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曝“中国最大的恐惧”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头条  　　《纽约时报》头条关注土耳其安卡拉汽车爆炸案。报道称，这起恶性袭击事件距离上次同一座城市发生针对军人大巴的致命袭击事件仅隔三周，目前已致至少37人死亡。  　　《华尔街日报》头条同样关注安卡拉汽车爆炸案。报道称，13日夜晚安卡拉中心商业区发生猛烈的汽车爆炸，显示出土耳其在其与库尔德分离主义分子及邻国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的战斗中面临严峻威胁。  　　《华盛顿邮报》头条关注特朗普支持者集会遭遇骚乱。报道称，离经叛道的大亨候选人特朗普没有理会那些希望他放软口气的规劝，而是开始超越党内竞争，声称是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的支持者导演了导致他的支持者集会取消的骚乱。  　　社评  　　《华尔街日报》以“唐纳德与巴拉克”（The Donald and The Barack）为题讨论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文章称，奥巴马在近日断然否认他需要为特朗普现象的出现负上任何责任，尽管他似乎并不欣赏他执政八年后美国如今的样子。讽刺的是，尽管奥巴马拒绝为特朗普现象承担责任，但他的发言也陷入了推动特朗普崛起的同样的修辞习惯。对奥巴马来说，似乎所有反对他的政策的人都是不合法的，或出于某些恶意的动机。美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赖于规范，但当总统违反了这些不成文规则，被伤害的自治机制就将导向未知的后果。  　　《华盛顿邮报》以“民主倒退”（Democracy in retreat）为题刊发社评文章称，美国应加强对全球范围内的独裁者施压，并正面阻击蔓延的反自由主义浪潮。文章认为，冷战结束之初，民主在世界范围内曾有一段时间取得明显进展，但在现在，民主正在不断撤退，透明度、法律责任和以尊重人的尊严为基本规则的自由价值观正在遭到广泛践踏，而美国需要为这种局面的形成负上一定责任。广泛的经济萧条和最近几年的经济混乱，以及阿拉伯之春的失败，共同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民主的倒退，而美国未能在此期间对其他国家的民主进程给予足够支持，甚至在国内也无法拦阻反民主候选人特朗普，这无疑是美国的失败。  　　中国关注  　　美国《国家利益》3月11日一篇题为《中国最大的恐惧：如苏联一般衰亡和埋葬》的文章指出，苏联解体25年后，美国已不再在乎曾经来自苏联的威胁亦或是其解体的缘由，但仍有一个国家对苏联的衰亡极为关注，那便是中国。  　　目前，中国领导人正为其经济难题焦头烂额，同时，其还面临着美国作为亚洲轴心国的挑战，双重的压力致使其开始担忧，中国是否会成为第二个苏联。  　　将苏联解体归结于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与中国较为保守的左派思维更为相近。2011年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发布电子书《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该书认为，苏共崩溃的根本原因不在俄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在于总统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共产党的腐败。文章认为，党内腐败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因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苏联为前车之鉴，大力进行反腐。  　　《华尔街日报》3月14日报道，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他的新书《中国的未来》（China’s Future）中写道，中国目前的强硬权威主义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不过目前中国的状况与1989到1991年的状况不一样，经济不再是触发政治高压的因素。  　　沈大伟说，这两年正值天安门事件后和邓小平著名的“南巡“前。那时中国的政治非常高压，这也是邓小平南巡的主要原因。他在南巡中批评了”左倾激进主义“，并再度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那是邓小平最后的政治行为，并且获得成功。中共逐渐放开高压的政治，从而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这也是目前中国所需要的：政治自由化、彻底的经济改革和开放的社会。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需要中共领导层相信这种开放并不是对中共的威胁，反而将会强化中共的政权。  　　《华尔街日报》3月13日报道，中菲在南海问题上的摩擦正在将菲律宾总统候选人们推进尴尬境地，他们必须在强硬维护国家主权和推进与中国的贸易合作这一两难处境中求得平衡。菲律宾总统选举将于5月9日举行，所有候选人都希望增进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并将改善菲律宾老旧残破的基础设施列入执政目标，但是，他们又不能在南海领土争端中对中国示弱。马尼拉德拉萨利大学安全事务专家赫达利安（Richard Javad Heydarian）指出，在菲律宾选民当中目前“反华情绪正在急剧飙升”，这使得候选人的可操作余地很小。  　　国际关注  　　《纽约时报》3月13日以“朝鲜用子弹和烈火杀死曾想改革的官员”（In Hail of Bullets and Fire, North Korea Killed Official Who Wanted Reform）为题聚焦2013年被金正恩处决的朝鲜二号人物张成泽。文章引述近日韩国前情报官员出版的一本揭秘朝鲜的著作再现了张成泽生前平壤内部的权力斗争。该书题为“神权政治之婿”（Son-in-Law of a Theocracy），作者为韩国情报院前第一次长罗钟一，在任时负责朝鲜情报收集。罗钟一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称，“在张成泽被处决以后，朝鲜失去了唯一一个可能帮助这个国家走向改革和开放的人。”  　　罗钟一认为，尽管张成泽已经是朝鲜能够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但由于没有血缘保障，他始终不能获得完全的信任，这使得他比其他朝鲜官员更容易清楚地看到朝鲜体制的荒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