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非得已，势所必然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摘要：混迹学界，回头一望，不免感慨。仅就这三十年而言，一些人凭借高位重权，而得横行一时，仿佛执牛耳。为此目的，巧言令色，钻营溜须，阿谀奉承，不惜出卖魂灵。</div><div> </div><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6px; line-height: 30px; background-color: #ffffff;">——从“法政速成科”看中国近代法政转型与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论[1]</div><div> </div>　　内容提要：“法政速成科”的设立不仅表明传统的东亚中华世界主导的天下体系解体，中日千年文化格局开始向日本倾斜，而且，意味着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所建构的现代世界体系统治全球，法律文明秩序取替过往的农业-伦理文明。在此，中日双方调动了各自的历史记忆，围绕着国家建构及其法政体系，追求以富强为基础，而以文明立国和以政治立国为愿景的现代建国进程，讲述了一个大转型时代东亚意识、种族意识和世界意识纠结下的法律叙事。　　主题词：法政速成科法制历史记忆以文明立国以政治立国　　“法政速成科”，一个百多年前日本法政学校的临时教育设置，今日借此史料刊行，再度复活于眼前。[2]考其源流，前后只有五载，总计受教不足两千人，本为一临时体制。[3]然而，当年东瀛的这一教育举措，生发于中日国力逆转，而华夏青黄不接风雨飘摇之际，更是一场已然席卷赤县神州的大变革正式登场的前夜，则因缘际会，辗转推陈，又非一临时体制所能道尽，或者，非其所能预料。人间许多事，阴差阳错，因缘际会，概莫如此，故而今生难料后世，而后世复哀后世。惟借历史作媒，方始获得后见之明，而多少有些预期。就此而言，历史与历史意识不仅为人世奠基，而且，构成了人性的基本维度。　　所以，今日回瞰，其间转折，情由因果，生聚作息，真可谓“情非得已，势所必然”。也就因此，此时此际，对于吾辈华夏后人而言，一卷在手，沧海桑田，不禁浮想联翩，言有尽，意无尽。此刻基此史料，简略梳理其间要害，以窥近世中国法政转型早期思想文化的外缘脉络，缕述东亚文化命运共同体这一命定格局，为的还是认识当下，造福人生。总括而言，凡此种种，缘起于文明变迁，落实为文明格局，着力探讨的是九曲回肠的文明脉络，故而，概为一种个案研究的文明论。　　第一节情非得已，各有预期　　《法政速成科纪事》收录的全为原始资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当年主事者的言辞。抚卷细读，端详再三，其心思，其推理，昭然自现，耐人寻味。事涉中日两方，缘起于当日情势，载述于言说文本，本文递次分别论述。　　先说日方主事诸公。法政速成科之设立，其时出长该校的梅谦次郎校长是关键人物。但梅校长之有此举，据现有史料，则缘于留日中国学生曹汝霖、范源廉的动议。二人先有此意，商榷于梅校长，并得大清驻日公使杨枢的积极响应，遂成善果。起承转合，可谓官民同心，老少合作，投契无间。此于收见集中梅氏“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设置趣意书”，可见一斑。梅氏自述“爰与清国留学生之有志者谋”，可见端倪。[4]据曹汝霖回忆，1903年，即将归国的范源廉找到他商议，“想在日本办一速成法政班”。几经考虑之后，二人前去拜访梅谦次郎，“梅博士很赞成这办法……过了数日，梅博士约我们同去见他，他说你们两位为中国热心养成人才，我很感动，我也愿意为你们出一点力，担任此事，地址即可在本校……我们得了梅博士的允诺，深致谢意，此事即算定局”。梅谦次郎在获得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首肯后，“会晤清国公使杨枢，其赞成劝说清国各省督抚，并上奏皇帝，派遣留学生。”此后事成，曹汝霖、范源廉暂且滞日，充当课程译员。[5]　　既有速成科设置，此后开学结业，梅谦校长总有致辞祝辞发表，颇付心力。例如，1904年(日本明治37年)梅谦次郎在首届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对此速成科设立之缘起和宗旨，特别是促成此举之内外情势，概为解说，心意和眼界俱现。其中几段话，今日读来，感受尤深。在他看来，“迩来清国深感输入新知识之必要”，而且，“频繁引入新知”，盖因“情非得已”。[6]各位，当时的东洋贤达立足东亚和世界格局，对于衰败的“清国”，1904年风雨飘摇的“清国”与列强的比较劣势，一清二楚，亦不讳言。因而，两年后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上，才有教员代表志田博士致辞中所谓“清国长夜梦觉，现正欲行一世界性大飞跃”这句话，也才有其时学监乾学士告别辞中“获取新知，明确清国居于世界何种地位”之诫勉。[7]　　此梦并非当日才醒，否则，哪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清醒自觉。[8]其实，早此十载，大清北洋水师葬身鱼腹，而且，为蕞尔小国所灭，即已唤醒四万万。要不，也不致于到“速成科”来混。苟非如此，生存堪忧，今天我们就不会在此刊布史料，并且集会研讨了。只不过，彼时彼刻，世艰势蹇，愈见其迫而已。而日人目睹情势，以过来人自居，以身作则，亦非始自当日。早在1895年1月20日(日本明治28年)，侵华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在致北洋水师军门丁汝昌的劝降书中，就已作此陈述。大意谓，三十年前，日本如此，为洋人所欺，被迫取法西洋;今日清国重蹈日本之覆辙，惟有引入新知，埋头苦干，忍辱负重，才能有将来抬头做人、比肩并立之日。“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由此，“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9]　　职是之故，今天读到梅谦次郎的这句话，反复掂量“情非得已”四字，实在是百感交集。所谓“情非得已”，并非只因施行新政，人手不够，以至行政无法展开，立法不得完善，故尔才需培养新政施行之才。此为原因，但属表浅，不足以震撼。更主要的缘由在于，整个亚洲，包括中国、日本和朝鲜这东亚在内，面临西方强势之际，不得不向自己的敌人，那个武装到牙齿打过来的侵略者学习，强令转变生活方式和理念价值。否则，不但求荣，连求存亦难，径要灭了。这才是“情非得已”之所在，震撼四万万也。此就一面言之，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择善而从之举，恰为死而后生之路。所以，学习西方也好，效法东洋也罢，在大历史看，势所必然，例属文明传播的常态。但于具体情势下的当事人而言，风僝雨僽，则在在“情非得已”，是以羞辱来洗刷羞辱。情非得已，事到临头，只好如此，朋友，不在其间，不知其难嘛!对此进程，以及更为广大之现代转型，在下曾以“法意阑珊，不得不然”概述，同样有感于此而发，其意在此。[10]时过境迁，从普世主义眼光来看，说实话，有什么你的我的，但凡有利于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这一“现代中国”的创世纪，有助于亿兆芸芸过好生活，不讲你我，不讲东西，不讲古今，拿来便好。　　梅谦次郎并且以同文同种同教立论，概述留日习法的便利与“正当性”。如其所言，“清、韩自我邦取获文明，比诸取自语言全异之欧美，利便实甚”。尤有甚者，在他看来：　　况风俗、人情相似，我邦始终以孔教立国，故道德标准多所相同。其他风俗人情一致者，亦所在多有。且考诸地理，比邻之国，一衣带水。故从距离、风俗、历史、人情任何一点观之，从迥异之欧美获取新知，皆不如从我邦获取便利，固无待鄙人多言也。[11]　　“我邦始终以孔教立国”，固非饰辞，也是迄止当日，旧日东亚中华秩序的残存片段。不宁唯是。可能，同样在他看来，更为主要的是，此刻的日本文化原就是由“日本固有文明”与汉文明相融而成，又经输入欧美文明，裁长补短，几经调和实行，至于今日，方始适于生聚，而得正果。换言之，这是一个更新之后的新文明，也是一个足以自立之强悍文明。这才是根本原因所在。它等于宣告，旧有的东亚秩序已然解体，新秩序正在成长，日本蔚然领先，允当师说。其间，石原三郎喟言，“我校为增进清国智识，不遗余力，相信此举既为友邦，亦属我先进国家理所当为之事”，[12]正为此种心情和意态之昭然。