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股勢力的一次交鋒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由香港東亞民情研究社和香港中觀研究所主辦、香港百家戰略智庫協辦的“2016香港一國兩制及本土思潮研討會”於2016年4月27日在香港舉行，香港建制、泛民及本土三大派的17名代表，包括泛民的4位立法會議員出席了研討會，併發表了演講。這是香港本土思潮興起的幾年來三派集中的人數最多的一次聚會。 由於主題切合目前香港實際以及出席的嘉賓在香港政壇上的分量，多家香港和國際主流媒體記者到場採訪，與會者眾。建制派代表包括了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會員朱家建；泛民代表包括了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梁家傑、毛孟靜，以及工黨主席、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本土派的代表包括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恒、東九龍社區關注組召集人陳澤滔、《香港革新論》主編方志恒以及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前總編輯劉以正。發表演講的還有來自臺灣的前陸軍副總司令吳斯懷、香港資深媒體人程翔和紀碩鳴、負責泛民選舉協調的鄭宇碩教授等。正在獄中的劉夢熊也委託代表宣讀了他的發言稿。 泛民、建制和本土三派的交鋒異常激烈，各自論點清晰，立場鮮明，點出了問題的實質和矛盾所在，得到在場不同政治觀點的會與者的共鳴。 本土主義出現源於一國兩制失敗 泛民的代表在發言中嚴厲譴責梁振英的施政錯誤將香港帶入一個撕裂和抗爭的時代，北京中央政府的錯誤干預導致了香港新世代青年的自決和獨立的傾向，認為一國兩制失敗，沒有為香港帶來歸回時港人期待的政治經濟好景，而是日益顯露出一國兩制的欺騙性和對香港原有社會制度毀滅性。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在發言中稱，本土主義的出現是因為現在仍未能真正落實一國兩制，完全背離了當年鄧小平的構想，這令港人非常失望。“一國兩制”是70年代末期提出的概念。原先的構想，是提倡在80年代初開始充分、具體地討論，是否應該透過一國兩制模式收回香港，使香港能夠平穩過渡。由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出台的1984年，到制訂基本法的時候，有關特首產生的辦法，協商表示係由選舉產生。可是到了今天，中央對香港的干預程度愈來愈高，一國兩制的實施對港人而言已經破產，更遑論高度自治。 認為一國兩制已經失敗的單仲偕說，2014年發表的“6.10白皮書”，矮化香港的自治地位，破壞香港核心價值。港大副校長風波、李波事件等等，都令香港人愈來愈擔心及恐懼。本土思潮的氾濫係隨着破產了的一國兩制而興起。中央高度介入特首選舉，香港人沒法透過選票選出自己的特首。自回歸以來的三屆特首，前兩任：一個自稱腳痛、一個被稱貪曾，雖然令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崩潰，但是第三任特首梁振英上台，就激發、引爆本土思潮，分離意識甚至港獨的萌芽、發酵。“8.31決定”更加扭曲及剝奪港人的雙普選權利，明顯摧毀一國兩制，深深激怒了本來就長期處於憤懣之中的香港市民，因而催生本土思潮、命運自決的論述。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梁家傑認為是中央對港人背信棄義，回歸時以一國兩制做掩護，到頭來並沒有給香港人普選的機會，導致香港人的反彈。梁振英作為中央政府的管治代理人，明顯偏離了港人在回歸時對一國兩制的想像，如果不能產生一個向香港人問責的政府，那麼我們珍惜的制度是無法保留的。在英國人的殖民管治的最後二十年，我們沒有付出爭取民主的代價，但享受了香港制度中最好的兩個東西——自由和法治。因為派遣管治香港的港督的英國政府是一個民主的政府。回歸後，宗主國的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人大掌握一切法律權力，沒有受到監察，擁有無上權威。除非香港在地有一個普選，產生一個向香港人問責的公權機構，否則香港的自由法治和其它制度就無法保障。港獨的討論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資深媒體人程翔認為，導致出現“獨立建國”的聲音完全是因為北京從2003年開始加緊干預香港的管治，2008年組成了第二個管治中心，從一國兩制的承諾一步步倒退。人們從“民主回歸”的期盼發展到“獨立建國”的期許。梁振英上台後主動壓縮“兩制”空間，迫使香港人高舉本土主義的旗幟。 