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专制的阻碍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h1> </h1><div style="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Georgia, \’Bitstream Charter\’, serif; font-size: 16px; line-height: 24px; background: #ffffff;">中国道路令人困惑：一个专制集权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竟然超越了民主国家。笔者曾有系列文章《中国道路：世界第一谜》作过解释。其实，早就有学者提出，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并无必然联系。专制体制在某些情况下还确实有点优势，比如迅速决策和行动，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当决策正确时（只说经济），就可以产生不错的经济效果。而“决策速度”和“集中力量”却往往是民主国家的弱项。当然，专制政权的错误决策和过度干预更会伤害经济，这早已广为人知。这里不讨论空泛的大问题：“专制和民主到底哪个更利于经济发展？”而仅仅关注：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减速，是不是因为（或部分地因为）专制体制的阻碍？有部分大陆学者说是，不过却委婉地表达为：“制度改革的红利已经用尽”，呼吁进一步的制度改革，以打开新的发展空间。所谓“改革红利”主要来自共产党的放弃。甚至一些本应当是共产党的标志和原则也被放弃了：诸如共产主义目标，全面计划经济，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若没有这些大胆放弃，就不会有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快速发展。现在为了扭转经济下滑，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不是又需要共产党进一步“放弃原则”？大陆学者只说“制度”或“体制”，避开刺激的字眼。我们却可以直截了当地点明，那就是一套专制集权的制度和体制。现在的问题就是：专制体制是不是目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此问题难以简单回答。先以法律环境为例。教科书上写了，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健全的法律保障。中国是法制国家么？显然不是。权力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仍然是权力的工具。往好了说，中国也就是在努力贯彻“以法治国”，即：以法律作为“统一的度量衡”，不仅用来管治老百姓，也作为行使权力的统一标准，不允许各级官员，尤其是一把手们，再随心所欲、肆意妄为。但是，即便真能做到这点，也只是“法治”，而非“法制”。在真正的法制国家中，任何人、任何党、任何权力都在法律之下。而非法制国家也有可能达到“法治”，但此时仍有一个权力核心（比如过去的皇权）站在法律之上，按自己的意愿来立法、释法、执法。中国充其量也就是在努力走向“法治”，而离“法制”还非常遥远。但是另一方面，以“法治”充“法制”，看来也能保障中国的“半市场经济”运转。证据：已经有数不清的外资企业落户中国，对于中国的法律环境虽时有怨言，但基本能够“健康存活”。还有数不清的企业之间产生着数不清的纠纷，这也没有挡住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这些现象表明，中国这个非法制国家，可以在一定的范围里，比如在经济领域，尤其在“与世界接轨”的地方，建立起足够好的法律环境来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而且，在专制体制下，足够好的法律环境还要仰仗于中央权力的强大。它必须强大到能够贯彻统一的法，能够抑制下层权力的“地方法”（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能够制约“随意法”（一些官员肆意妄为：“我就是法”）。当然，重要的一条是：这个权力核心必须“英明正确”，有强烈的意愿制定和贯彻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法律。总之，至少到目前为止，一定程度的“法治”基本上提供了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环境。或者说，虽然专制体制必然与“非法制”共生，但是在法律方面可以做到不严重阻碍经济发展。那么在法律环境之外的其他方面呢？专制体制确实会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目前突出的就是：共产党的“经济掌控权”造成的经济低效。目前，中国经济克服减速的主要出路是产业升级、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率。但是，现在效率最差的就是公有经济这一块，突出的问题就是过多的行政干预和政府主导的过度投资。而这个对经济的大阻碍就来自“党的经济大权”。邓小平刚开始“搞资本主义”的时候还不用考虑最终保留多少公有经济，那时的私有经济还几乎为零。到1993年，私有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一半，现在大约占到了三分之二左右。如果不说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只看经济表现，“化公为私”确有成效。