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派進入議會的社會基礎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016年的香港立法會選舉，對於本土派來說，是里程碑式的發展躍昇。出乎許多人的預料，有6名本土派人士成功當選，成為新一屆立法會的議員。這屆選舉中選情異常激烈，參選名單多，細分的派別多，誰也不能預測自己的勝選機會，而本土派的候選人更是懷著“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心態大膽參與平生第一次的大選，敗選的心理準備大於勝選，結果是，突如其來的支持率把他們推上了議會政治之路。 此次選舉，投票率歷年最高，達58%，歷屆投票站都是規定在晚上的十點半結束投票，但是這次的晚間時段投票踴躍，有些票站被迫要延遲服務到淩晨兩點後。促成投票率狂飆的主要原因是近期香港的政治紛爭白熱化，自“雨傘運動”以來，本土思潮與來自北京的管治介入正面頂撞，香港普選往何處去的紛擾主宰著社會政治，香港年青一代的本土思維開始膨脹，其力量之大，足以打上明顯的歷史烙印，而本土派的先鋒組織憑藉著新世代的民意，衝上浪尖，從街頭走向議會，本土派領袖們自己也沒有想到，自己擔負的使命重任來得如此倉促，如此急迫，如此難以預測。 15%的民意推動非建制派重新洗牌 對於傳統泛民來說，也同樣始料不及。幾名泛民的政壇老手，歷來根植于民主派支持者心中的穩固形象的現任議員，意外落選，騰出的位置剛好給了本土派人士，令人瞠目結舌的“騰籠換鳥”效應，坐實了香港政治已進入三足鼎立時代的現實。 選舉中的票數反映了政治版圖中的板塊挪移。泛民在地區直選取得71萬多票，較上屆約99.5萬票，減少28%，但激進本土派及自決派新興力量共奪25.4萬票，令非建制陣容共取得110.9萬票，得票率共53%。建制派方面，得票87.7萬票，較上屆增17%，得票率近40%。單計35個地區直選議席，上屆泛民與建制在地區直選的議席為18比17，本屆建制派較上屆少一席，取16席；傳統泛民取13席，較上屆少4席；激進本土派及自決派則取7席，令反對陣營與建制比例為20比16。 新出現的名詞“非建制派”取代了以往的泛民說法，意味著除了傳統建制派之外，形成了涵括傳統泛民、激進泛民、本土派、自決派為一體的反對力量陣營。這次選舉，無論是建制派還是非建制派，雙方的支持者並沒有很大變化，仍然維持40-45%對60-55%的格局，近兩年時有浮動，顯著不同的是，“雨傘運動”後，泛民的傳統票倉出現了15%至20%的走票現象，支持了本土派的崛起。非建制派內部的理念和路線分野，造就了三種政治力量的鼎足之勢，議會內處於少數派的本土派議員掌握了關鍵的表決票數，給香港的議會政治和街頭政治帶來了更加複雜的因素。香港本土派的崛起正是台灣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翻版，第三勢力進入議會，代表了兩地激進本土派在當今政治環境下的加速發展，其使命不言而喻。 反建制浪潮來勢洶湧 縱觀世界範圍，反傳統政客，反建制的情緒日益高漲，傳統政治使社會停滯不前，難題不解，民生凋零，民怨激蕩，社會不公，貧富懸殊，日復一日，促成了一些國家的選舉，代表草根民怨的候選人勝選，成為政壇奇葩。常常出言不遜的杜特爾特當選菲律賓總統，粗話連篇的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進入終選決戰，就是實例。歐洲在難民危機中，多國的傳統政客也面臨著本土思潮的暗湧，一些傳統價值受到挑戰。 香港出現的少數本土民意雖然仍處於弱勢，但是在比例代表制的選舉中，它所產生的力量非同小可。主張維護本土本地利益的選民自然會推舉出他們的代理人，即使是在傳統勢力根深蒂固的地區，本土意識的候選人得到的支持度足以讓頑固的地方勢力詫異。 新界西選區的本土自決主張人士、土地正義聯盟的朱凱迪以票王勝出，得了8萬4千票，他自己也大吃一驚。