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子推崇做官需要多些理解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这些年很多人谈孔子，可谈的并非孔子，而只是谈论者心目中的“孔子”——挂着孔子之名的自己的偏见。对于孔子是不是同意，谈论者是不管的。反正他知道，无论说什么，孔子也不可能从天堂下来理论。我不赞同这么武断的谈孔子。我认为，我们谈孔子，必须注意透过典籍了解一下孔子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社会心理学，应该把孔子的观念放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中去谈论，并进而放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大背景中去作评价，这样的讨论才更有价值。我认为，对孔子和儒家典籍中许多与服务于政治相关的内容，我们现在应该有一个基于同情的理解。   首先，生活年代与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大体相当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有个非常著名的论点：人是政治动物。直到今天，政治仍然在世界各国和联合国居于中心位置。历史上，全世界直到今天，许多人不惧死亡，想千方设百计要当皇帝、国王、总统、书记、主席、省长、市长、县长、总裁、山寨老大，刚刚过去的台湾选战，还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美国选战，蔡英文与朱立伦，希拉里和特朗普，捉对“撕杀”，为争一个领袖职位，双方不惜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搞得极其热烈，为什么呢？原因不少，但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那些皇帝、国王、总统、书记、主席、省长、市长、县长、总裁、山寨老大的权力和位置对几乎每个人都有强大吸引力。连伊丽莎白女王、朴槿惠、昂山素季、蔡英文、希拉里这些女性都想当老大。原因就在于，人类，以及很多社会性动物，基因中就有希望领导同类、强于同类的成分。生卒年在公元前106年-前43年的古罗马执政官、哲学家西塞罗，出生在相当于汉武帝的后期，活跃在相当于汉昭帝、汉宣帝在位期间。他认为，罗马共和国的优秀人物通常乐于当官，因为他们“渴望性质更为稳定和长久的报酬”，还“希望我们的名字将长出翅膀飞到海外，直到传遍天涯海角”，在当时，大概只有当官才可同时满足这两种渴望。想当国家的领袖，重视政治，崇重政治人物，是人类自古迄今的共同点。孔子不过是遵循了这点，并无过错。 喜欢当官可说是中国人与所有外国人的共性。人们认为当官可获得很高或甚至是最高的心理享受，也很容易获得自我、亲人、家族、社会、国家和历史的认可。通过弗朗西斯·福山和阿·马蒂亚森的研究，我们知道，认可对人非常重要，取代理性，被认为是而成为构成人精神世界的激情、欲望、认可三要素之一。福山甚至断言获得认可的人是“最后之人”，也就是人类得到充分发展后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很多人，不论君主、贵族还是平民，有时因为不获认可宁愿以死相拼，因为获得认可而以死相报。直到今天，只要哪里招考公务员，报名人数都是录取数的十倍百倍，考试现场经常是人山人海，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挤破脑壳想当官。为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直到今天，在我们国家，当官还是最体面的职业，能获得更多心理满足，同时也能获得更多认可。 这点中国古人与西方古人相通。前面引了西塞罗的话，说明西方古人是这样的。孔子那个年代的社会心理学，也许直到今天大陆的社会心理学的有些特点，与西塞罗时的罗马也颇有相似之处。孔子生活的年代，是官本位渐次成形的年代，不像现在的民主国家，价值观多元化，有很多管道实现自身价值，很多职业成就、义行壮举都能获得公众认可。比如公民可以努力学做奥巴马，可以做比尔盖茨，做扎克伯格，或做索罗斯，或做哈耶克，或学爱因斯坦，等等。可是，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没有任何可与天子和官职平行的获得认可的途径。孔子孟子以游学以致“圣人”、“素王”、“亚圣”，是他们死后很多年代才发生的事。靠教育出人头地，广受尊敬，靠著书立说留名青史，以前有没有我们不得而知，至少我们现在所知的是从孔子开始，是孔子死后才兴盛起来的。在孔子生前，除了当官掌权，不仅无法致富致贵，而且没有出人头地的其它选择。对此，孔子可说有切身感受，在没有官权可资依傍的那几年里，他及其弟子们差不多要饿死。 人类远古年代的社会分工相对较少，是有通性的。除了做官或通过打仗谋得封妻荫子，很少有其它出人头地的事业可干。即使有，比如音乐这样的创造性活动，比如教书，也不过是天子或诸侯的附从。