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主义与台独：北京的两个担心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目前北京正进行着的“两会”上，中国最高层一方面告诫，香港人不应该“把任何社会和经济议题都政治化”，一方面表示对香港“分离主义”的崛起非常担心（路透社2016年3月4-6日综合报道）。确实，自从香港的抗议活动越来越频繁和火爆以来，国际上越来越把香港的对抗局势同其它地方的对抗运动作比较。尤其是今年春节香港商业区旺角的对抗行为发生显著升级（即“鱼蛋骚乱”），时间恰与台湾民进党选战大胜相衔接，令观察家们更是把“台独”和“港独”聚焦在一个镜头里考察。这种视角在中国内地尤其盛行，如果不是近来的言论空间紧缩，这“两独”一定是眼下“两会”上的热议话题。两者可比不可比？在某些专家眼里， “台独”和“港独”是不可比的，部分原因下文将提及。可是，既然目前这种比较已经被公众广泛高度的关注，就有必要对此作尽可能客观持平的解析：它不仅仅是个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政治和政策选择的问题，潜在地影响到千百万人的安全、生活和未来的走向。由于历史的现实的条件和香港大不一样，有关台湾独立运动的内涵和形态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可供我们细细剖析，而所谓的“港独”就不是这么回事。因此，本文先在 “台独”问题上理出几个相关的参照点，以其为背景，来反观香港“本土主义”运动——所谓的“分离主义/港独”乃是其中极少数最激进者的一种政治诉求。按照台独运动核心团体的追溯，“台独”作为一个诉求早在1928年就出现了，“有建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的主张”（《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故事》，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甚至有人把这种诉求更往前挖掘到1924年，该年5月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台湾自治协会”，利用许多场合鼓吹台湾脱离日本殖民主义帝国，由台湾人自己治理台湾岛（参阅相关史料《崛起：台湾左翼运动的1924年》第五章，新北：《批判与再造》杂志，2007年12月号第 37-50页）。从那时至今的漫长岁月里，广义上的台独运动经历了五个阶段，这些阶段当然是相互交叉渗透而非截然分隔的。第一个是鼓吹理念阶段，第二个是有组织活动阶段，第三个是上台执政阶段，第四个是下台反省阶段，第五个是重新执政阶段，也就是今年5月20日将正式开始的民进党政府时期。五个阶段呈现的四大参照点时起时伏不断变形的广义台独运动包含了太多的差别层次，不必在此逐一清理。仅就它与香港“本土主义”运动最具有对比意义的那些成分，依笔者的观察，可以归结为四个参照要点。其一是，全部台湾居民里面，拒绝按照北京的基本方案走向两岸统一的人数比例越来越高，目前绝对超过了一半；超过了多少难说清，因为台湾的民意调查在这个问题上的数据差别显著。如此这般“拒统”的台湾居民，最大公约数不再是基于血缘、省籍、方言，而是基于政治社会制度的认同。他们成为大多数，既源于人口要素，即台湾出生长大者越来越多，也源于海峡对岸的政治状态，使岛内各界越来越失去“和平民主统一”的指望。目前的台湾居民里面主张“按差条件统一也胜过按好条件分裂”的人，也就是把中国统一当作最高价值认同的，已经成了政治上的濒临灭绝物种，有如华南虎或白鳍豚，你怎么喜欢它，也没办法让它昌盛。其二，所有拒绝按北京方案统一的台湾居民，他们竭力保卫其生活方式（即政治社会制度的另一种说法）不被损毁的愿望，依托的底线之一是他们有“国军”的保护。一部分人更指望他们的努力，到了严重危机时刻定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实质支持，特别是美国的有效武卫。其三，台独运动中的激进分子，曾经过度利用了台湾民众对以上所说的国际支持的指望，几次试图把“台湾独立”的目标猛推到位，也即“台湾独立建国”，不仅是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刀两断，也要抛弃台湾跟历史的中国之政治连带标志——中华民国的国号。这种愿望在“台独”的上述第一和第二阶段，还只是以社会行动为主，到了第三阶段，就成了政府行动。于是立刻招致北京和华盛顿的双重大力反击，不得不黯然退缩。中共官媒在警告刚胜选的蔡英文团队的时候，用“不当家不知道油盐柴米贵”为题，提醒得颇为生动——你们的前辈从说到做没有做成的事，你们今年5月20日后就不要再试做了。其四，于是就有了眼下的这种现实：蔡英文团队不断声明执政后不会危及两岸的基本关系格局，不会做让美国和国际社会担忧的冲击周边安全的险事。曾在台独运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发挥过不可替代作用的李登辉，今年2月中旬在他的新书中文版自序里明言：只要保全中华民国的主权和地位，修改宪法内容，让中华民国成为新共和国，就没有宣告台湾独立的必要，没有必要在国际社会做出引起争执的发言。