他的選舉工程開展才不到兩個月，競選資金微不足道，投入僅10多萬港元，但是他的本土概念論述爭取了新界的許多選民，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批評新界存在多年嚴重的官商勾結情況，警告這種情況將會蔓延至全港；他主張香港自決，有居住在香港的人有權決定自己的事務。他還挑戰鄉議局的地位，提出民主改革鄉議局，剷除長久以來的鄉紳鄉黑現狀，不能讓新界的傳統鄉紳繼續違背民主價值，這一政治主張得到新界選民的認同，也代表了部分處於弱勢的新界原居民的心願。 朱凱迪當選前後，受到新界鄉黑的恐嚇及生命威脅，迫使他報警，尋求警方保護，并揚言未來四年都需要住在安全的立法會大樓內。可見新界傳統鄉紳勢力對新興的本土利益捍衛者的抵觸和憎恨。從民意支持度最大的朱凱迪一例，可以說明香港選民中反對建制的心態爆發，未來幾年，反建制和保守勢力之間的博弈還會持續。 “傘后組織”冒起壯大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小麗民主教室”的劉小麗在沒有龐大組織資源，沒有長期的知名度，甚至與朱凱迪一樣，沒有足夠的競選經費的情況下能夠當選，與她的“傘后”新興理念受到特定群體的集中支持有關。青年新政也是一個缺乏財政資源的“傘後組織”，它的核心團隊人數不多，即使選前成立的“選舉聯盟”帶來六個本土派組織的支持者，其競選經費也是少得可憐，但是這個新的政團有兩名候選人勝選，其中女性候選人游蕙禎與強勢對手黃毓民的爭奪白熱化，最後以400票的微弱優勢勝出。 此外，以“雨傘運動”組織者中的學聯和學民思潮骨幹為主體的香港眾志，新近成立後由羅冠聰參選，以高票當選，成為香港立法會歷史上年紀最小的議員。本土派人士走到前台，是“時勢造英雄”，有當前的社會思潮作背景，是香港民主政治發展到當前階段萌生的本土主義意識使然，選民中只要有足夠的支持，就會尋找本土思潮的代理人為本土派代言。據觀察，“傘后組織”是“雨傘運動”的持續執行者，在佔領中環的傘運第一波失敗後，並不意味著傘運不可持續，而是以更大範圍的民意基礎來在一個不同的領域，例如議會內，繼續佔領運動，其使命是抗衡建制派的普選操控，以及隱晦的“一國一制”的主張。 在目前香港的政治生態下，傳統泛民的思維正在進行調整，傳統泛民政黨的新舊交替正在進行，而且在此次選舉中成功實現。泛民政黨的新科議員是這些政黨的新世代，具有類似“傘運組織”的思維，特別是在對抗梁振英管治團隊上比較一致，主張倒梁，阻止梁振英爭取連任特首。反對人大8.31決定，實行不篩選的真普選，非建制派內部沒有大分歧。因此，“傘後組織”的政治主張正在影響著傳統泛民的路線和模式，也可能為今後的反對派鬥爭定下調子。本土派議員上任後，將會改變原來泛民的一些做法，與泛民的合作是有條件的，視乎個案的，不拘形式的。議會內的抗爭模式，更加多樣化，建制派將會面臨眼花繚亂的反對派運作。 “港獨”的難題 本土派在選前的主張中，有“港獨”的，有“自決”的，有“中港區隔”的，其中以“港獨”主張為政綱的候選人在選前被取消了參選資格，改由主張“自決”的候選人頂上并繼承了足以勝選的部分選票。“港獨”主張是本土派的一個共識，但本土派各派有不同的表述，因此，沒有主張“港獨”表述的青年新政兩名候選人，能夠跨過港府為“港獨”而設的《確認書》門檻，進入選舉程序。 勇武本土派和非勇武本土派的民意分野也在選舉中顯現。以梁頌恒為代表的非勇武本土派勝出，而勇武本土派（如九龍東的陳澤滔）沒有出線，反映了選民的取捨。勇武本土派與非勇武本土派之間的奧妙在選後可能出現進一步的厘清，對最終“港獨”目標的殊路同歸可能浮出水面。據成功當選的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恒說，中港區隔的表述是“港獨”之外模糊化的策略，這個表述空間在未來難以存在，要麼就是公開表明支持港獨，要麼就是支持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因此本土派的港獨論述將會明晰。梁頌恒與遊蕙禎出自本土派陣營，路線的明晰化不可避免。 