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大劫火修得同船渡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民主中國與未來西藏：與達賴喇嘛尊者對話”研討會，是2011年7月9-10日，由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辦，在美國首府華盛頓召開的一次漢藏對話及學術研討會議，是由達賴喇嘛尊者與西藏流亡政府新當選的政治領袖聯袂出席，有一百多位漢、藏、蒙、維各界人士參與的同深入交流的盛會。   研討會是在達賴喇嘛尊者退出政壇、流亡藏人社會全面民主化的關鍵時刻召開的。這是一次轉捩點上的重要會議。   本書，記錄了此次會議的全景畫面和多元聲音。它是達賴喇嘛尊者及與會者的演講、論文、發言、對話以及照片的嵬集。作爲會議的存照，成爲一份珍貴的歷史證詞，見證了達賴喇嘛與華人知識界互動交流的歷史瞬間。   “中道、自治、悲憫、民主”——作爲貫穿會議的核心議題與價值，從達賴喇嘛的演說，新當選的藏人行政中央首席噶倫（司政）洛桑森格博士的講話，塔爾寺住持阿嘉仁波切、達賴喇嘛與中方談判特使洛第嘉日先生的發言中，在漢藏各位與會者的討論中，潺潺流淌出來。雖然，與會者出身背景不同，生命旅程分殊，族裔有別，信仰多元，語言各異，然而理性的撞擊與溝通，卻使某些共識在渾然不覺的氛圍中，浮現了出來。對于達賴喇嘛高瞻遠矚退出政壇在西藏文明史上的轉折性意義，對西藏流亡社區的民主實踐，對於西藏精神的全球影響，形形色色的與會人士的理解融彙到了趨同之方向。   近年來，達賴喇嘛與華人知識界與民主活動人士的接觸、交流，愈益頻繁深入。這既是尊者及流亡政府富有遠見的決策的結果，也是各界華人幾十年來突破精神藩籬、獨立運思的結果。雙方的互動，結下了日益深厚的緣分，打造了具有前瞻性的精神鏈接。它爲漢藏兩族共處的過去、現在與將來，描畫了一幅日趨真實的圖景，勾勒了未來漢藏民族共處的基本原則及藍圖。   這次會議，正是近年來這種交流與對話的縮影。作爲漢藏民間交流的最新進展，增進了雙方的瞭解，爲未來民主轉型後的中藏關系奠立了更爲廣泛的民間心理基礎。   會議取得了超出預期的成功。   事實上，舉辦這樣的一個參與者相當多元的對話會，僅僅在幾年之前都是難於想像的。人們注意到，這次華人與會者——作家、政論家、媒體人員、經濟學、歷史、文學、哲學等各行專家——有不少人並非民主運動活動家或異議人士，鑒于北京當局對於涉及所謂“五毒（獨）”（台獨、藏獨、疆獨、民運、法輪功）的殘酷迫害所引發的“威懾”和“恐懼”效用，多年以來，不少海外留學與居留的華人，對與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有關的此類會議是“避之唯恐不及”，更談不上投入與參與了。   然而，時移世易，今日之勢，與當年已不可同日而語了。雖然北京較當日更加有權有錢有勢，氣壯如牛。但道義上心理上的優勢，早已不復存在。“合法性焦慮”對於主政者無時無刻的困擾，就是明顯證據。<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May/572016IMG_0156.jpg" width="656" height="437" alt="" /> </div>   中國古諺有云，“五百年修來同船渡”，既然命運把西藏文化與中國文化這兩個源遠流長的文化在空間上連接在一起了，那麼，宿命般地，達賴喇嘛尊者與西藏文明，就將在中國文明通向神聖性的歷史進程中，扮演某種天命所歸的角色。這也是對中國文明的一種靈性啟示。西藏文明精神與中華文明的“同船共渡”的歷史性緣分，在這次華盛頓會議上，獲得了生動的呈現，它正是二者靈性精神生命傳播與交流的一個里程碑。   毋庸諱言，目前漢藏的總體關系正處於一個困難的階段，但是，從一千多年雙方關系的長程歷史眼光看，毋甯說目前狀況只是一段短暫的歷史插曲。不得不客觀地承認，這一困難主要導源於中國內部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發生的天崩地裂式的“文明出軌”。目前，這一“文明出軌”已經呈現出“迷途知返”的徵兆，中國重回人類文明正道已經勢不可遏，那一文明復興的節日已經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了。   然而在當下，與會者痛切感受到，直面現狀，這一文明“禮崩樂壞”的大洪荒所造成的惡果是極其慘烈的，它不僅降災於漢族本身，同時也戕害到千年來大體和平相處的周邊民族。此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是也。它的劫火使藏族地區七千多座寺廟幾乎完全化爲灰燼（文革結束時，僅存八座），十幾萬僧尼最後僅剩幾千！這一亙古未有的浩劫，迫使藏民族自1959年起史無前例地大規模流亡，散佈到印度以及其他二十多個國家。成爲二十世紀規模最大的宗教性大遷徙。   