至此，旧日古典中国文明的学徒，今日涣然而为先生，时代在此节骨眼上变幻莫测，恍兮煌兮。溥天率土，黍离麦秀，映照的是一个大时代降临之际的峰回路转，错综纷纭。　　这一点，当年日本人并非自吹自擂，亦非鼠凭社贵所能打发。不仅这是对于日本明治维新之际，如下文还将详述，延聘法兰西学人东瀛授课的做法之如法炮制，而且，更在于经此努力，终于一战而灭北洋水师，也就是挫大清，二战而溃沙俄，也就是拼列强，新发于硎，所以才这般自信。是的，若非举国上下用功，加上效法西洋帝国主义的蛮横，是混不到这个份上的。　　在此，当年变法修律大臣沈家本的一段话，可以解颐：　　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是岂徒慕欧法之形式而能若是哉?其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英华，举全国之精神，胥贯注于法律之内，故国势日张，非偶然也。[13]　　当年日本隆请法国民法学家布瓦索纳德(Boissonade)莅日讲学，擢选良才受教，现存日本法政史料馆当年听课学生笔记之恭谨端正，中文小楷，可以为证。不宁唯是，今年三月间访日，邀请方安排去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看了几则材料，亦且提供省察这一问题的另一侧面。一是《马关条约》原件，有李鸿章的签字画押，二是甲午前后遍布于京津沪等地的日本外交官、商人和记者，不少怕是另有隐匿身份，发回日本的各种报告原件。他们身居华夏，不避陋巷，每天收集、抄录中国各地报纸要闻与所获信息，包括某地新办一所学校、某官与某官儿女联姻等等，当日写完，毛笔、宣纸、文言、竖排，迅疾专递回国。　　以此观之，则日人情治，密如蛛网，几十年里，用“蓄谋已久”来形容不为过矣。记得其中一位写道：今日清国战败，必将重蹈当年黑船来日之后，日本举国悲切而急起直追之情势。值此之际，日本应该敞开大门，利用同种同文之便利，积极培养清国人才，以便将来中国的立法和政治尽为吾国所掌握，云云。大概这个意思，这里引述，从正反两面，以佐证上引梅谦校长之言。[14]实际上，早在明治维新后首批排遣的来华留学生，以及后来的来华留学生，不少即为专业谍报人员，以留学名义搜集情报，主要任务是“调查地理兵制”。[15]故而，我们今天不难理解，为何日本明治38年，西元1905年，前高等商业学校校长寺田勇吉在接受访谈时这样陈述：“往昔我学习于彼，今则地位倒转，多数清国人，无论在其国内外，皆呈现学我日本之盛况。此乃吾国荣誉，我国民以血泪取得之成效也。”得自血泪，自然刻骨铭心，岂忍流失而不精心护持。　　由此，寺田喟言：　　若彼等皆成中等以上之才，他日归国后，其效大著，诚可预期。故我国当局及教育家要利用此机，以图他日更上层楼。……日下虽处战争，然将来所进行之和平战争，则赖实业外交，方能收此战争之良效。就中对清国人实施适当教育，冀可收其效果。[16]　　这里所说“战争”，即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帝国主义之战，华夏百姓为此流离失所，伤亡数万，书空咄咄，亘古未见。寺田于此了无警醒，更无反省，说明国家理性观念伴随着自强维新，已然进入日人心智，一切围绕着国家利益打转，并将国家利益视为终极理由，早非“孔教立国”。其实，早在前述《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设置趣意书》，梅谦次郎即已援引日本经历，“以古证今”一番推演，阐明速成科之必要。在他看来，“昔我邦明治维新之初，亦尝聘欧美学者，设速成科，以邦语通译，而教在位者及有志者矣。今日居枢要之位，其出于当年速成科者，盖不。然则本大学此速成科之设，其有补于清国变法之前途者，必非浅鲜也”。[17]他的预期没有落空，钱财不曾白费。不仅留日学生回国后于役变法修律，不少人多有成就，而且，日积月累，三十年后，国中真的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亲日派”，身在中华，心在魏阙。逮至王学末流，亲日媚日者众，竟至于国破家亡之际，伪军数目赶超日军，诚为一大奇观，夫复何言!　　但是，若论梅谦次郎们仅只着眼国家理性，而无其他考量，既失于实，亦低估了此刻日本高层读书人的心智。其间，东亚意识、种族意识和世界意识，一起涌现，可堪品味。　　第二节东亚意识、种族意识与世界意识　　展卷抚读，还有一篇致辞耐人寻味。特此拈出，同赏而共商，以见一个时代登场后东亚族群的心路历程。此即1905年第一届学生毕业，速成科教师代表治田博士的“祝辞”。其间心情、语次和顿挫，与一年前梅谦次郎校长的开学致辞，不乏呼应，似又转进一层。　　治田博士申言“东亚团结”，告谓黄种人当携手并进，以对抗西洋诸国白色人种的压迫，“以期世界进于大同”。起承于“政治冰人”与“学术冰人”之分别，而转合以人种始、大同终的憧憬，仿佛策驽砺钝，似乎砺世磨钝，但激于世变，甄心动惧，总有来由，亦称恳切。　　原文不长，综理要点，意莫如此：　　抑人种与人种之关系，为今日世界大问题也。日清两国国民应相互提携，以对抗西洋诸国人种压迫。遥远将来，此人种对人种问题必一扫而光。世界万民，同一交际，所谓同胞，于斯可见。吾等日本人，与占黄色人种大部之清国，携手并进，堪以对抗西洋诸国所谓白色人种压迫，以期世界进于大同。将来诸君建设祖国，自小处言，乃为东洋各国民之利益，自大处言，即为世界人民之福祉也。[18]　　此间转折，不仅以近世东西冲突为背景，而且，含蕴三种意识，此即种族意识、东亚意识和世界意识，以及基于人类概念的世界大同理想。其之深刻影响二十世纪的东亚和世界，绕不开，必须直面回应;虽客愁千里，而剪不断，毕竟要理清，终究要回应。　　种族意识适应于并推动着近世帝国主义的成长，在1884年欧洲做出瓜分非洲的决定后，更且甚嚣尘上，最终蜕变为种族主义，一定意义上，并且构成了欧洲语境下现代极权政治的主要理念源头。[19]其势骁骁，横扫世界，涂炭东亚，在逐渐发酵的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扩张主义国家政治背后，其影响可见一斑。换言之，日本明治维新以还，急起直追，以西洋帝国主义为效法样板，激于情势，犹有过之，有以然哉，所以然哉，却不能减免其罪其孽。今日省视，其为人类思想中最为阴暗的恶质，当年竟然堂而皇之，并有所谓科学张本，实在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与此同时，基于地缘概念和文明意识的亚洲意识，特别是东亚意识，也同样是情理之中，事属自然，理所当然，直到今天，依然是一种构建文明叙事和政治叙事的有效概念，不妨于纳入全球治理框架之际，用其利，避其害。而就历史缘由来看，其之兴起，正启发于西洋势力入侵。所以，今天揽卷俯看，才会理解日人听闻英国为爱尔兰问题所困，复为印度独立运动所苦，而英国内部工运高涨之时，为何仰天长吁“英国之末日来了，破灭之时代来了……白人文明之总清算时日来了，因果报应之理又轮回来了”，盖因在他们看来，“彼等于人道之名义下胁迫我东方又几何，待我等如禽兽又几何!”[20]也就因此，时任东京帝大法科学长的穗积八束才会如此喟言：　　方今为东洋多事之秋，东洋之运命，实系于清国与日本两国之责任。两国互相提携而进于文明，对于欧罗巴诸国，能占无耻之地位，则为我东洋之地位，得保安全之时代矣。当此时代，两国各有无想通，而交互启发其文化，诚所望也。由是两国之交际，必日益亲密，由是东洋之文化，必益有进步。　　两相比较，二位均以东亚本位为纽带，陈述中日两国的命运共同体意义。志田君以种族、民族、国族和文明竞争为务，却期期于世界大同，而首先是东西方之“比肩而立”，既为一种民族主义的宣示，同时意味着普世主义压过了种族意识，超越了自我中心的国族观。实际上，十五年后，内藤湖南在一次演讲中，落脚“文化”，表达了类似观念和情怀。[21]当此之际，可见儒学义理所启导的人道理想尚存，西来权利意识和人权观念开始流行，吉光片羽，山止川行，山高水长。后来急转直下，以邻为壑，一发不可收拾，令人浩叹。[22]　　是啊，历史而言，至少在文明论意义上，整个东亚，中日韩三国，同文同种，而且，一度同教，终亦必同教。走到今天这一步，蜂目豺声相对，是历史之大不幸。曾经的加害方，政客们居心叵测，无廉耻，眩碧成朱。居高位者，心胸狭隘，囿限于草根式民粹，难以超脱国族格局，不识大体。网上傥论，砍砍杀杀，尽皆不堪。当此之际，知识分子作为国族心智大脑，需尽到提醒的责任，既不忘民族苦难与文明浩劫，释回增美，另一方面，展现原谅道义与和合心肠，不因历史而牺牲未来。　　说到底，整个东亚，太平洋西岸，蔚为一个文明共同体，并且应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23]其间，借由盛唐以还古典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播，其实曾经同时还是一个法律共同体。