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我們這個圈子的人在考慮一個時代和國家

不是一時衝動 當然要承認，任志強對政局和政治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此次針對共產主義和共青團中央對掐也不是心血來潮的一時衝動。 對於毛澤東，他曾說，我們這一代人，認為毛主席是一個神，他說的什麼都是對的。到經歷了很多東西以後發現，人需要有獨立思考能力。這樣一個過程告訴大家，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最重要的是要承擔社會責任。這個社會責任不是泛泛意義上的，不是因為你是成功者才有社會責任。一個社會，一代人，如果沒有責任感的話，對什麼東西都沒有敬畏，這個社會是不會進步的。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Mar/39201609-2b.jpg" width="400" height="600" alt="" /> 任志強於2013年接受《南方周末》專訪。 對於他們這一代人身上的烙印或者責任，他在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說，“我們這一代人，在國有企業做事的比例很大，真正做個體、做私營企業的比例很低，因為當時不允許有私營企業。具體到我們這個圈子的、大院裡的人，多數還是在政府機關和國有單位，從商的大多數也是從國有企業進入的。毫無疑問，這代人的共性，是把國家利益放在前頭考慮得更多一些，不只是為了自己的事兒忙活，都是在考慮一個時代、一個國家。區別可能是，孔丹更多的是‘有國才有家’，秦曉還有我，更多的是‘有家才有國’。” 他接著說，“我和我身邊的人，相信共產主義的仍然佔絕大多數，只是大家心目中實現共產主義的道路不一樣。實踐已經證明，馬列主義裡面像‘剝削’這樣理論，現在已經不適合了，所以大家爭論的是馬克思那些過時的東西。秦曉（原招商局集團主席）跟孔丹（原中信集團董事長），他們的分歧，是用什麼樣的路徑去實現共產主義。” 任志強與《南方周末》的進一步對答如下── 《南方周末》：但是你和秦曉都是堅定的市場經濟的捍衛者，這兩者不衝突嗎？ 任志強：最一開始我可不相信市場經濟，或者說最初我們根本不懂什麼叫市場。“文革”之後我們開始有反思有懷疑，再後來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場經濟框架，大量引進國外的經濟建設方面的書籍，我們才開始去尋找，慢慢地發現市場經濟是最好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  <div></div><div>怎麼會衝突？一個是理想，一個是信仰，信仰和理想是兩回事。理想是可以實現的一個東西，信仰不是，好比人們信仰上帝但是誰也沒有見過上帝一樣。我信仰共產主義，因為我覺得這就是最好的社會，至少馬克思描述的共產主義物質極大豐富任意取用，你還能造一個比這個更好的社會嗎？     但是怎麼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路徑問題。是用市場經濟的辦法還是用計劃經濟的辦法實現物質極大豐富，我們認為市場經濟才能實現共產主義。鄧小平說得很清楚，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共同富裕，平均不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才可以。共同富裕要靠幾代人、幾十代人搞。幾十代人是什麼概念？孔子到現在也才74代。 《南方周末》：你和秦曉等等，是你們那一代人那一個圈子中的少數派麼？ 任志強：我不認為是，我認為我們是這一代人裡的多數人，只是媒體沒有關注到我們這一代人裡的大多數人。我隨便就能舉幾個例子，比如衣錫群（原北京市市長助理、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比如何迪（博源基金會總幹事、瑞銀中國原副主席），我是因為行業和性格特殊一些，被媒體關注多一些而已。 《南方周末》：改革開放30年之後，許多人在問，改革的動力在哪？你怎麼看？ 任志強：現在面臨的就是這個問題，吳敬璉老師2013年的演講也都在表達這層意思。在不動體制的前提下，可以改動的部分都已經改得差不多了，快要撞到南牆上了，改革紅利的空間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     改革下一步的動力，從中國來說，目前還是以危機為主。大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是危機倒逼機制而形成改革。從經濟制度上來說，就是實行不實行更徹底的市場化的問題，否則下一步的危機就該連續爆發了。比如民營經濟的財產權利得不到保護，企業家都移民了，怎麼辦？經濟增速7％就叫底線了，要是突破底線變成5％怎麼辦？危機感之下，我們樂觀地講，改革的共識已經存在，只是步子大小的問題了。 經濟體制的背後從來都是政治體制。我微博裡面寫到過，很多人問，取消糧票背後是經濟制度還是政治制度？一定是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是一個表象。    表面上不觸及政治體制的，不等於實際上不觸及。 我們是要喚醒，喚醒“獨立思考”。我們這個社會，不少人的想法是被灌輸的，什麼事情都有一個標準答案。我們希望喚醒的是獨立思考，啟發大家自己去想，我們不去判斷對錯，你自己來判斷，這就是獨立思考的能力。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以理解為多元，你們可能認為多元和共和是一脈相承的。不過多元最終可以不和，共和最後還是要達到“和”，不同的意見求同存異。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