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峰会上的两个笑话和党治下的尴尬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这次G20杭州峰会的主题是全球经济合作。大家本想关注的是G20有关经济的新闻。谁知道习近平主席主旨发言中将通商“宽农”读成“宽衣”，笑翻了华语世界，抢了大风头。如果现在有机构要调研公众对G20的经济新闻的了解，大多数人大概只记得“通商宽衣”几个字。            要是普通人口误，谦虚点说声对不起就完了。我教书有时会口误讲错，如果有学生能指出，我还谢谢他给他加个分。记得22年前也是在杭州，留美经济学会举行年会。当伯克利加州大学Gold教授发言说“I am a sociologist(我是社会学者)”，担任口译的杭州大学资深外语教师将它翻译成“我是社会主义者(socialist) ”， 引起哄堂大笑。那杭大教师反应很快，“对不起，我将Gold教授改造成了社会主义者”，结果大家还赞赏他的谦虚和幽默。倘若我象习近平那样口误，就自嘲到底，“对不起，我将经济学和人口学搅浑在一起了”。如此，听众笑过也会原谅。            可这个“宽衣”的口误，发生在被宣传成一向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身上，尴尬就来了。我们不难看到整个事件的过程。事前，人民日报等官媒将习总书记宣传成是“善于运用古代典籍、经典名句来阐述思想。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信手拈来，寄意深远”的用典大师。为此官方还出版了《习近平用典》并开了发行大会。为了准备G20会议习的主旨讲话，一定要引经据典，于是写作班找了《国语》相应部分。其中“通商宽农”意思老道，也没有生僻字，本来是写作班的立功之举。按常规习也一定事先演练过这个发言，在这句上并没问题。加上会场上还有两个透明提词器随时提示。可现场上习读到这里，忘了原来的排练，将“宽农”看错读成了“宽衣”而毫不知觉。下面中国听众想笑却不敢，还得正襟危坐。这里暴露了几个问题。一，习自己并不知晓“通商宽农”用典；二、习也没意识到“宽衣”是个大笑话。大凡读书人，虽不大知道“通商宽农”用典，却是知道“宽衣”解带含意不雅的。这句口误和前面官媒宣传的习总是国学用典大师形象太不相称。怎么办？当局的办法就是全网删贴封口。殊不知寻常百姓对“宽衣”新闻的兴趣最有情钟，于是乎街谈巷议，微信网聊，都是“习大师的宽衣”笑话。            由此从国学典故联想到经济学。和江胡不同，习近平集经济大权于手中，亲自管经济。官媒也为此特别造势宣传习近平的经济学学问渊博，英明盖世。杭州会议前夕，各官媒以《习近平告诉你经济应该这么抓》为标题，林林总总，宣讲习近平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环境和政策如何了如指掌，并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未来发展..清晰地指明了发展方向”。可习在主旨发言中的另一段错误，却令人怀疑他对一般经济数字是否熟悉。习发言中说“中国人均收入接近8千万美元”，惊煞了下面听众。细看视频，习在“千”和“万”当中，他犹豫停顿了一下，似乎觉得千字不对，再加了个万。然后他瞥一下右边提词器，于是又订正说，8千美元。从视频上些来回反复的细节可以看出，习近平讲到人均美元数字时，不象是无意识的口误，而是他拿不准是千，万，还是千万。可是，“人均收入”和数字，早已不是经济学专门术语，而是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基本指标和鼓动翻番的口号，成为社会常识。作为经济领导最高负责人，是8千，8万，还是8千万美元，本应该非常清楚。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人不可能样样精通，领导者也一样。正是因为前面中共部门把习总书记宣传成一个万能博学大师，才铺垫了后来的笑话。领导人不懂经济不可怕，就怕不懂装懂下指示，底下又没人能反对。1996年北朝鲜粮食短缺，金正日想“何不食肉糜”，说种草喂养牛羊可以提供食物，底下书记们都盛赞领导英明。于是全国总动员，毁掉庄稼地种草，酿成了更大规模的饥荒。中国何尝不是这样? 毛不懂经济，却被宣传成是创造农业八字宪法的农学家和人定胜天的救世主。毛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谁批评质疑就是右派敌对势力，就被打入牢房。结果造成中国3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中外历史教训值得记取。细看近年来习总的一些指示，如在经济和公共管理领域中推行党治和政治挂帅、搞党管国企、做大国企、一带一路的投资撒钱、行政干预股市、等等，都是不懂市场经济的做法。底下经济学家和干部意见很大，却没人能阻止反对，官媒报道的就是各级党组织的阿谀奉承和抬轿子。这些错误政策已将中国经济拖入目前的L型陷阱。 “宽衣”和“人均收入8千万美元”听上去是笑话，实质上反映了共产党党治、个人崇拜和领袖独裁下缺乏纠错机制的体制弊端。这种弊端曾给中国带来过经济灾难。不改革这个党治和个人独裁体制，中国经济就没有希望。 （张欣，美国经济学教授  原留美经济学会会长）