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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勾勒上个世纪60~70年代中国外交演变的基本逻辑。要论证的核心命题是：毛泽东的激进乌托邦追求不仅体现在国内政策方面（其结果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体现在国际战略层面（既“反帝”又“反修”，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引领权），这种外交领域的“两线作战”势必把毛逼向死角，迫使毛作出重大战略调整，与意识形态死敌美国重新握手，以应对来自昔日盟友苏联的威胁。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凸显并几经转换，共产革命框架内的东西之争也悄然淡化（并不是取消），而变异为“三个世界”理论中的南北对立。这个转变是意味深长的，它深深影响甚至限定了后文革时代中共外交的走向。今日正在崛起的习式红色帝国，虽然背景已全然不同，却仍然承续了毛泽东文革外交遗产的某些根本，而习近平的联俄制美大战略则是对当年东西之争的变相回归。(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