中的记忆　　原本计划三个月的进修班，因为一场大地震延续了一个月。1976年7月27日那天出奇的闷热，白天在教室听课热的汗水淋淋，傍晚我们前往颐和园消暑，平日昆明湖面微风拂面，一天的燥热顿消，那天湖面吹来的风竟然燥热难耐，同学们笑言“越吹汗越多”早早回了宿舍。我到斜对面那屋，听同仁医院来的女学员讲日本影片《砂器》，她家住胡同里的深宅大院，有家庭小影院，看过不少内部电影。她们屋有一位女同学是早期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的独生女，我们都喜欢听同仁医院来的学员讲故事。　　那天很晚才回宿舍，热的一个劲拿着笔记本当扇子扇呀扇。迷迷糊糊睡着后，突然被剧烈的晃动惊醒，朝南的玻璃窗忽闪忽闪着一波接一波的暗白色的光波，同时耳畔传来黯哑的轰鸣声。“地震啦”有人喊起来，我披着毛巾被下了床，看见小李还躺着，使劲摇醒她，拽着她下了楼跑出去。楼下路灯中站着惊慌失措的学生们，有几人包括小李，只穿着小裤衩，用双臂护在胸前，我穿的是大背心和短裤衩，就把小毛巾被给小李披上。等到第一次地震波完全停止后，大家赶紧回屋穿好衣服。这时，北大广播站播出消息，有两名住上铺的男生慌忙中跳下地摔成了骨折，进修班女生受照顾，住的是原来的研究生宿舍，不是上下铺，没有女生受伤。　　地震当天就停课了，我父母1973年春到1976年秋在新华社驻河内分社工作，没在北京，我赶紧回家照顾姥姥和弟妹，在楼下小空场用竹竿和塑料布搭建了一个小小的防震篷，我们姐妹四人、姥姥和舅舅的4岁女儿、姨的4岁和2岁的两个儿子，共8口人挤在里面，连坐着都嫌挤。午后下雨了，余震突发，望着对面二楼我家窗帘在晃动中大幅度摇摆，我忧心忡忡夜里怎么安置姥姥和弟弟妹妹们。三通用的工友们及时雨般帮了我一把，第二天开来一辆小卡车，送来三捆没剥皮的小树干和一大卷油毡，帮我搭建起一个较好的篷子，夜里还是老漏雨，我赶紧买了火车票，震后第三天把姥姥和弟妹们送到郑州姨家。76年8月，白天我和大妹妹分别去上课上班，夜里姐妹俩挤在一张挂有单人蚊帐的小床上。 <img src="http://www.21ccom.net/uploadfile/2016/0301/20160301105726917.jpg" style="vertical-align: middle;" alt="" /> 　1976年地震后，夜里我和妹妹挤在一张支有单人蚊帐的小床睡觉。这张照片是妹妹理丰拍的，我在地震期间过夜的床前的留影，一卷胶卷最后半张抢拍的。(理丰拍照)  　　(四)毛病故后王张江姚被抓　　1976年9月初，进修班结业，我回到工厂。9月9日毛泽东病故，三通用选派了20位代表参加人民大会堂的遗体告别仪式，我被选中。哀乐声中，我们戴着黑箍低着头，绕着玻璃柜中毛的遗体向他告别，人人都在擦眼泪、肩膀一耸一耸抽泣着。可怜的我，从小不爱哭，此时此刻因没有流泪而窘迫，头都不敢抬一下。出了大会堂，走下高高的台阶时，一阵凉风扑面，我突然想起半年前，天安门四五事件后，爸爸妈妈回北京述职，同时各分社统一四五事件宣传口径。返回越南前的那天夜里，爸妈把我叫到他们屋里，叮嘱我“准确消息毛已病重，一旦他故去，万一军人争权乱起来，我们为你想好两条对策，你要……保护姥姥和弟弟妹妹们的安全，到那时这个家就指望你了!”已经面对“那时”了，蓦然感觉前途未卜、担子好重，哇的一声嚎啕起来，哭的不可收拾，工友扶着我劝也劝不住，坐到车上趴在椅背上一个劲哭啊哭。毛逝世后，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大哭，其实不是因为红太阳陨落。第二次嚎啕大哭是在2002年7月，我最心爱的二妹妹突然病逝，肝肠寸断、撕心裂肺中真想随妹妹一起化为云烟。　　10月的一天傍晚，爸爸的忘年交好友小任(任长安)叔叔出人意料来到我家，告诉我和我大妹妹：“这下好了!前天夜里王张江姚都被抓起来了，四害被除，天就要亮了!”他嘱咐我俩先别说，过些日子大家都会知道呢。然后他要去通知住我家楼上的谢文清叔叔，一转身兴匆匆上楼去了。果然没过久，整个北京市欢腾起来，载歌载舞庆祝“四人帮”倒台。年底的全厂大会上，王沛津书记不点名、但熟悉我的工友知道是说我，表扬我“有觉悟”并宣布“撤销记过处分”。　　文革结束了!是吗? </div> </div><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