本土派：以“一國”凌駕“兩制” 本土派代表闡述了香港新一代青年已經覺醒，認識到過去泛民的爭取民主模式已經失敗和過時，民主回歸運動走入死胡同，必須以新的抗爭方式來喚醒大眾，捍衛香港的價值觀、自由和固有制度。代表們表明本土意識並不是鄉土情懷和血緣聯繫，而是香港本地獨有的歷史觀和價值觀，不受大陸侵蝕的司法體制、廉潔公務員體系，以及人們能夠享有的言論、思想、出版、結社等多方面的自由和權利。香港自決運動不可逆轉，與北京強加於港人的“用社會主義來管理資本主義”這套手法進行抗爭，已開始了新的歷史篇章。 本土派的代表人物，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恒說，過去，本土對大多數香港人而言是陌生的概念。近幾年忽然變成城中熱話，有關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主體性既爭論非常熱烈。香港雖然在中國旁邊，但地域，文化，語言，經濟，經歷都自成一格。但中國決意收回香港之後，其論調一直離不開“回歸”、“統一”，以“一國”凌駕“兩制”，完全不正視中港之間各種隔閡。 他說，本土意識的冒起，始於2003年7月1日。香港人第一次發現兩個主體中間的矛盾而群起反抗。其後數年，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和保衛菜園村行動，有人說是潛藏對港英時期舊有生活方式的懷念，但我更覺得是新世代認為香港是自己的家園，不再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他說，其後數年的事件，如d&g名店外的靜默示威、新界東北發展、反國民教育、光復運動、反雙非、反三非等民間運動，將本土意識推高至今。因為香港人意識到如果再不有所作為，香港的風尚秩序將蕩然無存，淪為中國的一個劣質城市。香港社會權力核心、政府議會都不是從香港人的視點去看社會問題和解決方案，這個是絕大部分社會問題的源頭。香港和中國，有不同歷史、人口、文化、語言。香港人是一個獨立的民族。顯然，共同經歷造就了共同的想法，新世代香港人，不論膚色種族，大部分都係是天然本土主義者，他們都甘願成為香港人，並真正關心香港命運，忠於香港。 他說，如今，大量組織以建構香港民族、民族前途自決為綱領探討二次前途問題。港獨不再是禁語，大家開始建構不同出路。 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前總編輯劉以正認為，目前出現的香港民族主義是一種防衛式的民族主義，它產生於中港融合的背景下香港利益和價值觀不斷被蠶食，包括不同類型的“赤化”，簡體字，香港人的身份和文化受到非常大的威脅。梁振英施政三年來，管治手法是以民為敵，逆民意而行，連最保守的建制派他也可以不理睬。現在的年輕人已經發展出一種不同以往的身份認同，本土主義不單純停留在一種理論和思想的層面，已成為可以決定未來的一個主意。 建制派：本土是鄉土之情 建制派代表認為，一國兩制不能說已經失敗，只是還沒有成功，需要時間證明。港獨沒有出路，公民自決也不可行，政策可以調整，對立派別需要溝通、協調，修正錯誤概念。 代表建制派出席研討會的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約會員朱家建說，“本土”一詞，原本是溫暖的，清新的，但在政治化後，彷彿成為了三場選舉的“助選團”，第三路人馬異軍凸起，有泛民政黨忽視“本土”，連建制黨派也“本土”起來。“本土”概念是不是已被濫用？強調“本土”者卻賣港，大有人在。而戀殖、不願接受現實和歷史，或漠視《中英聯合聲明》的說自己“本土”，太牽強。 朱家建用英文字LOCAL來解析本土概念，即第一個"L"代表LIVING，"O"代表ORIGINATE，"C"代表CAREER，"A"代表AFFILIATION，另一個"L"代表"LOVE"。 LIVING即生活，包括成長、唸書、就業，居住，俗些一句，生老病死，安居樂業。享受“香港式”生活，共同在香港生活成長，要求同存異，共融生活。ORIGINATE即來源，解為“父母祖輩”、“港二代”、“港三代”，甚至乎是“原居民”，香港從來都是移民城市，“過客”是否算“本土”，字面已回答各位了。CAREER即終身事業，這包括打工仔或自僱人士，以香港為家，以香港為軸心發展所長，貢獻和建設香港。AFFILIATION即聯繫，這可以是藉貫、祖藉、家族血脈、婚姻、網絡聯繫、校友聯繫、定居等。LOVE即一個字，“愛”。 被稱為“半建制半泛民”的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在獄中寫的文章，在研討會上被委託宣讀，批評了梁振英上臺3年半以來導致一國兩制出現前所未有的走樣和變形，根源是左和右兩方面錯誤造成。劉夢熊特別批評中央政府和梁振英不尊重兩制差異，違反《基本法》的若干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