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30px 54px 20px; list-style: none; position: relative;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21px; background-color: #ffffff;"><div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20px 14px; list-style: none; border: 1px solid #666666; font-size: 16px; line-height: 24px; text-indent: 2em;">我们衷心的期望再也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立场写求饶信，即便我们不是令人敬仰的学术巨擘，也不是可以掀起学术风云的角色，而只是学术界的普通一员。让“求饶信”见鬼去吧!</div></div><div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0px 50px; list-style: none; color: #333333; font-size: 16px; line-height: 30px; min-height: 450px;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height: auto !important; background-color: #ffffff;"><div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 <em>萧三匝按：本人与徐友渔先生的长篇对话录曾公开发表，其中一部分《张岱年写求饶信内幕》在我的公众号“辣笔萧三匝”上刊发以后，引发了文中所涉方克立先生撰写长文激烈回应。在一些网站的转发中，回应文章的标题被改成《徐友渔须向张岱年先生的在天之灵请罪》，足见火药味之浓。此后，我一直希望了解此事原委的第三人出来撰写回忆文章，没想到此事居然成真，兹原文刊发事件亲历者冯伟先生文章以飨读者。此后若有相关回忆文章，本公号亦将刊发。</em><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 </p><div> 前一段忙乱于一个课题，没有特别关注徐友渔和方克立围绕“张岱年写求饶信”的争执。昨天和两位朋友聊起，他们知道我曾经参加徐友渔提到的1995年的那次会议(因为我们曾经多次议论过)，便鼓励我说出实情。萧三匝对徐友渔的访谈/方克立的雄文辩驳及其“求饶信”事件引发的关注，都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现在再议论似乎有些突兀。可是，问题涉及到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细节，特别是涉及到我所崇敬的张岱年先生，说出真相还是必要的。</div><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 1 说我“出席了”那次会议是不准确的，方克立并没有邀请我，我是跟着一位去旁听的，因为对于相关的议题和有几位出席会议的学者感兴趣，当时我也基本上不了解方克立为何方神圣。很多当年的与会者当然比我更有资格说出真相，可是他们选择了沉默。已经是二十多年前了，我也只能够说出事情的大致轮廓。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效仿方克立的滔滔宏论，只是把事实简单的列出。</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 2 徐友渔关于那次会议的叙述基本上是准确的。会议是方克立精心策划和组织的，这一点其他与会人员例如何光沪、雷颐等人都可以证实。方克立连这个基本的事实都要否定和歪曲，声称自己也只是一个应邀与会者，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如果像方克立所说那么冠冕堂皇，策划组织一次学术会议，邀请了一些上档次的学者，岂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何以方克立极力撇清自己与那次会议更深一层的关系?当然，如果是利用学术搞政治，或是环绕政治搞学术，试图发动革命大批判，那倒是另当别论。</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 那次会议邀请了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和“西化”倾向的代表人物，他们从事西学研究并且对于所谓“国学”颇有微词，方某认为可以利用这一点，结成某种围剿所谓“国学热”的统一战线;方某由南开大学调任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不久，也很希望借助这些有学术影响的人物抬轿子，壮大声势。这个战略性的思路，大概只会出自于像方克立这样具有精明的政治头脑和智慧的学者。会议以后，我曾经和社科院一位前辈(一年多前去世)议论，他非常了解方克立。他说：方克立调进北京，高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觉得一步登天，并且前途无量。所以很希望搞出一些大的动静，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以作为继续升迁的资本。我谈到会议期间徐友渔等人完全不买方克立的账，那位前辈说：方克立绝对不会饶过他们。当时我并不十分了解这句话的严重性。</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 3 方克立在会议上冗长的发言，诚如徐友渔所说，是一个“敌情”汇总，比他后来公开发表的文章恐怖得多，而并不是如他本人所辩称的会议上的发言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文章。这一点何光沪、雷颐等人亦可以证实。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是：会议上的发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涉及到很多具体的人和事儿，相关内容在后来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大都不见了，差不多只剩下方克立认为还需要“痛打落水狗”的李泽厚。</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 4 显然，会议邀请谁是颇费心思的。对于某些受邀者，方克立可能在会议之前是只闻其声而未见其人。当然，你绝对不可以低估方某人对于情况的熟悉和了解，因为搞动态、抓倾向是他的特长。我相信，在会议上方克立对于徐友渔、何光沪、雷颐等每一个人都印象深刻，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来看，甚至于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我常常回想起那位前辈的话)。我也特别记得会议期间方克立和徐友渔有对话，而且方克立多次使用“徐友渔教授”的称呼。而方某反驳徐友渔的宏文中却说：“徐友渔先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自由派代表人物，我在社科院当然有所耳闻。但我至今不认识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没有说过一句话。”这种公然的撒谎实在令人惊悚!</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 5 方克立精心策划和组织的、服从于某种宏伟战略的那次会议，完全被徐友渔等人“搅了”，他们明确宣称：我们反对所谓“国学热”，可是绝对不会附和、参与你那种政治批判。这对于方克立是一个教训。他应当感谢这个教训，因为这个教训帮助他明白在社科院仅只是凭借有权有势并且给人某种似乎受到上边什么人支持(通天)的印象，就可以一呼百应，让学者们出卖良知，看来是做不到的，至少是有困难的。