他认为，重点在于（中华民国）“以台湾之名”存在也即“台湾化”（台北《风传媒》：“风评：李登辉，又来了！”2016年2月17日）。这个宣示被解读为是给蔡英文执政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声张护航。这些以前把中华民国国号当作老外套必弃之的政客，经过“台独”的第三和第四阶段的尝试，终于体会到，在可望的长时段里，这件老外套仍是保护他们最不愿丧失的权益——自主治理台湾的金光罩。香港本土主义运动的阶段笔者还没有读到研究文献，细细考证香港“本土主义”的起点和早期形态。仅依本人的观察，在1993-1995年就听过有些香港的社会精英分子，把1997年的主权转换称为“新殖民主义主子替换老殖民主义主子”。估计这种激进本土主义观点在1980年代初，中英开始香港问题谈判时就萌发了。时至今日，本土主义蔓延到香港社会更广阶层，其第一个堪与台独运动作对比的，是“民主回归派”失去影响。近几年来，香港年轻激进的本土派分子老是指责本港老一代民主爱国者，说他们以政治空幻蓝图误导港人太深（参阅“Hong Kong students who protested government now seek to take part in it”，New York Times, 16 Feb 2016）：他们当年大力鼓吹只有让香港先回归中国，才能借此过程实现香港的民主化，理由是殖民主义天然是外来少数人统治，绝不可能与本土全民政治参与权相容。全世界的殖民地都是先去殖民化，再开启民主化，所以香港人民必须赶走英国殖民政权，回归中国，实现港人民主治港。“你们几十年前鼓吹的这个民主回归前景，不是空中楼阁又是什么？”香港民主回归派的被边缘化，颇相似于台湾那些鼓吹“和平民主统一中国”人的失势。这两者的失势，均大大增加了“本土权益至上”派的阵营。第二个堪作对比的，是香港本土主义内涵的界定。原来“本土主义”被有些人译成Nativism，其含义易被解读成极端排外：香港只属于世世代代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放在香港显得很怪异，因为它从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谁都难以声称自己是“土著/原住民”。Nativism原是指北美洲原始部落主要是印第安人的权益，不应该受到欧洲殖民者的剥夺压迫。现在“本土主义”多译成Localism，意即把本地权益置于首要地位，这样就不等同于在香港社会里鼓吹老新移民之间水火不容，连特区政府的部分高官都能大体接受它。“台独”理论家里曾经有人大力鼓吹，“台湾民族”在血缘上就有别于中国人，以此论证“台湾独立的人种根基”。国际学术界一读到这种观念，马上就联想到种族主义，因为纳粹运动就是以血缘论为出发点的。近年来，少有“台独”理论家再发表这种政治生物学说辞了。不可比的部分更多迄今为止，香港本土主义只有“鼓吹理念”和“有组织活动” 两个阶段。在可预见的时段里，它和“台独”的可比部分看不到更多的了，两者最要害的区别是明摆着的：香港本土主义团体作为政党不可能上台执政，至多只有少数成员当选成议员。上述“台独”四大参照点的第二和第三条，不会出现在香港政坛上，不会有严肃的本土主义者真以为香港能够组成“自卫军”，能够指望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香港独立运动”以实质支持和武力保护。正是由于以上的要害区别，香港本土主义群体大多数所索取的，基本上不会超越“治权” 的冷静范畴。这不是说该群体中没有少数激进成员不想争夺“有限主权”，而是由于周边硬性的限制条件，令任何这类想法变成有规模的行动时，都会被立刻制止。香港社会主流不会追随“港独”的号召形成分离主义的民运，尽管最近英文中文媒体广泛报道香港本土派激进成员声明“要对港独去污名化”、“要在十年间推动公投”、“2047年由港人决定香港是否脱离中国”（详阅《明报》2016年2月20日、《纽约时报》2016年2月16日长文）。笔者反倒相信，经过几番尝试肩负挫折及代价之后，这些激进成员随着年龄增长和对本港及国际政治的深切体会，极有可能变得更审慎，把政治诉求退缩到靠近现实的尺度，有如上述四大参照点的第四条。运作空间大得多、资源富得多的台独运动经过几番尝试，都能变得如目前阶段这般审慎，相似过程也会出现在不太遥远的香港。笔者 1994年回顾亲历过的几波大动荡时，曾反省道：“妥协是成年的智慧，激进则是青年的专利。虽然激进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是一个已经多次犯过的错，对于每一具体的青少年个人，它却是新鲜的”（丁学良：《革命与反革命追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54-155页）。所以，要合理处置香港近期的多种麻烦冲突，一方面，香港人不要把任何社会和经济议题都政治化；同时，中国大陆也无需对目前香港少数年轻人的过激言论太惊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