就此而言，晚清西法东移进程中之“法政速成科”，不其然间，为此续添一笔，共同见证了那个东亚转型时代的风雨沧桑。[24]因而，东亚法律共同体是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固有一环。《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辑遗存真，将这段历史呈现目前，使我们得以反观回视一百年前，曾经惯为老师的“大中华”子民，如今沦为甲午战败一方，如何忍辱负重，东渡沧海，力取真经，以为图强之策这段先辈故事。此时此刻，悬想世事，遥体人情，当日学子，包括杨度、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居正、沈钧儒、汤化龙、程树德、张知本、陈叔通等，其中甚至有状元榜眼探花功名者(如夏同龢，戊戌状元，赴日之际届年不惑;刘春霖，末代状元;朱汝珍，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榜眼，1906年入读速成科;商衍鎏，同科探花，1906年入读速成科)，居然去做学生，从头学起，则心慕手追，万缕千丝，其实还是希望百年奋斗，“以期携手并进”，再造中华，并造福于世界大同。　　凡事初衷与效果，常有差距。1904年，袁世凯即从候补知州知县中选拔五十人，作为法政速成科学员东渡日本，还算优秀生源。逮至1905年科举遽废，举子功名无着，青黄不接，因而，纷渡东瀛，一时间，法政速成科来源嘈杂，法政学堂遍地开花，便可谓泥沙俱下了。一年之期，徒有皮毛，虽说留学，实则多半唯《新民丛报》马首是瞻，拿个结业证书，换身铠甲而已。一旦回国，口口民主自由，声声立宪共和，而行止不堪，乃至新旧失守，自在意料之中。[25]杨国强先生缕叙清末地方咨议巨细，阐说“新学生社会相”，即曾多所诟訾。所谓“(留日)归国留学生之为朝官者”，其实既无新知识，亦无旧道德，则摧枯拉朽之下，“斯文一脉横决而出，流入天下滔滔之中”。[26]而个中缘由，无可收拾，同样又是一个“情非得已，势所必然”。至于留日生甫一归国，如曹汝霖、章宗祥者，即执教上痒，于京师大学堂进士馆讲授法政学理，则时局大变之际，中西两头，体用道器之间，“升沉倒置”，龃龉顿现，以至“教习非师”，照旧还是个“情非得已，势所必然”。[27]今日叙及晚清，婆娑讲义，联想至此，顺带说出，以为补充，遥念此间之万般无奈，而为此大转型时代之难上加难，竟至于最终之血流成河，仰天一叹!　　至于将留学生贬得一钱不值，甚至以汪兆铭之投日叛国为例影射近代中国大规模留学运动之窳劣，说明对此“情非得已，势所必然”缺乏体认与同情，表明一旦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阙如，结果不堪。至于如此陈词，其心态是否不免狭隘，或者，过于阴暗，则又当别论，非刻下话题所当泛论者也。君不见，同为留日学生，曹汝霖一生持守，早年折冲樽俎，晚年遭逢国难当头，而拒任伪职，可谓小节光辉，大节不亏，难能可贵。<div>第三节、富强为基，以文明立国　　当日开学结业，“清国留学生”和驻日使节的致辞，应稍理述，不当遗漏。或有感而发，或场面应酬，各秉立场与本分，自有心情与理路，放置于其时中日关系早已逆转与列强环伺下大清风雨飘摇之时代背景，字里行间，不啻饶堪回味，且是触目惊心。　　前面曾经提到曹汝霖。是的，曹汝霖并非该校毕业生，但却作为留学生“总代表”，于开学典礼致答谢辞。盖因速成科之成立，如前所述，其为动议者。其时年近而立，已在日盘桓四年，对于这个国家及其风俗起居，特别是它的维新图强，及其所以激荡的世界大势，已然多所了解。今日翻看谢辞，除开感谢，就是祝愿，无甚干货。通篇不见锋芒，唯有恭谨谦顺。字正腔圆的背后是小心翼翼，甚至，忍辱负重。因而，就此也可以说，与其说“恭谨谦顺”，不如说不卑不亢，同时，也确是正心诚意。较诸后来的两位卒业生代表发言，其格调，其意境，迥乎不同。[28]　　其间，叙及法制之于现代立国的关系，今日听来仿佛不过重复大白话。[29] 彼时彼刻，正是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清末变法，而搅动一池春水之际，这类话语早已为多数维新人士所信奉而谨受。但是，即便如此，当此之际，新旧递嬗，交锋日炽，嘤其鸣矣，正为时代最强音。其倡言法制进步，“于我国家言，使浴于文明法律，以进幸福”，有眼光，有胸怀，亦且表述精当。[30]——将法制与国民幸福挂起钩来，意味着法制不仅在于提供安全和公正，而且，本身意味着可能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无意间道出了现代法治的蕴藉所在。不宁唯是，它还埋伏了一句潜台词，即当下大清律例，尚非“文明法律”，抑或等于承认是“野蛮法律”，而有待更张革新。文明抑或野蛮，都是相较而言，要看具体语境。就如当日驻日公使杨枢所言：“奥稽古昔，我国之法政，非不粲然大备，乃行之数千百年，历久弊生。倘使闭关自守，即墨守成法，或不至相形见拙。乃海禁既弛，万国交通，各国群出其新智识，以与我相周还，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自古然矣。”[31]说得明白坦然，同样不卑不亢，是那个情境下弱势一方所能做到的极致了。[32] 但屡战屡败，纷乱在前，豆剖瓜分日急，只能用这个直线进步史观来解释现实，进而，打发一腔郁郁。他们本事再大，背后无国力撑持，有什么辙。　　这里，至少表面看来，走到这一步，“我大清”及其士子不仅被打服了，也被折服了，而清末一浪高过一浪的变法更张和流血革命，例皆缘此而来，朝此而往，向死而生。这是睁眼看世界的结果，也是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风靡之际，一种痛楚、怔忡而又决绝之不得不然。不过，纵便如此，并非意味着其心志和心智尽为俘获。当其时，陈寅恪先生即曾有诗咏叹，“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欲羞死”，可为一例，而道出别样心声。[33]是否法政不同于国史，因而心绪有别，心路歧异，可再索解。但古人后人，日人华人，各执一词之际，其解释和感受不脱各自身家背景，受时代之约束，总是铁则。如此，则当年心事，只能放在当年的语境下阐释，一切遂一目了然矣!　　收录于《纪事》中的驻日公使“演说”或者“祝辞”，达六篇之多。五篇为杨枢本人现场演讲，一篇乃代理所为。有意思的是，最后一篇，即代理致辞，官腔官调，最为无趣，倒是公使本人的致辞，其中三篇，剔除应酬，可堪勾勒。一个积弱积贫割地赔款的战败国公使，此时派驻日本，日子不会太好过，情形可以想见。作为晚清的开明改革派大臣，杨枢出自名门世家，据说其家世“文武绵绵，簪缨奕世”，不容易。通览这六篇致辞，主要是前五篇，可以看出，在他心中，速成科学员，只是药引子，救急而已，要在以此为开端，先将事情做起来，而至善之境，只好俟诸将来。等不得，急不得。换言之，杨公使希望他们回国之后，以星火引发燎原。可能，既是勉励，也是期许，亦且憧憬，杨公使喟言，“但愿诸生出其所学，转授同胞，以开民智，譬犹造屋，有良工师而无材木，亦不足以展其地”。[34] 逮第三届肄业祝辞，渠再致意，“果能以法律政治之思想，权利义务之观念，而父诏兄勉，推及全国，则蹇始虽微，收效甚巨，有如泰山之云，不崇朝而普通天下矣!”[35]　　于公于私，可以想见，清日两方，均作此设想，亦真亦幻。所以在速成科首届学员开学典礼致辞中，杨公使即已放话，“本大臣拟将此事先达政府，俾诸生学成归国，则可见用，不至怀才不遇。”[36] 事实上，清末变法修律和政制更革，后来的进程证实，留日法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37]迄而至今，海峡两岸，留日法科生依旧是华夏法学院系的一大师资来源，只是其势渐微，可能，还将日渐式微而已。　　可能，也正是预感到他们归国后发挥的作用，较诸预期，正负皆有可能，所以，公使大人三度致辞，三度申说不当操切、惟需戒慎戒惧云云，天可怜见。是啊，如其所言，“立国之基，在于法政……近世富强之效果，亦以法政入手”，[38]故而，才更需要持重前行，更何况速成有期，学业未精。因此，不难理解，第一届肄业典礼上公使致辞以此收尾：　　然学虽速，犹未深造，诸生归国之后，切勿遽思改革，譬学医初识《汤头歌诀》，出而应世，是直草芥人命已。……并望广搜法政书籍，以资研究，务期升堂入室，然后考察我国之国俗民习，与所学相比例，斟酌而损益之，乃出执政柄，以期实行，富强或有望乎。