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右派李慎之放在今天，能被習近平所容納嗎？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Apr/4212016lisz.jpg" width="600" height="400" alt="" /> <div>                                                                                       李慎之與王飛</div><div> </div><div>李慎之，資深新聞人，著名國際問題專家，他以要求民主自由的言論出名。最出名的是他的言論遭到毛澤東親自點名。具體過程是1956年發生了「波匈事件」，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為之震驚，毛澤東想到他得到的有關消息是從「參考資料」裡來的，就派秘書林克向時任新華社國際部主任王飛和副主任李慎之了解看法。因為他們負責編寫「參考資料」，兩人大談蘇東問題，李慎之更進一步提出當時的根本問題在於沒有在革命勝利後建立起一個民主的制度，聯繫到中國，他認為，「中國人民沒有多少議政參政的權利，這是跟蘇聯模式學習的結果，中國必須實行大民主，即人民對國家大政方針有討論的權利與自由，以免重蹈蘇聯的覆轍。」李慎之更提出「應當成立憲法法院，中學小學要設立公共課或憲法課，新中國每一個小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等主張。</div> 他的這番以天下為己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充滿為國為民擔憂的肺腑之言，後果是什麼？請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323頁），其中有這麼一段：「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這裡講的就是李慎之，接着，他就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黨籍，勞改教養。 李慎之的這些主張，放在今天，能被習近平所接受容納嗎？ 李慎之1923年生在江蘇無錫，2003年在北京逝世，他被譽為中國世紀之交思想領域的領軍人物。他為了反專制，要自由民主而投身革命，參加了當時為反專制要自由民主而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自由和民主是他一生所追逐的目標，共產黨掌權後，他沒有變，仍然追逐這個目標，但是他沒有想到，他所參加的這個黨變了，反專制要自由民主不再是共產黨的目標，而是打壓的目標，再也不能容忍他的為自由和民主所發表的言論。反黨反人民的右派帽子扣在他頭上，折磨了他的一生。他被迫寫的檢討書、認罪書，在他逝世後被他的兒子李三達編輯成了一本書，分上下兩冊在香港出版——《李慎之的檢討書，1957-1999，向黨向人民請罪》。這本書成為有中國特色的檢討文化的第一手史料——是一部在高壓情況下，不得不違心的洗腦文化的結晶。 我這裡摘用一段李慎之1965年11月12日在「關於服罪問題的檢討」一文。他所擔憂的事情，他的遠見卓識，是他被定為極右分子的根據，不幸的是，他當時所擔憂的事情，現在件件都變成了現實。「我污衊黨的權力太大會使社會主義國家成為極權國家，由階級專政成為一人專政，黨會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社會主義社會會退化成為國家資本主義，…我要求實行『大民主』，『全民的民主』，『直接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權要歸『全民所有』，希望開放『學術自由』，『新聞自由』，和『幹部自由市場』。我希望黨向資產階級民主學習，效法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議會民主，文官制度……」他的這套所謂的右派言論，和對國家前途的擔憂，與當下的社會現實情況對比，能被習近平所容忍嗎？ 李慎之1973年從勞改場所調回北京，仍然戴着右派帽子，任新華社參編部翻譯、校對。1979年摘右派帽子，恢復黨籍。1980年調中國社科院美國所任所長。1988年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黨組成員。1990年又因本性難移，在「六四」問題上發表了支持學生的發言，被免去社科院副院長、黨組成員職務，1995年離職休養，在鬱悶中度過殘年。 我和李慎之認識是在1980年，是他被恢復黨籍、任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的第二年。