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补苗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002年6月下旬，我第二次进村。幸得好友相助，县乡村三级逐级协调，我得以自己住进了艾滋村，一待就是了五天才有“出头之日”。当地人让我住进了村里，其实是下了决心的，因为不再有人陪着我了，我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从此以后，村里的什么事也就瞒不住我了。 进了村，病人很多，到底要访谈什么样的病人呢？我跟村医说：“我想访问这样的人家：夫妻都是病人，子女都还小。”我想，在当时的艾滋村里，这样的艾滋家庭应该是最困难的了，跟那些夫妻单方有病，或子女接近长大成人的家庭相比，他们受到的打击更大，更集中，负担更重，受煎熬的时间也更长。村医把我带到了一户人家，女主人叫雪丽，男主人叫冬子（化名），育有两个小孩，老大七岁，老二才三岁。 雪丽漂亮，清柔，人正，能干，冬子精神，匀称，外向，听老婆的。我说：“这几天我就待你们这，你们该干啥就干啥，你们走到哪我跟哪，不妨碍你们。”因上次播种的玉米缺苗很多，雪丽说：“咱们去补补苗吧，要不然，到了冬天家里吃什么？”所以，第一天我就跟她俩去补苗。 边补苗，边聊天。说到过去的“献血”，冬子很兴奋；说到眼下的处境，冬子很担心：“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不怕死，但一想到自己这两个孩子还那么小，心里就特别放心不下。”隐隐伤感，欲言而止。此话提示，与其说村民关心自己的现状，不如说他们更在乎子女的未来，而这一未来则直接指向艾滋村社会救助的村民心理底线。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Aug/830201630-1b.JPG" width="600" height="344" alt="" /> 红星和雪丽在地里补苗（摄于2002年6月27日） 照片中，冬子手里拿着的那个口盅装有玉米种，有时由我拿。一回，正好雪丽顺手到我这来取种子，她的指甲不小心划出了我手背上一道清晰的白痕，我当时确认未出血，便没把随身带着的碘酒拿出来涂上，半小时后才发现伤处不知不觉渗出了星星点点的血迹，已凝固。从医学的角度，虽然我不担心会因此感染HIV，但如此几乎是零距离的易感“擦边球”，还是不免给自己仍带来些许虚惊。我当时之所以带碘酒进村，并未想到会有如此擦伤，只是担心如果自己不小心一屁股坐在钉子朝上凳子上时，可以用来“消毒”应急。 因为上次播下了假冒伪劣的玉米种，冬子怒火中烧，专程到那家种子店，把自己HIV阳性的化验单亮出来，告诉老板：“我上回在你这里买的玉米种，不出苗，这是我的化验单，你看着办！”这下子可把老板吓得魂飞胆丧，赶紧跑进里屋，翻箱倒柜找来另一包玉米种给冬子，连连说：“这回是正宗的，保证没问题。” 果然，我随他俩补上的苗都长齐了。那年金秋，玉米收成是特别的好。我没赶上在收获时节进村，与他们一道分享这丰收的喜悦，但夫妇俩还是特地给我留了几苞黄灿灿的玉米，至今仍珍藏在我办公室的柜子里，一直也没长虫。 冬子 “亮单讨种”的效果是如此意外之好，于是类似的“条件反射”，在后来他来上海，或有关讨债举动中，便不断得以“重演”。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Aug/830201630-2b.JPG" width="566" height="428" alt="" /> 2002年初夏时的冬子一家：雪丽、冬子、两个小孩、冬子的父亲。<div> </div> 雪丽签名求救 爱情是什么颜色的？对老外来说，那是玫瑰色的，温馨浪漫，生长在碧海蓝天和冰山旁的《泰坦尼克号》上；对国人来说，是桃红色的，那是古诗中的“人面桃花相映红”和淡淡如许的电影《早春二月》；对当代中原农民来说，却是血红色的，火红色的，一派血染的风采与红火，足以把爱情染红染透，血红晶莹，碧翠欲滴。 冬子16岁卖血，之所以那么小就卖血，与他读书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不读了有直接关系。他颇为自得地说：“当时村里卖血的，比我小的没有，比我大的全是！”他1974年9月生人，而村里人说年龄习惯上说的是虚岁，由此可以推断他早在1989年就开始卖血了，而且是以卖血为生。就因为他卖血，就因为他才16岁，他还专门挨父亲的狠打，但打也没有把他的卖血之心打掉，而打他的人，后来也被卖血大潮所裹胁，竟然自己也去卖过一次血，只因那针头实在是吓人，只因实在是太怕抽血之痛，结果没卖成，拣回一条老命。 冬子说：“我最早是在平项山152医院卖全血，卖400CC得100元，总共卖了100多次，后来是卖血浆了，在郑州、焦作、新乡都卖过。最多时一天卖2次。”也就是说，“最多的一天卖过800CC。”他后来补充道。 雪丽17岁卖血。他俩虽不是青眉竹马，却也少男少女，一个衷情，一个怀春。村里人说亲需要媒人，可对他俩来说，那血就是古今“媒婆”，卖血就是旷世大媒。他俩在当年排队“献血”时偶然相识，自然相助，如互相帮助插个队、拿个号什么的，在回输的床边话说未尽、日久生情，反正离心需要时间、回输需要空间，不如投投机机、卿卿我我，情窦初开、坠入情网，而相亲相爱，终成碧血眷属。红血球是输回来了，造成了“补气”的假象，而卖掉的血浆却是“元气”，不仅补不回来，还为HIV的光顾从此大开后门。不知是谁以科学技术的大名，发明了单采浆，和新一代的“原子弹”？是所谓，一腔热血离心去，赤子当归津不再。 卖血五年后，他俩结婚生子。1995年有了大儿子，2000年有了小女儿。他俩是严格遵守计划生育国策的模范夫妻，“生一个，隔四年”。否则，罚款1千，那可是25次献血之所得，实在不心疼得很。所幸两个孩子都未染上HIV，尽管小女儿当时曾喂过半年奶。 当我2002年6月下旬见到雪丽时，她已经病了四、五年了，总是高烧不退。