[39]　　此间以“富强”为鹄的，诉说的是近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意志，也是近世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迫于时势，知其然而然，有所然而然，缘起于不得不然而终归于势所必然。但是，也正是在此，公使大人此番衷曲，未必为听者认同，甚至，未必为听者所理解。事实上，如前引杨国强先生作品所述，此后的发展是，“斯文一脉横决而出”，收拾不住嘛。情形至此，已非人力所能掌控，跌宕起伏，自成一脉，不横决倒怪了。故而，越年再度致辞，杨公使乃更做发挥，自法政之学分“理论”和“实用”两派入手，证说“实用则必征之历史之沿革，参之民风之习惯，暨社会目前之状况”，而诸生所学乃理论，非实用，故尔，“卒业归国，必斟酌时势，体察民情，使无扞格不通之患，乃不愧为实用之法政家也。”[40] 否则，必食洋不化，扞格不凿，新政云乎哉!究其实，还是出于上述用意，只是情势既非他所可掌控，可能，也非他所能预料也。1908年速成科结束，仅仅三年后，经磨历劫、遍体鳞伤的大清王朝就轰然坍塌，雨打风吹去。　　如果说上述祝辞中公使大人尚且情理兼具、嘉勉有加的话，那么，迄第四届肄业之时，也是他最后一次亲临祝辞之际，虽说心情仍以嘉勉为主，但多少有些“连哄带蒙”，仿佛无可如何，而竭尽苦口婆心。而且，往昔口口声声的“法政”之学，一变径为“政治学”，高调申论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差异，尤其强调“非穷探社会之状态，洞悉民风之习惯，不足以奏政治学之运用。”[41]　　由此往下，公使大人一通傥论，令人神昏目晕：　　诸生固无患有材而不见用，但患所学之不完备耳，此则使者深为诸生勖勉者也。若夫豪杰有志之士，不囿于速成，不限于所学，具上下千古之识，负纵横五洲之材，旋转乾坤，经纬天地，维新中国，臻于自强，使尚论者，咸曰某也某也，皆当日法政大学之卒业生也。[42]　　这是为什么呢?朋友，原因不在此邦，更不在法政学堂，在“我大清”，在其一团乱麻之内政嘛。盖其时国内革命思涌，排满潮激，不啻遍地干柴，只待火种。虽说留日学生中如夏同龢等人，对于“横议之徒或以不打倒清政府，即不能进行各项改革”颇不以为然，[43]但是，似乎多数留日学生受此影响，心往革命，甚至尤有甚者，排挞啸傲，速成科读书只是余事。[44]所以，才会有当日梅谦次郎校长在《学务报告及告别辞》中对于“革命思想”和“排外思想”之警示，[45]以及嘉宾代表一木博士祝辞对此所作呼应。[46] 谓其演讲“令人神昏目晕”，就在于此时此刻，大清不清，经年丧权辱国，基本秩序不保，合法性几颓至零，一切已非“请客吃饭，绘画绣花”，转折之际仿佛非刺刀见红不可了。明乎此，不难理解杨公使之用心措意，鼓励复导引，更只好“连哄带蒙”，故甚其词，实在是雅不愿这帮年轻学浅却又血脉偾张的留日生回国后反成“动乱之源”也。实际上，早在此前十年，1898年，伊藤博文访华，目睹戊戌维新之疾风暴雨，在会晤张之洞时，双方达成共识，力倡回避急剧变革，“谋求渐进式近代化”，[47]可谓老臣谋国，慨而慷，方以智。但历史走到这一步，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奈何!　　话说回头，若无少年热血，哪有华夏日新。正是万千华夏儿女，“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前仆后继，头落血迸，才有了后来的“新中国”，也才有今天的“大国崛起”嘛。毕竟，中国的复兴，整个东亚文明圈的整体性崛起，是西方现代早期以来，历经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二十世纪末期以还最具震撼性的文明动向。可能，它在表明一种新型文明格局可能登场之际，意味着并标领了这一波现代性文明发展的最后阶段。其中，尤以华夏中国这一大型枢纽文明的复兴，堪为标志。毕竟，这是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以后，第一个真正异质性的大型文明的复兴。在此征程中，那通向幽冥晦暗抑或风险沧桑之途，无不由血肉身躯铺就。“见说陈尸三千里，投鞍委甲如山积”，好一个中华!　　今人揽卷，通读至此，遥想百年之前青黄不接风雨飘摇之家国沧桑，感念时间隧道中无数志士仁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禁为时代一掬其泪也。　　第四节历史记忆与法律文明秩序　　就个案事功而言，“速成科”之兴办，始于留日中国学生范源廉、曹汝霖的倡议，获得梅谦次郎出长之法政学校的响应，并获清政府的准允，遂成好事。说明面对时局，大家心同理同。而究其实质，在日人一方，首先调动的实为当年延聘法国民法学家布瓦索纳德莅日授课这一历史记忆。老布自西徂东，耽溺东瀛，执教鞭，凡两载，口授现译，危乎高哉，将个欧陆版的民法学说和一般法理，输入扶桑。较诸丁韪良之汉译莫顿《国际公法》，论规模，论功业，尤有甚焉。其间情形，恰如梅谦次郎之夫子自道，“三四十年前强忍语言相异之不便，自欧美输入文明，并尽可能采取其长，以合我邦国情，调和实行，至于今日。”[48]——诸位，一句“强忍”，道尽情势，同样不外乎“情非得已，势所必然”。故尔，置此之际，中日双方以此为样本，再转而施用于中国，可谓循沿旧例，期其同效，冀其开花，盼其结果。　　换言之，在此背后，起作用的是法律移植理念，以及借由法律更革而于后发东亚国族实施政治社会转型这一基本转型理路。此不惟中日，实为诸多亚非国族均曾有过的经历，甚至是《拿破仑法典》横行之际欧罗巴大地的普遍情形，连日耳曼普鲁士也招架不住，说明法律虽是政治的晚礼服，却是特定时段法政大变革的启动装置，实非常态发展路径所能框含，亦非寻常事理所能解释。军事不逮，政治僵化，社会一时间不遑更张，没钱无力，打也打不过，讲也讲不过，根子则在于正好遭逢一场周秦之变后两千年来最大规模的文明形态转型，则法制先行，破而后立，也是一条路。由此而有中国近代史上时不时高涨的所谓“立法拜物教”，以及随之出现的三波立法高峰，[49] 坐实了“事出有因，不得不然”这类老生常谈。　　不宁唯是。就现代国家立国与治理而言，并非简单一句“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所能道尽。否则，何苦东洋西洋，千邦万国，劳心劳力，纷陷此种法网编织之浩大工程。其间缘由，说到底，这是一个农耕经济为工商经济所取代，进而，伦理文明为法律文明所更张继替之大转折时代。就中国而言，恰处周秦之变后两千年来，被迫迎应拍岸东来的地中海—大西洋文明，而再度启动之最大规模文明转型的节骨眼上。就是说，此为唐德刚先生所说“历史三峡”之湍流急水之险境也。故而，放眼转型远景，落脚更替愿景，正如时任帝国大学法科大学长，可能，也是当日东瀛最富盛名的法学家穗积八束博士所云：　　元来法律者，国之骨，能整顿之，其国乃有发达之基础。夫国无财力，又无兵力，则其国无价值。虽然，谓无骨而能有力者，未之有也。故凡富国强兵之基础，仍在法律制度，因是而国家社会之秩序，得以维持，国亦富，兵亦强，国家之运命，得以伸张。[50]　　在余下的段落中，穗积博士就此援引东西先例，再三致意，贯穿的是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也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帝国主义全球博弈时代，中日两国各因自家经历而听得懂，可能，也听得最为真切的话语。而起兴比附，牵物引类，调动的还是各自的历史记忆与国族叙事，虽具体缘起有别，却又可以通约，因而似乎可得分享，饶堪琢磨。　　但是，若论彼时日人训诫仅此而止，则大误。考其课程，民刑部门法学固为必修科目，而政治学与宪法学，亦为必修，则现代法律所涉之国体政体、权利义务、政教德法之分合关系等，皆囊括之。此为日本两代人维新变法的思想成果，也是其时彼邦建制立政的理念基础。故而，才会有校友代表在速成科卒业典礼祝辞中的下面一段文字：　　凡文明之国家及其人民所为可贵者，在有权利之思想，苟为我权利之所存，事理正大，意义明确，俯仰不愧于天地，则一步亦不枉，一寸亦不屈，以防护之，力为伸张以行之，则独立之志，焕乎而发，自营之气，郁勃而起，从此国家之富强，可唾手而收其效。[51]　　在作者看来，权利思想是法律思想的必有之义，二者如影随形，须臾不可分离。“法律思想盛，则权利之思想从之而盛;法律思想衰，则权利之思想从之而衰”。[52]可惜的是，在他看来，晚来大清“利之观念甚盛行”，可是，在他研判，“然利之云者，不伴权利而生，则无毫末之价值，无权利之利，不为真利。”[53]因而，既然中国“仁义忠孝之教甚盛”，那么，这位法政学校的校友代表遂寄语卒业诸生：　　君等若于仁义忠孝之教，加之以权利之思想，图其十分普及发达，则贵国之前途，必大有可望，瞬息之间，将成为富强之国。[54]　　至此，可谓曲终奏雅。一晃百年逝去，揆诸中日，比诸今昔，上述理路，依旧颠扑不破。