显然，方克立是从别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教训。</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 6 关于方克立文中援引的张岱年先生的信件，特便是当年方克立对于张先生信件的利用，方克立也撒了谎。可以肯定地说，这件事情上，方克立欺哄、耍弄了张先生。我们先引出方某的原文：</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 “上述情况我曾与社科院一位领导同志说起过，他认为此问题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让科研局内部编印了一期《学术动态》(1995年第8期，总第844期，4月10月出版)，刊出了《评第二次文化热的“话语转换”》一文和张岱年先生3月17日给我的信。后来《高校理论战线》杂志表示愿在该刊公开发表，我写信征求张先生的意见，张先生1995年4月14日回信说：“来信收到。前信亦可发表，但在公开信中批评某一个人不甚好，故删去两句，请考虑为盼!”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高校理论战线》编辑部，他们决定充分尊重张先生的意见，不让他感到半点为难，就在该刊1995年第5期只发表了我的《评第二次文化热的“话语转换”》一文，而没有发表张先生的信。”</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 那个所谓“科研局内部编印”的《学术动态》，是面向全院发行的，每一个研究室都分发多份，在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以前，所谓《学术动态》差不多是唯一覆盖整个社科院、每个人都可以读到的印刷品。也就是说，张岱年先生的信件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发表了。时间的关节点，恰好接续上方克立组织的那次不欢而散的会议。张先生的信发表后，很多人都感到非常吃惊和遗憾：学界泰斗居然充当了为方克立鸣锣开道的“马前卒”!张先生提出若要公开发表他的信件，需要删除点名批判李泽厚的两句，可是那份面向社科院全体人员广而告之的信件，没有做任何删节。很多人也尤其难以接受针对李泽厚的两句。这并不是说李泽厚不可以批评或批判，可是纳入方克立设定的脉络里边，那种批判完全是政治化的。并且在当时的氛围中点名批判李泽厚，也难免给人以某种落井下石之感，这显然有违于张岱老的厚道。方克立怎样说怎样做是另一回事儿，从张先生那里说出来效果当然是不一样的。在陈明对李泽厚的访谈中，李泽厚也说“张先生实在不应该写那封信”，这大概也主要是针对关于他的点名批判。当然，张岱年的信件发表后，也对于刚刚出现一点苗头的所谓“国学热”造成很大压力，帮助方克立等人把问题政治化了。在一个会议场合，北大的一位曾经解释说，张先生写那封信是因为承受了很大压力，他并没有具体说明“压力”来自何处何人。可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张老先生对于外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在他的信件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很容易被别人引导和利用。</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 信件发表后，社科院很多人都对于张先生颇有微词，甚至有大不敬之词。公开的信件对于张先生在社科院士林中的声望，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并且是难以挽回的。这当然要归功于方克立。</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 毫无疑问，徐友渔也会非常留意张岱年先生的那封信件。由于有了那次会议的背景，听到过方克立的“敌情”汇总，他有可能认为张岱年先生的信件属于匆忙地进行自我调整，以便向方克立服软(“求饶”)。当然，这只是猜测，或许徐友渔所说的“求饶信”是另有所指?无论如何，我相信徐友渔是一位有良知的学者。</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 7 方克立对于所谓“国学热”的立场已经有很大的调整。此种调整也不是今天开始的。方某历来是“审时度势”的“识时务者。不过他在文章中不仅把自己说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而且把自己打扮成“国学”复兴的推动者，这实在是令人哑然!</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 8 在撰写这篇文字前，网络检索过程中我意外发现了另外一篇有关“求饶信”的文字：《听方克立老师说故事：李泽厚写求饶信》。帖子来自新浪博客。最有趣的是，博主显然是方克立的门人。帖子中说：“张岱年没有写求饶信，李泽厚倒是给方克立老师写过求饶信，而且不止一封，乞求方老师不要再揭发他”。李泽厚是否给方某写过“求饶信”，这丝毫也不重要，令人恐怖的是博主的心态：“求饶”也不会饶过你，瞧我们老师有多牛X!似乎老师牛X，学生也就可以跟着横行天下。</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 关于“张岱年写求饶信”事件，方克立值得反省的是：为什么徐友渔说“张岱年给方克立写求饶信”，所有人都相信，只是相信之余也不免有一番感叹。可是，如果有人说“张岱年给汤一介写求饶信”“张岱年给庞朴写求饶信”“张岱年给方立天写求饶信”，则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只会认为是笑谈。为什么人们相信一位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会给你写“求饶信”?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网络上读到一篇文章《方克立也配让人家怕?——笑谈“三十八位教授弟子护师案”》。文章作者显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方克立的确曾经让很多人惧怕，包括李泽厚、汤一介、庞朴等等等等，实际上也包括张岱年，当然也包括徐友渔，不然的话何以要等到退休多年才斗胆议论那一段是非——这个事实远比“求饶信”的有无更重要，也更深刻，因为它关涉到一个扭曲的社会的表征。我们衷心的期望再也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立场写求饶信，即便我们不是令人敬仰的学术巨擘，也不是可以掀起学术风云的角色，而只是学术界的普通一员。让“求饶信”见鬼去吧!</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 <em> 参考文献：</em></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em> 1 徐友渔萧三匝：《张岱年写求饶信内幕》，萧三匝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http://xiaosanza.blog.21ccom.net/?p=195</em></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em> 2 方克立：《徐友渔须向张岱年先生的在天之灵请罪》，红色文化网，http://www.hswh.org.cn/wzzx/llyd/ls/2015-08-18/33571.html。</em></p><p style="padding: 0px 0px 10px; word-wrap: break-word;"><em> 3 《听方克立老师说故事：李泽厚写求饶信》，游鹤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382572704</em></p></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