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上)：引进新自由主义解决“短缺经济”问题

<div>摘要：与马克思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也经历了一个中国化、本土化过程。中国人对新自由主义并非生搬硬套、全盘接受，而是结合国情有取有舍、创造性应用，这使中国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受益者。</div><div> </div><div>【编者按】环游世界曾是很多人的梦想，他们在年逾六旬开始这样的旅程。在瓦拉纳西的恒河边看生死轮回，在巴尔干半岛感受苍茫历史，在佛罗伦萨追忆文艺复兴，在南美大陆上陷入文明的迷思。品尝了各地的不同风土人情，回到中国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后，对她开始了重新的一番审视。经“花甲背包客“——张广柱先生授权，共识网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陆续发布他在旅行中所写的《历史弯道上的中国》系列文章。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Apr/417201618-6b.jpg" width="300" height="300" alt="" />        张广柱：背包客，文化观察者。曾在山西社科院从事经济研究十年，后下海经商。发表过《劳动力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交通运输结构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中国上市公司实证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等专著以及数十篇论文，其中《冗员：中国劳动制度改革的难题与出路》获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联合举办“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优秀论文奖。旅行著作有：《花甲背包客》、《读享世界:花甲背包客眼中的各国文化性格 》。       本文为：《历史弯道上的中国》系列文章之四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曾在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引起广泛共鸣。我国的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内在动机，就是为了摆脱“短缺经济”困扰，解决效率问题。　　1、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能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后，在“姓资、姓社”问题上，邓小平采取“不争论”策略，有效阻遏了尚具有强大惯性的文革思维;与此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客观上为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敞开了大门。　　新自由主义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动，它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同时更强调产权明晰、个人选择和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尽可能缩减国有经济。其核心理念是提高经济效率。　　七十年代，英国撒切尔首相、美国里根总统奉行“反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改革，取得成效。九十年代形成所谓“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被奉为“时代的真理”，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成为影响世界的主流思潮。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　　同一时期，刚刚结束“文革”的中国，从官方到民间，渴望摆脱极左的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学说，寻找新理论、新思想。　　对于亲身体验了计划经济“大锅饭、铁饭碗”弊端、经历过“短缺经济、共同贫穷”切肤之痛的中国人来说，追求效率第一的新自由主义无疑具有强烈吸引力。<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Apr/417201618-7b.jpg" width="380" height="213" alt="" /> </div>哈耶克与凯恩斯 　　于是，全球化、自由贸易、市场经济、货币主义、产权制度、公共选择，一系列新鲜概念和理论，春风化雨般涌进国门;一些著名代表人物如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里茨、布坎南、科斯、诺斯、张五常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引进，经济学成了最耀眼的“显学”;大批官员、学者、留学生到欧美接受学术训练，回国后进入官方或民间机构进行研究、教学、宣传，更有许多人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推广，深刻影响了改革进程。　　作为植根于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也经历了一个中国化、本土化过程。中国人对新自由主义并非生搬硬套、全盘接受，而是结合国情有取有舍、创造性应用，这使中国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受益者。　　与此同时，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搞“休克疗法”、南美国家照搬教条，则成了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受害者，遗毒至深。　　同样是新自由主义，在不同国家结出了不同果实，其中奥妙在哪里呢?　　2、改革的理论指引：“猫论、摸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如果说毛泽东的政治理想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的政治理想则是现实主义、世俗主义的。邓小平的目标是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邓小平并不特别强调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是强调“三个有利于”、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或许，正是对公有制认识的不同，成为了邓小平与毛泽东政治理想的分野，也为后来的包产到户、产权制度改革打下伏笔。　　改革开放，靠什么理论做指引?现在回过头去，看得很清楚：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列宁、斯大林的经济思想以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一是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二是有选择、批判性地吸纳新自由主义。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语言朴素而寓意高远，用词浅显却内涵深刻，那就是著名的“猫论”和“摸论”。