联系首届学员开学典礼之日，日俄战事正酣，其时作为嘉宾致辞的司法大臣的一段话，凸显的是当日东瀛的体认，可能，也是一般原理，就更加令人圆而神、慨而慷也。　　盖战争者，非常事也。克伐之后，必待文治。治国要道，文武兼之，平时不可怠于武道，战时亦要重视文道，理则同一。即法政诸科，精讲励学，自属当然事理。[55]　　有此铺垫，不难理解，综观兴学旨趣、教职工致辞和教材安排，其于东亚意识和同文同种袍泽多所引申，而以共同迎应西洋文明为预设，并非绝然虚应。此于日方高层司法人士多次临场致辞，可见一斑。“速成科”开学与毕业典礼，内阁成员出席致辞，非同寻常，显见日方于此重视程度。[56]只是其在舶来西洋强势文明大潮拍岸东渐，整个世界笼统于地中海—大西洋文明这一总体背景下，已然初步转型完毕的日本和刚始起步转型的中国，其国力消长，其心态意趣，其逢迎趋避，其予取予夺，多所不同，甚至迥然有异而已。相较而言，日人宽裕而从容，吾族仓惶复急切。日人以过来人自居，自信满满，吾族屡战屡败，取法东洋，战战兢兢。千年文化交流史上，日人反转为师，骎骎居上，吾族瞠乎其后，逊志时敏，岂敢乘车戴笠。而政治从来都是实利政治，更是实力政治，就如学术永远讲的是学术实力。敌友之离合，安危之衡估，就看实利和实力。国家无安全感，要么是了无实力，受气挨打的主儿，要么是位居顶级，而高处不胜寒，总怕有人取而代之。——正是居此时势之变，而致心态差异，使得仅就文本看来，日人多指点鼓励，吾族唯感念讴歌。考其实，日本变法转型的成功，不仅鼓舞了整个东亚，也给华夏平添巨大压力，转而为神州变革的内在动力。但战败沦落之族，能有多少平等，遑论尊严，则速成科诸生之心绪意态，以及杨枢们的和泪自吞，自不难想见矣。　　值此时代，置身残酷的达尔文主义世界，认定东亚固有的法律文明非换不可，秉持的是进步史观和进化主义，展望的则是求存求荣的文明生存论和竞争主义。此于当时中日两国，并无不同。究其实，则是西洋势力东渐后给挨打国族上的第一课，创巨痛深，终成情结。其心路历程，及其应对理路，于1906年第二届学员卒业典礼上梅谦次郎所作学务报告和告别辞中，可见一斑。　　若言今日为生存竞争之世，非也。从来历史皆然，将来历史亦必如此。当此生存竞争之世，各国皆求自国生存，而威胁侵略他国，此乃优胜劣汰。强国吞并他国，其事实必将加多，恶意侵略他国，亦必参互出现。概言之，从其自国角度，皆必要力求生存，不得已而侵略他国，任世界如何进步，皆难避免此现象。随世界进步，生存竞争必愈演愈烈，此为将来必然之事实。是以，各国皆谋其优胜地位，现为优胜者必谋永久保持其优胜地位，而劣者亦必体认国之将衰，亟谋跻身优胜以免他国侵略，终焉坠落。[57]　　之所以不厌其烦，大段引述，想要说的是，当其时，达尔文斯宾塞们风靡东亚，不是他们的学说深邃透彻，而是国破人亡天塌地陷之际，感时伤世，遂致振聋发聩。梅谦次郎作此祝辞之时，正是日本国力冉冉上升之世，不仅打败大清，攫获战争暴利，而且击溃沙俄，声振寰宇。因此，这番话——再说一句，之所以不厌其烦大段引用——等于将斯时日本的主流历史观及其基于深切危机意识而来的“不得已”之理念价值取向，和盘托出，而此后主导日本“军国”的基本生存哲学，包括“强国吞并他国”与“恶意侵略他国”，亦可于此略窥端倪。惟何谓“不得已”，怎么个“不得已”，在此留下了危乎殆哉之悬念。——揽卷读此，不禁为邻居和自家打一寒战。天可怜见，梅校长告谓诸生“知识程度”之于国家自立自强之要害，不知此番有关“不得已”的知识或者学说，究竟利耶祸耶。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梅谦校长并以“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为例，历数中日史事与时事，芝焚蕙叹，扶颠持危，皆为诚恳之辞。[58]令人唏嘘不已者，往后百年，兵连祸接，先有国人落后挨打式“1840情结”，那边厢，日寇祸我中华而认知倒错，“二战”败北后浸淫于“广岛情结”不能自拔，以迄今日拉扯不休，叫人除开浩叹，还是浩叹，则“不得已”之当年修辞，可供一解乎?!　　走笔至此，说来心酸。往事本是一笔烂帐，历史却非要讲明是非，并终究可能寻绎出一套是非，于世道人心中建构起一脉曲直义理。由此，生活世界叠加上意义世界，并形诸规范世界，建造起让我们时感迷茫而毕竟有所依凭的大千人间。非如此，不足以释怀，亦无望安生。故而，今日梳理此桩教案，翻检这起学案，盘点隔代文案，回瞰其来去，重温其缘由，辨析其因果，体谅其用心，追索其希望与失望，终不外“情非得已，势所必然”四字之所拢括。如此这般，则兴衰之际，存亡之间，时过境迁，除开一体同情，为人世之纷扰辛苦一叹，真找不到其他词汇。可能，此不惟赤县神州，亦不止东瀛扶桑。毋宁，古今同其一慨，中西共其一叹，而为我们生存起居的这个小小寰球永怀悲悯者也。 第五节历史为人世奠基，为人生立法　　综上所述，“法政速成科”蔚为成案，既是发生于清末这一特殊历史时段中东亚教育史上的一桩“教案”，也是悠远漫长的中日文化交通史上的一起“学案”，更是东亚中华秩序天下体系解体、地中海—大西洋文明建构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笼罩天地之际，一个“古今中西”的时代，中日两国合演的一出文明类型继替交接大戏中的“文案”。本为寻常事，何处惹尘埃，却因时势辗转，实逼处此，而为非常时段之非常事件，被迫承载含蕴了颇不寻常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政治法律先兆。是的，正因为铺展于清末那个特殊时段，事发非常，涉牵既深，波及遂广，敲击历史神经，而成一桩耐人寻味之非常个案。　　追根究源，历史研究不仅在于保存人类记忆，陶冶历史意识，涵养鉴往知来的判断力与慎终追远的健全理智，从而慎重当下，尊重人生，首先是对亿兆苍生，其生计，其悲辛，多所体贴与同情。而且，在于经此作业，砥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趋向善好的漫漫征程这一光明心态，于丰盈人性中造福人生，而首先旨在寻觅缔造和平共处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从而，历史和历史研究，既是在为人世奠基，更是在为人生立法。就此而言，历史研究，包括法制史研究，其所陶养之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其于一般学术研究和学人，无论是个人的学养意识，还是整体的民族文明的成熟，均具有基本意义，先于一切知识和理论形态。如果说华夏邦国历来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中国文明是一种于历史脉络中含蕴温情与敬意的生存论，则史家与史义，构成我民族与文明之魂灵也。　　远观近看，晚近百多年，若以法律制度建设论，则最直接而实用者，为各种部门法知识。在此层面，其之贡献最大，成效彰著，不言自明。但凡法制，其起步必以立法为先，而立法，适俗随时，适时应务，不可或缺各种部门法知识、理念与技艺，需要养育万千具体操作执行的法家拂士，经由程序运作，将纸面之法落地为具体生活方式。但是，一整套法律体系不仅架设于具体部门法制及其法理之上，同时，还含蕴着特定价值理念，导源于特定的思想体系，由此成就既有法制之身心。特别是它们和他们均受制于既有文明形态和政治文化，非法制自身所能自圆其说。正是在此，部门法学概为一种知识体系，本身学术含量较低，思想含量更低，因而，难以提供此种思想理念，更难对于广阔文明义理与政治背景深文周纳，广譬曲谕。而且，就学科分际而言，亦不应强求其承担此种作业。同时，就百年中国而言，由于它是一个舶来意义上移植的法学知识体系，一时间不遑中国文明语境下的更新创造，只能照搬，力争吸收，因此，只具有制度建设意义和知识传播意义，而无思想建设意义，也不可能有多少学术与思想创新的可能性，亦在预料之中，更在情理之中。　　这就是为何置身中国法律文明语境，百多年里，包括晚近三十多年来，真正具有资料价值、学术含量和思想意义的，多半是法律史、比较法制、法律哲学著述。我这样说，可能部门法学的同行不一定同意，但既为事实，真心感受，不得不说。不过，纵便言及法制史研究，主要贡献还是在于史料整理。早年张伟仁先生整理的清代司法档案资料，稍后杨一凡教授整理刊行的中国法律古籍珍稀资料，以及何勤华教授、李贵连教授各率门弟子整理的诸多材料，包括今天刊行的这套《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等等，足以撑得起这几十年大中华地区关于华夏法律文明建设的史料要求，厥功至伟。　　大浪淘沙，百多年来，汉语学术以史家著述，包括中国法制史研究，最为卓著。遭临危急存亡之秋，以唤醒历史意识和文明自觉为职志，对于中国历史以及比较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脉络综合爬梳解析，而表彰展现出中国文明顽强生命力的，概莫史家与史义。