干得再好，也不可能获得高于官职的认可和荣耀。《左氏春秋》中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我们现在不知道这种价值观是春秋战国年代才有的，还是在周朝开国及以前就有的。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可见，一般而言，立德的前提是取得官位（或像孔子那样的社会领袖地位），只有居于某种领导位置才有机会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因此，在不懂逻辑的中国人看来，通常立德与做官是互通的，有大德者通常享有高位，居高位者通常被宣扬有大德。贵为天子者，只要不是特别不成器，无须有多少美德，也无须有多高智力，肯定是大德天子无疑。这是没人敢反对或质疑的。哪个嘴巴说天子无德，那个嘴巴大概也就不用再吃饭了。立功是给公众带来重要福利，主要是政治和军事功绩，比如像大禹那样立下大功成为政治领袖，或者像霍去病那样效死力获得君主的奖赏。立言虽然也可跻身不朽，但孔子之前立言者得以保存至今，获得所谓不朽的，仅仅只有《诗经》里的无名作者、《春秋》和《孙子兵法》，其他的，包括传说中其著作多得要用牛车拉的，都朽了。而且通过转述，我们知道，那些已经腐朽的用牛车拉的竹简，多数也是教人怎么当官。   其次，当官能获得很好的物质收益。当官除了能获得家族和社会认可外，通常还会有相当可观的收益。《史记·高祖本纪》里有个故事，说刘邦年轻时不治产业，他父亲经常责备他，认为他不如其兄长刘仲。后来刘邦当上了皇帝，当着满朝文武与父亲开玩笑，说我的产业与二哥相比，哪个更多？过去，至少从《诗经·北山》开始，我们国家就有个观念，认为皇帝拥有天下的一切，人、钱、土地，无一不是他的私有财产。所以，古往今来才会有那么多草莽枭雄不惜抛头颅洒污血，拼死一搏，打进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 所以，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有个官民共识：视当官为人生最好出路。想做天子的志在“以天下为己任”，估计天子梦实现不了的，便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或以“食君禄”为奋斗目标。在周朝那样的封建社会里，投资于政治，风险固然比较高，但收益更高，远超其它任何一个行当。一旦获得块封地，或仅仅当上个邑宰——大约相当于现在的镇委书记或县委书记，在那块土地上，就是君，就是一人也，除了极少数时候上级派个视察的官员来，其他时间里，山高皇帝远，封君或邑宰就是土皇帝，“口含天宪”，所有人全是臣妾，可以生杀予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出大事就成。与现在的书记比，那时的地方主官，在收入上也许有所不及，现在一个村书记，动辄就是家财亿万，但在那块土地上没有办不成的事，这一点是自古至今基本相同的。 收益中尤其让人心动的是获得更美更多异性。中国古代的皇帝是后宫佳丽三千，伊斯兰的哈里发，有的后宫美女数万，上次我们讲过的英国约翰王，私生子无数，克林顿有那么美丽聪慧的妻子，仍然出轨，搞了个莱温斯基。萨科齐小个子，当上总统，就有美女模特作女友。像周永康，郭伯熊等，据说家里现金以吨计，长的并不怎么样，只因为当上了大官，就能把央视当作自己的后宫。那么多的美女主持心甘情愿上他们的床。不仅男人是这样，女人也有。比如唐朝武则天当上了皇帝，就公开养男宠，现在有的女贪官，最多有上百的情人。能获得极高收益，同时还能赢得很多美貌异性亲睐，应该也是当官的动力之一。   其三，当好官可对族群、对大众带来很大福祉。官员这个名词现在能指相当宽泛，一个普通警官、税务官都被称为官，但这些角色在孔子那个年代很可能不算官，至少在后来很长时间里，他们被称为吏。为了让讨论简化，避免枝叶过多，我们现在只讨论政治家，特别是政治领袖这个层面的官。那个时候的官员，特别是政治领袖，其作用极其重要。一个官员极可能是一个地方，一个很大规模家族的领袖。荀子虽然对孔子而言是后来人，但他生活的年代离古代远比我们近。他的话有几分可信。按《荀子》的说法，我们古代曾经有过很多伟大领袖，或者伟大族群，给先人带来巨大福利。这些领袖或先进族群中流传至今的，有燧人氏，他或他们发明了钻木取火，我们大家的祖先才吃上熟食；还有个有巢氏，发明并教育和带领古人在平地建筑房屋，让古人摆脱了对山洞和树顶的依赖；还有神农氏，发明了农业栽培和草药，给我们祖先带来的福祉就更大了；还有仓吉创造了文字，也很了不起，为中华文明奠下坚实基础，让华夏民族在与周边民族的竞争中率先拥有代际积累文明成就的载体。特别是，还有不少政治和军事领袖，如传说中的炎黄二帝，解决了种族冲突，缔造了伟大的和平。按汤因比的理论，战争对文明是破坏性的，只有和平才会有文明的积累和成长。所以，缔造了和平的领袖在人们心目中有时比直接从事物质和精神财富创造的人更显要。据说爱因斯坦就说过类似的话。周文王周武王则终结了商纣王的暴政和动荡时局，给华夏恢复国家和公共安全，为民众建立起仁慈清明的政府，并为直到今天的政府树立了公共治理框架。管仲则因为他自己的贤明，治国领军有方，带领军民有效地打击异族的武装侵略。孔子之前无数世代里的历史，证明政治领袖对整个族群或氏族极其重要。