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隨勇敢的心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我最喜歡的一首詩歌，是李歐納·科恩（Leonard Cohen）寫的《最甜蜜的短歌》（The Sweetest Little Song），这首诗只有两行：“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You go your way/ I’ll go your way too）。”這確實是一首最甜蜜也最精煉的歌。 科恩是一个有着诗人、作家与歌者等多重身份的独行者，他如此描述自己的寫作過程：「就像一隻熊跌跌撞撞不小心撞上了一個蜂房或者蜂蜜貯存處，我就是這樣撞了進去，並且被困住了，它（寫作）既可口又可怖，我在其中，感到是它並不那麼光鮮，甚至是相當難堪，相當痛苦，可是卻又無從避免。」這也是作為寫作者的我的切膚之感，從十三歲發表第一篇文章以及二十五歲出版處女作《火與冰》以來，我陸續寫下了一千五百万字，沉浸在文字的蜂巢中不能自拔。 科恩的母親是猶太拉比的女兒，是立陶宛猶太人後裔——這個家族若沒有離開歐洲，就不可能逃脫納粹德國和蘇俄的魔爪，他們或許會消失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焚屍爐，或許會消失於古拉格集中營的沼澤地。加拿大宛如世外桃源，但這個過於年輕的國家無法滿足科恩對遠古歷史和文化的追尋，所以不能用“加拿大人”這個護照上的國籍來定義科恩。從摩西而來的源遠流長的種族與宗教傳統，讓科恩宛如舊約《詩篇》中歌者，一路行吟，無家可歸，並以此為榮。他回過以色列，卻找不到與心靈深處的思念相契合的聖城耶路撒冷。 我亦如此，我與祖國已然隔絕，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隔絕——需要橫跨整個北美大陸、飛越地球上最廣袤的太平洋，即便如此，又如何穿過那道密布鐵絲網的海關呢？我與祖國的隔絕，更是心靈意義上的隔絕——祖國已經被一群匪徒所佔據，淪為充滿行屍走肉的“動物莊園”。我只能在異國他鄉用文字建構自己的精神家園，在那裡，可以洗滌傷口，可以安靜禱告，可以重新上路。從此，不再“鐵馬冰河入夢來”。 然後，我以一名沒有國籍的記錄者的身份來到台灣，隨之與這個美麗之島相知與相愛。這一切絕非偶然。台灣比我的祖國更讓我親近，它還擁有我的祖國沒有的自由、民主和希望。我用腳掌來感受它的土地，我用心靈來呼吸它的空氣，幾年下來，我的台灣朋友比中國朋友還要多。 科恩的這首詩關乎愛情，而我用這首詩的後半句作為“台灣民主地圖第二卷”之書名，顯然又不僅關乎愛情。這是一名後輩與外來者，懷着愛與敬畏，寫給美麗美麗之島上的那些先知、英雄與勇士的一束情書。他們的路延伸向遠方，而我繼續走在其中。   這條路上，曾經走過万族万邦的愛自由者。其中，有電影《勇敢的心》的主人公華萊士。当苏格兰风笛奏响，镜头如同在天空中飛翔的鷹的眼睛，優雅地掠过藏青色的山峦，白雾从小河上升腾起再散开，树林间出现了马和馬上的人的影子，華萊士的故事就開始了。一个男人渾厚深沉的声音在此时响起：“我将为你们讲述威廉姆·华莱士的故事，英国的历史学家们会说我在说谎，但历史是由处死英雄的人写的……”其中，也有電影《賽克勒·巴萊》的主人公莫那魯道。有一位中國網友在豆瓣网上感嘆說：“精神上被阉割，灵魂上堕落，奴才遍地的大陆人，看到海峡对岸这样一部热血影片该作何感想，我们的彩虹桥在哪儿……”是啊，我們的彩虹橋在哪兒，我們如何邁出通往自由的第一步？ 在黑暗時代，有混亂和饑餓、有坦克和鐵鏈，有屠殺和劊子手，也有對不義對憤怒和對不義的反抗。經歷過納粹時代的漢娜·鄂蘭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一書的序言中說：“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啓明（illumination），這種啓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於某些男人和女人，源於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着，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我所要發掘的便是這樣一群人。他們已然被遺忘。今天很多台灣人有空去那兩個被颱風吹得歪歪倒的郵箱旁邊拍照“打卡”以致那裡排起了長龍，更有空花幾十分鐘打通熱線電話去訂購那張印刷了那個我永遠記不住名字的日本女優的照片的悠遊卡。