在法学领域，其意其义，非法制史和法哲学担责不可。因此，就中国文明之经磨历劫、贞下起元而言，自精神底蕴和义理深层一脉贯通者，历史学家厥功至伟，厥功最伟。一百多年来的现代汉语学术，真正因其学术思想和文化价值而存留至今，并将成为中国文明一步一个脚印之基础者，恐怕也以史学最为显著。实际上，比较而言，一百多年来的汉语法律学术，迄而至今，真正既具有资料价值，又具有知识价值，同时还具有思想价值的，多半也是法制史法律思想史著述。这就是为何今天我们翻阅蔡枢衡先生的著述，其有关刑法、刑诉和监狱法的这些部门法论述，充其量只在提供学术史样本的资料意义上，享有史料价值，但却不再具有知识价值，亦无理论价值，更无思想价值。毋宁，蔡先生有关中西交汇之际，清末变法修律的法制史理述和法理学论述，依然并且仍将具有参考价值。所以，这一差别，愈往后愈显豁，不仅是学科分际的结果，也是不同学术分工所担负的不同思想使命和知识担当这一固有本性使然。　　由此不免说到法制史学与理论法学和历史学的关联与交流，印证于我个人在法学院做学徒的履历，深有同感。在下硕士学位读的是刑法学专业，毕业留校讲授犯罪学，至今还在主编一部犯罪学教科书。但心智与心性使然，打从入学伊始，感兴趣的是法理学和思想史，也读法制史的书。不知不觉，一晃三十六年。法学院的学徒，无论天资如何，其以理论思考为职志，却无法律史修养和历史意识，则落于不着边际，所谓“空头理论”，便在所难免。说是“空头理论”，其实难言理论。想一想吧，既无形上支撑，亦无爬梳资料功夫以资说明，更无内在理路，特别是问题意识阙如，不过东拉西扯，辞藻堆砌，怎会有所谓理论呢?!而理论和理论性思维，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之需，为汉语法学所缺。再说，即便奠立于某种形上学理之上，但就法学而言，不能通过历史之眼检验，无深厚之文明论为基，也只是沙上筑塔，一击隳矣。所以，百多年来，华夏法意积劳积慧，虽说历经五代，第六代法学共同体亦且浮出水面，但于法哲学方面尚无特别卓越之体系性原创贡献，此为原因所在。至于一些所谓经济学家们汲汲于数理模式，了无历史涵养，而钱多势硬，嘴大气壮，真成恐怖动物也!　　两百年前，欧洲涛激，世界浪涌。遭临“东西文化冲突”与“古今之变”，萨维尼喟言，对于法学家来说，有两种最为主要的禀赋，也是养成法学家最为重要的素质：一是历史意识，一是政治意识。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这部历史法学的奠基之作中，[59]萨翁指陈，所谓“历史意识”，或者历史素养以及历史方法，概为基于法律史和文明史而涵养的文明自觉，一种瞻前顾后的文化判断力，落实于法学，表现为关于法的历史品性的法学认识，一种表现为历史理性的法律理性。毕竟，如笔者曾所论述，历史意识是人类的基本心智，也是一种普遍人性，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甚至是惟一的人性。[60] 所谓“政治意识”，或者“政治感”与“系统眼光”，其实讲的是关于文明自觉与家国天下的政治成熟，特别是对于它们一体关联之内在逻辑的切身体认和清醒意识。换言之，“以文明立国”与“以政治立国”，是现代国族之基本骨架，对此保有清醒体认，并基此启动立国、立宪和立教进程，就是政治意识。而政治立国的最高境界是“以自由立国”，这也是较诸英法，当日普鲁士尚未臻达者也。经此理论武装，用萨维尼的原话来说，知识和思想获得了“在一个国族范围内前瞻未来中评估时代的能力”。[61]凡此两端，非古非今，恒古恒今，对于一切法学从业者，包括今天的中国法学家，永具警示意义。其实，后来马克斯·韦伯关于民族国家与经济利益的论述，同样持此理路。只不过一在法制，一在经济，而围绕的还是现代国族建构及其政治成熟。　　是的，这一百多年，近代中国的大转型，千头万绪，不外是一个“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的历史进程。不管日出日落的贩夫走卒孜孜于柴米油盐，还是心雄万夫的先贤志士搬弄大经大法，无法超脱此一时代框架，例皆绕此核心主题打转。所谓“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所奋斗，不外乎此。其间，“双元革命”，即建构“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建设“民主国家—政治立国”，堪为重中之重，颠扑不破。所谓“现代秩序”，实际上，正是“双元革命”的结果。它们二元一体，双峰并立，造成现代国家，而支撑起现代秩序，蔚为晚近三数百年间全球范围内最为宏大的人间景观。换言之，通俗所谓建设“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新中国”，一个“现代中国”，其义理结构，起功用设置，其伦理愿景，其意在此，其义亦在此。　　此一进程始自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继之以1898年的戊戌维新和1902年的变法修律，迄“1911”，终于初成善果。虽说歧路漫漫，今天依然人在途中，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一大方向，却百折不回。就此而言，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让我们了然于自家的身世背景，教会我们“以文明立国”和“以政治立国”这一双元革命的文化正当性与政治的文明担当，正得益于历史，并正在成为历史。[62]　　混迹学界，回头一望，不免感慨。仅就这三十年而言，一些人凭借高位重权，而得横行一时，仿佛执牛耳。为此目的，巧言令色，钻营溜须，阿谀奉承，不惜出卖魂灵。[63]可一旦树倒，则利来利往，猢狲散，音消响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还有一些人，或因出于公共心肠，或因性格使然，或因吃不了坐冷板凳死读书这份苦，遂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发声，获得一定声望，甚至绝大声望，而簇拥者众，一言既出，天下纷然。但是，若论知识建设和学术建树，人去楼空之际，同样难免雨打风吹去。若果此君文人无行，品学窳劣，虽然名大声隆，那时节，“蓬莱院月悴花憔，昭阳殿人非物是”，跟第一类人其实差别不大。还有一类学者，以道义人格和多年孜孜矻矻严谨治学逐渐树立起来的典范影响，以及辛辛苦苦培养的弟子传承，便支撑起一个知识共同体。今天刊行的史料，就是李门弟子完成的。李贵连教授暨李门弟子，积劳积慧，用心用意，优柔餍饫，远溯博索，正彰显了一代人有一代人之任务，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抱负，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功夫，而星火相继，于日征月迈中日增月益，终亦必日升月恒这一学术发展的不二法门。　　诸位，凡此功业，可圈可点，允公允能，我们受惠之际，旁观侧应，当三击掌，而为晚清以还这个沧桑人世长歌当哭也。　　2015年11月修订于无斋　　杀青之际，天降大雪，暮色四合，混沌一片，假惺惺热泪盈眶　　[1] 2015年9月20日，北大法学院，在“法政速成科与中国暨《法政速成科讲义录》、《法政速成科纪事》首发式上”的发言，据现场速记稿整理扩写。　　[2] 日本法政大学大学史资料委员会编：《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裴敬伟译，李贵连校订，孙家红参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引用只注书名。　　[3] 从1904年5月至1908年4月，先后有1800余名中国留学生于此就读，其中有名可考1142人。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136-142、146-167、177-203，于各届学员及籍贯行谊，均有详细载述。并参详翟海涛：《法政人与清末法制变革研究——以日本法政速成科为中心》，2012年华师大博士论文。　　[4] 梅谦次郎：“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设置趣意书”，前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3—4。　　