<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Apr/417201618-8b.png" width="380" height="272" alt="" /> </div>邓小平的“猫论”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用哲学化、理论化的语言表述，就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掀起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大潮。　　“摸着石头过河”，用哲学化、理论化的语言表述，与毛泽东的《实践论》异曲同工，它强调实践第一、不尚空谈、循序渐进、问题导向。“摸论”可以说是《实践论》的俗称，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即通过实践的途径去摸索真理，获得经验，反过来指导实践，这在英国人那里叫“经验理性”。　　正是基于“猫论”“摸论”的哲学思想，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超越了马恩列斯毛原著的经典论述，拨乱反正、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教育恢复高考，在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基础上，“大胆试、大胆闯，杀出一条血路”，开启了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化潮流，短短30多年，就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猫论”和“摸论”在目前中国语境下，显得十分土气、俗气，备受诟病，登不上理论家们和主流媒体的大雅之堂。却不知，正因为又土又俗，这“两论”恰恰准确而接地气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世俗性特征。　　与西方文明比较，中华文明的最大特征就是世俗性，不信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邓小平的“猫论”和“摸论”，正是中国世俗文化母体酝酿出来的哲学，它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世俗性、务实性。批评者贬损“摸论”是机会主义，诟病“猫论”是实用主义，不讲原则。却不知，坚守先验的“原则”，是一神教排他性思维的特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世俗社会兼容性思维的特征。　　西方文明的发展，深受基督教影响。在一神论的文化土壤中，追求唯一神、唯一真理，孕育了“天堂”、“上帝的选民”等一类“绝对价值”，坚信“末日审判”后人类将进入永恒:下地狱者永远在地狱煎熬，上天堂者永远在天堂享福;世俗生活毫无价值，唯一意义就是赎罪;因为人有原罪，必须通过虔诚信仰才能得到救赎，成为上帝的选民;人活着就是为世界末日后上天堂读预科、做准备。　　所以，中世纪的欧洲人对世俗生活是厌恶的，只是在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才逐渐走出神本主义，发展人本主义，开启了世俗化进程。但一神论的排他性思维方式已成为生活习俗、成为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文化基因和西方文明的深层结构。　　从西方文明产生的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本是启蒙主义与基督教神权主义碰撞的产物，却被看作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也被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华盛顿共识”把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推向极端，鼓吹彻底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些思维一脉相承，都能看到基督教文化排他性基因深层结构的影响。　　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源头起就是世俗的，就是以人为本、人本主义。但中国传统文化，把人划分成不同等级，缺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种脱胎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权理念。　　在儒家文化的等级秩序中，人人努力向上爬，追求“人上人”的世俗幸福，而对“明天”、“彼岸”并不太在意，并不追求天堂幻境虚无缥缈的永恒美好绝对价值。中国古典哲学，很少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人类“终极”问题。　　中国化的佛教，虽然把眼界扩展到了“往世、来生”，却也不过是关心“轮回”，做善事是为了“积德”以求“这辈子”兼“下辈子”过上世俗的好日子，追求的是“三生有幸”。　　一神教孕育的道德对人具有刚性约束，培养了西方人的线型思维;中国人在世俗生活中培养的道德和思维习惯，则是柔性的“相对价值”、“迂回型思维”，比较容易与时俱进，随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变通。　　“迂回型思维”决定了中国人对“信仰”不够虔诚，在价值观的坚守上，比较灵活，不那么执着。这就是为什么经过“大跃进”和“文革”的实践检验，中国人很快就对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的原因。　　正因为“猫论、摸论”基于世俗思维而具有高度灵活变通性，因而不拘泥于马恩列斯毛的原著，可以超越经典寻找新思想，不管东方西方，只要有用，就“拿来主义”。于是，一大批新自由主义的白猫黑猫，就跑到中国来“抓老鼠”了。　　上世纪下半叶，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1990年的“华盛顿共识”，更是把它从学术理论推向了“政治正确”高度，把个人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说成是绝对真理，向全球贩卖。　　对于刚刚改革开放、正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来说，新自由主义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中国并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结合国情、有选择地吸纳其有益成分为我所用，这其实就是所谓中国模式。而这一切，都与中国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维密切相关。　　“猫论”和“摸论”，用平民化的朴实语言，浅显易懂的比喻，概括了高深的哲学道理，把复杂的事情说简单了。有的理论家喜欢把简单的道理说复杂，让人云山雾罩、高深莫测，哪个更高明呢?<div>3、农村改革-人口红利-城市化：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农村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之前的人民公社生产队体制，效率低下，难以为继。　　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但包产到户为什么能提高生产率?用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后，新自由主义的各种颜色“猫”都来了，其中有一只“猫”叫新制度经济学，对改革具有强大解释力。　　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有两个：一是产权，一是交易费用。产权明晰，即产权归属明确，是交易的必要前提。交易费用是影响交易行为的变量，企业制度及制度演进，则是降低交易费用的产物。　　最简单的“企业”是家庭或个人。家庭或个人通过消费、教育的投入，产出劳动力或人力资本，拥有了可与其他人进行交易的商品。