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摧毀香港禁書出版業四手齊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中共對香港禁書出版業的打壓，概括起來有四大手段，針對禁書的寫作、出版、銷售及購買四個環節，步步為營，處處攔阻，最終實現“香港和諧，天下歸心”。 第一個手段，從作者入手，或威逼，或利誘。以我個人的遭遇而論，二零零九年，我因寫作《中國影帝溫家寶》被北京警方傳喚，之後遭到黑頭套綁架和酷刑折磨。二零一二年，我流亡美國之後，為了阻止我寫作《河蟹大帝胡錦濤》，中共當局通過我在國內的親友，向我發出“在美國也發生過江南案件”的赤裸裸的威脅恐嚇。但我不為所動，仍然讓香港的出版社如期出版這本書。 第二個手段，從購買者即“需求面“入手，中共命令各地海關重點搜查陸客從香港旅遊之後回國所攜之書刊，一被搜出立即沒收，甚至處以罰款。旅遊業者透露說，如訪港團旅客被搜到攜有禁書，其導遊亦會被罰款。在連坐法和加強搜查之陰影下，陸客對禁書之需求已大幅減低，這些書的銷路已大不如前。 第三個手段，從出版社入手，香港個人註冊出版社手續簡單，也不需要太大投資，所以有大量家庭作坊式的獨立出版社。中共如何控制此類出版社呢？香港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個案：二零一三年，姚文田因計劃出版我的《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被中共特務誘騙到深圳拘捕；二零一四年五月，被以莫須有的走私罪判刑十年。後來，本書由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 第四個手段，從書店和發行機構入手。一方面，嚴令中資的香港最大的出版商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旗下的十四間書店，包括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書局等，不能銷售被中共定義為「政治禁書」的書籍。上述「三中商」都拒絕或冷待黃傘書籍，但凡封面有黃色雨傘或「黃絲味」重的書目都不會入貨。另外，新加坡大型连锁书店叶一堂(Page One)在香港的八家分店，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立即將中國禁書全部下架。另一方面，中資控制的連鎖書店大打折扣戰，逼迫獨立書店搬遷到更高樓層或更偏僻的地段，從而更不容易被來港購買禁書的陸客找到。 此次銅鑼灣書店的全球綁架案，讓香港禁書出版業的恐怖氛圍臻於頂峰。中共手段之粗糙野蠻，堪稱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後所僅見。該案成為習近平辣手摧毀香港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大事件”，標誌著中共的法西斯統治模式延伸到香港，並有向全球蔓延之趨勢。 面對全球的譴責聲浪，中共喉舌《環球時報》連續刊登社論為主子辯護。社評指出，李波是自動配合調查，如果是內地警察去香港把李波五花大綁式地帶過檢查站，肯定不行，「然而全世界的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既達到開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線」。該社論間接地承認了中共的綁架行為。在中共眼中，法律是可以“規避”的，這句話跟此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反駁西方記者的“法律不是擋箭牌”的名言相映生輝。 毛澤東以秦始皇的傳人自居，焚書坑儒他最拿手。綁架是共產黨的基本功。共產黨從一誕生起，就是一個殺人越貨、無惡不作的綁匪集團。俄裔歷史學家潘佐夫在《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中考證了毛澤東在井岡山起家的過程，毛比歷代土匪、草寇更加殘忍嗜殺。毛所到之處，所有的市場全都關，鹽、布料、藥品等日用品和其他許多商品實際上都消失了。共產黨靠掠奪和殺人維持政治經濟，當時毛向中央報告說：“如果被抓的土豪劣紳不給錢，我們就沒錢可花。”恐怖成為惟一的生存之道，毛宣稱：“現在我們農村鬥爭的整體戰略是……毫不留情地殺光地主、土豪劣紳及其走狗；以紅色恐怖手段威脅富農，使他們不敢協助地主階級。” 習近平是毛澤東的精神之子，當然匪性不改。習近平無論做什麽事情，都有一種“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擇惡而從”的霸氣和蠻氣。他不可能不知道越境綁架將引發全球輿論的軒然大波，但他偏偏笑罵由人、我行我素、做了再說。當年，毛只是一股流寇，在貧瘠的井岡山綁架有錢人，壓搾真金白銀，維持部隊給養；如今，中共儼然大國崛起、號令世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已經“回歸母親懷抱”的香港，在原本就是天朝藩屬的泰國，綁架禁書出版和販賣者，難道不是天經地義嗎？誰又敢“說三道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