[5] 上引曹汝霖自述及有关接洽商谈细节，参详前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268-271，并参阅孙家红“救急不救命的法政速成科”，载《法治周末》2015年9月23日。　　[6] 梅谦次郎：“法政大学总理梅谦次郎开学致辞”，收见《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22-24。　　[7] 同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54　　[8] 此间情形，正如史家所言，“一则所见中国近代变局觉醒实很普遍，在近代朝野人士不下八九十人，先后提出世变之乘，以为因应重大变局;二则提出变局认识为时亦甚早，最早者如道光时期有徐继畬、黄恩彤、黄均宰。”问题在于并且仅仅在于，还如史家所言，何以广有觉悟，而当局因应拙劣，竟至一败涂地。有关于此，参详王尔敏：“清廷当局对于西力冲击之因应”，收见氏著《近代论域探索》，中华书局2014年版，页84。　　[9] 此信收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散见中文网页。　　[10] 参详拙文：“法意阑珊，不得不然”，载《读书》2001年第6期。　　[11] 同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23。　　[12] 石原三郎：“法政大学之过去及现在”，同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20。　　[13] 沈家本：“新译法规大全序”，收见《寄簃文存》，附录于氏著《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卷，页2242。　　[14] 参详戴东阳：“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驻华使领馆撤使与情报人员的布留”，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尤永斌：“甲午谍报战让日本占尽先机”，收刘声东、张铁柱主编：《甲午殇思》，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版;戚厚杰主编：《日谍在中国1895-1945》，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万斯白：《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文缘社、康狄译，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　　[15] 【日】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及《续对支回顾录》下卷，转引自桑兵：“近代日本留华学生”，收见氏著《国学与汉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223—224。　　[16] 前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210-211。　　[17] 前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4。　　[18] 参详“教员代表志田博士祝辞”，同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55-57。　　[19] 其间牵连转折，参详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7章。　　[20] 公崎滔天：《荒唐日记》卷3，页382,421，转引自【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页131—132。　　[21] 1921年，内藤湖南以“何谓日本文化”为题演讲，喟言中日等“东亚民族有着一种坚定信念，对任何艰深的文化、任何高雅的文化都是努力吸收并将其与自己的文化融为一体。这样，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是有希望实现的。……醉心于自身的文化，完全排斥其他文化绝非良策。”参详氏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页13—14。　　[22] 参详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载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编刊《思想与文化》2004年卷;翟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论”，载《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徐静波：“明治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和政策的一个倾向——以亚洲主义者荒尾精的言行为中心”，载《复旦学报》2012年第1期。　　[23] 参详【日】狭间直树：“中江兆民《民约译解》的历史意义——‘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史之思想篇”，袁广泉译，收见狭间直树、石川祯浩主编：《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页1-62。　　[24] 不宁唯是。以1907年袁世凯的上奏为发端，清廷第二次向日本派出宪政考察团，在日滞留长达一年。日本著名法学家有贺长雄，受伊藤博文指示，从1908年2月至翌年7月，为考察团上课讲座达66次之多。有关于此，转引自【日】泷井一博：“中国宪法史上的明治宪法——以伊藤博文的中国观为据”，韦梦夏译，收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中国的日本认识、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华书局2015年版，页103　　[25] 对此，中日两国，均心知肚明。据前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日本明治39年，即1916年，梅谦次郎“漫游清国，对张之洞、袁世凯、肃清王恳切劝说，言速成非国家长久之计，年轻者仍应遵循相当顺序，修习法政之学乃可。”(页20)。而1904年拟就的《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设置意趣书》，则声言“夫以清国时势之蹙，需才之亟，有若今日，欲养成多数新人物，舍斯其奚由哉!”(页4)，可以为证。这也就是第一届速成科开班之日，驻日公使杨枢致辞所谓 “时事多艰，需才孔亟……非设法政速成科，不足以济目前之急，”云云(页25)。　　[26] 参详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年版，页270、266以及281-286。　　关于当日留日生之鱼龙混杂，日人早有观察。前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210以下，载述了前商业学校校长寺田勇吉1905年的访谈，其曾描述，留日学生公寓，“不仅骚扰自朝至暮，且甚不洁，自窗向某氏洒扫已毕之庭园吐痰，俨视该庭园一部为彼等痰盂。支那国向尊崇文字，本应敬谨用纸，孰料彼等肆意丢弃废纸，该人庭院一隅，为彼等弃纸，类如所吐之痰，状似山积……而公寓之中，不分昼夜，与下女嬉戏，甚为嘈杂……”(页211)。1908年(日本明治41年)6月9号的《朝日新闻》亦有载述：“关于清国留学生教育，我国政府殆采开放主义，既无干预，亦无特别照顾，学校选择，全凭各自喜好。……其结果，以留学生为目标，不负责任之速成私立学校相继而起。在此接受教育者，不能得充分修习，半生不熟之辈屡出，即在本国，人缘亦恶，至影响我国学校声誉。”(页248)　　类似情形，八十年后留学潮再度涌起时，又复见于海内外矣。所幸今日后学，随着国力日盛，经济条件好转，起居融入当地常态，甚至尤有出乎其右者，此类现象遂渐减少，甚至有望绝迹，说明“发展才是硬道理”。　　[27] 清末新政伊始，令新进士授京职者入京师大学堂肄业，接受新式学堂的再教育，大学堂专设进士馆，教官则遴选自甫从日本游学归国的卒业生。如此这般，进退得失，一时舆论纷纷。有关于此，参详韩策：“师乎?生乎?