然而，他們卻不願去探究那些“黑暗時代的人們”的故事，若沒有那些黑暗時代努力發光的人們，說不定今天的台灣還處在戒嚴體制的黑暗之下呢。 在《在那明亮的地方：台灣民主地圖第一卷》中，我講述了賴和、楊逵、葉石濤、胡適、傅斯年、殷海光、蔡瑞月、湯德章、孫立人、柯旗化、柏楊、鄭南榕、陳文成、林義雄們的故事；在這本書中，我又將講述余清芳、莫那魯道、林獻堂、蔣渭水、吳濁流、雷震、成舍我、余登發、陳定南、許昭榮、康寧祥、羅文嘉們的故事。他們都是反抗者，是為自由而戰的反抗者。我追隨他們的腳步，觸摸他們的脈動與心跳，我與他們的相同之處，遠遠多於我跟大部分同胞的相似之處——反過來說，連戰與習近平的相似之處，也遠遠多於我跟習近平的相似之處。 反抗者有兩種，一種是為自由而戰的反抗者，另一種是為權力而戰的反抗者，這就是林義雄與施明德之間的差異。法國作家加繆在《反抗者》一書中寫道：“我们每人要拉开弓接受考验，在历史中与反对历史中征服他已经拥有的一切，收获他的土地中贫瘠的庄稼与这片大地上短暂的爱，在这个时刻，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弓张开了，木头吱吱地响，在弓张开得最满的时候，一支箭急射而出，一支最刚劲的自由之箭。”是的，我們都應當射出那支最剛勁的自由之箭，我們的生命中都有那個轉折性的時刻。我要謙卑地記述這群為自由而戰的反抗者的故事，我要竭盡全力地扭轉由“處死英雄的人”書寫的歷史。既然他們要修改課綱、要指鹿為馬，那麽，自己的歷史就由自己來寫吧。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是一個熱愛旅行的讀書人，我旅行的目的地常常與眾不同。當我到德國的時候，我去尋訪當年反抗希特勒的潘霍華牧師和白玫瑰小組的紀念館；當我到法國的時候，我去尋訪帕斯卡爾和雨果的故居；當我到俄國的時候，我去尋訪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的莊園；而在我如今長期旅居的美國，我更是一個個地、從容不迫地走訪華盛頓、傑斐遜、麥迪遜、威爾遜、馬丁·路德·金們的舊居。他們的音容笑貌、他們的吶喊與歌唱，為我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活水的源泉。 到了台灣，我才驚喜地發現，在這個小小的島嶼上，與民主、自由、人權有關的地景，似乎比以上那些大國還要多，我的“台灣民主地圖系列”可以寫成多卷本，而不愁題材的枯竭。因為，在晚近四百年以來，台灣人在奴役與自由、獨裁與民主、殖民與獨立之間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一顆顆勇敢的心，可歌可泣、可圈可點，更可“留取丹心照汗青”。 比起第一卷來，我在挑選本書的地景時，盡力在歷史的時間軸和地理的空間軸兩個方面拓展視界。在歷史的時間軸上，除了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時期的人物、事件和地點，我還納入了日治時代台灣不同族群、階層和政治立場的人物的抗日活動，從余清芳到莫那魯道，從林獻堂到蔣渭水，不一而足。日治時代台灣人民的生活並不是泡在糖水裡，不能因為後來國民黨統治的惡劣，就無限美化日治時代“次等國民”的“幸福生活”，就如同不少中國人痛感共產黨統治的暴虐，就因距離而產生美感，轉而呼喚國民黨回中國執政一樣。因此，我無法認同李登輝在接受日本媒體訪問時的陳述——當年他“光榮而自願地”參與日本軍隊。或許這是事實，我們不能要求一個當年的少年人有蔣渭水和林獻堂那麽深邃的反殖民主義的思想；但在七十多年後表述該事實時，不能沒有任何事後的反思與批判。那是一場由日本挑動的法西斯侵略戰爭，台灣被日本綁架到戰車上，是台灣的無奈與悲哀，絕非台灣的光榮與驕傲。奧地利曾被納粹德國吞併，但不會有一個奧地利的政治家或輿論領袖會志得意滿地表示，以曾與納粹德國併肩作戰為榮。韓國也曾像台灣一樣被日本佔據，但韓國總統朴槿惠絕對不敢對國人表示，以父親曾是大日本帝國的軍官而感到驕傲。媚日對台灣獨立不會有實質性的幫助，日本雖然在戰后成了民主國家，但從未致力於在亞洲推廣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獨裁國家侵犯人權的行徑也從不譴責，“六四”屠殺之後日本是最早到當時遭到西方國家經濟製裁的中國投資的資本主義國家（台灣則緊隨其後），二十多年後終於嘗到了自釀的苦果。因此，如何面對日治時代台灣的真實境遇尤其是戰爭期間台灣所承受的苦難，如何處理當下及未來的台日關係，是台灣擁有成熟的台灣意識不能繞開的重要環節。