精神虽还行，但人已相当很憔悴。没想到，一个半月后的8月16日凌晨3：34分，从名为“Wan Yan Hai”的邮址发出的一封标题为“河南艾滋病人寻求药物帮助”的呼吁邮件中，竟然出现了雪丽的签名。该邮件的摘录如下： 河南艾滋病人寻求药物帮助 我国各级卫生部门、财政部门、国务院：     我们是一些河南省上蔡县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要求政府为我们提供免费或我们负担得起的药物……尽快仿制西方国家的药品，为感染者和病人提供有意义的治疗……我们强烈地要求政府和药厂，尽快为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提供廉价的或免费的仿制药品…… 签名人： 丁楼村（6人）…… 十里铺村（78人）…… 南王营村（110人）…… 大吴村（75人）…… 2002年8月11日至2002年8月14日 抄送：有关国际组织、新闻媒体、专家学者 该呼吁邮件的签名总人数达269人，签名村民涉及四个村庄，在其所附带的三个签名扫描附件中，有两个来自雪丽所在的南王营村，一个来自十里铺村。也就是说，雪丽是同村的110位签名向外求助者之一。巧的是，本书故事中所涉及前七户人家中，有三对夫妇亦在雪丽所在的签名件中，签下了自己的签字，而在同村的另一份签名件中，也能查到本书中别的夫妻签字。其中，雪丽所在的签名原件，如下所示：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Aug/830201630-3b.JPG" width="600" height="258" alt="" /> 南王营村艾滋病患者的向外求救签名件（之一）<div> </div> 跟雪丽在同一张纸上签名的人，许多已经过世了，如亚洲、雷凤夫妇（后述），当然也有些人至今还活地人世，其中的一位幸存者是林原（化名）。他的HIV初筛阳性是“假阳性”，老天开了一条缝，让他逃过一劫。 从附件中王营村的两张签名来看，雪丽所在组的签名用笔较细，而另一张的用笔较粗，显然是两支笔，而不是一支笔写出来的字。由此可见，当时的签名收集者至少有两个人同时在王营收集签名，很可能是三个人同时在村里做，因为已经出现的两个签名件，雪丽所在的那一张签了21人，另一张签了47人，而同村的总签名人数为110人，故还应有另一张42人的签名件才是。该签名用纸显然是按五十人签名容纳量来“设计”的。 从雪丽所在的签名件来看，签名者的方位是从西到东走，从最西的一家开始签名，先后走过6、7、8、9共四个组（即原四个生产队，或小队），签到雪丽所在的这一边时，已经差不多是东面的最后几家了。由此可以推断，当天有三组人于雪丽所在村同时收集签名，按东西走向分别从南、中、北三条线路横穿全村，其中的“南线”（即村里最靠近大吴的这一边签名者）即雪丽所在的签名件，共有21 人的签名。同村的110位签名者，皆为HIV初筛阳性者，其中大多已经发病，好几个人在签名后半年左右就过世了，雪丽是其中较早的一位，在签名后四个月病故。 该呼吁信的签名期间为2002年8月11-14日，只有四天时间，却涉及四个行政村，平均一天跑完一个村。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收集到那么多达269人的签名的，显然不是一人所能为之，也非外地人所能操作得了。只有对当地相当熟悉，相当知情的本地人，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连续跑完的这几个相互挨着的村庄，也正因为是本地人，才会出现南王营村用了全称，而不是简称“王营”，但南大吴村却没有全称，而只用了“大吴”，如此简称与全称的“混搭”使用，而外地人一般不这么用。该签名的本地召集人应在雪丽所在村之外。 签名件是当地人实地收集上来的，而将其“转录”为白纸黑字却是外地人后来所为，故有些名字实认不出来的名字就用“X”号来代替了。雪丽签名时写的“雪”字总用简写，在本呼吁信中还是被正确的辨认出为“雪”字，实属不易，但在后来出现在一份名叫《芦岗乡王营村艾滋病发病人数表》的名单（出处待考）中，却被写了“习丽”，显然是外人被雪丽的签名简写所“误导”所致。 与该发病人数表同时出现的，还有另一份同村死者名单，即《芦岗乡王营村艾滋病死亡病人表》。后表死者中，最迟的死亡日期为“2002年12月6日”。雪丽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死者名单中，而出现在发病者名单中，说明两表反映的应该是到2002年12月底为止，该村艾滋病人的生死状况。当同年11月9日，我从上海给冬子汇去200元善款，曰“寄上200元聊补无米之炊”时，雪丽还活着，而当我来年1月18日回到村里时，雪丽已经躺在她四个月以前还曾经补过苗的那片玉米地里了。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Aug/830201630-4b.JPG" width="596" height="303" alt="" /> 雪丽随新坟，“魂归故土”。（摄于2003年11月8日。拍照时，<div> </div> 因担心冬子难受，我未敢跟他说，而劳驾他老父亲陪我到地里，才拍下来的） 雪丽没有敖过2002年的那个冬天，在开春前自己先走了。这个小家的主心骨，和实际“掌门人”的离去，让冬子悲痛欲绝，情绪十分低落。雪丽在时，冬子听她的。如今雪丽不要了，这个家也就没有了一个能管住冬子的人了。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Aug/830201630-5b.JPG" width="578" height="395" alt="" /> <div>冬子家正堂中，新摆上的雪丽遗像。</div>   高燕宁/文 2016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