这就是所谓“消费的生产”，产出的是天然属于个人所有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产权归属天然明晰。　　两个人可组成一个“次简单企业”：一个老板，一个雇员;工资是老板支付的费用;劳动是雇员支出的费用。经济学的出发点是所谓“经济人”假设，假定每个人都是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参与交易，因而各方都有降低费用、提高效益的动机。　　老板希望降低工资以降低费用、求取利润最大化;雇员希望“偷懒”以降低劳动支出，求取工资收益最大化。工资过高、老板承受不起;劳动强度过大，雇员承受不起，这两种情况交易费用过高，导致交易无法进行，企业就会解体。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生产队，生产资料(土地)归集体，产权是清晰的;个人的劳动力归属自己，产权也是清晰的。　　问题出在生产队这种“企业组织”的产出——粮食的归属不明晰，平均主义的“工分”分配，多劳不多得，偷懒不少得。所得与劳动付出成反比、不对称，自然刺激了农民的“偷懒积极性”，因为在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偷懒越多相对收益越高，不劳而获则可以达到收益最大化。　　这里隐藏着一个更大问题：偷懒者不劳而获，实际上是在“剥削”勤劳者。勤劳者“反抗剥削”的方法是自己也偷懒，于是大家都偷懒，导致生产队的整体效率低下。　　在农村生产队，偷懒是非常隐蔽的行为，即使人盯人、一对一的监督，也不能杜绝出工不出力现象。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公有制条件下，并不存在剥削，那为什么生产队的一些农民要偷懒、“剥削”勤劳者呢?　　针对农民的偷懒动机和行为，生产队采取“突出政治、思想教育”的方法应对，效果并不好。原因是“ 政治工作、思想教育”，并不能改变农民作为“经济人”的利己天性。　　从生产队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的一次伟大“企业制度创新”，为什么?　　第一，把土地使用权从集体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交给农民，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两权分离。　　第二，农民以自己的劳动力与土地使用权相结合进行生产，形成一个新的明晰产权——产出的粮食，“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粮食产出按土地和劳动要素进行分配，有各自明确的份额。　　农民看到了明确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出，即劳动力要素的“收入份额”明晰了，多劳多得，“劳”与“得”成正比，从而不再偷懒。越是勤奋，产出的劳动收入份额就越多，同时提高了土地和劳动两个要素的生产率，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后来国家取消农业税，进一步提高劳动收入的份额，农民积极性就更高了。<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Apr/417201618-9b.jpg" width="380" height="214" alt="" /> </div>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就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解放了生产力的原因。　　更大的意义在于，从全社会视角看，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了巨大的“外溢效应”：解放了农民的人身自由，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前，生产队这样的“企业组织”束缚了农民的人身自由，离开生产队就无法生活，从而被固化在了有限的生产资料(土地)上。　　家庭联产承包制带来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过去一年的农活儿，现在一、二个月就能干完，这就使农民获得越来越多闲暇时间，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　　剩余劳动的出现，使农民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多种经营、各种副业、乡镇企业。随着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溢出大量剩余劳动力，积累起巨大可供开发的“人口红利”去寻找新的出路。　　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国际资本为寻求廉价劳动力，大量向中国转移制造业。源源不断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了极具吸引力的巨大“价值洼地”，满足了内资、外资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在世界工厂打工的主体特别是蓝领工人，很大比例是农民工。　　在制造业带动下，与之配套的商业、服务业，还有基础设施、住房、医疗、教育也发展起来，形成相互关联的复杂产业链，吸引了更多劳动力，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但是，30年后的今天，家庭联产承包制这种“小农经济式的企业制度”，已不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必须进行二次制度创新，通过土地使用权的确权、转租、转让、兼并，把分割成小块的土地连接成片，以适应集约化农业大生产的需要。　　与此同时，农民大量脱离土地向城市转移，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更大挑战。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社会，这条路刚走了一半。　　4、产权改革与“资本社会化”：重新诠释“私有制”“公有制”　　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转向城市，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微观基础再造”，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企业“动手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充满活力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推进企业改革，在观念上需要对资本进行重新认识:资本，是每个毛孔都流着血污的魔鬼还是创造效益的天使?　　8、90年代，理论界和社会上发生过一场“工人养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工人”的辩论。讨论结果，引出企业家概念，承认企业家付出的是高级脑力劳动，没有企业家进行组织管理，经济活动就无法进行，也无法向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创造税收、发展经济。其实，企业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但人们宁愿使用头戴褒义光环的企业家这个词。　　资本是人性的表现，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马克思揭示了资本魔鬼的一面:追逐利润、剥削劳动;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们更多看到了资本天使的一面。　　对资本更深刻的认识，发生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有资本也是资本，是否也具有追逐利润的本性?是否也存在剥削?