當時他在籌組美國所的人員班子，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任駐蘇聯臨時代辦的戈寶權是社科院蘇東所的研究員，也是我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當時簡稱「和大」）共同接待外賓時認識的老朋友，向他推薦了我。 我原來1948年從北京美國學校畢業。1952年從天主教的輔仁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外交部，同年北京召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我被調到「和大」，接着，經過一段抗美援朝的生死考驗後，複員專業又回到「和大」，是資中筠的同事，文革時我在和大被關、被斗、被打。耳鼓被打穿，順着耳朵流血。文革後雖然平反，恢復工作，但似乎仍然有什麼事未了，我要求調工作，（當時和大已改名「對外友協」）人事部門總是對我說，外友協需要你帶一帶欣翻譯，而不願放任。我心情不舒暢，憂鬱得了膀胱癌，手術後在家療養。這時戈寶權通知我，他已向李慎之推薦了我，他那裡希望我去。這是1980年的事。 我聽後，非常高興，心裡有了底氣，趕緊找到人事部門，提出：我現在雖然心情平靜，沒有什麼，但是文革中打我的人還在我們單位，說不定哪一天我看見他，越看越有氣，勾起他打我時的情景——文革時我是階下囚，雙手被拉在後面，「坐飛機」不能還手，現在我是革命群眾，看見他，氣打不從一處來，怒火上來，也許會衝上前去打他一頓。人事部門趕緊說，別，別，你千萬不能動手，你調工作好商量。這時恰好社科院美國所來要人，我就這樣順利地調到了美國所。 李慎之是所長，我和他一見如故，相見恨晚，非常投機。由於我一直是做英文口語翻譯工作的，所以到美國所來訪的美國客人，一般都是我接待，這樣，美國的和我們美國所相類似的智庫單位的訪客，一般都和我打過交道，譬如說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等，還有許多美國的著名學者，如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他們了解到，雖然我一直做美國方面的工作，但我從來沒有去過美國。這些單位和人士，不斷來信邀請我訪美。我把邀請函交給李慎之，但李慎之一直沒有動靜，我去問，他總是說，美國所需要你，不能走。我心裡很清楚他為什麼不放我走，因為我的家庭出身是資產階級，從小讀的外國學校（法國、英國、美國學校都讀過），有國外社會關係（姐夫是台灣孫立人的機要秘書，姐姐在美國大金融機構高盛集團任職），還有天主教的宗教背景。我曾經傻傻地，早在抗美援朝當兵的時候，也寫過入黨申請書，不批准，對我不放心，還在我的檔案裡寫了一條，「只准國內使用，不準出國」。這些我都清楚，共產黨只是要我做馴服的工具，而且是要在控制下使用，李慎之要批准我出國是要擔風險的。 有一次，1983年，我又收到邀請信，我把信交給他時對他說，「這個地球上沒有了誰，地球也照樣轉，我知道我檔案裡的那句話，『只准國內使用，不準出國』，你如果批准我出國，萬一我不回來了，你一定受牽連，但是我是講哥們兒義氣的，你如放我走，我衝著你，我絕對不會不回來，不能害你為我吃掛落。」我說完這段話後，他沉默了下來，半天后抬起頭來說：「我非常欣賞你的坦率，我就是怕你不回來，因為我知道你檔案裡的這句話，我要是批准你出國，我是會受牽累的，但是我知道你在國外有親屬，你為什麼不辦探視手續出國呢？現在探親出國的很多，你探親出去，將來不回來，與我無關。」我對他說，「我不是不考慮辦探親手續，我考慮過探親，但是探親是要自費的，我沒有經費。美國的邀請，是美國出資的。他接着就建議說，「你可以辦探親手續出國，但你還是可以接受他們的邀請，這樣就兩全其美了。」 我大喜過望感謝他的指點，在他的這番啟發下，我接受了美國魯斯基金會提供的機會（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美國《時代》周刊創始人亨利·魯斯辦的基金會)，1983年底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做訪問學者。我去後，留了下來，任經濟學教授，講授我寫的一本書，「第三世界發展經濟的策略」。 自從我留在美國後，一直沒有和李慎之聯繫，因為到底是他的幫助，我才能出國的，我不回去了，總是覺得會對他有所不利，共產黨很善於抓小辮子，我不願給他添麻煩。但我一直很關心他的現狀。他也很關心我。我的美國所同事、著名翻譯家董樂山來美國訪問，李慎之還專門囑咐他來我家看我。我離開美國所之後，李慎之又從對外友協挖去了我「和大」的老同事資中筠，把她調去任美國所的所長。 我在美國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轉變，李慎之使這個轉變成為可能。他是我的貴人，我懷着感恩的心情追悼他。<div> </div> 姚琮(George Zong Yao)是一名退休的經濟學家和未來學家，現居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