政治领袖是贤明，还是平庸，还是顽劣，绝不仅仅只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千万人的福祉，经常造成一个家庭、一个氏族、一个诸侯国甚至整个华夏民族的兴衰荣辱。所以，孔子关注领袖，与自然选择相关，不是他人格存在障碍，或他的学格存在严重缺陷，更不是他有奴颜媚骨，只知道依附强权。这是与现代人处境完全不同的。今天比如说美国的奥巴马，不论他好或坏，对美国都关系不是太大，不行的话可以把他赶下台，换个行的人来干。古代这点就可能行不通。换个领袖绝不是轻松的事，极可能发生血流成河的悲剧。   其四，那个时候当官其实也很简单。《论语》中有“三年学而无志于禄者，未之有也。”这个三年学，可不是现在的本科或研究生或博士研修的三年。古人只有小学和大学。小学是几年制我不清楚，应该是不到六年，因为总共只有那么点课程可学。古代的小学，有幸在地方政府兴办的“庠”、“序”、“校”等官学里受过教育的，和在孔子的私学里受过教育的，学习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六艺，古人认为极为重要，今天看来，可能也比现在小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程度还要低一些。朱熹注：“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朱熹虽然是南宋时的人，距离孔子大约有1600年，但他饱读儒家经典，是硕学大儒，所言应该不虚。按他的这个说法，古代小学虽然得读几年，但内容其实大致相同，主要不离三项，一是教育学生本人如何尊敬老人，大体上不外乎就是《礼记·檀弓》里的那些繁文缛节。二是要求学生学会如何教育民众尊老爱幼。三是学习射箭，包括徒步和在战车上射箭。大学的学制是几年，我们现在也不清楚，其学生主要是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者。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统治者，主要是“学大艺，履大节”，培养有德有仪，能征善战的统治者。周朝时的统治其实主要就是两件事，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基层官员的主要工作是保境安民，劝课农桑，教化黎民），祭祀需要懂礼乐，军事需要练射御，所以教学内容以礼乐为重，射御次之。这种低智力投资，加上周朝的乡举里选制度，让相当多出身底层的人有机会跻身权贵官僚阶层。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两千年中被抬得极高，应该有四个因素在里面起重要作用。一个因素是儒家学说为皇权帝制下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一套相当完备和实用的理论体系，并且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儒家其中涉及君臣父子的部分确实对维护君权、父权和夫权有利，因此受到统治阶级和男性长者的特别青睐；第二个因素是在从董仲舒到朱熹，从《五经》到《十三经》，再到《四书五经》，再到《四书集注》，儒家学说不断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发展；第三个因素是从西汉直到满清末年长达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儒家学说未曾遭遇到有力的质疑和批判，在马列主义和自由民主引进来之前，中华文明圈内从未出现比儒家学说更系统更高明的其它理论体系；第四个因素则是与中国两千年间的政治和政治文化过于低端有关。从“刘项原来不读书”开始，中国历代开国君主和很多开国元勋几乎全是文盲或粗通文墨的武夫，刘备没读什么书，司马氏是以军功获得社稷，南北朝时走马灯似的皇帝如朱温、高欢、拓拔氏、刘裕辈全是文盲，隋朝开国皇帝是文盲，李渊虽出身贵族，却是职业军人，李世民16岁从军，赵匡胤出身行伍，朱元璋儿时是放牛郎，都很难说有多高的文化水平，辽、金、元、清四代开国时还没有文字，其太祖几乎全是类似地方一霸式的黑社会团伙头子。即使是受过所谓良好教育的，用现在的标准看，最好的也不过就是些文艺青年。特别是唐朝，以诗赋取士，只懂舞文弄墨而不懂政治的文人自以为能写出好诗，便定能“致君尧舜上”、“为君谈笑净胡沙”，实际上全是政治外行。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引进西方的制式学校，普及教育，中国识字人数才有突飞猛进的增长，才逐渐摆脱拍脑袋政治，进步到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由于没有选举和问责，官僚拍脑袋决策到今天仍很常见）。此前几千年中国国民的90%以上都是文盲。许多君主及其大臣的文化程度都极低。在一个以文盲为主的国家里，个人只需要稍显优异，便可能受到追捧和膜拜，被吹捧成半神，何况像孔子这样真正形成了完备理论体系的大师，自然被抬举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