国有资本在法理上属于国家和人民所有，如果有剥削，谁剥削了谁?　　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发现，与农村生产队一样，改革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也存在“偷懒者剥削勤劳者”问题。　　国有资本不能养闲人、养懒人，否则死路一条。因此，国企改革一开始参照农村“两权分离”经验，经历了“砸三铁”、政企分开、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等各种“摸石头”实验，最终落脚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Apr/417201618-10b.jpg" width="380" height="214" alt="" /> </div>国企改革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键是产权制度改革，实现“资本社会化”，即资本在证券化基础上分割成等额股份向社会发行，理论上任何人包括工人都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即资本所有者，这成为“工人阶级中产化”的原因之一。　　在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中产化”已达到很高水平。当年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把国有企业折成股票出售、廉租房卖给租户。于是，大批原先依赖国有体制的普通工人，一下子变成了拥有公司股票和房产的中产阶级。结果，这些原初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工人，摇身一变成了撒切尔保守党政府的拥戴者。　　在我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形成，也与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初的产权改革、福利分房密切相关。我国城市居民中，多数已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很多人拥有股票，这构成了他们跨入中产阶级门槛的主要资产。这部分人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更是支持产权改革、支持资本社会化的动力。　　社会化资本包括股份化的资本集体所有、社会所有、国家所有、职工持股、全民持股、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无论哪一种形式，都改变了资本属于私人所有的属性，模糊乃至颠覆了原教旨主义的“公有制”“私有制”概念，模糊乃至颠覆了原教旨主义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界限。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社会化是在朝着“资本的社会主义化”方向发展。　　有一种观点，认为产权改革就是“私有化”、“国退民进”。这种观点把现代产权制度与原教旨主义的“私有制”混为一谈，混淆概念，具有极大迷惑性，常常成为改革的障碍。实际上，产权改革后的“所有制”已具有不同内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四权分离、要素重组”：生产资料所有权分解为四项权能即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接下来成立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经理班子、招聘职工;股东享有所有权，董事会控制占有权、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经理班子和职工掌握使用权。于是，原本统一的所有权被分解、然后重新配置，形成了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　　在公司治理结构下，股权、四项权能、劳动力、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都可以自由流动，在市场机制引导下重新组合，从而极大提高了要素组合效率、解放了生产力。　　产权改革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改进了微观经济结构和企业制度结构、促进全要素流动、形成要素优化组合机制。　　计划经济时期公有制企业的所有制形态是“粗放型集权”，弊端在于缺少要素流动、难以优化组合;现代产权制度的所有制形态是“精细化分权”体制，它激励诸要素自主流动重组：股东追逐最大利润、经理人追逐最能发挥才能的企业、职工追逐效益最好的职位，各要素跨岗位、跨企业、跨产业、跨行业、跨城市、跨地区流动，不仅在企业内部、而且在社会上形成了促进要素优化组合的机制。　　所以，产权制度改革，类似于物理学的核裂变到核聚变，“四权分离、要素重组”就是微观经济组织从核裂变到核聚变，从而爆发性地释放了生产力潜能。　　可以说，没有产权制度改革带来的资本社会化和全要素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就是空谈，经济将一潭死水，很难逃离计划经济时期“短缺经济”的窠臼。　　5、市场体系建设与全要素自由流动：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形成　　与“微观基础再造”相配套的改革，是宏观上的价格改革和市场体系建设，包括资本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消费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等各类市场，促进全要素自由流动，变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为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围绕“价格闯关”，发生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激烈意识形态斗争，改革受阻、一度停滞。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除了意识形态障碍，加速了市场体系建设。　　在市场体系中，资本市场至关重要，因为资本流动是引领要素优化配置的关键。资本总是追逐最有利可图、特别是那些具有超额利润潜力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企业、产业、行业、地区进行投资，从而引导和带动其它要素流向效益好的地方。　　例如近年来许多互联网企业，开始创业时微不足道，但在风险投资引领和驱动下迅速发展起来，有的几年内就成为巨型跨国公司。　　资本证券化、股份化、金融化、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极大提高了资本流动性，带动全要素流动、迅速提高了我国社会的整体要素配置水平，从而对提高企业效率、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资本大举进入，不仅带来了投资，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模式。与此同时，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接轨、组建合资企业、参与全球资本市场和全球资源配置，极大拓展了资本流动和要素重组空间，成为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　　可以说，没有资本市场和资本流动，就没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生产力发展;没有资本做领头羊，其它要素无论物流还是人流，可能只是盲流、乱流。　　（下一篇：改革开放30年(下)：面对贫富悬殊，社会主义思想再放光芒） </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