在分析支持者格局時，我們觀察到一個分年齡段的民調數字，即，40-60歲的選民，只有2%支持本土派；20-39歲的選民有17%支持本土派，這就是本土派幾名候選人勝選的選民基礎，當梁頌恒在民調中看到自己處於新界東9席中的第7位時，就意識到了這股足以把自己推進議會的力量。 選舉結束後，梁頌恒第一個擔心是港府有可能褫奪他的議員資格，這就是為什麼當媒體記者問他如何演繹“港獨”主張時，他回答要等到議員宣誓程序完成後才能作答。對於本土派來說，“港獨”路線是一個難以繞開的話題和表述，既然模糊化難以持續，清晰化就成為必然。對於本土派議員來說，如果將“港獨”主張清晰化，必然違背參選時在《確認書》上的承諾，港府便有依據起訴表達“港獨”主張的議員，并最終褫奪其資格。如果本土派議員失去議席，則不能完成本土派在議會內的使命，這是個兩難的挑戰。 本土派必然要在選後坐下來研究將來的路線和表述，既要堅持“港獨”理念，向支持者交代，又要作出策略性的選擇，讓本土派議員能夠繼續佔領議席，在政策制訂層面牽制建制派。最終決定如何，還要看本土派的政治智慧。 民生議題讓路給政治議題 雖然以往各屆立法會選舉，都是宏觀政治大過地區事務，但是本屆選舉中，如此壓倒性的政治議題蓋過民生政策的推動，卻是工黨候選人沒有料到的，這種判斷失誤，使從政多年的李卓人和何秀蘭敗選，可能從此退出議會舞台。工黨認為，民生政策雖然一直受到工薪階層歡迎，但是本屆選舉的政治議題，包括對香港政治現狀的不滿，求變心態大大超過了對民生政策的關注，使工黨的優勢喪失，換取一些有宏觀政治理念的候選人接替上位。 在政治此消彼長的規律下，一些沒有與時俱進的泛民政黨遭到失敗。敗選的民協負責人馮檢基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在雨傘運動後沒有及時調整策略，沒有順應社會民情發展趨勢，沒有重視地區工作。 嶺南大學研究政治的學者李彭廣認為，一些資深議員連任失敗，反而一些政治素人、本土派取得成功，說明在非建制派支持者當中，有一些選民選擇了新的價值取向，本土意識加強了，後現代理念加強了，例如城鄉生活差距，環保等價值觀更新。 李卓人承認失敗時認為，選舉的碎片化造成互相分薄票源，工黨較為關注民生問題及基層人士的福祉問題，沒有過多關注宏觀政治議題，恰恰與這次選舉的基調不能吻合，使大家的支持點沒有放在工黨上，而是放在新興本土派身上和泛民中的新生代身上，特別是年輕人的政治偏向傾斜於不同以往的抗爭模式。 青少年中“港獨”意識正在發酵 此次立法會選舉，證實了“港獨”意識在香港社會中逐漸發酵，所佔比例也得出了量化指標，而意識產生的群體在青少年至青年的年齡段。 據觀察，中學生，特別是高中生中，“港獨”意識有所抬頭，拒絕中國大陸的人和事情況比前更甚。同一學校中，香港出生的青少年與大陸移民的青少年也產生了意識上的對壘，那些習慣操普通話并自成圈子的新移民青少年在價值觀上與香港出生的同學明顯不同，他們下意識不接受“港獨”意識，反而喜歡大陸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雖然兩個價值群體還沒有發展到對抗程度，但“大中華”意識和“港獨”意識的分野逐漸蔓延和深化。 筆者還觀察到，在一些公眾場合，比如在來往深港的火車上，很多操普通話的香港中小學生時常遭遇本地人的眼光歧視，甚至受到故意的肢體碰撞。身體語言的對峙往往又使移民學生群體對本地學生產生厭惡感，阻礙了其對香港產生的歸宿感和自由制度的好感。 選舉前後，中學里出現了對“港獨”宣傳的正反兩派辯論，有人認為中學校園不應該有“港獨”的宣傳，也有人認為學生中的“港獨”討論應作為自由言論看待。有中學的外墻被寫上“香港獨立”的大字，學校管理層遂作報警處理。 本土派的“自然獨”從客觀上掌握了時間上的優勢，因為青年一代有相當部分是支持“港獨”意識的，隨著時間推移，反對“港獨”的中老年市民逐漸減少，對反“港獨”勢力不利。因此，本土派在“形勢一片大好”之中，冷靜地感覺到“港獨”意識和行動將會在短期內受到港府的強力打壓，會否越壓越強，還要看雙方如何動員以及願意付出怎樣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