私有经济比公有经济更高效是个普遍规律。现在的问题是：大陆的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已经顶上了难以突破的“天花板”。共产党不愿放松对经济命脉的绝对控制权，因此有许多“禁区”不许私有经济进入。目前，国有企业中的123家“大块头”-中央企业，垄断着“命脉行业”，像石油、石化、电力、航空、航天、核工业、电信、铁路、军工等等，还有银行、保险。哪怕邓小平在世，恐怕也不会放开对这些重要经济部门的绝对控制。当然，这另有道理，此处不多说。这里只强调：正是这些公有经济部门效率低下，并且在压制整个经济面。表面上看，国有企业产生着利润，有些还相当丰厚。他们的总资产在数十万亿，近来每年的收益在2万亿左右，看似经营得还行。但早有专家指出：“国企普遍是通过变资源、租金为自身利润的方式存活”。国企所用的资本和各种资源（比如土地、矿藏、资金）成本极低。本来那些资源应该产生的利息和租金转化成了国企的“利润”。国企还利用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比如汽油的高价，电信高收费。实际上大多数国企经营不善，浪费严重，效率低下，这是公有经济的通病。但是借用了权力国企就可以“活得很好”。国企当然地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许多国企“老总”本就来自官场，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是轻车熟路。腐败加重了资源错配和国家投资效益低下的状况。不少大陆学者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制约就是国企的低效和垄断经营。他们早就呼吁把改革的矛头指向这些国企。但是谈何容易。共产党内很流行一种观点：“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虽然权力核心没有明确支持这种观点，但是也没有在行动上明确反对。而有恃无恐的国企利用垄断地位，不断扩大对资源的占有，打压甚至收购兼并私企，2004年之后出现了“再国有化”“国进民退”的潮流。进一步改革公有经济的最大阻力恐怕还不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而是最高权力核心。从确保垄断政权的高度考虑，当初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时，权力核心就有“战略布局”。看看那些央企的老总们，许多都是红二代，绝大多数都是曾经的党员干部。反正搞市场经济势必产生大资本家（董事长、总经理），那为什么不来个“肥水流进自家田”呢？尤其从政治层面考虑，让一批“红色资本家”来掌控重要经济部门简直是当然的。共产党很难允许“命脉经济部门”的掌控权从红色资本家转移到其它颜色的资本家手里。看一个例子：阿里巴巴等几个民营网络大电商曾试图扩展他们的网上支付平台。从网上的支付和转账可以顺理成章地扩展到吸收存款，然后再放贷，就变成网上银行。以这些大电商的规模之大、网络之广、成本之低，这样的网上银行一定会成长为银行业的巨无霸。当然这没有发生，因为根本不允许他们吸收存款。这种高效的私营网上银行几乎肯定会夺去国有银行的半壁江山，将有能力在金融命脉领域呼风唤雨。共产党当然不会允许。应该说，从一开始权力核心就明白公有经济的弊病，改革的矛头从一开始就指着公有经济。但出于权力掌控的考虑，总有一些“框框”和“红线”不能逾越。如今的经济局面要求再前进一步，共产党能迈出这一步么？目前，又一轮“国企改革”正在出台，很显然是想扭转“国进民退”的局面，矛头也又一次指向了央企。李克强在2016年人大会议的报告中说：对央企要“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而对央企的组织结构也要改，包括：“落实企业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者、职业经理人制度、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虽然更多细节还不知道，但可以看出，这是“改良”而非根本性的改变，只是在央企的管理经营方面准备向市场化靠近。而党却不会放手，反要加强对央企的控制。最近中央向多家央企派出了巡视组，随后的报告中几乎都批评了这些企业“党组织作用弱化”“重业务轻党建”。当然，政治收紧的同时也有可能在经济上放松。比如，对国企的行业垄断也许会放松。李克强的报告中说：要“大幅放宽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领域市场准入，消除隐性壁垒”。对私企“在项目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等方面一视同仁”。如果李克强所说的真能落实，私企真能进入上述几个国企垄断的行业，显然将通过竞争提升这些行业的经济效率。现在这还是纸面上的东西，实际怎样还要等着看。但至少表明：权力核心在经济领域并没有“迷路”，能看出中国经济前进路上的主要障碍。当然，无论上面提到的央企改革还是一些垄断行业的“开门准入”，仅仅是迈出解决问题的一小步，距离真正的市场化经济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不过，相比前一段的“国进民退”，这至少是在向好的方向调整。这一次能在“好的方向”走出多远，再次释放多少“改革红利”，专制体制的障碍能清除掉多少，为进一步经济发展拓展多少新空间，还都只能等着看。与目前经济上的“放宽”相比，权力核心在政治上却有“收紧”的迹象。比如惩罚公开的“反党言论”，尤其对互联网上的“自由言论”加大了整治。虽然说“政治紧，经济松”本就是中国道路的特点，但这显然是一个向坏的方向调整。关于中国道路的政治前景，请看后续文章。</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