——留学生教习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境遇”，载《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28] “法律部卒业生代表凌士均答谢辞”、“政治部卒业生代表江古怀答谢辞”，载前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77-78。　　[29] 曹汝霖在答谢辞中说：“从来一国兴衰，可自法律优劣见之。法律良，其国日进，法律不良，其国必败。此所谓法律为立国之要素，影响所及，实甚广大。故今日文明各国，皆以修订法律为急。”载前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26。　　[30] 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26。　　[31] “杨公使祝辞”，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36。　　[32] 与此相对，日人公开场合应酬，话也说得好听。例如，在最后一次卒业典礼上，时任日本司法大臣千家尊福致辞时就曾有这样的表述：“日清国俗相类，唇齿之邦，文物典章互有融合，礼乐刑政交有损益。即晚近泰西文化输入，或先或后，辅车利赖，互相增益之关系，与日愈密。”换言之，中日文明从来平起平坐，晚近日本更是领受现代文明在先。要是置前百年，相信他说不出这样的话，可能，吾国士大夫对此也未必颔首。参详“千家司法大臣祝辞”，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76。　　[33] 此诗作于1929年5月，题赠北大己巳级史学毕业生，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18。　　[34] 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36-37。　　[35] 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58。　　[36] 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25。　　[37] 参详贺跃夫：“ 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翟海涛：《法政人与清末法制变革研究 ——以日本法政速成科为中心》，2012年华师大博士论文。　　[38] 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36。　　[39] 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36-37。　　[40] 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48。　　[41] 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68。　　[42] 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68。　　[43] 据说，对此夏氏回答：“君言及平稳之手段，此诚老成之见，佩甚。当此二十世纪中欧西强国皆将以东亚为食场，譬如虎狼在门，室中人相与同心协力以拒之可也。阋墙之事，不暇及也。”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145-146。　　[44] 参详吴小龙：“试析清末留日学生革命取向的形成”，收见《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社会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张学继：“论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作用”，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周棉：“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时期西方政治文化学说的传播”，载《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陶士和：“试论中国留日学生与晚清政局的大变动”，载《北方论丛》2003年第5期。　　[45] 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63。　　[46] 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69。　　[47] 参详【日】泷井一博：“中国宪法史上的明治宪法——以伊藤博文的中国观为据”，韦梦夏译，收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中国的日本认识、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华书局2015年版，页101.　　[48]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23。　　[49] 这三波立法高峰期是，清末变法修律启动的西法东渐进程，十年间大规模立法，奠定了现代中国法制的文本基础，是为第一波;北伐后江山一统至抗战爆发，十年间基本造就“六法体系”，可谓第二波;1980年代以还三十多年里，以法制为政治开道，再度启动大规模立法，恰为第三波。至此，除开《民法典》和基于落实《宪法》而必需的诸多政治立法外，凡为现代市民生活与经济活动所需的基本立法，已然备俱，就看施行诚意和执法效果了。关于此间“以法制开道”及其经验理性致思进路，参详拙文“中国的法治主义：背景分析”第3节，载《法学》2009年第4、5期;“中国近代法制的世俗理性主义”第3节，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6期。　　[50] “帝国大学法科大学长穗积博士致辞”，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38。　　[51] “校友总代信冈雄四郎祝辞”，上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40。　　[52] 同上。　　[53] 同上。　　[54] 同上，页40-41。　　[55] “司法大臣波多野敬直演说”，前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25。　　[56] 例如，据前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1904年首届开学，司法大臣波多野敬直出席致辞。翌年首届卒业，其代理柏原与次郎致辞。1906年第二班卒业，松田司法大臣祝辞。同年第三班卒业，松室检察总长出席典礼致辞。1908年第五班卒业，司法大臣千家尊福致辞。　　[57] “梅总理学务报告并告别辞”，前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46。　　[58] 梅谦次郎以“尺蠖主义”修辞，总结日本明治维新奋发图强的历史，鼓励速成科学员卧薪尝胆，“持此主义，以求发展”。笔者以为，在梅谦次郎的多篇致辞中，以此篇最为重要，诚值一读。参详前揭《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页47。　　[59] 中译本由许章润翻译，法制出版社2011年刊行。　　[60] 参详拙著《汉语法学论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页165。　　[61] 萨维尼有关“历史意识”与“政治意识”的论述，参详上述译本，页37、85、87。　　[62] 有关“双元革命”，参详拙文“革命、立宪与国家理性”，收见拙著《国家理性与优良政体》，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63] 例如，就在本文写作前后，一位法学教授现身荧屏，出尔反尔，令人想起二十世纪中期以还三十年里曾经风光无限的文痞们的种种丑态。</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