如此，一幅悲壯而淒美的圖景呈現在我們眼前：五十多年前，在暴政驅迫下，當達賴喇嘛率領一衆藏人出離故園，血淚交織，備極千難萬險，逃離中國籠罩，進入世界天地。誰也無法預測：這一支離別家鄉饑寒交迫的流亡之旅，會面臨怎樣的困境，會遭致如何的歷史後果？ 結果竟然出人意表。這一哀絕慘痛的悲劇，這一宗教與文化流亡的血與淚，卻不期然地澆灌出了一部人類歷史上罕見的靈性遠播的史詩，一路把其神秘信仰的火種從世界屋脊墜落、散佈、燎原至全球，這是人性與神性交相輝映的璀璨征程。 當代，我們注意到了一個世界範圍的佛教復興浪潮。而這一復興的主要因緣正是伴隨著藏傳佛教的全球傳播出現的。達賴喇嘛以其非凡的智慧、深邃的教義、悲憫的情懷，童真的心靈，幽默的談吐以及博大宏闊的胸懷征服了世界，把藏傳佛教傳向了全球六大洲、六十七個國家。他灑播的神聖之種，結出了非凡的碩果。今天，在東亞以外的絕大多數國家中，人們提及佛教，基本上就是指藏傳佛教；而全球如雷貫耳衆所周知的在世佛教高僧，就是達賴喇嘛尊者。毋庸置疑，二十世紀達賴喇嘛引領藏人出中國入世界的戲劇性的歷程，作爲一樁純粹而淒美的人類精神擴展的故事，勢將載入史冊。   就此而言，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已經成了佛教史上的一位劃時代人物，從此，佛教由一個地區性的宗教變成世界性的宗教，達賴喇嘛尊者由一位西藏的宗教領袖變成了世界性的精神領袖。   一個族群，人數並不龐大，物産並不豐盛，雖處地球之巔峰，卻在夾縫中生存于中印兩大文明體邊緣，淡然虔靜，誦經度日，與世無爭，不汲汲於今生，卻嚮往於來世。這樣一個靜悄悄的幾乎被現代世界遺忘了的的宗教族群，竟然誕生了出了如此博大厚重而深邃悠遠的精神生命，擴展成爲一支世界性的宗教信仰，惠及全人類，這不能不說是世界文明史的奇跡，不能不說是冥冥之中深不可測的天意。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藏傳佛教的“復魅”，它在全球的廣泛影響，不是像有些宗教的興起而導致宗教戰爭與仇殺，他帶來的是和平，安祥，慈悲，寬容和理解，帶來的是各類宗教間的和諧相處、包容和人類一家的弘大胸懷。這一點，既與藏傳佛教的傳統及其教義有關，也與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個人的天性、修煉和博大胸懷有關。人們看到他與羅馬天主教教宗的關系，與基督新教的關系，與伊斯蘭教的關系，甚至與各民主國家政治領袖的關系，都充盈著相互尊重與理解，完美地體現了中國古賢所嚮往的“和而不同”的境界。以致人們在遭遇精神困境時，甚至有不少位高權重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渴望從他這位佛教高僧那裏獲得智慧以及精神指導。因而，達賴喇嘛尊者作爲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不僅實至名歸，而且爲這一桂冠增添了來自雪山之巔的聖潔之光。   今天，達賴喇嘛及以藏傳佛教爲核心的西藏文明，已經在精神上贏得了世界，贏得了文明人類。環視全球，從民間到政府，幾乎衆口一詞，一邊倒地站在達賴喇嘛一邊。西藏的深重苦難，成爲國際社會關注的重要焦點。目前，更爲觸目驚心者是，在此會之後，有一百多位藏人引火自焚，抗議北京當局殘暴的涉藏政策，要求達賴喇嘛返還故鄉。在歷來平和容忍潛心向佛的藏人群體中，發生此一史無前例慘不忍睹的悲劇，無法不令全球震驚。自焚者以其壯烈的殉道殉教精神，把西藏悠遠綿長的宗教文化傳統即將滅絕的命運，放到了世界公衆面前，放到了人類良知的審判台前。   這一文化滅絕之悲劇性前景，震撼人心。它是今天的世界繞不過去的問題。特別對中國漢民族而言，更是必須面對的問題。六十多年前燃起的那一場劫火，雖然其焰已衰，其勢已竭，然而在劫灰之上，駭人聽聞的災難仍然在繼續。自焚的一百多位藏人的亡靈仍然飄浮在那片廢墟上，在向世界發出無聲的天問：尊者達賴喇嘛何日回歸西藏？藏人何時獲得自由？   我們必須回答他們。中國必須回答他們。國際社會必須回答他們。   答案正從四面八方向雪山下這一精神性的群體湧動彙集。人們聽見了從聯合國到各民主國家，從印度政府到中國民間，從中國內部知識界到海外這次會議的中國知識人的同聲聲援。這一全球性的心靈指向，使我想起近代佛緣甚深的中國大詩人龔自珍發出的天問： “佛言劫火遇皆銷，何物千年怒若潮？” 那熊熊劫火也不能銷毀的東西，究竟是“何物”？ 歷經各式各樣苦難和世事滄桑的人類愈益懂得了，它就是人的本性：憐憫之性，慈悲之性，自由之性，正義之性。縱地老天荒，海枯石爛，基本人性卻靜臥深潛，亙古未變；火不能銷，水不能淹，千年大劫也不能摧毀。 漢藏兩族，睦鄰久矣。在經歷千年未遇之劫火之後，渡盡劫波，終將重逢。新一輪的佛光將降臨雙方的家園。那將是一輪奇異的神聖之光，既是西藏文明的復興之光，更是中華文明超凡脫俗邁向神聖的救渡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