而在此過程中，余清芳、莫那魯道、蔣渭水、林獻堂們的歷史不能被忽略和遮蔽。 另一方面，在地理的空間軸上，第一卷寫到了由昔日的綠島監獄改建的綠島人權園區，第二卷則納入金門的古寜頭戰史館和特約茶室展示館。對於這兩處地景，我有更多批判性的思考。古寜頭戰史館中“成王敗寇”史觀，其實國共雙方如出一轍。在儒家忠奸分明的文化傳統中，很難生長出多元化的史觀與視角。我居住的弗吉尼亞的鄉間，驅車不到十分鐘就是馬拉薩斯國家歷史公園，這裡是南北戰爭中馬拉薩斯戰役的發生地。在公園遊客中心播放的紀錄片及相關資料中，沒有對北軍的神聖化和對南軍的妖魔化，一尊騎着駿馬雄姿英發的塑像，居然是南軍的“石墻將軍”傑克遜。這才是一個成熟的國家面對歷史傷痕時廣闊的胸襟和氣魄。而特約茶室展示館中的文字與圖片說明，基本上還停留在“軍中樂園”的層面，國民黨當局一方面無限美化“特約茶室”中侍應生的生活環境，一方面卻又高調譴責日軍的慰安婦制度，同樣都是慘無人道的軍中性奴隸制度，為什麼有的是選擇性的失明、有的是選擇性的看見？從這兩處地景的歷史敘事就可以看出，台灣的民主運動史和人權史的建構遠未完成。   這個系列雖然名為“台灣民主地圖”，但我所關注的價值絕不僅僅是民主，而是與之息息相關的自由、人權、憲政、共和等整體性的普世價值。近代自康梁以來，華人文化圈中特別重視民主這個概念，結果民主在國共兩黨那裡蛻變為蘇俄式的“民主集中制”，或為多數人肆意對少數人實施暴政，或為獨裁者肆意對民眾實施暴政。所以，才會有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個獨裁者分別在海峽兩岸做終身主席和終身總統，不到死亡降臨，絕不放權。長期以來，我們過於看重形式上的選舉，後來才發現，即便有了某種形式的選舉，若沒有權力有效分割和制衡的憲政共和體制，沒有對人權和自由的充分保障，選舉不過是特權階層的遊戲罷了。 所以，我在書中特別選擇一批地景，用以彰顯人權與自由價值的重要性，以此形成廣義的民主理念。在本書中，我以成舍我紀念館和雷震紀念館來標舉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之可貴，以台南神學院來標舉宗教信仰自由之可貴，以勞動女性紀念公園來標舉女性和勞工權益之可貴，以後勁文物館反五輕展覽室來標舉環保運動之可貴，以陳定南紀念園區來標舉清廉高效的地方政治之可貴……這些才是真正的“台灣之光”。 更為重要的是，許多地景並不是已經過去、已經定格的歷史，而是依然在發展和演變之中的現實。比如，作為民進黨創黨之地的圓山大飯店，後來演出了台灣民眾抗議中國官員陳雲林來訪的大戲，並催生了野草莓學運。這裡，還會有更多中國的高官顯貴出沒，還會有更精彩的捍衛台灣本土意識的戲劇上演。比如，在後勁文物館反五輕展覽室，圖片上出現的許多老人都已辭世，但後勁的工業汙染依然嚴峻。年輕世代接過棒子，延續這場螞蟻對抗大象的鬥爭。再比如，文萌樓作為台灣惟一被定為古蹟的情色場所，雖有日日春協會為之護航，依然前途未卜。文萌樓保存下來的希望，不在於新任台北市長柯文哲大筆一揮，而在於草根階層十年如一日地反抗男權與資本的雙重壓力。再比如，在台灣省議會會史館及立法院議事博物館中，當然不會觸及目前台灣代議制失靈、憲政體制出現嚴重困境的事實，但太陽花學運讓千瘡百孔的舊體制暴露在人民面前。下一步最重要事情，不是政黨輪替，而是憲政變革。第三勢力的崛起，黃國昌等健康力量進軍立法院，使得台灣的未來有了“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於我而言，最美的故事是沒有完成的故事，是可以繼續寫下去的故事。     當潘霍華決心走上對抗納粹暴政之路的時候，他在一封給哥哥的信中寫道：“世界上還是有一些值得我們毫無保留全力支持的事情。對我來說，和平與社會公義就屬於這類事情，對基督祂自己來說也一樣。”他向並不理解他、認為他是“癡人說夢”的哥哥解釋說：“最近我突然想到《國王的新衣》這個童話故事，它確實反映着這個時代。我們現在所欠缺的就是在故事結尾說出真相的那個孩子。我們應該好好演出這場戲。”我在這本書中寫到的人物，都是像潘霍華、也像那個說出國王什麽都沒有穿的孩子的人。他們如夸父逐日，如精衛填海，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那麽，我們能跟他們同行嗎？     親愛的朋友，若你打開這本書正在閱讀，亦不妨同時傾聽科恩的淺斟低唱：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     二零一五年九月 弗吉尼亞蓋城群櫻堂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